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日德兰：开端

战斗有两种：一种是双方希望以实力与技能进行全面较量；另一种是一方不想将战斗进行到底，而只想在没有造成于己不利或丧失军威的局面之前退出战斗，因为力量相差甚大。两者之间性质完全不同。在短暂的遭遇战中——不管其规模大小——指挥官面临的问题和战斗本身的条件，均与对实力做重大考验的战斗有很大区别。在力量明显悬殊的两军遭遇战中，弱方的目的是走而避之，强方的目的是捉住而消灭之。对双方倾其全力死死咬住不放，直至决出胜败的那种战斗来说，指挥者所采用的许多战术方法与策略，并不适合于另一种战斗，即强者欲咬住弱者不放、而弱者则欲走而避之。

此种说法与日德兰之战开始时的情况相一致。战斗接近的方式、舰队的部署、火力的形成、对付与避开鱼雷艇攻击的方法，自然要根据对敌人意图的看法进行修正。如果对方试图战斗到底，己方就没有必要仓促行事，有充分理由在最初阶段减少损失，让每艘军舰和每座大炮在最危急时刻发挥最充分的作用；另一方面，如果敌人一旦发现自己面对绝对优势对手而决心逃逸，在我方决心迫其作战的情况下，就有必要派遣较强舰队冒较大风险出击。不但轻型舰只与快速重型舰只向前攻击，而且战列舰队本身也应加速前进，让最慢的中队与最慢的舰只殿后尾随。如此，追逐的各中队不能同时作战，但能陆续投入战斗。

此外，现代发明为舰队的撤退提供了新的有利条件。撤退的舰队可以引诱敌舰穿过只有己方知晓航道的雷区，或者进入精心设置的潜艇埋伏水域。她可以向后投抛水雷，可以向追逐舰队的航道发射鱼雷，而自身处于鱼雷射程之外。由于这些以及其他的技术原因，毫无疑问，强迫敌方就范作战会给较强一方的舰队带来风险，这种风险远高于双方都愿意接受或追求实力较量时所引起的风险。在对日德兰半岛海军遭遇战的研究中，必须统一思想的第一个问题是：如果英国舰队希望迫使德舰交战从而击毁她们，那么英国舰队的战术所带来的超高强度战斗风险达到什么程度是值得的。不提海上总的战略形势，这个问题是难以解答的。

假如德国舰队于1916年5月31日在日德兰海外的战斗被决定性地击败，那么协约国就能大大减轻压力，并获得有利条件。对德意志民族产生的心理影响，虽然难以估计，但是深刻的。如果德国战列舰队被消灭，这对不列颠是一个重要的宽慰，海军部供应大舰队所需要的人员和物资可以调去支援陆军。于是进入波罗的海立即可能实现。1916年冬和1917年春，英国海军中队在波罗的海的存在能否阻止俄国革命，是一个值得推测、不可忽视的问题。德国在海上的大失败对其正在积极准备的1917年潜艇攻击战将造成多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德国大多数战列舰的消失将导致该国技术人员和资源更多地集中于潜艇战的发展；另一方面，英国大小舰队的解放和控制海洋意识的增进，可能引导海军部对德国各河口采取更主动的出击行动，并更早地挫败德国的潜艇战。然而，这些重要的有利条件，必须与假设英国海军遭到决定性失败做比较，与失败对英国及其他协约国可能立刻产生的后果做比较。如果英国失败，不列颠岛屿的贸易和粮食供应将处于瘫痪。我们在大陆的陆军与基地的联系将被德国的优势海军切断，协约国的所有交通运输将处在危险之中并受阻。美国就可能不介入战争。饥饿和入侵将降临到英国人民头上。最后的彻底毁灭将压倒协约国的事业。

