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学术与心灵的交响
我在2012年春天写了一篇书评：《〈学术史与心灵史的交响〉——冯济平编〈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自述〉读后》。我认为，这些学者自述就其整体而言，不独展示了一个时代的学术变迁，而且展现了一代学人的心灵轨迹。仿此，我将这篇自序命名为《学术与心灵的交响》：我太重视学人的人格建构与学术研究这两者的互依互动的关系了。
本文集是作者多年鲁迅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论文选集，分为三个部分。攀援主峰：鲁迅学研究；跬步山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逡巡余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及其他。
攀援主峰
倘若将中国现代文学喻为喜马拉雅山，鲁迅自然是珠穆朗玛峰。鲁迅学研究一直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多年来攀援不止，亦有不少收获。但鲁迅是说不尽的，虽然学界有人（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张梦阳）将我视为新时期鲁迅与外国文化比较研究的三个代表人物之一，然而我自知所收获者并非颗颗籽粒饱满，浆水充盈。还有些鲁迅研究之研究论文，亦选择少许放入本书，算是敝帚自珍。
我自幼崇敬鲁迅，鲁迅的思想与人格在潜移默化中融于我的心灵与血液。踏上学术研究之路后，我一直以鲁迅学为主要方向，那原因之一即在于鲁迅的创作与人格的高度统一使我迷恋。而我考上研究生之后，导师田仲济先生上的第一课即是怎样做人，先做好人，才能做好学问。这恰与我的价值取向产生强烈的共鸣。当然此处所谓做人，亦并非独善其身，而是要像鲁迅那样，觉得“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这不独决定了我的研究对象，也决定了我的研究路向：研究鲁迅，为改造中国与人生研究鲁迅。
我在鲁迅学领域能够有点成绩，也是由于当时采取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比较文学方法。我将这一点归功于时任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后任会长）的林非先生和辽宁大学教授杜一白先生的点拨。他们先后向我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于是我将硕士论文的题目设定为《鲁迅与契诃夫》。母校的蒋心焕老师建议不如写《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尽管难写，但是正因为难写，所以写出来便是成功。事实果然像蒋老师预言的那样。答辩委员会主席薛绥之先生在答辩通过后热情地说道：“我读过的最好的两篇硕士论文中一篇是王富仁的《鲁迅与安特莱夫》，另一篇就是李春林的《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薛先生实在过奖了，我比王富仁差得远。
硕士论文完成后，先以单篇论文形式陆续发表，后整理为专著1985年正式出版。论文发表后，大多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复印、《高校社科文摘》等转摘。尤其是《两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比较研究》被选入中国社科院鲁研室编选的《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一书中。辽宁省仅有3篇入选该书。《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对鲁迅发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家之一；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新的文学创作的杰出的开拓者，实现了文学在一个时代的重要发展；他们都是下层人民苦难的深情的呻唤者，对于不把人当人的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挞伐；他们都是人的解放道路的执着的探索者，但两人最后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鲁迅成为共产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求救于基督教；两人最为相同的根本特点在于他们都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都成为“高的现实主义”即心理现实主义伟大作家，从而将现实主义艺术发展到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
