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周边与中国的世界秩序理念
周边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地位变化，是因为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必须适应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潮流。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中国领导人认为必须搞好经济才能让中国不倒。中国与周边的发展差距，特别是与东亚“四小龙”的发展差距对国内政治稳定构成挑战，包括统一大业。摆脱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约束的俄罗斯采取了“休克疗法”，迈向了市场经济。印度拉奥政府也于1991年6月实行改革。全球市场一下子扩大了数倍，经济实力成为国家力量的重要来源。由于经济利益和政治治理都与周边国家息息相关，周边在中国外交布局中的地位上升，中国政府对国家利益的来源及其作用采取了一种务实的态度。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国际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呈现出一种亚洲化的趋势，国际贸易的一半以上在亚洲完成。整个80年代中国的国际贸易主要在亚洲、欧洲和北美洲之间进行，三个地区的比重基本保持平衡。但是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与亚洲贸易的增长速度开始大大超越同欧美国家的贸易。传统的比较优势贸易理论无法解释中国与欧美发达社会的贸易竟然慢于和少于发展中亚洲的贸易，1999年，中国同亚洲的贸易突破2000亿美元，占当年中国总贸易额的57%。如果加入政治变量，那么就容易理解中国国际贸易的方向与中国外交战略对周边的重视存在极强的关联性。2008年，在周边国家中，中国占该国贸易比重超过10%的有19个。其中，中国与印度、伊朗、朝鲜等6个国家双边贸易增幅超过30%，中国首次成为印度最大贸易伙伴，并继续保持日本、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地位。陆上邻国对中国国际贸易的重要性日渐上升，而海上邻国由于日本一国的下滑、韩国份额基本不变而整体上处于下降趋势。这一变动说明了近些年陆上邻国基础设施和贸易便利化的进展。
从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领导人已经提出要重视企业如何通过全球市场实现发展壮大的问题。2000年开始，中国政府提出要“抓紧研究和实施‘走出去’的开放战略”。2002年底召开的十六大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此后，中国国际经济合作与海外投资发展迅速，特别是与亚洲国家地区的经济联系前所未有的紧密。根据《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截至2010年底，中国共有1.3万家境内投资者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6万家，分布在全球178个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3172.1亿美元，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1.5万亿美元。[14]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名列全球第5位，首次超过日本、英国等传统大国，创造了历史最高值。2010年在流量的地区分布上，亚洲占65.3%，大约是拉丁美洲的4倍、欧洲的7倍、北美洲的17倍、非洲的21倍、大洋洲的24倍。
随着中国海外投资、对外经济合作、技术援助等急剧扩大，中国外交部门扩展制度积极应对新挑战，海外利益的保护被提上议事日程。2004年中国外交部设立了安全事务司，专门处理和协调中国海外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工作，这项制度建设体现了中国外交“以人为本”的精神。外交制度的变革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外交理念的变革，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外交要与时俱进跟上相关行为体的利益变革与需求。中国企业日益增多并复杂化的海外投资与海外经济合作需要中国执行“大外交”，改善对中国国家利益来源、利益维护机制以及拓展手段等的认识。
周边地位的上升，还可以看出中国对海上邻国及海上疆域的重视。1995年3月，李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强调“加强边防海防建设，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1996年5月，中国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随后召开海军会议，重申了保护海洋权益的问题。中国海军的战略目标已经从保卫领土完整、统一祖国，发展到保护海洋权益、稳定周边海域。1997年，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指出“良好的周边环境”至关重要。由此，可以判断“周边”概念在使用过程中逐渐含有对中国发展海上力量、维护海洋利益的关注。
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必须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布局的高度，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胡锦涛的讲话意味着，军事现代化已经摆脱了服从于经济建设的从属地位。2008年12月，中国海军护航编队首次进入印度洋的亚丁湾。2009年3月，外交部设立边界与海洋事务司，专门应对与周边邻国陆地和海洋边界纠纷。2010年7月，中国海军举行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演习，隶属济南军区的北海舰队、南京军区的东海舰队以及广州军区的南海舰队协同演习，穿过冲绳以北的宫古海峡，进入了浩瀚的太平洋。
