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地方综合年鉴服务功能的扩展
黄铭
地方综合年鉴的功能主要包括存史、资政、服务修志、传播公共信息、鉴戒、激励、社会服务等，应该说这些都是地方综合年鉴应该具备和可以实现的功能。由此可见，年鉴的功能具有多样性，只有明确年鉴基础功能，在编纂过程中，围绕基础功能展开工作，才能提高年鉴质量，并更好地实现年鉴的其他功能。
一 工具书功能是地方综合年鉴的基础功能
许多专家、学者以及年鉴工作者都撰文强调了地方综合年鉴的工具书功能。例如，许家康认为，“年鉴是逐年编纂连续出版的资料性工具书”，强调“年鉴不是史书”，并将年鉴的性质概括为资料性、年度性和检索性。[1]孙关龙认为：“年鉴，作为一种年度资料性工具书，哪个部门、哪个机构、哪个行业都可以编，它在哪里编纂就应该具有哪里的特色，但都不能影响其‘年度性’、‘资料性’、‘连续性’、‘工具性’的本质。”[2]许之标认为：“年鉴的资料性工具书定位是其存在的根本，为地方志书编修服务是年鉴‘本土化’中衍生的一个‘副产品’，不能冲淡也不应该淹没年鉴的主体价值——年度有效信息的工具书。”[3]张子忠认为：“地方综合年鉴作为总揽地情之权威性资讯工具书刊的根本属性，要求它以实现资讯最大化、最优化为目的，向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相关层面读者快捷地提供管用、好使的各有关方面资讯，并在这方面成为社会各界无出其右的权威性出版物……至于年鉴由于资讯管用、好使，而在存史、资政、利业等方面释放、发挥出来的直接与间接的功能作用，应该看作是它功能作用的衍生。”[4]
应当说，将年鉴的基础功能定位为工具书功能，既适应社会需求，也符合年鉴的媒介性质，即地方综合年鉴的基础功能“为什么”是工具书。
一是从社会需求角度看，公众对年度地情信息有需求，但能较好地提供具有权威性的年度地情信息的媒介，只有地方综合年鉴。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量呈井喷式增长，信息渠道增多，获取信息更加容易。受众很容易从各种媒介获得自己所需的信息资料，尤其是通过互联网搜索引擎，几乎可以在瞬间获得所需信息的各种链接。那是不是说只要有了互联网，其他媒介形态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呢？其实不然。在各种媒介中，互联网所能提供的信息量最大，但也存在信息资源鱼龙混杂、真假难辨的情况。受众面对海量的信息资源，更需要作出筛选，对信息的真伪和可利用程度作出自己的判断。因此说，借助互联网，受众获取信息的难度不断下降，但对信息作出判断、选择的难度不断提高。假设我们需要了解某个地区，最快捷的做法可能是利用互联网搜索引擎，就可以搜索到关于该地的各种相关资料，但在搜索出的大量资料中，哪些是真、哪些是假，资料是否全面、准确、及时，都要依靠我们自己作出判断。
不仅仅是互联网媒介，其他诸如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等媒介，在反映年度地情信息方面也有其优缺点。这里可以通过一个表格简单地分析几种主要媒介在反映年度地情信息上的优缺点。
表1 几种主要媒介反映地情信息的优缺点比较
通过简单比较可以发现，在确保信息真实性的前提下，综合考虑时间因素、内容因素、检索因素等各种利弊，地方综合年鉴还是反映年度地情信息的最佳媒介形式。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互联网发展，互联网能提供庞大且免费的信息，但是不能因为网络能找到相关资源，就否认地方综合年鉴存在的价值。“如果说网上能查到就免刊，那么，年鉴中有哪些资料在网上查不到呢？应当说，绝大多数都能查得到……年鉴自然也可以不编了，甚至许多报刊都可以不办了。可是社会现实却是，网络越发达，年鉴出得越多，报纸杂志也越出越厚。为什么？道理很简单，网络发达、信息爆炸、资讯铺天盖地，带来一个很大的麻烦，就是检索越加困难，越费时间和精力，越是良莠难分、真假难辨；而人们却越来越忙，时间越来越不够用。于是，许多文摘类报刊、各种各样的工具书便应运而生，大行其道。年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发展的。”[5]