《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被袁良骏、张梦阳等先生写入他们各自的《鲁迅研究史》中。《光明日报》等多种报刊刊发了关于该书的评介，北京大学的张文定先生在为《中国比较文学通讯》写的短文中，称该书“得出了不少开创性的结论”。著名俄苏文学研究专家（智量、冯增义等）也以不同的形式（相关专著、书信）肯定了我的研究，智量先生明确提出，确实在中国只有鲁迅才能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话。但我认为，所有的评介都忽略了一点：我恐怕是较早地发现了鲁迅某些小说的复调品格，至少是其中之一。由于一方面，此种论述在《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中并非篇幅很多，没有进行专章、专节论说；另一方面，在国内尤其是现代文学研究界，当时巴赫金尚未广为人知，其相关专著并未译介出版（我写硕士论文时读的是苏联作家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俄文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所以读者对《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中的这一部分内容有所忽略。只有彭定安先生在为《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所写的参加中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的推荐信中提及此（他也是较早地发现了鲁迅小说此一特点，所以他能注意到我的相关论说）。现在，鲁迅作品的复调品格，业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了（当然亦有泛化现象）。
被国外学术界认为是新中国鲁迅研究领域的第二代领军者的王富仁，在他于20世纪90年代撰写的《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一书中，认为《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鲁迅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的六部代表作之一。
要之，以后我一直以鲁迅为主要研究对象，尤其热衷于鲁迅与外国作家的比较研究。1993年，我参加了彭定安先生主编的《鲁迅：在中日文化交流的坐标上》的撰写。全书凡15章，我撰写4章，几近全书1/3。在具体论述中，我提出了“伊藤鲁迅”这一命题，后来得到日本鲁研界乃至伊藤虎丸本人的首肯。
我一直想将与鲁迅发生过这样或那样关联的外国作家全部与鲁迅做一下比较研究，尽管不断被其他事项打断。但根据做学问的基本原则，要如是为之，就必须首先搞一下鲁迅与外国文化比较研究史，于是有了《鲁迅世界性的探寻——鲁迅与外国文化比较研究史》（与辽宁师大王吉鹏合作）一书在1999年的问世。
全书由我设定框架。我将鲁迅与外国文化的比较研究分为四个历史时期——滥觞期（1919～1949）：鲁迅的世界性的最初发现；停滞期（1949～1976）：缺少比较文学理论指导的鲁迅比较文学解读；发展期（1976～1989）：鲁迅挟世界文化向我们走来；深化期（1989～1998）：鲁迅：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坐标上。在全书结语部分，提出了今后的研究方向：就影响研究而言，应从鲁迅与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与西方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与西方心理现实主义文学、与苏联文学、与日本文学几个方面入手继续深入探寻鲁迅是如何为世界文学乳汁所养育的；从平行研究来说，则应进一步扩展研究领域，既要考察鲁迅与古典作家作品的关系，又要同世界现代主义作家作品进行考较，更要探究鲁迅文学现代主义质素的渊源（西方现代哲学、心理学、前现代派文学等）。这是对鲁迅与外国文化比较研究走向的预测，同时也是给自己提出的艰巨任务。彭定安先生在为本书写的序言中称该书“填补了鲁迅学史和鲁迅学的一项空白”，“对历史的分期，是经过思索的，有依据的”，并详细阐释了该书的“多方面的”意义。
