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通货膨胀问题

汪同三^[1]

我想讲通货膨胀，只有15分钟就讲得简单一点。今年年初，我们那个时候讲总的形势是产能过剩，但是当时也有通货膨胀的问题，也要管理好通货膨胀预期，那个时候解释通货膨胀的因素主要是什么？就说它是输入型的，因为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如石油、铁矿石、粮食等，这些价格上涨必然传导到国内，造成汽油价格上涨。最近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美国QE2会产生什么影响？现在的分析认为，美国的QE2会造成全世界的通货膨胀压力，必然地，会影响到中国，所以不可否认，造成2010年我们国家存在通货膨胀压力的第一个因素应该说是外部输入型的。对于这样一种因素造成的通货膨胀，我们没有办法去制止它，所能做的事情就是应对，就是来适应它。这是第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就是流动性问题，货币供给太多了。那么，现在大家提到的问题都是去年我们新增贷款规模将近10万亿元，今年又搞了七八万亿元，明年大概也不会太少。这样大规模的新增贷款的投放，使得流通中的货币确确实实太多了，相对来说太多了。这必然会引起一种通货膨胀的压力。在当初美国金融危机刚刚产生的时候，我们采取的一个非常及时的应对措施就是推动一个4万亿元的刺激经济计划。现在回过头去看，当时制定这个计划的目标模式是什么？当时没有认真地分析过、考虑过，过一段时间以后回过头看应该做一个分析。在金融危机来了的时候，我们的经济状态处于正常曲线之下。我们的目标是要使在正常曲线之下的宏观经济回到正常曲线上去。那么回到正常曲线上去有两种目标模式可供选择：第一种是时间最快，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里，使低于正常状态的经济回到正常状态上去，目标函数要求时间最短；第二种是成本最低，就是从低于正常状态回到正常状态去，目标函数要求成本最低。那么，成本最低这个目标模式显然要拉长回到正常状态的时间。但是我们当时选择的是时间最短（我们当时叫“见效快、力度准”那些话），所以这种以时间最快为目标模式的回归方式，必然会造成一个振动，它会超出正常状态，还要再往下调整。

所以，现在我国出现的通货膨胀问题，我想是由于当时我国目标函数设的是时间最快而造成的必然结果。并不是说出现了这样的结果我们就要去否定当时采取的政策。当时采取的政策是绝对必要的。任何政策都不可能掌握得恰到好处，如果采取成本最小的目标模式，那么付出的代价就是一时半会儿恢复不了，中国也很难取得率先实现企稳回升的成绩。

所以，流动性的问题，当时我国新增贷款规模之所以达到那么高的水平，是因为我们的目标模式是要它快一点上去，而现在全世界存在的问题，就是虚拟资产和实体经济的比太高了。这是一个外国人提供的资料：如果实体经济我们用全球GDP表示，那么这个虚拟资产和GDP比，1900年是2.19倍，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是14.2倍，14.2倍是什么概念？就是每生产出1元GDP就有14.2元的东西在那等着从这1元里分好处，因为它们是合法的。那么每生产出1元就有14.2元等着从中分好处，我生产出的1元又不能全给你，我首先要自己活下来，要消费，世界平均消费率是80%，就是说1元中我自己要花掉0.8元，顶多给14.2元分0.2元，那么回报率是2%，所以2%这样低的一个回报率，必然会造成那些虚拟的东西，包括钱在内，它们要千方百计地提高自己的回报率。这就是为什么出现了美国金融危机我们就搞成这么大的动静，这个虚拟资产太多了，我们现在想要把虚拟资产减下来，不知道现在减到什么程度，通过金融危机很多虚拟资产就不存在了，只能通过强行的办法把虚拟资产减下来。所以过快的流动性必然造成各种形式的虚拟资产，就是李扬刚才讲的，内金融化就产生了。它要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提高自己的回报率，平均2%的回报率是让任何资本持有者都不能满意的。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农业太薄弱了。为什么是大蒜，为什么是绿豆？都是农业的东西，粮食太多不好控制，但是绿豆、大蒜这些不多不少的玩意正好操作。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实际上反映我们农业太薄弱，为什么一直要加强农业？农业是基础。我们从21世纪以来已经有过三次通货膨胀，第一次是2003年，第二次是2007年，第三次是2010年。这三次通货膨胀的直接导火索都是农业。2003年通货膨胀的问题怎么出现的？2003年上半年发生“非典”，下半年“非典”过去后忽然发现北京的烧饼涨价。烧饼涨价是因为粮食涨价，而粮食涨价是因为粮食供不应求，为什么供不应求？是因为90年代后期我们粮食播种面积下降，粮食产量下降，最终造成烧饼涨价，所以2004年开始我们采取的第一项宏观调控措施就是取消农业税，种粮直补，这才有我们连续七年的粮食增产。而增产和丰收还不是一个概念，丰收是收成好就行了，昨天我得到确认的说法，即2010年是增产了。政策好、人努力是不可缺少的因素，但是连老天都帮忙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素，2010年如果不是那样我们会形成一个很大的通货膨胀压力。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今年年初的富士康事件的直接影响就是要提高工资。这个问题背后反映的是我们收入分配政策的问题。我们收入分配政策从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问题就是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只有一年，我们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按人口综合加权的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高于GDP增长，除此之外其他30来年全是低于GDP增长。针对这样的情况2002年的认识是要提高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因为一个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是枣核形的，所以十六大就收入分配问题提出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到了十七大我们提出了两个提高：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占初次收入的比重。但是这还不全面，因为到底提高多少是合适的，能不能无限制地提高？这个问题在五中全会上得到进一步明确，就是两个同步。这实际上给了一个上限，就是不能无限地、不合理地提高。

所以，在五中全会的文件中提出了是同步的，不能高于，但是在今年年初处理富士康事件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趋势，就是要提高报酬、提高工资。如果任凭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的话，必然造成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所以我们如何看待提高居民收入，如何看待提高劳动报酬，也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最直接的威胁还没有提到，就是各地的积极性，如果2011年再出现投资过热，那就是一个致命的通货膨胀因素了。但是现在这种趋势是存在的，明年是“十二五”第一年，明年又是十八大，从这个形势来看应该是出现过热的年份，而且从现在的迹象来看也确确实实存在。如果我们不能正确的贯彻十七大和十七届五中全会的精神，怎么理解现在是什么机遇期，如果不能正确落实执行，出现另一轮投资过热的倾向的话，那么就是最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因素。

[1] 汪同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