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环境资源与价值报告研究综述[1]
【摘要】可持续发展问题已成世界关注焦点，企业编制和披露融入企业环境资源信息的价值报告，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文明进步的迫切需要。对企业环境资源与价值报告的研究能够丰富企业财务报告和价值报告的理论研究，并响应党中央对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要求，推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基于不同理论视角，探讨了企业环境资源对企业可持续性价值创造的影响，并从经济、环境和社会这三个维度梳理了企业可持续性价值创造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然后，通过分析企业财务报告和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局限性以及综合报告的发展与争议，探讨其理论与实践的有机融合问题；最后，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未来企业环境资源与价值报告研究的发展趋势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环境资源 价值报告 可持续发展 综合报告
可持续发展问题已成世界关注焦点，坚持可持续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已成全社会的共识。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管理体制，充分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和重大意义。
就会计而言，改革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管理体制需要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需要我们重新思考新形势下会计的财富计量功能，推动企业环境资源核算和价值报告研究不断发展。
环境是一种特殊的资源，恰当地计量企业环境资源的价值与耗费，能为相关主体提供必需的信息，进而起到保护和治理环境的作用。环境资源不仅强调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同时突出其生态价值。环境会计是为生态系统和社会服务的会计，其目的就是要计量和反映环境资源的价值与耗费。然而传统的报告体系，仅仅关注企业和社会的经济资源，既没有反映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也没有反映人类经济活动所造成的环境资源耗费以及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企业是市场经济体系的基本元素，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离不开微观企业对环境资源利用信息的披露制度；同时，企业作为营利性组织，追求价值最大化是其核心目标。因此，企业编制和披露融入企业环境资源信息的价值报告，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文明进步的迫切需要，引发了企业对外报告的变革。但是，经济可持续性、环境可持续性和社会可持续性的分离相应地导致了企业对外报告呈现各自分离的状态，即独立的年报（以财务报告为主要内容）和可持续发展报告（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环境报告）并存，这不利于有关价值创造的沟通。基于此，近几年来国际会计界提出一种旨在整合各类报告、体现企业可持续性价值的“综合报告”，但目前还没有完全统一。
因此，研究如何构建既满足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又体现企业价值的报告体系，是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理论基础问题，即企业环境资源对企业可持续性价值创造有何影响；二是理论深化问题，即微观层面的企业可持续性价值创造对宏观层面的社会发展有何影响；三是理论与实践的有机融合问题，即嵌入环境资源信息的企业价值报告体系如何构建。为了探索这三个方面问题，本文回顾了这三个方面的国内外研究文献，旨在了解相关学术领域的研究发展与最新动态，并思考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以丰富企业财务报告和价值报告的理论研究，并响应党中央对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要求，推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企业环境资源对企业可持续性价值创造的影响
