第二节 新亚洲外交战略的困境
在东亚各国当中，中国和日本作为两个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体制不同的国家，在地区和平与发展方面无疑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冷战”后到大约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前，伴随着大国关系的重大调整，中日关系也面临着建立新的战略合作基础的现实问题。在中日关系经历了数年的“政冷经热”的非正常状态之后，又迎来“再次正常化”局面的时候，建立和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成为中日两国的共识和今后发展的基础。特别是民主党新政府上台后，一直强调要巩固和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民主党新政府重视亚洲的外交姿态也为中日友好合作带来更多的期待。
由于特殊历史因素和地缘政治特性，东亚地区成为美国、日本、中国、俄罗斯等大国之间利益和矛盾的交错之地，大国关系在东亚地区形成了相互牵制和相互合作的相对稳定的状态，但至今尚未形成有效的地区安全机制。由于缺乏有效的政治互信机制和安全制度的约束、管理与控制，东北亚地区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安全困境表现最为突出的地区之一。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稳定与健康发展既是世界和平与发展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与中国和平发展和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其中，中日关系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一直是东亚地区国际关系发展变化最重要的问题，对中国的和平与发展影响最大。
许多学者认为多边主义是缓解“安全困境”的一剂“良药”。所谓多边主义是指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之间发生联系的方式。约翰·罗杰将它定义为“依据普遍行为的原则，协调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的制度形式”。除了这种从制度层面界定外，多边主义还表现为国家行为体之间的行为方式，以及对国际普遍的行为准则和规章制度的重视和遵守。[9]青睐多边主义的学者认为，多边主义可以为各国际行为主体提供一个降低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活动机制；缓解各行为主体之间的猜疑和恐惧，增进彼此的互信；推动形成各行为主体对安全规则的集体认同，促进区域安全共同体的形成。
在多边主义泛起的时代，日本的社会精英对多边主义也越来越感兴趣，他们意识到，应从多边制度建设的角度出发，重新谋划如何扩大日本的国际贡献与作用。如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就曾撰文指出：“但凡日本想要做出国际贡献的时候，它都应该在以对话和合作为目标的多边框架中去做，它都应该维持共同讨论的论坛以消除误解和疑虑。这是日本的迫切任务。”[10]
日本虽然意识到了多边主义对其扩大国际影响、消除区域国家对其军事发展的疑虑有着重要作用，但是它仍旧把日美双边安全关系视为任何形式的亚洲安全框架的基础，因而小心翼翼地避免使多边安排削弱日美双边关系。
日本民主党新政权虽然可以强调要重视亚洲外交，提出建设“东亚共同体”构想，但是仍旧需要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寻求自身的安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外交战略的有限性。“美国阿斯本战略研究所提出报告书，分析日本今后可能选择的国家战略，认为有四种可能性：其一是单独大国战略，即在军事上脱离美国的保护伞，发展独自的军事实力，走‘军事大国’的道路；其二是地域战略，即在日本所处的东亚地区营造包括该地区多数国家在内的经济集团，将美国排除在外；其三是现状维持战略，继续以日美安保体制作为对外关系的轴心；其四是全球性的非军事强国战略，以其强大的民生产业实力在全世界扩大影响。”“上述四种战略中，实际可行的只有两种，即第一种‘军事大国’战略和第三种‘维持现状’战略。在日本尚不具备迅速发展独立军事力量的条件下，唯一可行的是在维持日本安保体制现状的前提下，逐步增强‘独自的军事力量’和‘政治自主性’。”[11]