英、德两国海军殊死战斗的后果会有巨大差异，切不可排除在我们的思考范围之外。在英国人看来，在英、德海军之间进行一场决出胜败的激战，我方由于占优势总是能合乎情理地获得胜利，到1916年春天、我方优势之大可保胜利万无一失。但在较早的时候，在针对撤退之敌的零星追击战中，无论如何是没人敢这样下保证的。我们知道，德国人一直梦想，成功地把我舰队的一部分诱入其布置的水雷或潜艇的陷阱，将我威力最强大的8艘或9艘军舰炸毁，其余舰只在英军战舰主力赶到之前，被德国舰队炮火击败。但是，当海上形势完全有利于我方时，指挥官没有借口让英国舰队去冒此种性质的风险，英国海军部也没有任何口实可以极力向海军将领施压，要他们违背自己较正确的判断去获得惊人的战绩，或者在双方猎取对方的目标相当悬殊的情况下冒过分的风险去战斗。如果我们能够没有障碍或阻力地在世界任何部分的海上进行一切业务，调动军队、给全国国民提供给养、繁荣商业，这就意味着拥有了制海权。如果这些是检验标准，那么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威已经在我方手中。我方占了上风，我方拥有优势，我方把握时间——当时看来是这样，最后证明也是这样。除非在这样的条件下——在心理上胜利有十足的把握，而严重失败看来绝不可能，否则我们不会被迫进行海战。一位英国海军统帅，只要他把这些严肃而可靠的判断作为他思考问题的根本和进行决策的基础，那么他就不会受到非难。

在有关日德兰海战问题的激烈争论中，海军中思想最敏锐的将领们分析了各种迹象，对每个细节都进行了权衡，对军事行动每段时间内每艘大小舰只的速度、航线、位置都做了详细考察。每个将领在每一时段所掌握的情报都被给予审核、衡量和讨论。海军思想与政策的主流派对约翰·杰利科爵士的观点做了严厉的批评。他们否认自身的观点中掺杂了任何个人的原因或动机；他们断言，不论何时，如果英国海军再次作战，其传统与未来均需要有一种不同的理论、不同的方法，最重要的是使海上的舰长们具有生气勃勃的另一种精神。他们宣称，这样的断言对公众来说，比个人感情、得体地保持外表、维持表面的和谐更为重要；也比在主战场上肩负难以估量的巨大责任的总司令有权要求得到的尊重更为重要。

毫无疑问，约翰·杰利科爵士在资历和管理能力方面比任何英国海军将领都要胜出一筹。他对自己专业的各领域和细节都了如指掌；无论身在军舰上或任职的海军部，其智慧、精力和效率都赢得了上司和下属的信任。同时，他是一位出色的海军军官，有能力在最艰难的气候与航海条件下指挥由他负责的庞大舰队。他在不止一次的战役中以出众的勇敢和才能参战。在战前他就以高超的指挥闻名。战事刚刚开始，他就负此重任，他的任职受到举国上下和海军的普遍欢迎。将近两年的紧张战争更加深了部下官兵对他的信任和爱戴。在评论他的工作状况时，我们必须考虑的，首先是他的认识和观点，其次是战争的特定条件，第三是激励皇家海军的精神。

英国大舰队总司令的立场是独一无二的。他的责任与所有其他等级的人不同。发布在两三小时内即可能决定谁赢得战争的命令可能落到他的身上，而不是别人诸如国王、政治家、海陆军将领的身上。如果英国战列舰队毁灭，那对战局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杰利科是决定双方哪一方能在一个下午输掉战争的唯一人物。最重要的是，总司令头脑中拂之不去的决心，便是不能让战列舰队面临危险。如果冒鱼雷和水雷水下攻击的危险，英国战舰的优势便可能由此毁灭，这种预测使他忧心如焚。这种担忧远远重于对舰载炮火力所造成的后果的考虑，这是海军部战前全神贯注的所在。从战争开始，大量船只因水下爆炸于顷刻之间灰飞烟灭的情景不断加深了这种忧虑。在海军最高层当局中仅有雷金纳德·卡斯坦斯爵士坚持相反的观点，他不遗余力地纠正他认为夸大了的“白头鸟”鱼雷的重要作用。我几次三番听见他争辩说，在大海战中鱼雷仅仅起次要的作用，重要的结果都是由火力与策略的联合作用来决定的。日德兰海战的结果似乎证明了这一反流行观点的正确性。英、德两军主力舰队在海上日夜紧密接触达12小时，在数十艘威力最大、品质最好的鱼雷小舰队中间，在100多艘受到威胁的军舰中仅有3艘大军舰被鱼雷严重击伤。夜间英军驱逐舰受命消极静候，可以部分地说明这一结果。这当然与英国多数海军主要权威人士的战前预期大相径庭。

大舰队的安全和保持占压倒优势的实力是杰利科的全部目标。实力必须不断扩充，必须以最大规模和最高效率不断发展对战列舰队的各项辅助服务。北方各港口可容纳的每艘军舰都必须供他调遣。因怀着这一目标，总司令在其致海军部的公函中，以及其他一切可行渠道中，均反复强调他可使用军力的弱点和不足，同时又夸大敌人的实力。这是他在和平时期因向政府争取资金多年养成的心理习惯，现在已在他的性格中根深蒂固。