研究企业环境资源与价值报告首先要明确企业环境资源对企业可持续性价值创造有何影响。从理论上看，已有文献从环境资源价值、生态效率和企业可持续发展等角度进行了探索，丰富了企业环境资源与价值报告的研究。
（一）环境资源价值视角
在环境资源日益减少的今天，环境资源价值理论可以为环境资源的有偿使用提供参考，为人们合理核算环境资源奠定理论基础，有利于把环境资源统一于市场经济体系中，以价值规律规划环境资源的开发和维护。然而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对环境资源价值的认识不足，对环境资源的免费使用导致过度使用现象大量存在，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对不可再生的环境资源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损害，所以有必要对环境资源价值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环境资源价值即总经济价值（TEV）可以分为使用价值（UV）和非使用价值（或内在价值）（NUV）。亚当·斯密第一次提出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为价值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现有的国外研究主要从生产要素、投入产出过程、顾客和财务四个角度研究企业价值的创造。企业可持续性价值（SustainableValue）从环境资源视角扩展了企业价值研究，它将机会成本思想应用到企业经济资源和环境资源的协同使用中。一般认为，企业可持续性价值的创造需要企业环境资源与经济资源共同发挥作用。可见，企业可持续性价值是企业环境资源价值和经济资源价值的有机结合，而非二者的简单加总。但是，如何计量和反映企业可持续性价值仍是难题。就企业可持续性价值而言，由于其无法计量和反映，它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也无法验证（Hahnetal.，2011；Stankevicieneetal.，2014）。微观层面企业价值的普遍增加是推动宏观经济发展的源泉，这是学术界的普遍共识，也是一国支持本国企业发展、提升企业价值的原因之一。
Figge和Hahn（2004）认为，从经济视角分析环境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时应该采用价值导向（value-oriented）而不是责任导向（burden-oriented）的方法，虽然责任导向关注不同的环境影响以确定经济活动造成的环境破坏，但这种观点在方法论上的缺陷和分析的不完整会阻碍其在实践中的广泛应用。正如李心合（2007）等学者认为，价值创造是财务目标的要求。[2]为了体现环境资源的价值，需要将环境目标与财务目标相结合，如H?nninen和Karjaluoto（2017）认为，尽管在商业中，经济目标高于其他目标，但经济目标和环境目标可以整合在一起，从而同时达到这两种业绩目标，帮助企业实现经济资源和环境资源的价值最大化。
（二）生态效率视角
学者们对企业环境资源的研究往往与生态效率（Eco-effiency）研究同时展开。生态效率的概念可归纳为生态资源满足人类需要的效率，一般认为，企业合理使用环境资源能够增加企业价值（Sinkinetal.，2008；Saltarietal.，2011)。在这一量化基础上，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效率理论方法及其应用方面（Ciroth，2009；Figgeetal.，2013）。
随着研究内容的深入，学者们意识到环境会计对环境资源的基础计量与分析报告的重要作用，尝试引入更多的概念和机理来解释和拓展环境资源计量的研究。生态效率是目前整体衡量公司环境绩效和财务绩效最流行的概念之一。经济和管理范畴的环境效率的学术上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Freemanetal.,1973）。到了20世纪90年代，生态效率的概念是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为可持续发展而提出的，最初应用于商业经济领域，后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则将这一概念扩大到政府、工业企业及其他组织，将生态效率的内涵发展为在最优的技术和经济效率的前提下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生态效率时常被当作公司对可持续发展贡献的一个重要因素来讨论（Figgeetal.,2013），许多财务管理和经济绩效指标都基于效率考量，环境背景下的效率目标则应该是追求生态效率，因为它把环境问题与标准的效率考量联系在一起，强调经济价值和环境影响的关系。