我曾将书中的部分内容提炼为《比较文学方法解读鲁迅的回顾与反思》一文，在1999年8月于昆明举行的“中国鲁迅研究五十年”研讨会上宣读（是书当时尚未印出）。也正是在这次会上，时任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陈漱渝先生在主题报告《“只留清气满乾坤”——建国后鲁迅研究断想》（发表于《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10期）中将我列为90年代“鲁迅研究领域十分活跃或崭露头角的”13位中青年学者之一。
此时我还参加了冯光廉和刘增人等先生主编的《多维视野中的鲁迅》一书的撰写，承担《比较文学方法的鲁迅解读》一章的撰稿任务。在长达7万余字的篇幅中，论述了比较文学方法解读鲁迅的意义，鲁迅的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探求了养育鲁迅的世界文学的乳汁（影响研究），将鲁迅与20世纪文学大师进行了平行比较。其中一些内容又以独立论文形式先期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有的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复印，被《新华文摘》、《中国社科文摘》摘登。这已经是对完成自己在《鲁迅世界性的探寻》一书中提出的任务的热身，为大规模进行鲁迅与外国文学研究所做的一个准备。
紧接着，我设计、论证了“鲁迅与外国文学研究”这一课题，列出全书纲目，经由辽宁师大王吉鹏申请，获得了2001年国家社科基金。最终成果《鲁迅与外国文学关系研究》一书，由王吉鹏任编委会主任，我任主编。参与撰稿者有多名鲁迅研究专家和青年学子。全书70余万字，我独自完成35万字。全书由导论《比较文学方法解读鲁迅的意义、回顾与前瞻》、上编《鲁迅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论纲》、下编《鲁迅与外国作家关系研究》构成。上编是对鲁迅与外国文学关系的面上的一种鸟瞰，将与鲁迅发生过这样或那样关联的诸多外国文学流派与鲁迅的关系都进行了探讨。它事实上是全书精详的提纲。下编则是对鲁迅与单个作家关系的梳理与研究，列出专节者共66位外国作家。对某些外国作家与鲁迅的比较研究可谓首次进行，如俄罗斯的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柯罗连科，捷克的扬·聂鲁达，罗马尼亚的萨多维亚努，保加利亚的伐佐夫，芬兰的康特、亚勒吉阿，瑞典的斯特林堡，德国的歌德，奥地利的至尔·妙伦，法国的巴尔扎克、菲利普，菲律宾的黎萨尔，南非的旭莱纳以及诸多苏联“同路人”作家和无产阶级作家。这样，就进一步昭示出鲁迅与世界文学的广大而深刻的联系。该书问世后，《鲁迅研究月刊》、《中国图书评论》等均载文评介，有学者认为此书是自有鲁迅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以来最大的一次全景式研究，带有鲁迅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的百科全书性质。全书“新见迭出”，不少篇章是作家的“思想、创作与人格的空前的全面而深入的比较”，“许多篇章都在字里行间饱蕴着民族忧患意识和知识分子自省意识”（杜秀华：《鲁迅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的重大收获》，《中国图书评论》2004年第7期）。
虽说此书问世业已10年，从规模上看尚未有超越此书者，然而此书离我的期望还很远：鲁迅一生共译介了14个国家105位作家的作品，所介评的外国作家则涉及21个国家166人，与鲁迅发生过关联的外国作家总数则为479人。而此书列出专节论说的不过66人。所以在此书之后，我仍执着于鲁迅与外国作家的比较研究，先后写了鲁迅与纪德、汉姆生、卢那察尔斯基、法布尔、索洛古勃、盖达尔等文。我想在有生之年尽量多写一些。
沿着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势头，又与人合译（我独自译了全书85%，并为全书作注、译校）了弗里德连杰尔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一书，撰写了《复调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其作》一书。还撰写了《寻找“绿棍”——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此书的命名由托尔斯泰少年时所作的游戏而来——谁找到“绿棍”，谁就能获取使人人幸福的秘诀。在我看来，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本质属性就在这里。我特别赞赏该书责编刘雪枫为此书封面所选的画幅：一双合十的手。那显然是一颗伟大的无限悲悯的心灵（当时我感觉这双手是泰戈尔笔下的苦行僧的手，甚至是泰戈尔本人的手。直到在2011年8月3日《文艺报》重新看见了这双手，读了徐鲁的文章《祈求的手》，方知这是德国15世纪著名画家阿尔布雷特·丢勒所画的他哥哥的手：他哥哥当了四年矿工，支持弟弟完成了学业，但那双手却历尽苦难。这幅画是感恩之作，而其中蕴含的深沉忧郁和牺牲精神恰与俄罗斯文学暗合。所以选取这幅画作《寻找“绿棍”》的封面画，真可谓独具慧眼）。全书的撰写往往从鲁迅对某一位作家的评价出发，带有以鲁迅观点对俄罗斯文学重新阐释的质素。而阐发研究亦是比较文学研究之一种。
