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意识的超前变革^[1]

——纪念《矛盾论》发表50周年

社会意识的超前变革是毛泽东所写的《矛盾论》中所包含的一个潜在命题。中国的改革必须面对中国的实际。然而，它目前正面临着一系列强大的阻力——传统观念、习惯势力、保守思想……一句话，中国目前的社会意识已经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因此，中国要改革，社会意识必须超前变革。但是，社会意识的超前变革决不等于“全盘西化”，更不是盲目引进资本主义的社会意识，而是从中国社会变革的要求和实际出发，大幅度地变革那些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落后的社会意识，从而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和社会环境。

50年前，毛泽东在他著名的《矛盾论》中说：“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主义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表现为主要的决定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2]毛泽东的这段话，为社会意识的超前变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社会意识超前变革的内容大体上包括以下4个方面：

（1）要树立全民族的哲学意识。哲学是时代的精华，它对社会存在具有总体的预见和指导意义。一个民族的辩证思维程度如何，依赖于本民族哲学意识的浓淡程度。如果哲学意识淡薄，不但会出现形而上学、左右摇摆等社会现象，而且会使人目光短浅、重眼前利益而轻长远利益、重个人利益而轻社会利益，产生一系列社会弊病，严重地阻碍社会的发展。社会意识的超前变革，实质上就是要人们树立起强大的精神支柱，对未来社会在思想上寄予希望，在行动上有所努力。因为我们今天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将来的大目标，而大目标的实现也离不开今日的努力。近年来，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一些人讲实惠多了，讲理想少了，在他们看来，既然现在还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不要设想共产主义的事情，更不要提倡共产主义精神。实际上，这是一种片面的、僵化的形而上学思想。事实上，人生在世，除了物质需要外，还有精神上的需要。如果人们的思想都和实际生活同步，那就没有了寄托，生活就失去了意义。而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不论社会发展到什么阶段，都应坚定不移地信仰、追求共产主义理想，并用实际行动去促进这个人类最高理想的早日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状况远远比不上现在，但是共产主义的信念却在人们心目中深深扎下了根。今天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丢掉这种信仰呢？所以社会意识的超前变革，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理想和目标上。

（2）要更新落后的思想观念。观念是一种思想形态上的东西。落后的思想观念，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对客观事物约定俗成的一种习惯认识。这种思想观念传播得极为广泛，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次。千百年形成的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很可怕的力量。在我国，对人们思想影响最深的是儒家宣扬的“中庸之道”。这种思想不仅为历代统治阶级所利用，而且为劳动人民所接受，从而在人们思想中形成了一个传统的认识框架：不偏不倚、故步自封、因循守旧、循规蹈矩……因此，在中国进行改革困难重重。此外，还有宗法观念，如上智下愚、尊卑有别、特权思想、平均主义、“不患寡而患不均”，小生产观念、目光短浅、固守田园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阻碍了改革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3）要矫正偏颇的理论认识。理论是革命的先导。如果没有掌握正确的理论，或者对正确的理论加以错误的理解时，都要导致行动的失误，这样的教训在我党历史上是十分深刻的。如自称是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的王明，虽然对马列主义的个别词句背得烂熟，但不能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采取教条主义，结果几乎葬送整个中国革命。因此，正如毛泽东说过的，没有革命党领错路而革命不失败的。之所以会领错路，就因为理论不正确。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提出了“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由于我们不能全面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在工作中出现了很多失误。特别是在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解上，出现了很多偏差。如根据马克思在100多年前提出的社会主义消灭了商品经济的思想，否认了实际中存在的商品生产，使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走了弯路；同时把本来是社会主义弊端的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用人制度上的“一包分配定终身”的“铁饭碗”，以及不顾价值规律的作用、片面强调“物价稳定”等等都视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结果不仅影响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而且扭偏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正确认识。而一旦需要改变这些弊端时，就使人们怀疑起这是不是要走资本主义回头路。可见，偏见比无知更可怕。如果还不矫正或变革这些过时的、错误的理论思想，社会主义就不会大踏步地向前发展。