为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对环境资源的利用效率，我国学者也开始探索用生态效率指标作为环境业绩和财务业绩的结合，对其进行应用与评价研究，但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评价指标和体系。另外，国内学者对价值报告已进行了初步研究，但是由于我国环境资源保护制度相对不够完善，企业环境资源信息也难以公开获取，国内学者对生态效率的相关研究鲜见从宏观层面细化到企业微观层面，企业环境资源和价值报告的研究各自独立展开，并未考虑将企业环境资源与经济资源共同创造的可持续性价值信息融入价值报告（张家伦，2010）。
（三）企业可持续发展视角
在研究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文献中，对于企业环境和社会绩效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经验研究，大都遵循多赢范式（Burkeetal.，1996；Hustedetal.，2006）。根据多赢范式，企业在经济、环境和社会方面的可持续性至少部分地彼此和谐统一，即只有在环境的完整性、社会公平性和经济繁荣三大原则的交点上，企业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才能实现（Bansal，2005），而管理层则应该设法找到同时实现企业在经济、环境和社会三方面可持续性目标的方案。因此，企业可持续发展问题被归结为“从经济、环境和社会三个维度迎接机遇和管理风险、为股东创造长期价值的方法”（Loetal.，2007）。由此可见，环境可持续性和社会可持续性仅仅被作为有利于提高企业经济绩效的手段，企业之所以关心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完全是出于企业自身纯粹的经济利益的考虑。
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可持续性问题的重要性，许多公司也要求把环境方面的因素整合到公司决策机制的制定中来。Burritt和Schaltegger（2010）明确提出了“可持续会计”是为生态系统和社会服务的会计，而且可持续会计作为一种信息管理工具和方法，能促进企业的可持续性和企业责任的发展。而企业可持续性价值将机会成本思想应用到企业经济资源和环境资源的协同使用中，从环境资源视5环境资源会计研究
角扩展了企业价值研究。一些学者试图从环境资源的视角研究企业可持续性价值的创造及其对宏观经济增长的贡献，但目前尚未取得较大进展（Hahnetal.,2011）。
二、企业可持续性价值创造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在回顾了理论基础问题的基础上，本部分进一步梳理企业环境资源与价值报告的理论深化问题，即微观层面的企业可持续性价值创造对宏观层面的经济、环境和社会发展有何影响。企业可持续性价值创造的研究主要从战略的高度出发，关注的是企业分别与经济、环境、社会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周守华等，2012）。因此，企业可持续性价值创造对经济维度、环境维度和社会维度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一）经济维度
生产和消费的模式乃至国家财富和人类发展的模式，如果获得的效用没有在任何一点上沿着可持续发展路径降低，则被认为在经济上是可持续的（Pezzey，1989）。经济可持续性的着眼点是代表着人类发展和福祉的各种类型的“资本”（Moldanetal.，2012）。资本的类型包括劳动力、自然资源、财务资本以及产业结构等（Copusetal.，1996）。正如Moldan等（2012）所说的那样，福祉被理解为一切消费行为，即对任何商品或服务的享受，其中的商品或服务可以包括大自然免费提供的东西。显然，按照其最广泛的经济解释，可持续发展意味着“消费”水平在长期内的逐渐提高，经济可持续性总是意味着自我维持的经济增长和发展（Copusetal.，1996）。
企业可持续性价值创造同时还可以提高经济绩效、运营绩效和组织绩效（Greenetal.，2012）；更具体地，Severo等学者（2015）认为，以环境改善为导向，更有效地使用环境资源，可以使成本减少，进而实现销售和利润的增长。Zhao等（2015）认为，环境表现和活动也会影响公司在市场中的战略地位。
（二）环境维度
如何科学评估企业的环境资源、合理配置环境资源，已经成为当前形势下的重要问题。而合理配置环境资源的依据之一，就是环境会计提供的环境资源及变化信息。对企业环境资源和可持续性价值的重视，能推动企业环境战略、环境管理体系和生态控制的发展，从而对整个生态系统带来良性的效果。但同时，追求环境绩效可能意味着守法成本较高（Jaffeetal.，1995），用于重构消耗资源的投资巨大，并可能限制提高竞争力的机会，所以追求环境绩效往往以损害财务绩效为代价，并且，提高财务绩效或满足商业需求可能意味着增加资源消耗或使用新的技术，从而大规模损害环境绩效（Hulletal.，2008）。同时，地方官员晋升更多地依赖于经济绩效，因此环境绩效往往更容易被忽视（Zhengetal.，2017）。