现任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张梦阳先生在2010年9月22日《文艺报》发表的长文《中国鲁迅学的历史及其国际影响》将“乐黛云、张华、李春林等关于鲁迅与外国文学关系的研究”列为新时期“鲁迅学的各个领域都有了扎实的进展”的表现之一（乐、张都是长于我的前辈学者）。
我的鲁迅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有一个鲜明特点，就是非常重视作家心灵、作家人格的比较研究，因为在我看来，文学的本质不独是人学，而且是心灵之学。我的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比较研究、与迦尔洵的比较研究，可谓其中的典型篇章，一些评论者也都注意到此。
心灵和人格与人的思想境界紧密相关。所以我对鲁迅的思想发展历程进行了研究（其实在上述鲁迅与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中业已包含思想比较研究内容，如鲁迅与托尔斯泰的比较）。鲁迅思想成为我研究鲁迅的一个重要方面可谓顺理成章。
学术界有鲁迅思想可分前后期说，早期、前期、后期说等。我觉得这未免简化了鲁迅思想的发展历程。我提出了鲁迅思想发展四期说：早期、前期、中期、后期，而且中期至为重要：它说明了鲁迅世界观的质变是个渐进的过程，鲁迅并非一夜之间就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正因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才更能昭示鲁迅思想的深邃。所形成的两篇论文，一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一被《新华文摘》摘目（本来选入此书一篇，但后因篇幅问题割舍之）。
鲁迅作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也必然有着自己深刻的文艺思想；而毛泽东强调自己与鲁迅是相通的，这在文艺思想上也有诸多表现。然而，以前人们往往只看到相似之处，却对两者的不同缺乏研究，我的《文艺家与政治家的相遇与相离》就论析了两者的不同：在鲁迅，是以文艺为本位的文艺观，而在毛泽东，是以政治为本位的文艺观。但我觉得《鲁迅与列夫·托尔斯泰文艺思想之比较》比前文更好些（个别处亦关涉到毛泽东文艺思想），所以此书收录了后者。
一度我对鲁迅的伦理思想亦颇感兴趣，《论鲁迅的前期爱情婚姻观》即这方面的一个研究成果。此文被《上海鲁迅研究》置于“新论”头题，该文主要强调鲁迅的婚恋观是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婚恋观，是基于对处于弱者地位的女性无限同情的婚恋观。
这样，我的鲁迅思想研究就包含了政治思想、文艺思想、伦理思想三方面内容。
我还写有多篇关于鲁迅与科普的论文，所以我被聘为辽宁科普文艺研究会顾问。
鲁迅学还有一个重要分支：鲁迅研究之研究。因为鲁迅学成果浩如烟海，对其的整理与评判事关整个鲁迅学的发展。其实《鲁迅世界性的探寻》一书即为典型的鲁迅研究之研究。在是书出版之后，我每年都要为《鲁迅研究年鉴》撰写《鲁迅与外国文化比较研究综述》，迄今已十个年头。事实上这是《鲁迅世界性的探寻》之续编，可惜未能成书。我对日本、韩国的鲁迅学亦很关注，有相关文章发表，关于日本的发表于《鲁迅研究月刊》，关于韩国的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对于我国的鲁迅研究成果我也写有多篇书评，并对彭定安、杜一白的鲁迅学研究给予了全面的论说，有的也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我挚爱鲁迅，认为鲁迅现在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仅存的支柱，所以我对贬损鲁迅的现象总是做出抗争，1986年我写过《尊孔贬鲁思潮刍议》，2001年又写有《关于当下贬鲁思潮的思考》。此文认为，当下贬鲁思潮的发生，原因十分复杂。