按照他的观点，敌方的军舰数量比海军部情报处承认的多。他们性能最好的军舰重新装备了威力大得多的大炮。这些军舰的航速比我们所知的更大。几乎可以肯定，他们还保留了一些令人吃惊的、意想不到的武器。他于1914年12月4日致函费希尔勋爵说：“德军将拥有由88艘鱼雷艇驱逐舰组成的8支小舰队，所有这些小舰队肯定将在某个时刻准备就绪；每艘配备5颗鱼雷，总计440枚——除非我能先发制人。”然后他表白说，他的驱逐舰可能已减少到32艘甚至28艘。他又接着说：“你知道在舰队作战中避开或不追逐敌人会遭遇困难和阻力；但即使被非议，我也一定会坚持我的原则，除非我方鱼雷艇、驱逐舰能阻止敌舰行动或使敌舰行动失效。”此时他坚信，海军部情报处正确认定的德国鱼雷最大射程为10000码的距离太小；15000码才是他可以信赖的安全边际。甚至在他的指挥行将结束、大部美国海军与我协同作战、协约国舰队力量至少4倍于敌的时候，他依然异常担心战列巡洋舰的相对力量。显然，事物有一定限度，超过了限度的观点就不再对赢得战争的胜利有任何积极作用。不过这并不影响杰利科主要论点的正确。

杰利科的全部思考集中于他有朝一日必须进行的海战上。1914年10月14日他致函海军部，表述了他的坚定信念和他的一贯意向。这里有必要就此加以多方引述。

……德国人已经表明，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潜艇、水雷和鱼雷；毫无疑问，在舰队作战中他们将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武器，因为在这些特殊领域他们拥有优于我们的力量。因此，必须针对这些形式的攻击考虑我们自己的战术方法……

德军的潜艇，如果按预期与战列舰队协同作战，能使用下列方法之一投入作战：

（a）与巡洋舰或可能与驱逐舰同时作战；

（b）与战列舰队同时作战。

在第一种情况下，潜艇可能以巡洋舰为先导，在前进中被部署在有利于攻击我战列舰队的阵地；在第二种情况下，潜艇可能滞留在敌战列舰队后边或侧面位置，敌战列舰队向需要的方向移动，诱我舰队与潜艇接触。

在（a）情况下的第一种行动可以被我巡洋舰击败，只要我们有足够的巡洋舰，就能以干扰潜艇战术的速度迫使敌巡洋舰作战……

在（b）情况下的第二种行动，可由我战列舰队用明智而谨慎的措施对付她；可以拒绝遵循敌人的战术，避开她诱导的方向。例如，如果敌战列舰离开前进的舰队，我们应假定其意图在引我遇到水雷和潜艇，故应拒不受此诱惑。

本人尤其希望引起诸位大臣们对这点的注意。因为此举可能被视为拒绝作战，预期尽快迫使敌舰交战的希望很可能因此落空。

此种结果势必为英国全体海军官兵所不容；但必须设计新的战术对付新的未经接触的战争手段。

本人以为，这些战术如果不被理解，我可能会因此被厌恶；但只要得到诸位大臣们的信赖，我就要根据自己深思熟虑的观点，置知识浅薄的意见与批评于不顾，采取能够击败并消灭敌人战列舰队的策略。

形势是艰难的。如果走错一步，我战列舰队之半数尚未来得及开火，完全有可能即因水下攻击丧失战斗力；因此我以为，必须时刻不忘遭受水下攻击的巨大可能性，从战术上做准备以防止其得逞。