随着对企业环境影响的审查日益严格，企业对环境的重视从被动转为主动，从消极转为积极，环境管理逐渐融入企业战略和企业文化中。学者们开始关注企业环境战略的研究（如Aragón-Correa,1998；Figgeetal.,2013）。Heggen（2019）通过对澳大利亚公司的研究，探讨了环境策略规划（ESP）、环境价值系统与企业环境经济成果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环境策略规划与环境改善呈正相关关系。随着企业环境战略的日益成熟，出现了“生态控制”这一更专业的概念。生态控制是一种正式的程序和系统，它利用金融和生态信息来维持或改变生态系统的环境活动模式（Schalteggeretal.,2008）。
（三）社会维度
如果企业重视可持续性价值创造，并在向社会提供有价值的产品或服务的同时，鼓励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那么就会出现企业可持续性价值创造在社会层次上的良性影响。例如Elnaboulsi等（2018）研究了信息公开披露的社会价值和环境规则的影响，但也有大量研究强调企业财务（经济）可持续性与社会维度在很多情况下存在着冲突（Boydetal.，2009；Orlitzkyetal.，2003）。
虽然企业应该优先考虑社会维度的目标，但是经济维度的目标可能与之相反（Pacheetal.，2011），企业不得不做出权衡取舍。社会绩效需要不同于财务约束和商业逻辑的自由度和灵活性，这样才能7环境资源会计研究
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追求社会绩效的目标应该是首先为社会整体而不是只为公司创造价值，但财务绩效的获取方式可能在相反的方向运行着（Pacheetal.，2011）。另外，企业会在经营过程中承受来自社会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压力，比如政府制定相关法律法规，非政府组织发布环保报告，顾客和供应商对企业施加压力，以及社会公众和媒体的监督等（Yangetal.，2015；Chengetal.，2017；Muttakinetal.，2018）。因此，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之间的冲突和权衡也与各机构的压力强弱以及公司各方利益相关者有关，客户、员工、供应商、受益者、合作伙伴和投资者纷纷提出各自不同的社会需求或财务需求（Coda，1992），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这往往使企业限入迷茫和无所适从的境地。在企业规模边界不断扩大的过程中，上述冲突进一步加剧，企业不得不同时考虑大量利益相关者的财务绩效需求和社会绩效需求，并做出权衡与取舍。
综上所述，企业可持续性价值创造会对经济、环境和社会产生影响，企业应该利用各种工具和方法来评价可持续发展的权衡局面，并进一步采用企业可持续性的整合方法。
三、环境资源信息对企业价值报告的影响
研究如何构建嵌入环境资源信息的企业价值报告体系，是企业环境资源与价值报告研究要考虑的理论与实践的融合问题。传统的财务报告没有反映企业环境资源的价值；而社会责任报告等可持续发展报告虽然反映了社会和环境责任的信息，却没有与财务信息相结合；随后，综合报告对两者进行了整合，但要形成完善的嵌入环境资源信息的企业价值报告体系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一）企业财务报告和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局限性正如Kaplan和Norton（1992）认为，财务报告是传统财务会计目标的产物，是一种适应工业时代的面向过去的报告模式，它在信息化时代是不完善的。企业财务报告以历史成本信息为主，完全忽视了环境对企业的影响，也无法反映企业的社会绩效，这样的财务报告信息是不完整的。随着企业经济活动日益增多，企业内外部各利益相关者的相互依赖程度加深，利益冲突也日益加剧，迫切需要企业在财务报告的基础上增加反映其社会和环境责任的信息。财务信息对于投资者和利益相关者完整理解一个公司的绩效和价值是远远不够的（OceanTomo，2011）[3]。
由于财务报告的局限性，可持续发展报告作为财务报告的改进措施之一，于20世纪90年代初被正式提出和采用，并且使用频率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可持续发展报告在名称上还包括“社会责任报告”“环境报告”等。尽管可持续发展报告能够披露全面的非财务信息，但无法与年报的财务信息相连通，其中的数据都独立于财务信息，与此同时，以非财务信息为主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大多采取自愿披露的方式，其信息的真实可靠性较低，也无法真正解释公司创造长期价值的能力（IIRC，2011）。