运用传播学中的“把关人”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以上现象。根据“把关人”理论，媒介在发布信息时，有一个取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媒组织形成一道“关口”，控制着哪些信息可以“流向”受众。在互联网中，发布信息较为容易，而互联网媒介管理者难以对海量的信息资源逐一进行鉴别。正是由于“把关人”的缺失或“把关”不到位，才造成网络中的信息真假难辨。相对于互联网，传统媒介则对信息的选择、取舍有着更为严格的标准，执行的力度也更大，因而信息的真实性往往更有保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互联网信息资源发达的今天，各种传统媒体仍然能继续生存并拥有广泛的受众。年鉴也是如此。所以说，虽然媒介形式众多，各个媒介所能提供的信息量庞大，但在提供年度地情信息上，地方综合年鉴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是地方综合年鉴的市场所在。我们不能说对权威的年度地情信息的需求达到人人必备的地步，但这种需求肯定存在，而且在决策分析、科研、咨询、存史、宣传等诸多领域是必不可少的。
二是从媒介性质角度看，地方综合年鉴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其自身的媒介性质也限制着其功能发挥。
从时间角度看，年鉴的时效性和及时性无论如何都赶不上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介，更遑论互联网媒介。年鉴一年一本，出版周期仅快于地方志书，远远慢于天天更新的报纸、时时更新的电视和广播，以及“分秒”更新的网络，因此年鉴相比于其他传播媒介，优势不在于时效性，而在于内容的权威性。通过一年的编辑加工，对信息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筛选和整理，确保了信息内容的权威性，并兼顾一定的时效性。“年鉴信息的滞后性，是它的一大缺点，也是它的一大优势。但是，年鉴并不是史书，而是年度资料性工具书。年鉴内容选择的年度性决定它必须为读者及时提供新情况、新资料，规定它必须记录现实并为现实服务。年鉴当然也具有存史功能，因为它全面收录的现实性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变为重要的史料。但年鉴的历史性总是寓于现实性之中，只要年鉴还在出版，年鉴的历史性就永远无法超越它的现实性。年鉴只有真实地记录现实，才能深刻地反映历史；它首先是现实的，然后才是历史的。”[6]
从空间角度看，地方综合年鉴采用条目体工具书的形式（包括纸质媒体形式的纸质书和数字媒体形式的电子书），是一种较为“稳定”的记录信息的模式。相比于广播、电视等视听媒介，以工具书形式记录的信息内容，不会随着影音而“转瞬即逝”，而是以文字形式很好地固定下来；相比于报纸、期刊、图书等其他纸质或电子载体，虽然都是用文字记录信息，但年鉴以条目体形式组织文字内容，结构更加系统化，内容更加精简，查阅、检索更加便捷；相比于网络媒介，年鉴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内容具有权威性，同时内容全面、系统、有条理。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地方综合年鉴的基础功能应该是工具书。只有在实现工具书功能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实现年鉴的其他功能。那么，年鉴的其他功能又有哪些呢？
二 扩展年鉴的服务功能
年鉴的基础功能是作为工具书供人查阅，然而年鉴的功能并不仅限于此。年鉴的功能应该具有多样性，还具有存史、资政、服务修志、宣传、鉴戒、激励等多种功能。
1.存史功能，为修志服务，资料长编的功能
田骅认为，年鉴资料不能等同于志书资料，更不是志书资料的全部，但是年鉴资料作为地情资料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为志书的编纂提供准确的数据、事物发展的脉络和重要资料的线索。[7]黄长银认为，在保持相对稳定性、持续性和可比性的前提下，年鉴主要工作性条目的主要内容可以被志书大量直接引用，编纂年鉴“给续志积累了资料，打下了基础，年鉴工作是续志工作的基础和延续”[8]。马振雄从年鉴的地情书性质、年鉴新闻价值滞后和年鉴编纂内容收集与整理三个方面，阐述了编纂年鉴要注重年鉴的存史价值，为续志积累资料。[9]王笑貌在论述地方综合年鉴收集保持地方志资料的作用时，提出要如何兼顾地方志和年鉴的体例。[10]方继红在总结近年来对志鉴结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使年鉴成为地方志书名副其实的基础资料，起到资料长编的作用，从而使年鉴不但从形式上，而且从内容上真正归属于地方志范畴”[11]。