随着改革的深化，社会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作为民族精英、大众代言人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的距离拉大，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背弃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从而易于发生与鲁迅的心理对抗；以新儒家为代表的倡明“国粹”的复古思潮与弥溢于各个领域的颓败风气，构成了对鲁迅的接受障碍；毛泽东的鲁迅论有对鲁迅误读的成分，从而将鲁迅政治化，引起人们对鲁迅的逆反心理，这是当下贬鲁风潮的远因。此外，还有贬鲁者借此出名获利、媒体借炒贬鲁之文以发财等浅层原因。全文充满了对民族的焦虑与忧心，也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鲁迅学学者葛涛去岁撰写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鲁迅研究著作出版状况的调查与分析》（刊于2012年5月16日《中华读书报》）一文。其写法是，逐年统计出当年出版的鲁迅研究著作数量，但并不列出全部书名，只列出几种。其中1985年国内共出版关于鲁迅的研究著作22部，开列出书名者共4部，拙作《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名列第一；1999年为28部，开列出书名者共5部，拙作《鲁迅世界性的探寻》（合作）名列第三；2003年为33部，开列出书名者共5部，拙作《鲁迅与外国文学关系研究》（主编、合著）名列第五。此外，我与他人合著或参与撰写的或论文被收入的《鲁迅与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鲁迅：在中日文化交流的坐标上》、《浩气千秋民族魂》、《多维视野中的鲁迅》、《跨文化对话》、《1981～2005：多维视野中的鲁迅研究》也被分别列入1986、1994、1998、2001、2006年诸年的代表作中。
跬步山系
鲁迅这一主峰，离不开与其连成一体的喜马拉雅山系——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治鲁学者而视整个现代文学为无物而不置一顾，绝无仅有。所以，我对山系亦略有考察，鸟瞰过其宏观走势，亦曾近距离地接触过几座山峰（作家作品）。可惜跬步未达千里，聊选几株小草，算是对过往的纪念。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路向的几点思考》是我宏观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作。此文其实是我为朱德发、邢富钧先生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六十年》一书撰写的结语，是我根据朱先生写的提纲所作的铺陈与发挥。文章认为，文学的现代化民族化是中国文学发展的根本方向。中国现代化新文学的奠基人是鲁迅，在他那里不独体现着新文学发展的根本方向，而且充分证明，古今中外文化交汇乃是新文学建构的渊源。新时期文学开始了“五四”之后的第二次解放，中国现代文学向自己的本质属性——“人的文学”回归。人的个体存在、个性意识、个体自由、个体心灵世界重获承认。人物性格塑造走向凸圆化，人物灵魂解剖趋向深刻化，人性表现领域渐趋复杂化，使得文学作品的表现手段也丰富复杂，并呈现出多元取向。《论中国现代小说的创型与演进》则是我为《中国新文学六十年》第二编写的导论，亦是据朱先生的提纲所写（我曾在书稿上对此加以注明，被先生断然划掉。先生的人品与文品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任何时候只要是联名，一定是自己执笔）。二文均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我对中国其他现代作家如老舍、钱钟书、臧克家、路翎等都有研究，尤其是对路翎的研究成果较多。
在我看来，中国继承鲁迅文学遗产成绩最大者有两人，在文艺思想方面是胡风，在文学创作方面则是路翎。《试论路翎的心理现实主义》一文，较为全面地考察了路翎的创作特点，指出，路翎创作的最主要特点，就是他与鲁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致的心理现实主义特色。此外还写有《鲁迅与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路翎》、《〈阿Q正传〉与〈罗大斗的一生〉之比较》、《论路翎的〈谷〉——兼及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谷〉中的印痕》（此文被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论文引用）等剔挖路翎与鲁迅的精神联系与艺术继承的论文。还对路翎的四部剧作做了全面研究。此处仅收录一文。
