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宏观经济与价格改革”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

推进新的价格改革 减缓人民币汇率“内高外低”双重压力

杨圣明^[1]

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目前中国面临两难选择：在国际上面临升值的压力，而在国内又面临贬值的压力。这种矛盾对立现象是如何发生的？今后又怎么办？本文试作简要分析和说明。

仅就中国国内情况而论，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已经偏高。这是因为，人民币的国内价格基础是低的。这种“低”，主要包括劳动力价格低、资源价格低和环境价格低。按照国内的“三低”价格形成的人民币汇率还应该比目前的更低些。汇率是货币的价格，也是一切商品（包括劳动力）的总价格。既然中国的国内价格存在“三低”，那么以这个“三低”为基础的汇率就不能高，只能低。以便与“三低”保持一致。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鉴于中国的这种实际情况，要解决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问题、人民币与欧元的汇率问题，应当分两步走：第一步，先解决国内的“三低”问题；第二步，再解决中国与美国、中国与欧洲的货币关系问题。从长期来看，“三低”问题解决后，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与发展，人民币与美元、欧元的汇率将呈现上升的趋势。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目前的首要问题是下决心进行价格改革，逐步解决价格的“三低”问题。大家知道，价格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而今天，价格改革正在成为汇率走出困境的关键所在。只有形成同汇率相一致的国内价格体系，才能使汇率具有稳定的国内基础。为此，必须坚决推进新一轮的价格改革。

就国内来说，新一轮的价格改革既是目前减缓人民币汇率压力的关键所在，又是人民币汇率进一步合理化、科学化的必由之路。这次新一轮的价格改革不同于以往价格改革的主要特点和任务是集中力量解决广义价格问题，即生产要素价格问题，主要包括劳动力的价格、资本的价格、货币的价格、能源价格、资源价格和环保价格等。这些价格是国内的基础价格。当然它们又是人民币汇率的国内基础。通过价格改革，确定新的价格体制，完善价格结构。可以预见，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出现价格水平的上升，并进一步推动企业的产品成本上升。这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出口产品“低价倾销”的问题。与此相适应，贸易顺差将显著减少，甚至消失。通过价格改革之路来缓解人民币汇率的内外双重压力，同时使更多的实惠留在国内，而不流往国外。这是多得之事，望切切举之。

应当指出，目前面临的新一轮的价格改革，即以广义价格（生产要素价格）为主的价格改革，至少迟到了10年。在20世纪90年代初，狭义价格改革的任务基本完成之后，就应该迅速转向广义价格。当时，有些研究价格改革的著作曾经指明了这一点。例如，张卓元同志在其1990年主编的一书中写道：“在1979～1987年间，我国价格模式的转换以狭义价格为主要内容。所谓狭义价格，仅指各种物质产品和劳务的价格。从1984年开始，随着银行利率的重大改革，以及工资改革、土地资源价格改革等一系列生产要素价格的逐步显现和改革的深入，标志着我国价格改革已经由狭义价格改革进入广义价格改革阶段。”^[2]该书还以专章从多视角探讨了广义价格改革问题。可是，时至今日，我国的广义价格改革并没有真正深入，全面展开，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零打碎敲，仅做了些小改小革，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究其原因，在客观上，20世纪90年代的通货膨胀和东亚金融危机，拖了后腿，失去了七八年时间。然而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出现了广义价格改革的大好时机，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1999～2008年中国相关指数情况

在这个时期，经济高速发展成为改革开放30年间的第二个高速度时期；价格水平很稳定，有些年份甚至下降；国家财政良好，收入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国际收支的情况则更好，一直保持着“双顺差”，外汇储备急速增加；社会稳定，就业形势也不错。在我国像这样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并不多见。我们本应该抓住这个时机，进行广义价格改革，从根本上解决这个影响广泛而深远的难题。既然时机已失，那就必须面对现实、面对未来。

当前，正在承受国内外双重压力的人民币汇率问题，迫切要求改革国内生产要素价格。理顺国内价格与人民币汇率的关系，既是当务之急，又是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根本大计。我国有全世界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不少地方又闹“用工荒”，其根本原因在于劳动力价格不合理。价格是调节劳动力流动的最强有力的杠杆。全面改革工资制度和其他分配制度已迫在眉睫。目前的土地资源价格，不论在城镇还是在农村，尚未真正形成，而土地已经成为权力争夺的“肥肉”和腐败的温床。“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应当通过价格改革，充分发挥价格的作用，使这句名言变为现实。资本的价格即利息率的改革虽在改革开放初期已经启动，但进展相当缓慢，它同汇率、通货膨胀率的关系仍然不协调，距离真正的市场利率还有不小的距离。至于环境价格，更需要改革。许多环境产品还尚无价格，即使有价格者，也没有发挥出它们应有的作用。在能源价格方面，煤、油、气、电及各种新能源和再生能源的价格，都有许多问题亟待改革。总之，广义价格改革势在必行。

广义价格改革不仅迫切需要，也存在可行性。就可行性而言，我国的宏观经济仍然处在高速发展时期，国家财政状况良好，国际收支平衡有余，社会稳定，仍然处于价格改革的较好时期。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通货膨胀预期较强、好企业消化能力较弱。对通货膨胀问题要冷静分析和应对，严格管理好通胀预期。首先，通货膨胀率应设置三条防线，第一条是政府设定的2010年3%的目标，第二条是三年期的利率，第三条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只要通胀率不超过这三条防线，广义价格改革就可以顺利进行。从国际经验来看，只要不超过第三条防线，国民收入分配合理，保证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不降低，价格改革就不会出现大问题。其次，辩证地认识价格水平的波动问题。全世界近200年的历史证明，价格总水平呈现缓慢上升趋势。当然，某个阶段（如1870～1900年）西方国家出现过价格下降，经济危机时期（1929～1933年）出现过下降，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6～1956年）出现过下降。但是，这些下降改变不了上升的总趋势。从市场经济本质看，价格是润滑剂，上下波动很自然。价格并不是越低越好，更不是越下降越好。相反，价格缓慢地、温和地上升，并不是一件坏事。像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在8%以上，人均收入增长在6%以上，即使价格上升2%～3%，也不是坏事，更不可怕，实属正常之事。广义价格改革的对象和主体，主要涉及政府和大中型企业。对它们既好管，又难管。应统一规划，分步实施，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奖惩分明。价格改革的实质是经济关系的大调整，肯定会遇到某些利益集团的抵抗。对此要有充分准备。最后，要强调一点，价格改革不是免费的午餐，而是要花钱的。钱从何来？把GDP的增长速度降至8%左右，把投资减下来的一部分钱用于价格改革。

[1] 杨圣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

[2] 张卓元主编《中国价格模式转换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