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变革契机——作为转型发展新型话语系统的实践哲学的缘起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发展实践是中国历史“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像任何重大历史转折都需要哲学武装一样，这场巨大的变革实践当然需要与时俱进的论说话语。所以，上述哲学危机实际上主要还是一种信号，表明现有的哲学话语已经脱离实践，不能胜任论说当前实践的重责，它表明必须重建哲学，促成哲学朝向实践的话语创新。“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2]
在“中、西、马”三路哲学之间，西方哲学源于西方实践，只有在西方才有适宜的土壤和动力源头，我们只能借鉴，不能直取；传统中国哲学虽然源于中国社会生活和中国文化文脉，需要依靠中华分子的积极努力获得光大和发展，但时代鸿沟毕竟巨大，其话语革新必须借助他山之石；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于现代西方现代性的反思时期，又在世界和中国现代化发展实践中落地生根，具有强烈的实践性、人民性和革命性，与现代时代精神相对合拍，能够整合“中、西”，具备担当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发展实践的话语基质。当然，现实地话语变革绝非容易，因为长期“人的依赖”的社会、文化熏陶，给中国人理解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确铺垫了丰厚肥沃的封建主义、小农意识和教条主义土壤，计划经济、官本位和抗拒现代性的惰性依然严重。所幸的是，回过头来看，20世纪70年代末发端的改革开放，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契机，的确已经启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复归为实践哲学的话语变革历程。
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中国实践哲学论说话语的奠基性事件。把实践看作是真理的根本标准，使教条主义论说习惯开始受到越来越广泛的质疑，面向现实实践的哲学精神获得话语资格。初期，学术界还只是局限于传统教科书体系的局部修补，比如更多地引介科学技术新成就、在认识论中引入更多辩证法、主体性和实践论要素、增加历史唯物主义在教科书中的编排比重等。随着重提异化问题，以及中西哲学热潮频现，经济变革、社会转型总体推进等，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理论网格频遭撕裂，教科书式的话语体系越来越捉襟见肘，实践哲学逐渐浮现。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后，实践哲学更从狭义的体系革新演进到哲学观的整体性创新阶段，进而渗透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种主题讨论之中。从此，局限于所谓发现世界客观本质和普遍规律的论说话语基本上失去了主要学术平台，无法掀起任何思想涟漪。代之而起的哲学观念越来越主动以常人的立场对人类事务、历史关切表达学术关切、承担学术责任，越来越多地承认自己对人类立场、历史时域的依赖，越来越自觉地把人类存在方式即实践的改进作为自己学术探究的主要目标。这种以实践哲学为基本取向的话语变革，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术旨趣各方面都尝试进行广泛的理论创新。
实践哲学首先是一种哲学观，其次才可能是某种哲学体系。哲学观是对哲学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意义、哲学史线索等问题的看法，主要研究同类哲学观内部诸种哲学思考和诸种哲学体系的共相和规律及其创新问题。相对而言，哲学体系则是相对较为狭窄的概念和较为具体的思考，是在既定哲学观内部以某种方法、视角对其所设定的研究对象的认识成果及系统表述。哲学体系总会表达一定的哲学观，但不限于哲学观问题的回答本身，而要具体表征和实现一定哲学观的理论定位。一般来说，在历史或思想历史面临重大发展任务时，哲学观总会浮现和凸显成为哲学家们共同思考的重大对象，而这种思考常常造就某个或数个杰出的哲学家，形成某种或诸种具体的、各具特色的哲学体系。常规时期，哲学家们则还是以哲学具体问题的思考、具体观点的表达或者说具体体系的创造作为主要工作内容。历史上，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是伟大的哲学家，都对哲学观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都创造了伟大的哲学体系。相对而言，前者更凸显哲学参与生活特别是社会生活、政治和道德生活的主题，后者则更多强调哲学的纯粹“求知”的意味。而在此后，有许多哲学家或者追随前者、或者追随后者，在不对哲学观进行专门、系统论述的情况下也创造了许多具体的哲学体系，以至于有所谓“每一个人天生不是柏拉图主义者就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这种略显夸张的说法。我们所谓实践哲学，在哲学观上，相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来说，也主要强调哲学以实践为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的思想观点。