因此，目前企业对外报告呈现各自分离的状态，即年报（以财务报告为主要内容）和可持续发展报告（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环境报告）各自独立，不利于有关企业环境资源价值创造的体现。企业长期以来相互分离的财务报告和可持续发展报告因各自的局限性越来越不适应可持续发展理念和利益相关者的价值需求。
（二）综合报告的发展与争议
基于以上背景，国际会计界提出了一种新的报告形式，即综合报告。2010年8月，英国威尔士亲王可持续性会计项目、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等联合创立了国际综合报告理事会（IIRC），并于2011年9月发布了综合报告的讨论稿《综合报告进程：21世纪的价值传递》，倡导制定国际综合报告框架，并基于企业价值和可持续的价值经营的高度首次提出了构建综合报告制度的若干设想和原则。2013年12月，IIRC正式发布了《国际综合报告框架》。综合报告将整合思维嵌入企业的主流商业行为中，在借鉴各种不同的公司报告流派的基础上，促成一种更连贯、更有效的公司报告方法，以反映所有对机构可持续性价值的创造能力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
许多学者从综合报告的优点分析了实施这一报告的必要性。Adams等（2011）认为，综合报告是一种新的报告范式，具备整体性、战略性、反映性、重要性和相关性，对指导非营利组织的报告编制具有重要意义。Branwijck（2012）指出，为了降低沟通成本，企业应当将社会责任报告和智力资本报告编制成综合报告。Charle（s2012）指出，综合报告的发展可被视为商业企业的额外价值，因为它将促使这些企业对自身的行为和财务表现持更准确的态度。Stacchezzini等（2016）认为，综合报告在企业可持续发展管理和沟通方面有着积极作用。
然而，综合报告在理论上仍有两个重要的科学问题需要解决：一是综合报告的理论依据问题，即构建综合报告的理论逻辑主线是什么；二是综合报告的构建问题，即在上述逻辑主线下，采用什么样的整合方法来构建综合报告。一方面，虽然综合报告是整合性地披露企业可持续性信息的工具，但是已有的研究结果并未解决企业可持续性的理论整合问题，以至于现有的综合报告研究往往是基于利益相关者等现实需求的驱动，而不是基于可持续性的理论整合和会计理论的发展，从而陷入了现实主义逻辑；另一方面，关于综合报告的整合方法的研究也十分缺乏，这使得综合报告的理论研究总体上还处于一种“正确而理想化的主张”阶段。
Tweedie和Martinov-Bennie（2015）认为，从批判性的可持续发展视角来看，IIRC正式发布的《国际综合报告框架》具有两面性。他们对四大领先的非财务报告机构，即IIRC、英国威尔士亲王可持续性会计项目、全球报告倡议组织和南非公司治理国王委员会发布的文件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发现：一方面，《国际综合报告框架》偏离了之前社会和环境报告框架的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原则，因为其对信息连通性的重视超过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视，对企业可持续性的重视超过了对社会可持续性的重视，赋予财务资本提供者的权利凌驾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上；另一方面，综合报告也是将财务资本从短期转向长期视野的具有很大意义的努力，因为大量的短期投资对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威胁，而综合报告是一种对资本市场的更广泛的长期视角下的再组织形式，更有可能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相比之下，Flower（2015）对《国际综合报告框架》的质疑比Tweedie和Martinov-Bennie（2015）更强烈。Flower（2015）认为，IIRC的主要目标是促进可持续发展会计（SustainabilityAccounting），但2013年12月发布的《国际综合报告框架》弱化了可持续发展会计。他给出了两方面的证据：一是《国际综合报告框架》所指的价值是为投资者创造价值而不是为社会创造价值；二是企业在综合报告中也必须披露企业活动导致的环境污染等负的外部性问题，即使没有对企业带来后续影响，也应该如实披露信息，但是《国际综合报告框架》对此并未做出规定。上述证据表明，IIRC并没有按照可持续发展会计制定综合报告框架，这可能导致其对企业报告实践的积极作用十分有限。
他分析了上述退化的原因，将其归因于IIRC的组成，它的成员以会计实务人员和跨国公司为主，他们为了避免自身既得利益受到威胁，必然控制综合报告的主旨和内容，所以IIRC的综合报告可能是规制俘虏理论（RegulatoryCaptureTheory）的又一个证据。
