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不断变化的中国家庭结构
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家庭结构也与人口结构的变化息息相关。家庭结构会极大地影响一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何实现已经或者即将出现的数量庞大的老年群体的高质量生活，将是每一个家庭面临的挑战。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剧烈变革，家庭的结构性关系、功能性关系和意识形态关系也将发生巨大的改变。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老年人的社会保障是依托家庭的，然而目前，这也需要社区进行补充。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住房改革使传统家庭的经济和生活资源分配发生了根本性改变（Meng & Luo，2008）。后来，“福利社会化改革”引起了从单位制福利体系向更开放、多元的社会福利体系转变，这实际上意味着责任的多元化（Leung，2003）。不管怎样，家庭依然是中国社会养老的基本单位（张文范，2000）。不过，中国家庭现有的变化仍然反映了社会层面的变革。
一 家庭规模、人口迁移以及弱化的家庭支持
过去，中国是鼓励生育的。长期以来，儿孙满堂被认为是老年人最大的成就和幸福。中国有句老话叫“养儿防老”，这反映了传统中国老年人通常希望从年轻人和他们的家人那里获得经济、情感与生理方面的支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年长者被认为是权威人物，很受人尊敬。中国的孝顺理念认为，家中晚辈尊重和赡养年迈的父母是一种义务与法律责任（Sun，2002；张文范，2000）。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他们大多数是独生子女一代的父母——即将步入晚年，中国将受到“独生子女”时代带来的巨大影响。这些独生子女的父母在晚年很有可能成为所谓的“空巢”老人，随着一代又一代“空巢”老人的到来，社会和家庭的结构无疑将会发生根本的改变（刘颂，2004）。因此，可以预见“四二一”家庭（夫妻有一个孩子、四个父母）将成为主流的家庭结构。自2014年开始实施的“单独二孩”政策显示了人口生育政策的进一步放开，但其对于老龄化社会的影响有多大还不得而知，我们可以看到，西欧很多不限制生育的国家并没有因为鼓励生育而减缓其老龄化的速度。
伴随着全球人口的不断增加以及家庭规模的不断缩小，如今，大多数人都生活在3到4个人或规模更小的家庭之中（Field，2008）。目前，在中国，典型的家庭是由1至4人组成的，2010年全国每户家庭平均人数为3.10人，相较于1964年的4.43人有所下降，同时期上海的数据仅为2.49人。此外，2010年中国的“一人家庭”和“两人家庭”占家庭总数的比例分别为14.5%和24.4%（国家统计局，2011），纯老户和老人户显著增加。
同时，每个年龄段夫妇的离婚率都在增加。2011年依法办理离婚手续的夫妻共有287.4万对，离婚率是2004年的1.7倍（见表2-3）。由于工作和生活压力的影响，以及教育和抚养等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多的夫妇——特别是在大城市中的夫妇，倾向于晚婚晚育。家庭规模逐渐缩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诸如丁克家庭（DINK，Double Income and No Kids）、同性恋伴侣以及单亲家庭（其中大多数是母亲带着孩子）等新型家庭结构的影响。
表2-3 2004～2011年中国结婚率、离婚率对照表
总体而言，家庭规模正在缩小。更小的家庭意味着在即时关系网内，潜在的沟通或支持，尤其是照顾性支持，将会变得更少。另外，女性家庭成员，尤其是妻子和母亲，她们在传统家庭中承担照顾家庭的责任，现在也转变为积极参加工作，这将进一步降低家庭的照顾性支持的供给水平[7]（Leung，2003）。
早些时候，中国人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总体流动性并不大（Zhou，1992）。在改革开放之前，国内人口流动率相当低（Lai & Siu，2002）。直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居住登记和食物配给体系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这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并使城市和农村地区存在巨大差异。在城市中，牢固的单位制结构也限制了城市间的人口流动（Cheng & Seldon，1994）。
然而，近年来，户口登记体系的放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同地区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以及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使人们在不同地区频繁地流动，以求获得更好的发展。农民进城，中西部的城市工人则奔赴经济更发达的地区，尤其是前往沿海地区找工作（Leung，1997，2003）。从郊区到市区，从城镇到城市，甚至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移居现象愈加普遍。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尤其是那些大学毕业生，为追求事业而移居城市，这样快速的迁移常常使他们与亲人相隔千里。
