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宏观经济与价格改革”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评论

“十二五”期间要容忍经济增速减慢和物价涨幅提高

祝宝良^[1]

一 潜在经济增速和实际经济增速都会降低

从中长期来看，一个经济体的增长水平是由资本积累、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提高以及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配置和使用效率决定的。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除了资本和劳动投入引起的经济增长外，其他的经济增长都称作全要素生产率。由国家信息中心研制的经济增长模型测算表明，在1978～2009年我国经济平均年增长9.9%中，资本积累、劳动力总量扩张和全要素生产率分别推动经济增长5.8个百分点、0.9个百分点和3.2个百分点。总的来看，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资本快速积累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只有1/3，远低于同期美、欧、日等主要发达国家平均70%的水平。

从影响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来看，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等资源配置效应、对外开放包括利用外资和对外贸易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等是主导因素，分别贡献了全要素生产率的47%和30%左右，国内科技进步和教育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作用相对有限。

“十二五”期间，由生产要素推动的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率会有所降低，潜在经济增速估计会从改革开放30年来的10%左右降至9%左右。其中，资本积累、劳动力总量扩张和全要素生产率分别推动5.3个百分点、0.5个百分点和3.2个百分点左右。理由有以下三点：一是，资本积累的速度减慢，我国相当一部分制造业产能过剩，民营企业技术缺乏、创新能力弱、投资意愿低，地方基础设施投资效率不高，而负债率较高，高投资难以维持。二是，尽管城市化进程仍在进行中，但由于受到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缺乏等的制约，农民工生活成本高，劳动力从农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的速度会减慢，由劳动力流动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下降。三是，国外技术外溢效应减弱。我国劳动力成本已经明显上升，矿产、能源、环境成本也在提高，加上国际经济形势较为严峻，出口增速会减慢，通过外经和外贸渠道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会减弱。但我国的技术后发优势在“十二五”期间还将存在，具有获得比较先进的技术的外部可能性和内部条件。从外部可能性来看，“十二五”期间，发达国家为缓解债务压力，改善国际收支，可能会放松对中国的一般技术出口。从内部条件来看，我国科技人力资源丰富，具备原始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人才条件，巨额外汇储备为合理的资本装备和高技术进口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只要下决心解决阻碍创新的体制机制，研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明显提高。

根据长期经济发展潜力和现实情况，“十二五”期间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可维持在潜在的经济增速9%左右，低于“十一五”期间的11%。首先，我国有保持较快经济增长速度的现实条件。经过30年的持续高速发展，我国进入中等发展中国家行列，2009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700美元，城镇化率为46.6%，正处于汽车、住房、旅游、教育、文化等消费结构不断升级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还有较大的投资需求。其次，“十二五”期间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没有相对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各方面的矛盾会更加突出，经济结构性问题难以调整，改革也难以推进。最后，不宜追求过高的增长速度，对经济放缓要有一定的容忍度。中国经济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经济结构需要调整，经济发展方式需要转变。从供给来看，只要把经济增长速度控制在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之下，才能为生产要素的结构性配置腾出空间，要素投入结构和产业结构才能得到调整。从需求来看，经济过快增长恶化了收入分配，不利于消费增长。“十二五”期间应把经济工作的重点从“做大蛋糕”转移到“分好蛋糕”上，用“分好蛋糕”创造出“做大蛋糕”的活力。

二 成本推动型物价压力较大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发生了重要变化，计划经济时期普遍存在的短缺现象已不复存在，绝大多数商品供过于求成为常态，由商品供给不足引发的需求拉动型物价上涨已经少见。流动性由过去主要追逐供不应求的商品，转为追逐需求稳定、劳动生产率增长较慢的物品，如石油、煤炭、铁矿石、黄金、房地产、粮食、棉花、蔬菜等。物价上涨具有明显的成本推动和结构型上涨的特点，就居民消费价格来说，主要是食品、居住等价格；就生产者价格来说，主要是能源和其他资源产品。

一是输入型通胀压力加大。2008年下半年以来，世界经济在经历了持续几年快速增长之后，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得益于世界各国政府积极出台经济刺激政策，对金融机构实施救助，开展国际政策协调与合作，从2009年第三季度开始，世界经济逐步趋稳，步入复苏进程，避免了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悲剧重演。但在我国“十二五”时期，世界经济将进入低速增长期，同时全球初级产品价格处于上升阶段，主要发达国家将出现滞涨的局面。发达国家的高失业率导致私人消费乏力，产能过剩导致企业投资低迷，总需求不足的局面仍将持续。扩张的财政政策引发全球债务激增，尤其是发达国家公共债务已难以持续，引发新一轮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为此，发达国家普遍实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促进其经济增长，全球通胀预期显现，套利交易活跃，大宗初级产品价格波动加大，新兴经济体面临通货膨胀、资产泡沫、本币升值的巨大压力。

二是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十二五”时期，我国将继续保持人口低生育水平，人口发展的矛盾已经由单一的总量矛盾转变为突出的结构性矛盾，总量过剩与部分岗位“招工难”并存，低端劳动力成本上升正成为物价上涨的重要推动因素。2010年，我国有30个省区都先后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幅度平均为20%左右。2010年农民工平均月收入达到1720元，比2007年高出660元，平均增速达到17.5%。

三是农业生产成本不断增加。受化肥价格、种子价格、农药价格、人工成本、土地成本、租赁作业费等上升的影响，近年来主要农产品成本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涨，农产品价格上涨成为常态。

三 容忍经济增速减慢和物价涨幅提高

我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经济增速减慢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对经济减速要有容忍度。同时，在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进程中，农产品、资源类产品的价格上行是必然的，这既是由资源的稀缺性决定的，也是由这些产品生产成本上升推动的，这些产品价格上行引致的物价上涨是合理的，要有容忍度。这种通货膨胀具有长期性和合理性，仅靠抑制需求加以抑制，短期内难有效果，必须从增加供给、调整结构、抑制需求等多方面入手来加以解决。

[1] 祝宝良，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首席经济学家、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