2.宣传、鉴戒、激励功能
地方综合年鉴的宣传功能，首先体现传播信息，进而起到地区宣传作用。莫秀吉认为，地方综合年鉴作为政府主办的公共文化产品，是公共信息发布窗口和传播平台，并要将地方综合年鉴打造为有影响力的公共信息传播平台。这一观点，即认为地方综合年鉴是一个地区的城市宣传平台，既传播地方公共信息，也是地区向外推介的窗口，可以“宣传政府的工作，吸引外来投资，促进本地本行业经济发展”[12]。
年鉴的宣传功能，还可以衍生出鉴戒、激励功能。通过对好与坏、得与失等资料信息的收录，让读者在阅读中“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即“把有突出贡献的社会主义新人载入年鉴，其鼓舞和激励作用是不言而喻的”[13]。
3.社会服务功能
这是一种对年鉴功能较宽泛的定位，即服务社会、服务读者。应该说，年鉴社会服务功能是对年鉴功能的一种总结。这种功能定位将包括工具书功能在内的各种功能都囊括了，体现的是年鉴功能的多样性。方亚光就将年鉴的社会服务功能归纳为七个方面：决策参考和战略作用（导向价值）、横向联系和窗口作用（媒介价值）、教育培训和科研参考作用（学术价值）、生活顾问和社会服务作用（实用价值）、传播文化和积累史料作用（历史价值）、战术指导和技术顾问作用（情报价值）、惩前毖后和防微杜渐作用（鉴戒价值）[14]，从这七个方面，基本将年鉴的功能较为全面地概括了出来。
4.对于年鉴功能“反规范性”的研究论述
以上对年鉴功能的总结（包括基础功能与各种服务功能等），更多地从年鉴规范性的角度进行论述，此外，还有一些“反规范性”的论述。说是“反规范性”，实则强调的是地方综合年鉴不应受“工具书定位的掣肘”，主张年鉴要摆脱工具书模式的束缚，兼顾实用性与消遣性，“在年鉴语言上，就是既保持年鉴主体为简明的记述语体，但不排斥在适当的位置穿插使用其他更富表现力的语体，从而使年鉴整体语言不再单调，甚至使全书语言因此而丰富和生动”，“在年鉴形式上，就是充分把握其‘亦书亦刊’性，在编排出版上多形态、多样化，让读者喜闻乐见”。[15]这种观点，归根结底还是认为年鉴具有多种功能，要扩大年鉴的功能范围，提高公众对年鉴的利用率。
三 如何更好实现年鉴的各种功能
以上对地方综合年鉴功能的研究论述，都是对功能“是什么”和“为什么是”的回答，而年鉴功能研究应该还有另一个方面，即如何增强年鉴的功能。王振夫和付莉撰文指出，地方综合年鉴要实现社会服务功能，就要突出现代实用性、突出使用价值，并在改革创新中寻求发展。[16]哈幸凌认为，应该从年鉴的框架体例、选题内容、编校质量、外观装帧等方面提高编纂质量，使年鉴成为较受读者欢迎的年度资料性工具书。[17]这些关于如何加强地方综合年鉴功能的研究，从宏观层面对如何提高年鉴的质量进行了探讨，实际上也是对年鉴如何实现其功能提出了看法。应该说，年鉴的功能具有多样性，归根结底是服务社会，而基础功能定位应该说是工具书，或者说是特殊的工具书。通过这一基础功能，进而衍生出存史、服务修志、宣传、鉴戒、激励、社会服务等功能。只有在实现年鉴工具书功能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实现其他各种服务功能。笔者认为，应该通过以下三方面来增强年鉴的功能。
一是强化“把关”意识，做好编鉴工作。上文已经指出，年鉴的编纂实则也是一个“把关”的过程，可以从把关人自身、把关原则、把关过程三方面对年鉴编纂过程进行分解。把关人自身，即地方综合年鉴的编纂者，探索如何提高自身素质，练就一身扎实的基本功，具备编好地方综合年鉴的业务能力。把关原则，即对资料的选择与取舍，探索年鉴收录材料的选择标准，使地方综合年鉴的内容更加丰富、充实，满足社会需求。把关过程，即年鉴编纂工作流程，探索建立更加科学的编纂工作流程，规范年鉴编纂工作，解决编辑过程中出现的技术问题。
二是做好用鉴工作，扩展服务功能。地方综合年鉴不仅是一本以年度地情信息为内容的工具书，也是编修地方志的重要资料准备，还可以是地区对外宣传、推介城市形象的平台。编好地方综合年鉴，关键是要用好，让地方综合年鉴不仅能用于资料查阅，还可以为修志积累资料，宣传地区形象，并在这些地方综合年鉴传统功能的基础上，开发出新的功能，并反过来促进编鉴工作的创新。
