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民众教育馆的组织人事
江苏民教馆产生以后，围绕其组织方法，人们的意见并不统一。实践过程中，或以设施的对象为标准，如成人部、妇孺部等；或以设施的目标为标准，如康乐部、家事部等；或以设施的工具为标准，如图书部、艺术部等；或以设施的方法为标准，如讲演部、教导部等；或以工作性质为标准，如总务部、编辑部等。更多的情形则是混合各种标准进行分部[135]。民教馆的内部组织，大都分部设股、各司其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现代科层制的意涵。不过，时人也批评民教馆“组织官厅化”，认为过于“繁琐的组织，徒使事权散漫，牵制工作进行，徒增无谓麻烦，减少工作效率”[136]。下面就来审视江苏民教馆的组织及其人员的状况。
一 内部组织及其演变
（一）县立民众教育馆组织结构与演变
江苏各县立民众教育馆的组织结构总体上比较繁杂。1927年12月，第四中山大学颁布各县通俗教育馆暂行条例，规定各县馆应酌设图书、演讲、自然、艺术、娱乐、卫生等六部[137]。到了1929年1月，中央大学公布各县通俗教育馆暂行规程，规定各县馆应酌设总务、图书、科学、艺术、讲演、体育、卫生、家事、推广九部[138]。随后因通俗馆改称民教馆，该规程亦易名为民教馆暂行规程。从条例到规程，仅一年左右时间，省方规定的县馆内部组织就由六个增加至九个，这反映了这一时期民教馆社会改造事业横向发展较快，同时也与民教馆的地位迅速上升不无关系。这时省方虽然尚未正式确定民教馆为实施民教的中心机关，但是教育界已有相关议论，如李蒸、刘绍桢、张庆霓等人，都提出了以民教馆为中心的观点。这些论点是否对部数的增加产生直接影响，我们尚不能作出确切的说明，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民教馆的数量逐年递增，其在民教运动中的地位攀升则是显而易见的。既然是中心机关，那么，“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追求系统、全面，部数愈设愈多就势所必然了。
例如，1931年，江苏江浦县立民教馆的组织系统是这样的：馆长之下，逐级设有主任、指导员、助理员；馆设总务部、推广部、科学部、图书部、健身部、游艺部六部；其中总务部设总务、文书、会计三股，推广部设宣传、教学、展览、公益四股，科学部设编辑、实验、采集、研究四股，图书部设分类、编目、指导、出纳四股，健身部设田径、球类、国术三股，游艺部设美术、戏剧、音乐、棋艺四股；此外还有设计委员会、经济稽核委员会（见图1-1）。同年，武进县立民教馆的组织系统亦是分部设股、各式具备。该馆馆长之下，设展览、总务、推广三部，每部设若干股，部有主任，股有事务员；展览部设书报、科学、艺术、指导四股，总务部设文书、会计、事务、交际、调查、统计六股，推广部设讲演、学校、编辑、社会四股[139]。作为一个县馆，如此繁复的组织架构，固然反映了政府及民教界知识分子欲全方位推广民众教育、施行现代化改造的迫切愿望，然而也容易产生“官厅化十足”的负面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民教馆社会改造的绩效。
图1-1 江苏省江浦县立民众教育馆组织结构图
资料来源：许公鉴：《民众教育馆究应怎样办》，《山东民众教育月刊》1935年第6卷第10期，第14页。
不过，省方的规定，并非硬性的，它允许各县“得视地方情形，酌量合并设立”。在俞庆棠看来，“分部之多寡，得视地方情形，全馆设备，或先设数部，或酌量暂行合并设置”。她反对将民教馆办成一个机关，而主张着重民教的活动[140]。实际上，江苏各县馆的组织建制与省方的规定不尽一致，各馆之间也颇有出入。据1929年2月省方对47个已设的县馆调查，内部组织最少的，仅设两部，如溧阳馆设自然、演讲两部，奉贤馆设演讲、图书两部；最多的江浦馆，设图书、健身、民教设施、科学、园林、游艺、事务七部，其余大多设四至六部，设立四个部的有11个馆，设立五个或六个部的有八个馆，部数平均为4.5个。其中设置最多的是图书部，共有29个；其次是讲演（演讲）部，共有24个；余下设置较多的，如推广部14个，艺术部12个，事务部11个；设置较少的，如卫生部3个、科学部2个；等等[141]。从这份调查可见，此时的县馆大多基于自身条件及主事者对民众教育的理解，有选择地落实省方条例及规程的要求。例如，省方两次均提及的图书、演讲、艺术三部，县馆设置就较多；而受限于县馆的经济及人员条件，对经费及技术含量要求高的卫生部，设置数就明显偏少。