对于钱钟书也有研究成果，写了一本《〈围城〉诠释与解读》，带有普及性质，还多次写过关于钱钟书的词条以及文学史有关钱氏的章节。对于老舍，曾研究他的中短篇，对于臧克家亦是研究他的短篇小说，曾得到臧老本人的亲笔信，表示首肯。田仲济先生是我的业师，他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杂文家。我以学生的身份学习过他的杂文。限于篇幅，此处仅将研究田老的论文收入此书，作为对恩师的纪念，余则只好割爱了。
我的《东方意识流文学》一书，虽然篇幅不长，却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次打通。是书将意识流文学在中国的形成及发展梳理得比较清晰，比较了东西方意识流文学的同异。我认为，中国新时期的作家们最初把目光投向西方意识流文学，本意并非要改造它，而是为了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学。但其最后结局是在中国传统文学得到部分更新的同时，改造了西方意识流文学，并形成了“东方意识流”文学。他们对西方意识流文学的理论基础与表现技巧的选择与接受，颇具东方式的狡黠。它基本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审美情趣作为磁铁，在西方意识流文学中去寻觅铁的质点。因此，西方意识流文学中的唯心主义、非理性主义、泛性欲观等，几乎都与“东方意识流”无缘，而“心理时间”，写人的深层意识以及其他许多表现技巧都被从事“东方意识流”文学创作的作家所采用和改造。该书的结语部分以《东方的狡黠——关于东方意识流文学的随想》先期在《文艺报》发表后（是文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文艺理论研究》同时全文转载），获得了著名九叶派诗人、文艺理论家唐湜先生的好评，他特地写了一篇专文在《文艺报》发表。是书出版后，他又为之写了长篇书评。
（但在本论文集中，所收录的三篇关于东方意识流文学的论文，其内容主要关涉到当代，所以只能置于第三单元了。）
《东方意识流文学》的写作表明，中国现当代文学确实是一个整体，很难割断。其实，上面提及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路向的几点思考》、《论中国现代小说的创型与演进》也是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一体进行研究的。这同时也昭示出，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性研究绕不开鲁迅。山系离不开主峰的魅影。
至于《殉道者的人格之歌——论岑琦〈闻一多之歌〉、〈朱自清之歌〉、〈雪峰之歌〉》，虽说由于岑琦是当代诗人，似乎可以划作当代文学研究成果；但此三篇“之歌”分明是对现代文学三位殉道者的诗体研究，那么我对此的评论，亦就带有现代文学研究之研究的性质，故而置于“跬步山系”内。
逡巡余脉
学界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继续乃至发展，我却觉得以喜马拉雅之余脉概括似乎更为正确。因为从整体而言，当代文学并未超越现代文学。正因为此，我对当代文学兴趣不浓。所写诸文，多为“遵命”。但亦有个别承继鲁迅精神者（如某些儿童文学作家）令我钦敬。更何况它在总体上还有过1979～1989年的十年辉煌。我对当代文学的态度可用“逡巡”二字名之：徘徊门前而犹豫入室，唯恐虚掷了时间与生命。尤其是对于后新时期文学，颇多抵触。那态度，在《“大艺术”必须要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随想》一文中体现得十分鲜明。
此文将中国当代文学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期，是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时期，文学虽被从属于政治，但也诞生了不少蕴有“大精神”的作品。从“文革”结束至1989年的历史新时期，是文学回归人的文学时期，许多作品更多地蕴有了“大精神”，铸就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十年辉煌。从1989年至今，即所谓后新时期，是文学为金钱、为消闲服务的时期，文学相当严重地失却了这种“大精神”，主要表现在：理想主义式微，英雄主义不再；作品缺乏原创性和思想深度；作家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异化为脑力劳动者和智本家。当下只有张炜、张承志等致力于史诗创作、真正地将创作与整个民族命运自觉地关联的少数“孤胆英雄”支撑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天空。这就是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性评价。随后，我在《中国后新时期文学对鲁迅精神的背叛》一文中，对后新时期文学进行了更为激烈的批评。