2002年11月28日发表的《21世纪日本外交的基本战略》给日本战略的选择确定了基调：“日本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重要的目的是确保独立与国土、国民的安全。在可预见的未来，其现实的手段只有日美安保体制”。[12]这个基本原则即使到了民主党执政的今天，也依然没有任何改变。
多边主义安排虽然无法替代日美同盟的基轴地位，但是，随着国际形势和日美实力对比的变化，日美同盟必将做出相应的调整。民主党政权上台半年多以来日美关系的诸多矛盾和纠葛，其核心也都是围绕如何处理日美同盟关系。
事实上，以日美安保体制为基础的日美同盟是日美两国互有需要、相互利用的产物。美国需要借助于日本的力量来推行其全球战略，巩固霸权地位，日本也需要美国的支持以实现其大国志向。但是，在日美安保体制下美国对日本“大国志向”的支持又是有限度的，所以，日美两国在密切合作的同时，也必然存在着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所以日美同盟关系对日本也具有一定的“瓶塞”作用。而日本也越来越不满于美国的束缚和牵制，日本许多精英认为，“日美同盟并不是日本的国家利益，而只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目前巩固日美同盟既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但又不能完全满足日本的国家利益”。[13]正如汉斯·摩根索所言，“一个国家要不要实行联盟政策，并不是个原则问题，而是个权宜的问题。一个国家如果认为自己强大到足以自立而无需援助，或者认为联盟义务的负担可能超过期望得到的好处，它就会回避联盟”。[14]《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书中也谈到同盟的困境，“同盟会带来两个彼此关联的担心：背信弃义和再结盟，或者称作抛弃（Abandonment）和牵连（Entrapment）。这一同盟内部的安全困境使各国担心它们会在需要同盟时被盟友抛弃，或者由于受到盟友行动的牵连而去履行与它们自身安全关系不大的义务。格伦·斯奈德认为，各国会在抛弃与牵连之间进行权衡，以此维持两者的最佳平衡。安全上，一国对同盟的依赖越小，它行动的灵活性就越大，与同盟讨价还价的能力就越强”。[15]
所以，由于这种客观条件的限制，日本必然在外交实际运作中积累对美国的离心倾向，而这种趋势将会对未来日本外交战略的选择以及日美同盟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目前来看，日本要完全脱离日美同盟，“单飞”闯荡国际社会似乎不太可能，但是能在日美同盟框架内对日美同盟关系进行修补。日本前驻美大使松永信雄就主张，“日本应维护日美同盟关系，同时也要认识到，日本是存在于国际社会的独立主权国家，并非美国的从属国，因而日本应保有自己的主体性和独立性”。[16]事实上，日本民主党政权内部的主流意见尽管是要重新审视日美同盟关系，但是在维系日美同盟这一点上则是完全一致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国内在“政治”“经济”“社会”等“三个泡沫的崩溃”的社会背景下，国内政治经历了深刻的变革。
“冷战”结束以后，日本政坛围绕国家定位和发展方向问题展开了长期的辩论。其结果是由小泽一郎倡导的“正常国家”论被越来越多的年轻政治家所认同，逐渐成为日本政坛的主流意识。
在国内新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日本政治总体保守化、右倾化，“正常国家”观念也成为日本政坛的主流意识。民主党政权上台后，这种倾向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也正是在新民族主义的社会思潮和“普通国家”的政坛意识合流影响下，日本在外交领域积极开展活动，扩大国际影响，争取国际社会对其大国地位的认可。
民主党政权提倡构建“东亚共同体”，加强同亚洲各国的外交合作。在表现形式上，民主党政权可以在政策上有别于自民党政府的外交政策。但是，日本想要成为“正常国家”和世界政治大国的愿望并没有丝毫减弱。正如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认为：“由于历史和自尊心的原因，日本是个不完全满足于目前全球现状的国家，虽然日本的表达方式比中国更为克制。日本不无理由地感到它有资格被正式承认为世界大国”。[17]