1930年6月，江苏省教育厅通令各县，一方面，将县民教馆、农教馆正式确定为实施城镇或乡村民教的中心机关，要求各馆多办教育活动，注重向乡村推广；另一方面，又要求各县馆组织务求简单，少用人员[142]。在这似乎有些矛盾的政策下，县馆为了拓展活动，多出成绩，或许也有应付上级督察的考量，在内部组织结构上，必然会有调整与变化。无锡南门实验民教馆的王育诚，在该年10月至次年春，曾向全省61县馆进行调查，收回51馆的调查表，反映了全省5/6县立民教馆的实况，应该具有代表性。据这份调查报告，各县民教馆中，设部数非但没有减少，反而略有增加，平均为5.3个，其中设置总务部的50个，推广部的41个，图书部的34个，科学部的30个，艺术部的27个，演讲部（宣传部）的26个，其余尚有教导部、体育部、展览部等设置，但这些部均少于10个[143]。由此可见，原先设置较多的图书部、演讲部，虽然仍受重视，但已经分别退居第三、第六位，而体现这时政府民教重心向农村转移的推广部，其设置数则迅即上升。应该说，就总体而言，设部数偏多甚或存在因人设部的情形，是不争的事实。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应该与改造事业的庞杂、“中心机关”的定位有很大关系。正如无锡南门民教馆的茅仲英所言，有的民教馆“因为要不愧其为‘实施民众教育的中心机关’起见，或者因为在呈局报厅时表格上可以琳琅满目起见”，往往不顾馆内实施教育的实力如何，“把范围和事业，弄得大模大样”，于是“尽管干得日夜不息，然心有余而力不足”，结果也并不理想[144]。
1932年2月，教育部颁布由李蒸主持拟定的《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它规定“省市及县市立民众教育馆应举办健康、文字、公民、生计、家事、社交休闲各种教育事业”。在组织建构方面，民教馆应设立阅览部、讲演部、健康部、生计部、游艺部、陈列部、教学部、出版部等八个部，同时也指出，“以上各部得视地方情形全数设置，或先设数部，或酌量合并设置”[145]。因为这份规程本身伸缩性较大，各省也就自动加以修正。江苏省于同年10月公布《江苏省各县县立民众教育馆组织暂行规程》，有关民教馆的组织设置，与教育部规程中的设计，在部数、名称上大体一致[146]。当然，江苏的规程也指出，馆设部数可有弹性，要根据地方情形，不能一概而论。也正因此，虽然有国家及省教育厅颁布的规程，江苏省内各县馆组织架构之分歧，依然存在。
笔者根据1933年省立镇江民教馆宗秉新的调查做了统计，在被调查的54个县民教馆中，除去一馆未填，一馆填写无效，四馆不分部，其余各馆分部名称及发现次数为：教导（教学、教育）部43次，总务（事务）部40次，展览（陈列）部17次，演讲（讲演、宣传）部13次，图书（阅览、书报）部12次，推广（推行）部11次，此外还有生计、健康、娱乐、出版、演讲、博物等部，但均少于10次。各馆设部数大多在2～4部，平均为3.3部[147]。该调查数据反映，各县馆的组织设置大体上与1932年省方规程相呼应；同时，设部数总体已有下降，教导部的设置明显上升，之前曾一度设置较多的推广部，由于1932年后民教馆与农教馆事业的分工，向最基层的乡村社会推广民众教育主要由农教馆承担[148]，使得民教馆推广部设置数有所减少，民教馆的某些推广事业转移至馆内其他相关部门。就整体而论，各县民教馆的组织建构已经从之前的盲目扩张开始有所收缩，组织定位也逐渐趋向理性。
对于1932年教育部颁布的《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的组织分部，当时民教界人士十分重视，也有不同意见。例如，认为其分部较多而职员少，且事实上所有的职员才能不同，未必能各自独当一面，此其一。其二，馆内工作“豆剖肢解”，各部之间宛似立一隔墙，不能收合作联络之效。其三，总务部名称固然容易引起误会，但会计事务必须有专人负责，分摊兼任事实上行不通。其四，因划分方法不一，各部工作颇多互相牵混之处。因此，民教界的普遍意见是，分部不宜太多，以三至五部为宜，部的名称应带有一定综合性，以免挂一漏万之弊[149]。