对潜艇的防范手段是在敌人部署尚未完成或炮火轰击尚未开始之前，将我战列舰队高速向侧翼运动。

此举将使我离开敌人欲战的阵地；当然，可能造成的后果是敌人拒绝追击我……

此函目的在于向诸位大臣们详陈本人的观点，使诸位注意改变先入为主的海战战术观念，而这些先入之见是舰队海战出现潜艇和布雷艇之前形成并为我们所接受的……

费希尔勋爵、亚瑟·威尔逊爵士和海军参谋长斯特迪海军上将都十分重视这封信；此信尽管只是那些源源不断的来自总司令的报告、公文和私函之一。他们毫不怀疑应该给予什么样的答复。他们告知我说，约翰·杰利科爵士的陈述应该得到海军部委员会的普遍赞同。我完全同意他们的意见。意见相左的答复显然是不可能被接受的。在当时出现的战略形势下，如果告诉英国舰队总司令，即使他怀疑德军舰队的退却意在引诱他落入水雷和潜艇的陷阱，在此情况下，他也要穷追不舍；倘若他无视任何风险，采取违背自己良知判断的穷追策略，却又未能迫使敌舰交战，那么遭受损失，他将难辞其咎。发这种指示是在发疯。选择策略的最充分的自由，对其自信的最有力的尊重，是独当一面的任何一位军官不可剥夺的权利。此外，1914年10月，我们的优势正处于低谷。众多战舰中仅有六七艘“无畏”级战舰可以指望获胜。我们在战斗中还从未遭遇过敌人的大型舰只。无人能肯定地说出，敌人的火炮或鱼雷实际达到了多么精良的程度，或者其发射装置与战术是否具有完全出人意料的特色。因此，在海战的第一阶段，除了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否则是没有任何理由主动求战的。

我要对当日批准由第一海军大臣亚瑟·威尔逊爵士和参谋长当时的建议负全部责任。如果我不同意，我就不应该允许他们的建议不受任何质疑地被通过。我当时根本不同意总司令对英、德海军舰队的相对力量和质量的看法。我一直相信英军战舰可与德军舰一对一地作战，在现有这种条件下我们决不应拒绝作战。我一向认为每次双方力量平衡天平上砝码的增加，在我方都是需小心警惕的进展，如此并不利于最终取得胜利，而只能对未来时间中英、德之间的具体某场海战发生有利的影响。三个月后的1915年1月24日，英国海军上将贝蒂率5艘战列巡洋舰与德国海军上将希珀率领的4艘舰只的遭遇战证明这些观点是正确的。此次战斗的第二天，即1月26日，我致函约翰·杰利科爵士，其内容如下：

星期天的军事行动证明了我关于英、德相对实力的全部看法。很清楚，在我方5舰对敌方4舰的情况下，对方不假思索地一逃了之，这种差距的战斗只能有一个结果。13.5英寸大炮的巨大威力对战事的进程和敌人的心理影响显然是决定性的。我对你关于与力量对等之敌交战的思想不感到丝毫担忧。我仍然认为，如果你的优势不是非常接近6对4（当然超过5对4），甚至在更坏的比例条件下作战，那将是我方的失策。

1915年1月24日下午3时45分，我写信给首相说：

此次战事为我们提供了判断一般战斗结果的可靠方法。大致说来，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们或许应以6对4作战，而今天是以5对4。

在现在要论及的重大战斗中，英军的优势不是5对4，也不是6对4，而是至少2对1。约翰·杰利科爵士指出，他10月14日写的信，足以证明他在紧张战争中的指挥与他的长期冷静思考和他已向海军部委员会陈述的总的战术方针是一致的，他的这番话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并不代表1914年的海军部委员会，不能为总司令于18个月后在跟上述情况完全不同的战斗中、在跟他信中所述完全不同的战术环境中所做的实际指挥承担任何责任，因为那时的相对力量已不同于1914年10月时的力量。认为在某特定形势下不应进行决战和决战不能以巨大风险为代价，这一观念不应该形成消极的防御性心理习惯或防御战术方案。

在这些初步观察之后，接下来的是用最简明的方式对事态的发展进行表述，间或我也会停下来审核一下关键时刻出现的问题。

* * * * *

在本文的前面我记述了一些事件，表明能让海军部在敌人付诸行动之前读懂他们的计划和命令的无比有利。没有密码破译部门就不会有日德兰之战。若没有那个部门，整个海战过程就会不同。英国舰队长期在海上巡游必然会快速消耗自身的人员和机械装备；除非她几乎连续留在海上，否则德军就会每月两三次炮轰我东海岸各城市。对海图最简单的测量结果表明，德国的战列巡洋舰和其他快速军舰能够抵达我海岸，对我造成破坏且每次都能安全地，或至少在不遭到优势火力攻击的情况下返回本国基地。当然，此种事态不一定改变战争的最终进程。但是举国上下将被迫认识到，东海岸各城市所受的破坏就是对自己的考验和磨难，就如法国许多省份遭受破坏就是法国全国遭受的破坏一样。国民的忿恨在一二届政府或海军部委员会的卸任之后消失，坚定的人民必然会因他们所面对的事实产生能够进行抵抗的新的动力。