有关“东亚共同体构想”的话题引起了世人的极大关注。然而，当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60多年的角度重新审视日本提出的“东亚共同体构想”时，日本政府、团体与公众的国际感觉和东亚认同感究竟是怎样的东西，就不能不仔细考量其中的复杂含义了。
“冷战”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在外交战略上逐渐显示出争当政治大国的志向，意欲从美国的羽翼下走出来，改变战败国的形象，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尤其是希望掌握亚洲事务的主导权。其突破口就选定了利用联合国改革的时机，争当常任理事国，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日本政府在多种公开场合明确宣称要争当常任理事国，并不惜采用经济手段和政治手段游说各国拉选票，志在必得。
“9·11”事件后国际环境的变化和日本经济的低迷增强了一般日本民众的危机意识，国民对日本前途的不安日益增大，对外认识和社会舆论大幅度“右倾化”。日本国内要求修改和平宪法，为自卫队重新定位、更名的呼声甚嚣尘上，篡改历史教科书、政府首脑积极参拜靖国神社、鼓吹发展军事力量等，反映了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日渐高涨。国民总体意识的保守化、右倾化说明了在经济衰退、国民自信丧失的时期，激进的改革和极端的民族主义则容易受到欢迎。
由于政界的“总体保守化”，西方政治体制范本和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对外政策成了各派政治势力的共识，各政党在对外关系定位时，就以日美同盟为基础出现了相对明显的一致。特别是日本的外交政策日益受到“普遍价值论”和“中国威胁论”等“冷战”后西方新冷战思维的影响，不仅对华外交变得日益强硬。而且与此相应，在东亚区域合作与整合的问题上，伴随着争夺地区主导权，日本也处处采取了咄咄逼人的姿态。
解决“国际协调与合作”的非平衡性问题，避免过分重视美国和轻视亚洲邻国是战后日本外交一直难以逾越的难题。近年来，“日本在领土问题、历史问题以及资源问题等方面不断的‘疯狂之举’，有可能会促成邻国结成某种非正式阵线，共同应对日本的野心，同时也会让日本政治大国的梦想渐行渐远”。[18]民主党政权上台后，日本努力尝试要改变过去自民党执政时期的这种外交困境，“东亚共同体”构想的提出就集中地体现了这种外交上的积极姿态。
然而，在具体的区域合作等领域，日本的表现不尽如人意。日本在能源、资源与领土问题上的表现不断地折射出其经济、政治和民族情绪问题。从21世纪初的中日俄等国能源之争可以看出，问题的根源已经超出经济因素的考量。俄罗斯东部石油和天然气输送管道的多重博弈，凸显中日两国乃至俄罗斯对能源安全、经济利益的关注程度。石油天然气管线之争并不仅在于能源本身，更多的则是出于国家战略层面的考虑。与中国的区域合作总体战略的考虑和优化能源结构及确保能源安全的现实选择相比，日本更多的是从地缘政治战略的层面上积极参与，意图达到既遏制中国的能源多元化战略，又可扩大和确保在本地区的影响力的双重效果。
在区域安全领域，尽管日本新政府的安全防卫战略尚在制定当中，但种种迹象表明，日本不甘心在日美同盟中的不平等地位，正积极争取在东亚地区安全战略格局中占有更大的比重。但是，只要以日美同盟为基础的日美关系不发生根本性改变，那么在“东亚共同体”问题上日本的“美好愿望”就缺少实现的可能性，日本的新亚洲外交战略的实施也会遇到许多不可逾越的障碍。
东亚和谐区域的构建和区域合作的发展，地区政治互信与信赖关系的建立，不仅取决于各国政府的相互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各国人民的相互认识和理解，能否做到“增信释疑”。只有国民层面上的相互认识和理解达到新的高度，才有可能推动各国政府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在国际政治、经济及全球性问题等领域加强协调与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及全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积极贡献。
目前，东亚地区各国之间相互信赖关系的基础还很薄弱，有人认为造成这种相互不信任感的原因更多的是由于相互认知的错误。而且政治精英和智囊人物对于相互的国家未来走向的模糊判断，对国家的政策制定起着巨大的影响，并直接导致了国民的不安和相互不信任感的产生。[19]这个问题也直接涉及“东亚共同体”构想能否被亚洲各国所接受并共同努力构建区域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