在批评声中，教育部于1935年2月公布了《修正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与前一份规程相比，变化最大的莫过于对民教馆内设组织的调整。它将“部”改称“组”，以回应社会上对民教馆“衙门化”的质疑，规定民教馆设五组，分别为教导组、阅览组、健康组、生计组、事务组。而且，各地还可以根据当地情形全设或设置一部分，或合并设置[150]。这样一来，江苏在1935年4月颁布《江苏省各县县立民众教育馆组织暂行规程》，该规程将各县民教馆分为甲、乙、丙、丁四等，全年经费在3000元以上者为甲等，经费在2000元以上不足3000元者为乙等，经费在1200元以上不足2000元者为丙等，经费不足1200元者为丁等。丙、丁两等馆可不设组，甲、乙两等馆仅设教导、生计两组[151]。可见，单就县立民教馆而言，省方规定的内部组织已大为精简。各县民教馆的组织，从1935年度以后，在一定程度上呈现统一的趋势[152]。
应该说，抗战前江苏民教馆的发达，并不是偶然的，其背后实是有政府的推动。也正因如此，各县民教馆的内部组织虽然颇多差异，然而随着中央及省方规程的颁布及修正，县民教馆的组织亦随之相应调整。例如，金山县立民教馆原分总务、教导、展览三部，从1932年度起，改设教导、展览二部[153]。无锡县立民教馆内设三部，然其名称亦有变化，1930年为总务、研究、推行三部[154]，1933年内分总务、研究、教导三部，1934年改设生计、教导、康乐三部，1935年又变为生计、教导、推广三股[155]。这几次变动，虽然体现馆方对活动及机构名称的认识不断发展，如主事者似乎体会到，研究、康乐均非基层民教的当务之急，以有限的人力与经费，不如注重教导、生计等改造活动更为务实，但是这些变动更反映出与中央及省方有关规程相适应的迹象。不过，资料表明，即使到1935年，各县馆设置的内部机构及名称仍然有较大的自由度，如无锡县立民教馆内部组织称为“股”，而无锡县六所乡镇民教馆、农教馆及城区一所工人教育馆则将其组织设为“部”；本来省方将推广事业基本转给农教馆承担，而位于无锡城内崇安寺的县立民教馆，反而增加了推广股。无锡六所乡镇民教馆、农教馆内部通常设教导、生计二部，与省方规定基本一致。但是也不尽然，如冯胡巷农教馆设总务、教导二部，毛村农教馆则设生计、教导、总务三部[156]。可见即使有中央及省方的规程，各地民教馆、农教馆结合自身情形进行组织建制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二）省立民众教育馆组织结构与演变
随着实践的推进，江苏民教馆的内部组织逐渐趋向简化。1934年7月，省方颁布《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馆组织暂行规程》。值得注意的是，该规程未提民教馆为实施民教的中心机关，且将省馆的内部设置简单化，仅分总务、教导、生计、研究辅导四部，规定设民教辅导员1人，由研究辅导部主任兼任。省馆除直接参与对基层民众的现代化改造活动外，突出了学术研究及指导县馆民众教育的功能[157]。1937年5月，省方颁布修正后的省立民众教育馆组织暂行规程，该规程也没有提及“中心机关”说，主要有两个变化：一是将“部”改称为“组”，与此时的县立民教馆组织称谓相一致；二是规定省馆应设1～2名专职人员为民教辅导员，由省教育厅委任，负责视察、辅导各县的民教工作，并定期向省教育厅报告[158]。由此可见，经过数年的社会改造实践，省方对于省立民教馆的组织已经确定了分部“少而精”的原则，并欲使其去“衙门化”，去除“浮华”之气，将之“改造”为务实的民教机构。
以省立镇江民教馆为例，其成立之初设总务、教导、展览、编辑、推广五部，1931年下半年，编辑、推广两部改为委员会，而增加实验部，内设总务、教导、展览、实验四部。1932年度又取消实验部，内分总务、教导、展览三部。1934年8月，随着省教育厅公布省立民教馆组织暂行规程，该馆组织亦按照规程作了调整，原有辅导委员会改为研究辅导部，将展览部归并于教导部[159]。由此，省立镇江民教馆的组织就变为总务、教导、研究辅导三部，虽未设立省规程提及的生计部，然其事务已纳入教导部范畴。该馆组织系统迭有变更，但趋势是由繁至简，逐步突出主干事业。主办者后来曾回顾说：“民教事业，千头万绪”，馆务措施只有“切合民众之需求，注重效率”，才能“免蹈无的放矢之讥”[160]。