自20世纪70年代晚期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向国外迁移的比例亦持续上升（Zhou，1992）。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和动机，中国人开始移居国外（Wong，2007；Zhou，1992）。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前往国外的中国留学生规模不断扩大，他们构成了移民的主力军（Lee，2005）。不论是来自农村还是城市，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国外工作或学习，这使得他们不得不和年迈的父母隔海相望（Lee & Xiao，1998）。尽管有些年迈的双亲为了家庭团聚，移居到孩子所在的国家（Lee，2005），但是绝大部分家长只能留在家乡，所有这些因素都致使家庭凝聚力逐渐变弱。
二 城市化改革、家庭经济纽带和价值观的代际变化
在近几十年中，中国实行以市场经济为主要导向的综合性城市改革，这一过程包括房屋、教育和医疗护理的商品化等众多方面（Du，2008）。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的城市住房属于公共福利，免租房由国家通过单位分配给城市居民（Leung，2003），同一单位的工人往往住在同一住宅区（Bian，1994；Freeman & Ruan，1997）。工作继承体制[8]以及由此带来的内部劳工市场使得跨单位的岗位流动规模很小。由于费用高昂，当时规模较大的家庭的流动受到了更严格的限制。因此，许多工人在整个工作生涯，甚至在退休之后，其居住地都与工作单位在同一街坊。这样一来，工作场所就成了中国城市居民最重要的社交网络（Gold，1988；Walder，1986）。
但是近几十年来，由于80年代末的住房改革，城市住宅间的距离不断增加，从而使得这一情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革使得城市范围内的流动开始增加（Lai & Siu，2002）。自单位制解体以来，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再也无法依赖单位来解决住房问题（Meng & Luo，2008）。此外，子女也不再接替父母在原单位的工作。尽管大多数年轻人仍在购置房产时从父母那儿得到经济支持，但他们现在可能会定居在其他地区，甚至其他城市。
另外，如今上班族频繁的跳槽也推动了整个家庭的搬迁，在大城市中更甚。出于对通勤距离的考虑，一些家庭成员或许会分开居住。而且，由于大城市改建中的安置项目，有时会给予一个家庭多套住房（陈映芳，2006）。颇为讽刺的是，这会使得家庭成员相互分离，而非让他们团聚。城市改革引起的居住形式的变化以及家庭成员之间距离的增加，逐渐地减弱了家庭的经济纽带。同时，因现代化而弱化的家庭经济纽带，也减弱了家庭内部的社会联结。
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开始实行相对开放的对外政策，这给整个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一些受西方影响的现代观念开始在国内广为流传，这深刻地改变了年轻人，甚至他们父母的传统价值观。
一般来说，20世纪50年代之前出生的人现在正步入老年，他们养育了较多子女，这些子女出生于70年代至80年代的婴儿潮。目前大多数老年人将在未来几十年继续成为老龄化进程中的主力军（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1994）。这一代人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事件，其中也包括“文化大革命”和70年代以来的众多社会、经济变革。其中一些人，在经历了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洗礼之后，更倾向于远离子女而居。对于那些相对富有的，在经济和生理上更独立的人来说尤为如此（Meng & Luo，2008；Palmer & Deng，2008）。然而，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一方面宁愿独立居住，另一方面又选择住在离孩子相对较近的地方，有时甚至住在同一居民区内（Hareven，1987；Meng & Luo，2008；Unger，1993）。
与之相似，无论是单身还是已婚，更多年轻人选择远离父母居住，这样的年轻人家庭占了中国家庭的40%左右。在一些大中城市这一比例达到50%（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等，2011）。预计这一比例还将继续上升，这样的话，当这批独生子女的父母步入老年后，更多的人将和其成年子女分开居住。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传统家庭结构以及家庭观念的改变将会对个人生活，甚至整个社会都产生众大的影响，这当然也会改变老年群体的价值观和需求。
[1] 国家统计局，《2011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 人民网，《中国将面临重度老龄化 速度是发达国家的2倍》，2012-10-24，http：//old. cncaprc.gov.cn：8080/info/19356.html。
[3] The World Factbook，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ch.html.
[4] 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2011-4-28，http：//www.stats.gov.cn/tjgb/rkpcgb/qgrkpcgb/t20110428_402722232.htm。
[5] 老年抚养比为65岁及以上人口数/15～64岁人口数。
[6] 国家统计局，《2011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7] 在1999年，46.7%的劳动力是女性，年龄在20岁至44岁的女性中有90%的人参加劳动，这一比例和男性接近（Leung，2003）。
[8] 在计划经济时期，当人们退休后，他们的子女通常接替他们的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