（4）要敢于在社会科学领域提出新的假说。历史是在不断地向前发展的，作为行动先导的社会科学体系也必须不断革新、丰富和发展。毛泽东说：“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3]这一点同样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因为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当旧事物灭亡、新事物产生时，必然会同时产生新的思想、理论和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是实践，它在实践中产生，也必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从来也没有把他们的理论称为“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由于历史的局限，他们不可能在100多年前就对未来的社会主义提出非常完整、准确的结论。毛泽东说过，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他们对未来社会只能做个大体猜测，余下的只能靠后人去探索。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永远不过时的。但是，其中的个别结论有些则过时了，有些需要补充和发展。因此，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是每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历史责任。事实上，列宁、毛泽东都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的原有理论，所以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敢于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下，结合具体革命实践，提出新的“假说”。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完成社会意识超前变革的历史使命。

社会意识的超前变革是一种历史性的选择，它既没有固定的框架，也不是少数人的意愿，更不是脱离社会发展规律的主观随意的变革。

社会意识的超前变革没有固定的框架，也没有具体的模式，而是一种依赖于一定的社会存在方式的自我更新过程，任何套用或照搬别国经验，无论是东方的或西方的，都无法实现这种变革。由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所以一般来说，社会意识总是落后于一定的社会存在，但是随着一种社会意识的产生，在它的内部也就同时产生了一种自我完善和不断调节的内部机制。这种自我完善和调节的过程往往是缓慢的、渐进的、持续的。然而，它必须始终朝着一个方向，即一定的社会存在的发展方向向前发展。如果偏离或违背这个发展方向，就会成为社会存在发展的障碍。这样渐进性的社会意识，发展到一定程度或阶段就要出现一次飞跃、一次质变，这种飞跃和质变恰恰是社会意识超前变革的前提条件。过去，我们盲目地套用苏联的模式，不但违背了社会意识与一定的社会存在相适应的规律，而且也违背了社会意识自身变革的规律。

社会意识的超前变革，从根本上体现了多数人的意志。社会意识的超前变革作为一种历史性的选择，不可能是哪一个人或哪几个人能够说了算的。当一种进步思想或先进的意识还不能在千百万人心目中扎根、不被多数人所理解、没有产生强烈的社会影响之前，这种思想或意识的变革就无法实现。社会意识是分层次的。哲学、宗教等在社会意识中居于较高的层次，起着主导的作用，而政治、道德、法律、科学、艺术等居于中间层次，往往起着决定的作用；人们的生活需要和利益要求以及欲望等在社会意识中虽然居于较低层次，但它在某种程度上对以上两种社会意识内容起着一定的基础和制约作用。无论是哲学、宗教，还是政治、道德、法律、科学、艺术等等，如果违背了人们的利益，或者说还没有使人们的利益要求同这种社会意识的各个环节之间挂上钩，社会意识的变革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一种利益要求在社会上总是首先上升为一种见解，当这种见解只是限于少数几个人的意见时，社会意识的变革是无法实现的。当然，不能否认多数人的意志往往来源于少数人的见解，如果少数人的见解是根本上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的，如果这种见解是正确的，那它或迟或早会转化为多数人的意志，社会意识各层次之间的相互作用恰恰是实现这种转化的催化剂。如果少数人的正确见解转化为多数人的意志，社会意识的变革就会实现，这无疑对社会存在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作用。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就说明了这个道理。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恰恰是个千百万中国人民的历史性选择。

当然，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无论是少数人的见解，还是多数人的意志，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存在方式，离不开社会一般的发展规律。如果我们离开社会存在去空谈社会意识的超前变革，必然会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这也就是说，社会意识的超前变革从本质上依赖于社会存在变革的客观要求，否则必将碰得头破血流。过去在这方面，我们有过深刻的教训。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意识的超前变革不但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而且适得其反。

我们说的社会意识的超前变革，是建立在已有的实践和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切的科学分析基础之上的，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事实上，一种正确的思想产生，一种科学理论的创立，都不能离开上面的基本点。社会意识的超前变革从根本上说，是由一定的社会存在变革的要求所决定的，是一种历史性的选择。

[1] 本文发表于《理论界》1987年第6期。

[2]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第300、301页。

[3]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第2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