应该说，无论是县馆抑或省馆，其组织变迁大致均与政府的政策同步。而无锡南门民教馆作为省立教育学院所属的实验民教馆，其组织演变就更多地凸显了自身的特点。1930年秋，南门民教馆成立之初，其组织分部亦如普通民教馆的方法，设总务、书报、康乐、推广四部。试行10个月之后，觉察到书报不能涵盖语文教育，推广之名亦不恰当，于是以事业为分部标准，重新设计成总务、馆内事业、馆外事业三部。这样的组织，较之前具体、求实，不过试行两个月发现仍有弊端，如“每有某种事业，有内外一体之关联，统一之必要”，而分馆内事业部与馆外事业部，反倒“因此而支离破碎，减少实际上之功效”[161]。这样就又改弦易辙，大约在1932年，将馆内机构分为总务、指导、研究三部，指导部实施语文教育、生计教育、公民教育、健康教育、休闲教育及家事教育等六大教育，研究部从事调查、统计、编辑等事项，凸显实验民教馆的研究及示范的特色。
总之，由于当时政府以及民教界一般都认为民教馆的作用在推广，是“推广的机关”，故而江苏民教馆建立后，组织日渐复杂，“用意在从多方面着手，以尽量推广民众教育之各种内涵，而以普遍实现整个的民众教育为其最终鹄的”[162]。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上半期，江苏民教馆内部组织出现过于复杂、工作范围过于扩大等问题，特别是政府将之确定为中心机关后，这种情形似乎更加严重。随着经验的积累，认识的深化，江苏省开始从政策和实践层面对民教馆的组织建制进行某些调整，突出精简务实的理念，这些改革似乎也影响到国家的决策，而国家新政策的出台，又反过来推动江苏进一步简化民教馆的组织架构。各省、县民教馆的设部数从多到少，从虚到实，从而在组织建构上有利于富有成效地开展基层社会的现代化改造工作。在这里，我们也看到，政府赋予民教馆“中心机关”这柄“尚方宝剑”，即使民教馆具有了其他社教机关不具备的优势，便于它自上而下强势推进社会改造活动，同时它也是一柄“双刃剑”，正因为拥有“中心机关”的名头，无形中成为民教馆内部组织求多、求全的最大推手，其负面影响亦清晰可见。这大概也是1935年以后其“中心机关”名号逐渐被官方淡化的主要原因。
二 人员的构成与素质
（一）江苏省官方规定的聘用标准
江苏省官方规定的民教馆人员的聘用标准不高。在中央政府尚未制订民教馆人员聘用标准之前[163]，江苏省早在1927年12月就对各县通俗教育馆人员，特别是馆长的资格作出规定。馆长要选“人格高尚、服膺党义”之人，尤其是要具备下列条件之一：一是“大学或专门学校毕业，并于社会教育具有相当研究者”；二是“中等学校毕业，曾任社会教育职务三年以上，著有成绩，并有相当之研究者”；三是“曾任教学职务五年以上，著有成绩，并于社会教育有相当之研究者”。至于各部主任、管理员及事务员，则并未有详细任用标准，只是“由馆长呈准县教育局长聘任之”[164]。至1929年3月，省方正式颁布《中央大学区各县通俗教育馆馆长任免及待遇暂行规程》以及《中央大学各县通俗教育馆馆员聘任及待遇暂行规程》，馆长的任用标准一如既往，只是在原先三项条件的第三条中加了“于社会教育有深切之兴趣”一句，其意似乎在防止有些人并无兴趣，仅将民教馆当做领一份薪水的所在。对于馆员的聘用资格，规程有明确说明。甲、部主任及指导员，要求具备下列条件之一：一是“中等以上学校毕业，并于社会教育具有相当之兴趣与研究者”；二是“有特殊技能，曾任社会教育职务二年以上，著有成绩，并有相当之研究者”；三是“曾任教育职务三年以上，著有成绩，并于社会教育，有相当之兴趣与研究者”。乙、事务员，要求具有下列条件之一：一是“具有本条甲项资格者”；二是“曾任教育职务一年以上，勤奋耐劳，对于社会教育，富有兴趣者”。此外，还规定了定期考核办法[165]。是年夏，因通俗教育馆改名民众教育馆，这两份规程亦随之易名。从规程所定的聘用标准看，民教馆人员的资格条件并不算高，大致与小学教员的聘用标准相仿，此其一。其二，因社教机关素来不为社会所重视，常被视为“养老”机构，因而，特别注重人员对社教的兴趣，以免用非所人。
1932年以后，江苏省官方对民教馆人员的聘用条件，逐渐趋重具有实践经验者。1932年10月，江苏省政府公布《江苏省各县县立民众教育馆馆长任免及待遇暂行规程》及《江苏省各县县立民众教育馆馆员聘任及待遇暂行规程》。此时，以培育民教师资为特色的省立教育学院以及社教讲习会等机构，已陆续有了毕业生，所以馆长的资格条件，在1929年制定的规程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被选条件，即“社会教育专科以上学校毕业，成绩优良者”[166]。馆员的聘任条件则不再分甲乙两等，而是对所有馆员执行同样的标准，规定馆员具备下列具体条件之一者为合格：一是“社会教育专科以上学校毕业者”；二是“中等以上学校毕业，并于社会教育具有相当之兴趣与研究者”；三是“有特殊技能，曾任社会教育职务二年以上，著有成绩，并有相当之研究者”；四是“曾任教育职务三年以上，著有成绩，并于社会教育有相当之兴趣与研究者”[167]。同期，省政府还颁布《江苏省各县县立农民教育馆馆长任免及待遇暂行规程》，以及《江苏省各县县立农民教育馆馆员聘任及待遇暂行规程》，其具体聘用资格与民教馆馆长、馆员的条件一致[168]。