尽管综合报告还存在一些争议，但《国际综合报告框架》的发布和执行对可持续发展理念在企业报告变革中的应用具有里程碑意义。目前，许多国家的企业已经按照《国际综合报告框架》对外披露信息。
综合报告已经成为企业对外报告的总体趋势，但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四、总结及进一步研究方向
本文根据企业环境资源与价值报告的文献回顾与分析，对企业环境资源与价值报告的理论基础问题、理论深化问题、理论与实践的有机融合问题进行了梳理。通过对文献的分析可以看出，企业环境资源与价值报告的研究仍处于不断发展之中。从演化过程来看，综合报11环境资源会计研究
告的出现和发展不是偶然的，而是源于年报（财务报告）和可持续发展报告，它们彼此的联系相当紧密。因此，在可持续发展理念和利益相关者需求的推动下，嵌入环境资源信息的企业价值报告已经成为跨越可持续发展领域与会计学科的理论前沿之一。
综上，如何将企业环境资源的价值信息有机地融入价值报告，国内外已有的研究都十分有限，原因是企业环境资源与经济资本共同创造的可持续性价值无法计量和反映，导致相关研究的困难。如何突破这一关键的基本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企业环境资源与经济资源共同创造可持续性价值的机理、企业可持续性价值创造对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融入环境资源信息的企业价值报告体系构建及其相关制度保障等，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因此，未来企业环境资源与价值报告研究演进的必然趋势是实现以下转变：第一，研究对象由经济资源向环境资源拓展。
目前，企业的会计报告实际上只是单一的经济价值模式，并未考虑企业环境资源价值。以环境资源作为研究对象，其目的不仅仅是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更为重要的是环境资源价值观的确立。因此，在微观上，我们需要研究企业环境资源对企业价值的贡献情况，在企业报告中反映企业环境资源的价值，将环境资源信息融入企业的价值报告体系；在宏观上，我们需要研究自然资源对社会价值的贡献情况，在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中反映整个环境资源的价值，构建全面的环境资源价值报告体系。这些转变使得环境会计能够拓宽核算主体、拓展核算功能，促进传统的微观单位会计向宏观的大会计转化。“计利当计天下利”，我们认为，从会计的角度看，“计天下利”的思想要求拓展会计计量的内容和方法，体现了环境会计从微观层面向宏观层面的发展方向。“计天下利”即计量和报告全天下的资源耗费，不但包括经济资源，而且要包括环境资源。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研究企业环境资源与价值报告的任务就是综合反映环境资源的信息与价值，为更好地保护环境资源、提高生态效率，以及依法保护和治理环境提供数据支持与决策依据。
第二，研究内容由企业经济价值向可持续性价值转变。
企业环境资源与价值报告的研究都紧扣着可持续发展这一主题。
可见，国家的目标是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企业的目标也是获取最大化的可持续性价值。可持续发展报告能满足使用者对企业未来可持续发展、企业价值、企业核心能力等信息的需要，能影响企业财务信息和环境信息的决策相关性和信息有用性。但目前的研究还没有考虑将企业环境资源与经济资本共同创造的可持续性价值信息融入价值报告。
所以，未来研究要解决的问题是：企业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维护对企业可持续性价值创造有何影响？微观层面的企业可持续性价值创造对我国宏观层面的经济发展有何影响？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研究，旨在探索微观企业可持续性价值创造与宏观经济发展之间的理论联系，为我国宏观经济与环境决策服务，推进价值报告理论的主线从传统的企业价值向可持续性价值转变，推进我国企业信息披露制度改革，更好地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响应国家对建设生态文明体制的要求，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第三，效率目标由资本效率向生态效率转变。
当前，生态效率已成为一种可以将可持续发展的宏观目标转化为具体工作目标的战略方式。所以，生态效率的概念即要求在最小化资源耗费和对环境负面影响的同时，最大化企业的价值。生态效率与资本效率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资本效率体现的是资本的有效使用，而生态效率体现的是环境资源的有效使用。在生态文明体制下，创造经济价值和有效使用环境资源应该是和谐统一的，它们都应该作为企业的价值驱动。所以，用生态效率的观念来指导环境会计的研究，能更好地反映自然资源对经济的贡献，从而促进环境资源在经济中的合理利用。