值得一提的是前文提到的“反规范性”观点，认为年鉴不应被工具书模式所束缚，要力求语言上更富表现力、编排上更多样化，认为年鉴要力争“飞入寻常百姓家”。个人认为，这个观点很好地体现了年鉴的创新，但在短期内是否能实现还需存疑。在国外，一些年鉴发行量巨大，这也和国外读者阅读习惯、图书消费习惯有关。尤其是地方综合年鉴，其收录范围仅限于一地而非全国，受众范围就受到限制。虽然还有出于研究需求购买的个人读者，但毕竟受众还是偏向于小众市场。此外，地方综合年鉴的定价一般较高，很少有人能承受这个价位并自费购买。
然而，这并不是说地方综合年鉴就不能加入一些指南、便览等服务性资料。比如，可以在年鉴中加入在互联网上较难找到、与公民生活相关的行政事务服务指南等内容。同时，向图书馆等场所提供这些兼具便民服务内容的地方综合年鉴，让更多读者能够接触到年鉴，学会读鉴、用鉴，提高地方综合年鉴在社会的知名度，真正实现地方综合年鉴服务社会的大功能。
三是立足工具书功能，开发地情信息数据库。在互联网时代，加快数字出版步伐已是出版界的共识。在将地方综合年鉴编成一部合格工具书的基础上，还应该积极探索地方综合年鉴网络化、数字化的发展。不少地区已将纸质版的年鉴进行图文扫描，制成电子版年鉴，这仅仅是数字化的第一步。年鉴数字化，要将图文资料转化为数字资料后，重新进行编辑加工，使数字产品能适应互联网阅读、检索的需求，同时补充因版面局限等原因没有收录到纸质年鉴中的信息内容，最终实现利用年鉴的地情信息、建立地情信息数据库的目标。
参考文献
许家康：《年鉴编纂入门与创新》，线装书局，2006。
孙关龙主编《年鉴论坛（第一辑）》，中国林业出版社，2010。
孙关龙主编《年鉴论坛（第二辑）》，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伊尼斯：《帝国与传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作者单位：《福州年鉴》编辑部）
[1] 许家康：《年鉴编纂入门与创新》，线装书局，2006，第7～10页。
[2] 孙关龙：《方志不能年鉴化 年鉴不能方志化》，载《年鉴论坛（第二辑）》，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第21页。
[3] 许之标：《地方综合年鉴社会价值最大化的一点思考》，载《年鉴论坛（第一辑）》，中国林业出版社，2010。
[4] 张子忠：《年鉴创新、年鉴属性及其功能作用与自主知识产权刍议——以地方综合年鉴为例》，载《年鉴论坛（第一辑）》，中国林业出版社，2010。
[5] 许家康：《部分市、县（区）年鉴编纂中常见的突出问题——从两广出版的30种市、县（区）年鉴谈起》，《沧桑》2012年第1期。
[6] 许家康：《关于年鉴出版周期和年鉴编纂理论研究的建议——在第二十一次全国城市年鉴研讨会上的讲话》。
[7] 田骅：《谈谈年鉴资料与志书资料的异同及年鉴资料在志书编纂中的作用》，《上海志鉴》2006年第2期。
[8] 黄长银：《编好年鉴，为修志打下坚实的资料基础》，《年鉴信息与研究》2007年第4～6期。
[9] 马振雄：《年鉴的存史价值与修志资料的积累》，《年鉴信息与研究》2007年第4～6期。
[10] 王笑貌：《要充分发挥地方综合年鉴收集保存地方志资料的作用》，《年鉴信息与研究》2007年第4～6期。
[11] 方继红：《志鉴结合的几点思考》，《年鉴信息与研究》2009年第1期。
[12] 莫秀吉：《论地方综合年鉴的公共信息传播功能》，载《年鉴论坛（第二辑）》，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第31～38页。
[13] 周兴俊：《中国年鉴的特殊功能与分类》，《年鉴信息与研究》2008年第2期。
[14] 方亚光：《当前地方综合年鉴编纂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年鉴信息与研究》2007年第4～6期。
[15] 曲宗生：《影响年鉴创新发展的两个根本问题》，《年鉴信息与研究》2006年第2期。
[16] 王振夫、付莉：《论地方综合年鉴的社会服务功能》，《年鉴信息与研究》2009年第3～4期。
[17] 哈幸凌：《年鉴——返璞归真后的资料性工具书》，载《年鉴论坛（第一辑）》，中国林业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