1935年6月，江苏省政府颁布新的《江苏省各县县立民众教育馆馆长任免及待遇暂行规程》。新规程与1932年颁布的规程相比，馆长的具体资格条件有两点变化：其一，将最低学历由中等学校毕业明确为高中毕业水平；其二，将“各县社会教育人员检定合格者”也列为条件之一，而且排序在第一条，虽然此条实际操作缺乏硬性标准，然而其注重馆长具有实践经验的价值取向已跃然纸上，这是该规程与之前三个规程的最大不同之处[169]。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或许是对农教馆特殊性有所认识，1935年7月，省政府颁布的《江苏省各县实验农民教育馆馆长任免及待遇规程》，规定了三条具体资格条件，具备其中之一即为合格：一是“国内外大学、专门学校或独立学院修习农艺或森林学科，得有毕业证书，并服务同项职务一年以上有证明文件者”；二是“高级职业中学农科、旧制中等农业学校毕业，并服务同项职务五年以上有证明文件者”；三是“曾经考试院普通考试、建设人员考试之农业科考试及格，并服务同项职务一年以上者”[170]。该规程凸显了选聘农科人才及有实践经验者充当实验农教馆馆长的特征。
（二）民众教育馆人员的学历和资历
首先，我们来考察县立民众教育馆人员的学历、资历状况。
前后四套规程从法规层面上规范了县立民教馆（农教馆）馆长及馆员聘用的行为。那么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这里先看几个县馆的状况。
作为基层民教馆，1928年在苏州浒墅关建立的吴县第一民教馆，职员共有7人，职员学历、资历情况见表1-1。
表1-1 江苏省吴县第一民众教育馆职员一览表（1929年）
续表
由表1-1可见，该馆职员的学历以师范学校毕业居多，其中3人有从教经历；馆长为中师毕业，馆员大多为中等学校毕业或肄业。学历条件符合省方的规定。
创始于1916年的无锡县立民教馆，1931年职员已增至6人（特约、兼职除外）。表1-2是该馆职员的学历、资历情况。
表1-2 江苏省无锡县立民众教育馆职员一览表（1931年）
由表1-2可见，该馆职员的学历大多为中学毕业或肄业，而且5人有小学教育或民众教育经历。馆长为民教院毕业，有民教履历，符合馆长的任用标准。馆员中虽1人学历不详，然查其经历看，既有演说才能，又在该馆任演讲员三年余，应属“有特殊技能，曾任社会教育职务二年以上”者，据说是一个“全无锡几乎无人不晓得的演说家”[171]。因此，该馆职员的任职条件大都合乎省方的规定。
位于宜兴城的宜兴实验民教馆，1933年7月有职员10人，其职员学历、资历情况见表1-3。
表1-3 江苏省宜兴县立实验民众教育馆职员一览表（1933年）
由表1-3可见，该馆长的资格条件，合乎标准自不待言，馆员基本为中等学校以上毕业或肄业，且多达9人曾任职于中小学、民教机关等。更为明显的是，该馆职员中具有某种专长、技能者较多，如医学、刺绣、政府工作等。对照省颁任职条件，该馆职员在年龄、经验、专长等方面，似乎优于前述两馆，这或许与其所具有的实验馆身份、获得政府更多的重视有关。
苏北丰县赵庄集民教馆，是一所典型的乡镇民教馆。该馆成立于1930年10月，职员共3人。该馆职员学历、资历情况见表1-4。
表1-4 江苏省丰县赵庄集民众教育馆职员一览表（1934年）
由表1-4可见，该馆虽然是最基层的乡镇民教馆，然其职员的任职条件也大都符合省方规定的标准。
在农教馆方面，1931年的青浦县农教馆，职员共5人。职员学历、资历情况见表1-5。
表1-5 江苏省青浦县农民教育馆职员一览表（1931年）
由表1-5可见，该馆人员的学历大多为中等学校以上毕业，其中还有名牌大学毕业生，而且全部具有三年以上教育经历，有的甚至长达二十余年之久，就当时一般民教馆的任用标准看，无疑是符合要求的。然而，该馆为农教馆，职员中仅馆长1人算是农科毕业，其余均没有农科学历及经历，如对照1935年制定的实验农教馆规程，则又不能算完全合格。
位于苏北的丰县第七区农教馆，1933年时职员有5人。该馆职员学历、履历情况见表1-6。
表1-6 江苏省丰县第七区农民教育馆职员一览表（1933年）
由表1-6可见，与青浦县农教馆一样，该农教馆职员的资格条件，按普通民教馆的标准，当全部合格，但如若照农教馆的任职规定，则除了馆长之外，其余人员尚不合条件。