不过幸运的是，他们免受了这场特殊的磨难。1914年10月德国轻型巡洋舰“马格德堡”号在波罗的海被击沉时，德国海军密码本落入俄国人手中，并被秘密送往伦敦。这些密码本和与之相关的海图又呈送给白厅的一个研究室，研究室忘我无私的勤奋和想象天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借助于这些密码本并据其推理，海军部获得了译读部分德军无线电报的能力。尽管非常保密，诸多事件的巧合还是引起了德国人的怀疑。他们知道英国海军中队不可能一直在海上巡游；然而往往当德舰发起袭击时，便发现有英国海军重兵部署在拦截点或其附近。因此，他们对密码采取加倍的加密措施。同时，他们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破译了英军密码。他们在新明斯特设置了电台，将截获的英舰电报发给他们的舰队。尽管如此，在战争中期，海军部还是能源源不断地向英国舰队提供有价值的情报。

1916年5月的最后一周，海军参谋部发现德军舰队即将有军事行动的特殊征兆。情报局根据其他消息来源报告获悉德国任命了海军上将舍尔为舰队总司令。这位将军当时以鼓吹海上进攻战政策闻名，他提倡无限制潜艇战。他任此职是由“无畏者”提尔皮茨提名的。从1914年8月底率舰队攻入黑尔戈兰湾以来，德国海军直接听命于德皇，她所采取的谨慎甚至胆小的战术从这时将被摒弃。舍尔上将策划对英国海岸进行攻击行动，旨在引诱英国舰队出海进入预设的潜艇埋伏，然后如果一切顺利，便攻击已被潜艇削弱的英军舰队，最好是攻其与主力分开的一部分，打一场争夺制海权的决战。海军部根据整个情报机构掌握的情况推断，一场重大军事行动已迫在眉睫。

5月30日5时，海军部通知舰队，德国舰队有出海的迹象。已先期奉命升火的舰队前往朗福蒂斯浅滩以东集结（约距苏格兰海岸以东60海里）以备不测。

两支大舰队于1916年5月30日夜间出海，堪称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海军力量展示。尽管德国舰队实力雄厚，但无论在数量、航速或大炮火力方面都不能与英国舰队相比。英军部署28艘“无畏”级战列舰和9艘战列巡洋舰与德国海军上将舍尔所率16艘“无畏”级战舰和5艘战列巡洋舰对阵。此外，德军有6艘“德意志”级的前“无畏”级战舰，其低速与粗劣的武器装备是德军司令焦虑不安的根源。英国舰队的航速占绝对优势，最慢的战列舰航速达20节，而由4艘“伊丽莎白女王”级军舰组成的第5战列中队是当时海上威力最大、航速最高的战列舰，航速可达24至25节。速度最高的德国战列舰只能行驶21节，而6艘“德意志”级旧战列舰使战列舰队的平均最高航速降至16节。

英军的炮火优势更大。约翰·杰利科爵士的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装备重炮达272门，而德舰是200门。这个数量上的优势因大炮口径的巨大优势而扩大：英军有48门15英寸、10门14英寸、142门13.5英寸和144门12英寸大炮；德军只有144门12英寸和100门11英寸大炮。舷炮齐发，英军威力为396700磅，德军仅为189958磅。

两支舰队的鱼雷实力，包括各级别的鱼雷艇，在数量上几乎相等。英国鱼雷艇拥有382支21英寸和75支18英寸鱼雷发射管；德军有362支19.7英寸和107支17.7英寸发射管。双方小型短程级别鱼雷在白天作战中几乎不适合使用；英军21英寸鱼雷在射程和速度方面略优于德军的19.7英寸鱼雷。因此，甚至鱼雷武器上的明显优势也在英军一方。

英军主力舰的巨大优势源于占据充分优势的巡洋舰和驱逐舰。英国在海上有31艘巡洋舰，其中8艘是前“无畏”级战舰时代的威力最强的装甲巡洋舰，德军拥有11艘。在长期待战的日子里，约翰·杰利科手下的英军尽管没有配备哈里奇舰队的巡洋舰和驱逐舰，但他掌握85艘驱逐舰对德军的72艘。如大型舰只一样，巡洋舰和驱逐舰的数量优势，还由于大量增加了各种级别的大炮，以及巡洋舰的速度和驱逐舰之吨位的巨大优势而得到加强。英军舰队觉察不出在任何一点上、在任何重要武器或其他要素方面具有劣势。