从海洋、军事的视角看待中国“周边”，中国对外关系的视野、深度和复杂性都将发生变化。与历史上中国长期忽视海洋、不重视经济增长不同，当代中国开展周边外交更加平衡、更具策略性，可以说是以政经合一的方式提升中国的地区影响力。说中国只使用经济手段而不注重安全因素，是对中国周边外交的误解。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在东盟的会议上就提出了新安全观，并在上海合作组织中进一步加强了地区安全，但周边局势的复杂变化对中国周边战略规划和执行提出了更高要求，更加需要协调安全和经济实力提升之间的复杂关系。
“周边”作为分析层次和中国外交的板块，其内涵逐步扩大，美国尽管不是中国的邻国，但却是对中国与周边关系产生极大影响的“特殊周边”。尤其是从海洋角度考虑的话，中国力量走出东南沿海地区就遭遇到美国及其同盟体系。中国如今与全球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国内的发展离不开周边环境的保障，一个动乱的周边将为美国介入制造借口，让美国以维护全球利益的口号在中国周边驻军。2011年11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中宣称：“今后10年美国外交方略最重要的使命之一是大幅增加对亚太地区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的投入。”希拉里承认，中美关系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具挑战性和最具影响力的双边关系，为了管理这种关系，美国的外交政策必须加速转型。实现这一战略转型的重要举措是，美国将把各种外交资源——包括最高级别的官员、发展专家、跨部门团队和永久资产——分派到亚太地区的每个国家和角落。
希拉里所强调的实质是要用美国民主参与模式在中国周边塑造地区安全网络。美国前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在祝贺野田佳彦当选日本新首相时认为，为了让崛起的中国走上和平道路，美国必须在中国周边打造一个民主国家构成的体系。在这个所谓的“民主之弧”上，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以及印度等国家都符合美国人所说的“强有力和活跃的”标准。尤其是日本，其在2010年12月出台的《防卫计划大纲》中，放弃了“基本防卫力量构想”，转而采纳“动态防卫力量”，并首次在西南海域部署自卫队。新的大纲突出了对中国推进军事现代化以及在日本附近海域活动的担忧，作为指导未来10年日本国防政策的大纲如此指向，不能不令人担忧。尤其是，日本新政权试图以南海问题为由头，借美国之威，拉拢印度、澳大利亚以及菲律宾等国，构建约束中国的多边海上安全机制。对中国而言，海洋是国家利益拓展中必须坚持的内容，其挑战是如何让周边国家接受一个改变现状的海洋秩序。
“周边”已经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分析层次和政治话语，它是一个具有多个层次的地区体系。在这样一个周边世界中，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衔接、霸权国家与地区强国共存。中国给周边国家展示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尽管以欧洲经验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实力增长必然导致军事扩张，但中国试图摆脱历史的宿命，避免与美国及其盟国发生激烈的冲突。中国的世界秩序理念突出周边，试图使实力增长与地区秩序转型符合一个崛起大国的需求，这样既可以从周边的发展中获得更加贴近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目标，也可以通过经营周边来学习、历练外交能力，加强中国对周边环境的塑造。
[1] 钟飞腾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副研究员。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5页。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322页。
[4] 程林胜：《九十年代世界总体格局与中国》，《国际政治研究》1990年第3期，第36页。
[5] 郗润昌：《世界新秩序的演变趋势与国际安全》，《未来与发展》1991年第4期，第29页。
[6]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279页。
[7]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533页。
[8] 周桂银：《新世纪的国际安全与安全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0年第1期，第70页。
[9] 朱听昌：《新世纪中国安全战略构想》，《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期，第1页。
[10] 杨毅：《积极推动构建周边合作机制》，《当代亚太》2009年第1期，第9页。
[11] 胡锦涛：《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努力开创上海合作组织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03年5月29日。
[12] 王光厚：《从“睦邻”到“睦邻、安邻、富邻”》，《外交评论》2007年第3期，第41页。
[13] 张清敏：《六十年来新中国外交布局的发展》，《外交评论》2009年第4期，第38页。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