综上所述，基于对企业环境资源与价值报告研究的发展历史与现状的分析，本文认为，未来的相关研究可以在以下方面展开：首先，嵌入企业环境资源信息的价值报告应以可持续性价值为主线来整合构建。企业价值报告的逻辑主线应该是可持续性价值，可13环境资源会计研究
持续性价值理论的研究是编制企业价值报告的前提和依据。从经济价值观到社会价值观的转化是企业价值认识方面的一个飞跃。经济价值观认为，经济价值是衡量企业成功和企业价值的唯一标准，企业经济价值最大化是企业经营目标和财务管理目标，因此不必考虑企业的社会责任。这一价值观是传统企业理论的产物。而社会价值观认为，企业价值是企业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创造的价值之和，据此，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除了考虑股东利益之外，还应该考虑企业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社会价值观得到了企业社会责任和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支撑。
其次，政府部门、学术机构应该与企业配合，构建企业可持续性价值数据库。从本文的结论可知，采用可持续性价值创造能力评估方法时，企业社会和环境方面必须首先被量化，所以，定量数据的质量和可获得性可能会限制可持续性价值理论的应用。就可持续性方面的量化而言，当前有关环境和社会的可靠和可比的企业数据是有限的，因为与环境相关的企业报告仍处于起步阶段，需要进一步标准化和推广；而社会方面的数据问题尤其突出，因为无论是实践中还是文献中，这一方面都被忽略了。只有政府部门、学术机构与企业配合，着手构建企业可持续性价值数据库，对可持续性数据的量化及标准化不断地付出努力，可持续性基础数据质量和可获得性才能随时间的推移而得到改善，尤其是企业价值报告出现之后，更应该构建企业可持续性价值数据库，将经济、环境和社会资本的稀缺性通过整合思维纳入数据库，处理好环境绩效、社会绩效指标与财务绩效数据的兼容性问题，使企业可持续性价值的评估成为可能。
再次，分步骤制定和出台与企业价值报告相关的法规，规范企业信息披露行为。企业编制和发布综合报告或企业价值报告已经成为世界性趋势，我国企业加入这一潮流只是时间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职能包括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因此政府有责任、有义务加大投入，改善生态环境，为群众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同时应当规范企业行为。从以往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可以看出，政府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在细化行业分工方面不断做出尝试，在社会、环境、经济方面不断做出努力，同时还可以采用经济、行政等奖惩措施，对积极承担经济、环境和社会方面责任的企业给予一定的优惠措施，对那些产生不良影响的企业采取相应的惩罚措施，这样有利于引导公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保证各方力量能够积极参与到制定、执行、监督法律法规中，为营造和谐发展环境不断努力。
最后，构建适应我国国情的以可持续性价值为主线的企业价值报告框架。我国具备了开始实施综合报告的客观条件，因为我国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有动力实施综合报告，政府层面有推力实施综合报告，并且大数据时代的信息科技为综合报告提供了技术支撑。我国应该借鉴国际经验，运用恰当的整合方法，在综合报告的基础上，构建一个适应我国当前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的、以可持续性价值为主线的、嵌入环境资源信息的企业价值报告框架。
注：
[1]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批准号：14AGL011）的资助。
[2]李心合，2007.内部控制：从财务报告导向到价值创造导向[J].会计研究（4）：54-60.
[3]OceanTomo，2011.Intangibleassetmarketvalue.https://www.oceantomo.com/intangible-asset-market-value-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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