1931年的调查显示，江苏51个县中，县立民教馆馆长大学毕业者3人，约占6%；省立民教学院（教育学院）毕业者22人，约占43%；专门学校毕业者3人，约占6%；省立师范毕业者15人，约占29%；中学毕业者4人，约占8%；县立师范毕业者1人，约占2%；历任社教职务者3人，约占6%[172]。可见，在被调查的对象中，大多数为社教专门学院、省立师范毕业，约占总数的73%；仅有6%的馆长，学历未达标，不过有社教经历，也算符合标准。当然，整体学历不高，以中等师范居多。
又据省立镇江民教馆1933年的调查，江苏54个县民教馆309位职员中，就学历而言，省立教育学院毕业（肄业）者19人，占6%；专科以上学校毕业（肄业）者47人，占15%；师范毕业（肄业）者89人，占29%；其他中等学校毕业（肄业）者85人，占28%；其他28人，占9%；未详41人，占13%。就经历而言，这309人中，曾任社教机关职务者67人，约占21.7%；曾任小学职务者141人，约占45.6%；曾任中学教职者24人，约占7.8%[173]。从这个调查看，县民教馆职员的学历为中等学校毕业者居多，约占56%。考察其经历，不难发现，多数都有从事中小学教育及社教的经历，约占75%，其中以曾任职小学为最多。从这一点似乎也可印证，由于教育对象大多为知识贫乏的基层民众，因此，县立民教馆的教育层次，尤其是识字教育方面，大体与小学相当，曾经任职小学的经历，或许更有助于工作的开展。
综上所述，就学历、经历等条件审视，江苏各县民教馆，无论是县立民教馆、实验民教馆，还是乡镇民教馆，其馆长、馆员的聘用，大体都按照有关规定执行，虽然学历以中等师范毕业者居多，但是也基本符合省方的要求。换句话说，在学历、资历条件上，民教馆职员的素质总体尚好。不过，如果按照是否接受过民众教育专业训练的高标准，各县民教馆的职员中，馆长的情形稍好，而就职员整个群体来说，接受过民众教育专业训练者甚少，如上述1933年的调查显示，在309位职员中，仅占6%，即便加上有社教机关服务经历者，也只占27.7%，就是说，多数未受过民众教育专业训练[174]。再者，县立农教馆的职员普遍缺乏农科专业背景，也是不争的事实。
下面来考察省立民众教育馆人员的学历、资历状况。
江苏省立民教馆，其职员的学历、资历条件，普遍优于县民教馆，这是由其地位所决定的。江苏省最早建立的是省立民教馆。在1932年以前，省方的民教工作重心在省立民教馆教育活动的开展；1932年以后，虽然整体上民教馆向乡村挺进，县立民教馆日渐增多，但是省立民教馆依然在扩张，处于示范、引领、指导各县立民教馆举办各种社会改造活动的重要地位，分布于苏南、苏北各地的省立民教馆成为所处区域民众教育的实施中心。由于省立民教馆直接隶属于江苏省教育厅，其事业经费亦来源于省方，与县立民教馆相比，省立民教馆的经费既充裕又稳定，因而其机构、人员明显多于县立民教馆，其对人员的遴选、录用标准实际上亦高于县立民教馆。例如，1930年省立镇江民教馆成立时，其职员共29人，这些职员的学历、资历见表1-7。
表1-7 江苏省立镇江民众教育馆职员一览表（1930年）
续表
省立镇江民教馆是省政府着力组建的民教馆，省方较为重视，由表1-7可见，镇江民教馆的职员，大学（含省立教育学院）毕业者9人，中等学校毕（肄）业者15人，学历不详者5人。中等学校及以上毕业者达82.76%。表中显示，有14人曾在中小学或民教馆、科学馆、党部任职，特别是部主任，他们虽然并非都是大学毕业，然大多有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如总务部主任朱芸生，曾任省立南京民教馆的事务主任；推广部主任徐朗秋为省立教育学院毕业，至少经历过民教的实习；展览部主任刘之常，原为南京市民众科学馆馆长；教导部主任冯国华，曾任宝山县督学，这样的人员素质结构，显然是县立民教馆所难以相提并论的。
作为推进苏北民众教育的重要机构，省立徐州民教馆是在俞庆棠的极力推动下筹建起来的。事实表明，从成立直至抗战前，该馆的建设向来受到省方的重视。当初筹备时，省教育厅厅长周佛海以及李蒸、高阳、俞庆棠、冷遹、孙枋、刘绍桢、赵光涛等江苏民教界著名专家为筹备委员[175]，其筹备人员阵容之一流，亦可见省方及江苏民教界对之寄予的厚望。成立后，该馆在罗致人才方面颇为用力。1937年春，省立徐州民教馆的职员共34人，其学历、经历等情况见表1-8。
表1-8 江苏省立徐州民众教育馆职员一览表（1937年）
续表