但我对儿童文学主要是辽宁儿童文学所持的是另一种态度。我从事辽宁儿童文学研究，最初是刚到辽宁社科院时所里给的任务；后来，在经过了与辽宁儿童文学某些作家的接触后，觉得这是一个良知未泯、有着强烈责任感的作家群体，于是有了更多的投入，还被选为省儿童文学学会常务理事。《30年代东北作家群的“类似再现”——论90年代辽宁儿童文学作家群》是我的儿童文学研究代表作之一。此文认为90年代辽宁儿童文学作家群的崛起，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经济文化、创作主体等方面的原因。这些原因恰与30年代东北作家群形成的动因相似。因此今日辽宁儿童文学作家群的创作形态也就酿就了与往昔东北作家群相似的诸多特点，成为一种“类似再现”。
我还为辽宁儿童文学作家写过多篇评论、序跋等。为胡景芳、赵郁秀写的论文（那篇论赵郁秀的文章本来不是此题，内容是对赵郁秀的创作与人格的综论，结果被《满族研究》编辑改成这样的标题，变成了类似书评了）都是受到他（她）们的人格感召。
而《阿Q的赓续与变异——论吴晨长篇小说〈乐天地〉主人公骆禾》的撰写则因作品昭示出鲁迅的深刻影响。
我为人比较较真。所以亦曾写有多篇学术批评文章。有两篇关于鲁迅生平的文章，对当时早已享誉全国的鲁迅学专家陈漱渝先生的某些论说提出了批评，结果此二文均被他选入人大复印资料（他当时任该刊《鲁迅研究》顾问）；还曾写有一篇批评《东北现代文学史》疏误的文章，当《社会科学辑刊》主编为刊发此文征求时任我院文学所所长王建中先生的意见时，他欣然同意刊发。陈先生和王先生虚怀若谷，尽显大家风姿。本文集收入的《一部主编没有进入角色的文学史》刊发于《学术界》2006年第1期“学术批评”栏，并上封面要目。
我对古代文学亦偶有涉猎，写有古代文学论文《〈浮生六记〉与〈忏悔录〉之比较》。事实上这是一篇比较文学论文，反响还不错，人大复印资料《外国文学研究》1985年第10期、《中国古近代文学研究》1985年第20期均全文转载此文。其实，古代文学是现代文学的源头（《浮生六记》呼吁个性解放，不正是五四文学的先声吗？），是山系的起脉，亦不妨视为逆向余脉。
我对于影视更有兴趣。曾被聘为辽宁电视艺术研究会研究员，系辽宁电影家协会会员。曾与张艺谋、贾樟柯等面对面对话，写有关于张艺谋、中国电影走向等论文。论文《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思考》认为，中国电影要走向世界，只有精美的制作还不行，还必须在开掘人类的某些永恒的主题方面下大工夫。要进一步展示和剔挖无限丰富的人性，要真正表现出使得世界各民族观众都能产生强烈共鸣的东西；要有浓烈的批判意识，要表现出对于民族历史与今天的生存状况的深刻反思与忏悔，昭示出一个更加成熟与伟大的民族的风貌；同时，还必须以自己所独有的“这一个”的个性色调来参与世界各民族的大合唱。此文获得辽宁省文化厅、省文联、省电影家协会授予的纪念中国电影百年诞辰优秀论文奖（该次评奖不分级，只有优秀奖）。
影视亦可视为山系的横向伸展。所以，将个别此类文章纳入本书，或许不算过于牵强。
我始终认为，作家应是用心灵写作，而不是用头脑写作。他是人类心灵的工程师，而不是普通的脑力劳动者。而文学研究者亦如是：研究心灵劳动的成果，亦应用心灵去观照、去贴近、去触摸。我写有电影《钢的琴》长篇影评，认为其主题是抒写下岗工人的精神苦难。有人则认为是励志。差异的产生，在我看来，即因后者是头脑的分析，前者却是以心灵去贴近编导者和影片人物的心灵。学术若不与心灵交响，有时也会与真相有所偏离——至少在文学研究方面如此。而帕乌斯托夫斯基、李健吾的文学评论让人爱不释手，也是因为他们的评论乃是与研究对象进行心灵交流的产物。
最后，我还想谈谈为什么将文集命名为《跋涉于文学高地》。这里有两层意思：首先，我的研究对象是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我将其视为珠穆朗玛峰和青藏高原；其次，在我看来，文学对于经济、政治、其他文化门类而言，是一块精神高地。人类的一切努力、拼搏、斗争，都是为了整个自然、社会特别是人类自身的发展，人的更加完善和美好。虽说现在人们已经举起生态主义的旗帜，将人看作整个世界之一部分，但毕竟是最重要之一部分，其自身的素质、理念有时对世界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所以鲁迅强调“首在立人”。而对于“立人”能发挥最大功效者，莫过于“文学”——“人学”。尤其在我国这样一个缺乏真正的宗教信仰的国度，更是如此：文学高于一切（鲁迅在《破恶声论》中就将诗歌与宗教相提并论）。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前的列宁像业已被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取代，文学战胜了政治。这是很有象征意义的事。
2013年6月20日改，同年8月11日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