由于海军部三令五申的结果，约翰·杰利科爵士于5月31日上午从斯卡帕湾和克罗默蒂调动了24艘“无畏”级战列舰、3艘战列巡洋舰、3支巡洋舰中队和3支巡洋舰小舰队集中在朗福蒂斯海滩。他派遣海军上将贝蒂率6艘战列巡洋舰、2支轻巡洋舰中队、2支小舰队，还外加4艘“伊丽莎白女王”级战舰，从他前面约65海里的福斯湾出发。两支舰队按这样的编队向黑尔戈兰湾行驶，确定至下午2时如果未发现敌情，贝蒂舰队往回驶至战列舰见得到的水域，战列舰队则转向朝东进一步向霍恩礁前进，然后返航。主力舰队与其强大的侦察力量之间距离为65海里，一直被批评太大。间隔这一距离，舰队两部分之间相互看不到，而且在大规模战斗的最重要开始阶段妨碍二者之间的协调配合。如果贝蒂舰队抵达指定集合地时发现那里的敌人或者在附近，杰利科舰队就不可能进行战术联系，且因距离太远而无法参加作战。不过这种部署以前运用过几次，贝蒂凭其快速强有力的舰只力量独立作战。两位将军经常出海进行这种搜索，但根据得到的内幕情报，尽管遵守一切预防措施，两人没有认真想到过会与敌人遭遇。

是日天气晴朗，风平浪静。随着时近中午，他们满怀的那些希望慢慢离去。最后的一线希望最终也被海军部下午12时35分发出的讯号消灭，讯号说：11时10分定向无线电指明敌人旗舰在亚德。两位将军中途停航，检查几艘可疑的拖网渔船，他们距预定位置还有几海里，并超出他们预计的战列巡洋舰队应转向北行驶靠近战列舰队的时间。贝蒂将军已发出完全向后转的信号，下午2时15分他的所有重型舰只已遵命行事。当他所乘巡洋舰的屏护舰队正转向新方向时，轻巡洋舰“加拉蒂亚”号见到约8海里外一艘汽船正遭到两艘不明身份船只的阻拦和骚扰。2时20分，“加拉蒂亚”号发出信号：“发现敌人。可能是两艘敌人巡洋舰向东南不明航线行驶。”下文所附图解展示当时情况的全过程。身份不明的舰只是德军第2侦察组的两艘先导鱼雷艇。英军所有轻巡洋舰开始自动驶向“加拉蒂亚”号，8分钟以后“加拉蒂亚”号开炮。德国轻巡洋舰和驱逐舰一艘接一艘出现，从模糊不清的海平线露出轮廓，船后升腾的漫长烟云宣告大批敌舰来临。

“加拉蒂亚”号2时20分发出的信号和接着2时28分的炮声足以引起贝蒂将军的警觉。敌人的某种阴谋正在进行，德军战舰就在附近的海面上。2时32分，已用信号向护航舰告知其意图的“雄狮”号再次调头，加速至22节出发追击，驶向霍恩礁海峡，旨在拦截任何可能驶出港口的敌舰。所有战列巡洋舰尾随“雄狮”号执行海军中将的命令。但是在后面4.5海里的第5战列中队继续执行以前的命令，沿左侧向北呈“之”字形正好朝相反的方向行驶了8分钟，似乎忘却了形势的重大变化。在这8分钟里，第5战列中队以40海里以上的时速航行，与战列巡洋舰越来越远。当她们最后在2时40分转向时，已经落后先头舰只10海里；在开战之前她们尽了最大努力，也无法完全挽回这一距离和时间上的损失。

有关日德兰海战诸多争论之一是，以第5战列中队延误调头一事为中心的。一方面，有人争论说，指挥该中队的海军少将埃文·托马斯直到2时40分才看信号旗。另一方面，有人宣称：他在2时20分就已得知敌舰出现；他的旗舰“巴勒姆”号在2时30分就已收到无线电获悉“雄狮”号行驶的航向；他得到的总的主要命令是保持离“雄狮”号5海里的支持位置；无论辨读信号旗的难度有多大，战列巡洋舰的行动是显而易见的；在“巴勒姆”号驾驶台上的人不可能望不见9000码外的6艘巨型英舰突然调头朝东驶向敌舰；根本不需要旗语信号或发无线电命令要求海军少将埃文·托马斯的战列中队与整个舰队和司令的运动保持一致，托马斯的全部目的和职责就是支援舰队。这就是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就此做出决断并非难事。各方之间的共同点是：埃文·托马斯将军一旦看清形势，应竭尽全力弥补损失的距离，通过对航行偏差的调整和对战斗位置的选择，他实际上已弥补了4海里的距离损失。然而，由于他调头耽延8分钟，无可挽回地使他和他指挥的重型大炮在最关键的、生死攸关的最初半小时里没能投入战斗，甚至此后使他处于最远射程位置。