由表1-8可见，大学（含省立教育学院）毕（肄）业者15人，占44.12%；中等学校毕（肄）业者18人，占52.94%；两项相加，则中等学校及以上毕（肄）业者高达97.06%。更为重要的是，几个部的主任或总干事大都曾有民众教育受训的经历。因此，该馆的职员是合乎省方规定的聘任标准的。甚至可以说，从学历、经历来看，整体上不仅“达标”而且“超标”了。
当然，这份职员一览表反映的是1937年春省立徐州民教馆的情形。应该说，1932年该馆成立之初，职员为23人[176]，以后人员陆续有增减，但总体上在增加，且人员素质也更趋优化。与此同时，省立镇江民教馆在1936年度时职员也从当初的29人增至45人，其中大学毕（肄）业者11人，占24.44%；中等学校毕（肄）业者20人，占44.44%；该馆民教服务人员训练班毕业3人，占6.67%；小学毕业1人，占2.22%；妇女补习班毕业2人，占4.44%；不详8人，占17.78%。将民教服务人员训练班毕业、妇女补习班毕业、小学毕业及“不详”者除外，中等学校毕（肄）业及以上者为31人，占68.89%[177]。从学历层次看，似乎低于同期徐州民教馆职员的学历水平。不过，这仅反映人员学历方面的差异，实际上镇江馆职员中具有实践经验者并不比徐州馆逊色多少。总体上看，20世纪30年代初省立民教馆的职员大约在20人，至抗战前夕达40人左右[178]。虽然人员构成互有短长，然而其整体素质远胜于县民教馆。
综上，江苏民教馆职员的学历条件大体合乎省方法定资格，不过职员的学历普遍不高也是实情。如若按是否受过民众教育专业训练衡量，则民教馆尤其是县馆中不合格者为数更多。20世纪30年代省方的统计说明，各县民教馆人员合格的只占52%，其余都不是专门人才[179]。值得注意的是，教育界包括教育行政人员对基层民教馆职员的学历期望偏低，如主张县民教馆馆长以二年专科毕业、高中毕业者居多，主任及干事以高中毕业者较多，事务员以初中文化程度者最多[180]。这既反映当时的实际情形，也说明教育界并没有真正认识民教馆人员素质的意义。人员学历较低的状况，对于民教馆从事基层社会的现代化改造，无疑会起到一定的掣肘作用。
（三）民众教育馆人员的整体素质
民教馆能否在现代化改造中发挥作用，职员的学历、资历条件固然重要，而工作态度、敬业精神更为关键。事实上，各馆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许多民教馆积极从事各种改造事业，有些还受到表彰。例如，苏南的丹阳县农教馆馆长舒广智及该馆1934年1月曾获江苏省教育厅的表彰。省方在嘉奖令中说，其获嘉奖的原因，一是吃苦耐劳，做事脚踏实地，全体职员能受馆长领导，分工合作；二是创办民众茶园，用说书的方式，进行公民训练，时间一久，不但与民众感情接近，也扩大了农教馆的影响；三是组织乡村改进会，成为农教馆工作的有力帮手。其中，成功组建乡村改进会，与地方打成一片，是该馆声誉日隆的主要原因[181]。该馆组织的乡村改进会，由该自治区的闾邻乡镇长及当地素有声望的人士任委员，凡与民众有关的设施，均由改进会议决施行，“故该会在该馆方面，无异于馆务会议，在地方方面，直等于地方会议”。例如：挖河，需要征工，大家按户出工；春旱时发现蝗虫，就逐户分摊地段，合力扑灭，使该地麦作未受损害；隆冬季节，为了防盗，维持地方治安，决定以十户为一组，各户出一更夫，轮流巡夜，逐日巡查，实行多日，对当地治安助益很大。此外，该馆举办农民学校三处，流动教学一处，识字班两处，也得到改进会的协助[182]。时任江苏省教育厅三科科长相菊潭前来视察时，为了验证该馆平时举行集会，只要鸣集合钟数十下，不到半小时，民众来馆者就有二三百人之说，曾令该馆依法鸣钟，果然，不一会儿，民众陆续来馆二百余人，秩序井然[183]。这是该馆职员在民众中具有相当威信的一个生动写照。
再如，苏北的泰兴县民教馆及馆长朱云龙，1934年也获江苏省教育厅的嘉奖。省教育厅训令指出：第一，朱馆长任职十余年，具有敬业精神，全体职员也能分工协作；第二，该馆组织的乡镇改进会，能够推动地方事业发展，“殊为他处改进会所不及”，究其原因，“实由于朱馆长深得民众信仰，所举办之事业，均能切合民众需要”；第三，该馆于基本施教区内，施行强迫教育，“分段办理，方法甚是，受强迫者经解释之后，又能欣感折服，毫无怨言”[184]。可见，该馆事业的成功，得益于馆长兢兢业业，作风务实，讲究方法，以及全体同人的齐心协力。
除了获江苏省教育厅正式表彰者外，许多民教馆、农教馆职员给省督学留下了良好印象。例如：1933年，省督学视察如皋县教育后认为，该县城市民教馆馆长胥忠咸服务勤恳，推行工作，亦有计划；石庄民教馆代理馆长黄谔办理颇具热忱，计划馆务，也多切实[185]。同年，督学视察盐城县教育后认为，该县第一农教馆馆长江彬对于农民教育有专门研究，服务勤劳，殊堪嘉许。该馆对于生计教育，颇有实施，深得农民之信仰[186]。类似的例子，尚有很多，不胜枚举。