强调实践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是针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和研究体系而言的，因为传统体系把哲学对象规定为“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本质和规律”，而实践哲学强调哲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人类的生存、生活和历史创造等自由自主的活动及其相关事情。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它标志着人类生存、生活、文化、历史本质上是自由自主的创造活动，在概念上是践履自由自主精神的客观物质活动，在内容上是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物质世界与精神体验及精神创造、现实与历史等诸种要素的对立统一，涵盖但绝对不限于认识和把握“本质和规律”的研究对象，因为本质和规律只是实践诸要素的局部而不是全部。
由此，针对传统体系把哲学看作是“世界观的学问”，实践哲学主张把哲学定义为“实践观的学问”。世界观一般被定义为人们对世界根本问题的看法或关于世界的根本看法，事实上在传统体系中强调的重点在于对世界进行总体性、客观性地把握，由此引发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种哲学派别、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的“隔空对峙”。这里所谓“隔空对峙”，主要是说这种对峙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派别之争，只是以理论和看法作为争论基点，并不凸显实践作为问题的增长土壤，不突出实践作为两种派别和观点对立统一的基础性意义。然而事实上，所谓唯物主义（Materialism）和唯心主义（Idealism）并不是一种纯粹知识论的论争，而本质上是一种实践论话语论争。论争虽然的确会涉及自然科学意义上的世界本质问题，但完整和根本的意义却要远远超出科学范围，因为它还包括价值学、伦理学、文化学、人类学、创造学等内容和要素。实践哲学强调的，是哲学不能沦为实践个别要素、内容、原则和层面的片面代言，相反应该从实践整体出发既反映个别又超越个别，强调实践问题是哲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问题生成源，是哲学研究的视野范围。
因此，在哲学的研究目的和学术目标上，实践哲学也就有自己新的定位。实践哲学的学术目的不是脱离鲜活、具体的实践活动、实践条件和主体需要而纯粹客观地树立什么绝对真理体系，不以客观必然性为唯一目标，不以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乃至于一般科学为学术目标，相反哲学要以人类存在方式的构建、重建、改善、完善和良性发展为根本学术目的，以促进人类福祉和实践世界的健康发展作为哲学研究的根本学术目标。传统体系把对客观世界和主观精神作客观、“科学”理解作为哲学目的和目标的主导观点虽然从局部来看有一定合理性，但是从根本上来看却具有割裂实践、歪曲实践从而诱拐哲学脱离实践的根本缺陷。
在研究方法和学术标准上，“世界观哲学”主要研究方法是尽力“客观地”揭示事物的客观本质和普遍规律；它以能否客观性、科学性地“理解”、领会和把握世界作为学术研究的主要标准或首要原则，因而把排除主观性因素、偶然性因素、个体性因素和价值立场作为致思取向，进而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争论中选择唯物主义作为唯一正确立场，在形而上学和辩证法对峙中选择辩证法为唯一正确方法。而“实践观哲学”则不同，由于主要关注人类存在方式的处境和改进，它要求既考虑客观性、科学性的理解世界的要求，更进一步要求把这种理解的需要与改变世界的主体性、价值性、情境性、艺术性、个别性因素有机结合起来进行“实践性地”把握、领会和揭示。也就是说，实践哲学强调以实践的完整性、具体性作为认识的尺度。“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3]可以说，实践地论说实践，是实践哲学的根本理论标准，因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4]。
在体系创建问题上，作为哲学观的实践哲学必然有效催生各种形态各异的实践哲学体系。事实上，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也的确产生了多种体系构想，比如“实践唯物主义”“实践本体论”，以及在更具体层面发生的实践人学、实践认识论、实践价值论、实践美学等，它们是实践哲学在哲学观上实现变革的结果，但任何一个都不是实践哲学观的的最终版本。在实践哲学观的视野中，哲学的体系可以从无数多维度和层面发生、展开。
以上可见，实践哲学复兴思潮来源于哲学和实践的双重危机，既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实践面对包括政治危机在内的实践危机的必然产物和必然选择，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对教条主义、形而上学所导致的“哲学贫困”展开理论自救的必然选择和合理门径。因此，实践哲学的本质性任务是要从实践出发，论说当代中国的社会现代化发展实践——也就是说，实践地论说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