不过讨论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贝蒂将军立即转向追击敌人是正确的吗？难道他不应该首先集合第5战列中队，再使他的10艘巨舰一起调头？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也很清楚。无论何时只要可能，集中优势兵力投入战斗是指挥官的职责。但是贝蒂所率6艘战列巡洋舰本身在数量、航速和大炮威力上都超过整个德军战列巡洋舰，即使当时还不能肯定德军6艘战列巡洋舰是不是全在海上。因此，对这位英国海军上将来说，问题不是应否集中优势兵力，而是在集中优势兵力以后，是否应该驶到离敌人6分钟的距离，以期集中占压倒优势的力量。驶到离敌人6分钟的距离可能意味追击中6000码的损失。上一次贝蒂见到德国军舰是16个月前在多格滩，当时希珀的战列巡洋舰消失在受创的“雄狮”号视野之外。每分钟都很重要，这一认识在贝蒂思想上占了主导地位。每次纸上分析和对实战的回忆判断，都认为他的兵力当时已足够强大，他为什么还要等待增加实力呢？如果当他调头的时候第5战列中队也在调头，那么当战斗发生对我方处境不利时，他就能就近支援。集中了足够的兵力之后，一位将军还要拖延，冒丧失全部机会的风险去集结更大兵力的观点，甚至等待战列舰队，这纯粹是教条，它将使快速侦察舰队的行动失效。然而，如果战列巡洋舰队和第5战列中队的最初巡航编队比较严密，那么形势无疑更为有利。但是事实是，当2时32分贝蒂确定，敌人有足够力量，有理由命令第5战列中队的重型舰只调头返回，但他却认定了立刻以最快速度朝敌人方向驶去是他明显的责任。毫无疑问，将军当时心中十分冲动，充满了热切的献身精神；不过这些感情同时受到了最讲究冷静的战争科学和传颂时间最久的海军史的影响。

海战图

在德军侦察屏护舰队后面，不可能没有尾随实力更强的敌舰，但是直至此时仅出现了几艘轻型巡洋舰和驱逐舰。大约3时20分，“新西兰”号在右舷船首方向发现5艘敌舰；从3时31分起，“雄狮”号清晰辨认出鱼贯而至的全部5艘德军战列巡洋舰。在持续一小时的时间里，德军舰队司令冯·希珀的经历颇类似于英军贝蒂将军的遭遇。他的轻型巡洋舰已急速插进英军侦察舰群，希珀急忙向前支援。3时20分，他面前突然出现贝蒂所率6艘战列巡洋舰全速向他压来，随行的还有几支小舰队和数艘轻型巡洋舰，还有遮蔽西方天空竖立的黑烟威胁着他。就像1915年1月24日一样，他立刻采取行动，马上调头想逃向老巢。不过这一次有两个新的因素发挥了作用。贝蒂从他们在海上的相对位置认定，他有能力迫使敌人作战。希珀心里明白，他正在诱使贝蒂落入正在向附近前进的公海舰队的虎口。我们今天当然知道，这些壮观的舰队乘风破浪，行将被大炮痛击，但那时双方指挥官都对己方的胜利各怀最大的希望。英军司令欣喜欲狂，因为他有把握压倒敌人；德军司令则暗怀他布置陷阱的秘密。所以在一段时间里，两支舰队静静地向前行驶。

战列巡洋舰下午3时50分作战状况

在日德兰海岸主力舰遭遇之前的战列巡洋舰战斗是一场有节制的插曲。两位舰队司令，除战术之外，希望较量一番舰只的实力和品质。人类从未如此果断地运用过如此可怕的武器或如此严密的毁灭组织。双方使用着威力最大的火炮，威力最大的炸药，投入了已下水的最快、最大的舰只和英、德两军官兵中的精华，双方都掌握了当时海军军事科学所达到的最先进技术，在这场断断续续的激烈的决战中互相进行较量。每一方轮流面对敌人的数量优势；每一方后面都有支援力量，只要有援军，她们就要致对方于死地。希珀指望“公海舰队”，而贝蒂一直以四艘“伊丽莎白女王”级战舰为后盾。双方轮番在优势兵力前后退，试图引诱对手陷入极端劣势。双方的官兵丝毫不受司令官决定的影响，操纵着可怕的武器相互攻击；战斗的激烈显示出那些努力作战的人们的全神贯注和巨大的消耗。这场战列巡洋舰的战斗与主力舰队之间的大战相比，当然逊色。不过，因为从没有出现这类重大的战争，所以贝蒂和希珀之间两小时的交锋，便成为现代海战的奇迹。