当然，有些人想进教育馆，主要是来“混口饭吃”，或摆脱困境，既缺乏专业背景，也未必对改造基层社会抱有兴趣。例如，苏北泰县港口农教馆1933年春筹备期间，当地乡村塾师吴惠中，即找到筹备负责人王祖述，谋取一教席，王祖述以筹备期内“未便即时发给聘书”、“此时暂不聘人”为由，未予理会。吴氏觉得王“不肯容纳，因而愤愤”，差一点引发双方冲突[187]。想来，乡村塾师待遇本不丰厚，20世纪30年代又受各县改造私塾乃至取缔的冲击，而其时教育馆正处于巅峰之际，无形中催生某些塾师也产生加盟的念头。
也有些民教馆的馆长缺乏敬业精神，治馆无方，有的甚至贪污公款。例如，20世纪30年代中期，省督学视察金山县教育馆时发现，朱泾民教馆馆长沈士雄任职甚久，但是管理混乱，“标本仪器腐蚀破坏不加修补”，“图书迟不编目，文卷凌乱，簿册残缺，精神废弛，到处可见”。相比之下，该馆还算办事稍好的。泖港农教馆馆长王鸿恩，自己另有营生，“常居朱泾不到”，馆务交付馆员办理。“视察时藉口生子，又已一星期不来。而从不向教育局请假。”更滑稽的是，王家住朱泾，居然有若干次赴朱泾领款、还账的差旅费在馆中报销。干巷农教馆馆长曹绂，常不到馆；馆员施赞平，又时时假归；馆务竟委托给年方十六七岁、初中未毕业的刘企文，民校虽办了几届，而每次不过十余人，甚至七八人，馆长、馆员均不任课，悉委之“小先生”刘企文。张堰民教馆馆长徐胥钦任职已有三年，但是督学视察时，该馆无所陈设，书籍亦仅五十余种，民校虽举办过两届，然而都未能完成。督学向其索要民校点名册、学生成绩等，均一无所有[188]。后经查实，徐氏有侵蚀公款行为，省教育厅令县方追还，严肃处理。泖港农教馆馆长王鸿恩被令饬撤职，朱泾民教馆馆长沈士雄虽未被撤职，然也被省教育厅训斥，责令其“力求振作，以观后效”[189]。
据江苏省教育厅1930、1931年视察35县64个民教馆的报告，“办理成绩优良的不过三五处，而办事精神松懈以致毫无成绩者三十一处，设备简陋而内容不充实者十三处，所办事业未能切合民众需要，以致民众不愿与机关接近者十一处，工作毫无计划者五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虽多，而人员素质不高则是一个重要因素[190]。时人指出，当时县馆中滥竽充数的不在少数，“有的是藉此养病的，有的是政治舞台上玩腻了或失败了，借此歇歇脚的，有的是年纪老了，别的事情做不动，看守馆门却是可以的，有的是没有资格做校长或教员，但做个馆员，还不至成问题，有的是植个人势力的……这样，这样的工作人员，我们要冀望他们为民教而努力，那是缘木而求鱼了”[191]。上述分析或许过于悲观，不过县馆中鱼龙混杂却也是实情，而且民教馆的职位在当时似乎是人们“退而求其次”的所在。
正因为民教馆职位在不少人看来并不那么“吃香”，因而合适的人员颇难寻觅。例如，1932年，吴江同里民教馆馆长范菊高，因体弱多病曾向教育局屡请辞职竟未获准。10月1日，他又赴吴江面交辞呈，决心求去，局长只好应允物色继任者[192]，一直延至次年2月继任人选方才落实[193]。由于待遇菲薄，县馆职员兼职现象甚为普遍。1932年，江苏省教育厅训令靖江县县长指出，该县“城中民教馆馆长黄绍昌兼营报馆事业，对馆事不热心，各项设施少成绩，应予申诫，责成专心供职，努力改进”[194]。然而，申诫似乎未产生任何效果。1934年，省教育厅再次训令靖江县政府，认为城中民教馆馆长黄绍昌曾向教育局呈请辞职，现今馆内工作懈怠，应即准予辞职，另选干员接充。馆内职员也应另行延聘，彻底整顿[195]。无独有偶，1934年，省教育厅训令江都县教育局，要求该县民教馆主任及职员不得兼任馆外职务，采取精员增薪办法，以罗致专才[196]。可见，县馆中职员兼职的情形在当时并非个别现象。
总体上看，江苏民教馆的职员素质确实存在参差不齐的问题。应该说，民教馆的职员是施行民众教育、推动基层社会现代化改造的基本动力。“民教馆在社会上能否完成其教育的使命”，能否发挥改造社会中心机关的作用，“纯以人员为转移”；“民众教育能否深入民间，能否普及到一般民众”，关键在民教馆的工作如何，换言之，就是看民教馆职员如何[197]。就是说，民教馆职员的素质直接影响社会改造的绩效。或许正因为某些县馆的职员芜杂，业绩不显，为1936年省政府最终裁撤县民教馆埋下了伏笔。不过，省立民教馆职员素质普遍优于县立民教馆特别是设于乡镇的民教馆，也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