这场海战的细节别处已讲得很多、讲得很好，在此只需简要重复一下即可。德国和法国的报道都极为精彩，而英国的官方记述堪称准确又激动人心的专业描述的典范。其显著特色任何人均能领会。

双方同时审慎地注意了测算有效的攻击距离。3时45分稍过，“吕措”号首先开火，“雄狮”号立刻还击。每艘军舰分别与各自对手交火；由于英军以6艘战列巡洋舰对德军的5艘，所以“雄狮”号和“皇家公主”号得以集中攻击敌旗舰“吕措”号。双方在战斗中的概率导致选择攻击目标的差错，有时候两艘英舰同时向一艘德舰开火而置另一艘于不顾，德舰的情况也是这样。舰距约14000码，开炮后两分钟，“雄狮”号连中两弹；“皇家公主”号第三次大炮齐发，击中了“吕措”号。双方每次有4门大炮开火，每次发射重约半吨的4颗炮弹，成排地击中目标或落在水里。在持续约两小时战斗的前37分钟里，英军军舰的三分之一被击毁。4时整，“不倦”号与“冯·德·坦”号激战12分钟后，被齐发的4枚炮弹中，爆炸沉没，几乎无人生还。26分钟以后，“玛丽女王”号被“德夫林格”号齐发的俯射炮弹击中正中部，顿时火焰笼罩，船体倾覆，30秒钟后一声巨响，向空中升起一道800英尺高的烟柱，沉舰带着它前进了200英尺。“猛虎”号和“新西兰”号以寻常火车的速度尾随“玛丽女王”号，相距仅500码，刚刚来得及急转向避开了她的残骸。“猛虎”号穿过漆黑的烟云，司炮官无法开火，便趁着一片漆黑的有利条件将四座回转炮塔的指挥控制器重新校正到基准射击角度。与此同时，“雄狮”号在战斗8分钟后被一颗炮弹击中舰体中部Q号回转炮塔；要不是有人临危不惧采取了谙熟的抢救行动，舰体将受致命创伤。

敌战列舰队示意图下午4时40分

炮塔上的全体人员，除了指挥官（皇家海军炮兵）赫维少校及其中士之外，皆顷刻毙命；赫维少校一条腿被炸伤，另一腿炸断。主力舰上的每座回转炮塔都是独立整装的系统，它像碉堡一样安装在舰体上，从可见的装甲炮室向下延伸50英尺，至舰底龙骨。它错综复杂的水压机与弹舱和火药库相通的圆形弹药通道，全都能转向双管炮所指的任何方向。“吕措”号发射的炮弹炸毁了回转炮塔，使炮塔起火。剧烈的震荡将其中一支炮管弯向上方，20分钟以后在炮尾的弹药筒滑出，弹药筒着火并引燃了炮室中的其余弹药。由此处发出的火焰沿圆形弹药通道漫延到舰底的弹药舱，炮塔上的人非死也已气息奄奄。第一颗炮弹的爆炸使周围一切尽毁。配电室的人员和弹舱控制人员顷刻被无烟火药的火焰烧死。爆炸气浪穿过炮塔的各通道和基座，飞腾到裂开的塔顶上空200英尺。但是弹药舱的门是关闭的。赫维少校虽然遍体鳞伤，躺在血泊中感到窒闷和焦灼，但还是通过传话筒向下发布命令：“封闭弹药舱门，给弹药舱注满水！”就这样，“雄狮”号一路前进，对自身所处的险境浑然不觉，也不知道这种危险是英雄们怎样用最后一口气成功地避免的。在皇家海军漫长、艰辛、光荣的历史上，就所表现的英雄气概与产生的后果而言，还没有一个名字与业绩能与此相比。

与此同时，海军中将在驾驶台上踱来踱去，水中飞起的弹片在他身旁乱舞，就像从前纳尔逊身处敌人猛烈的炮火中一样，他知道“不倦”号和“玛丽女王”号已被击毁，他自己舰内的弹药舱正受到炮火的威胁。人们很难把海战和陆战做一比较。但是每艘战列巡洋舰至少比得上一个完整的步兵师；因此，他所率6个师中已有2个师于眨眼之间被消灭了。英军以6艘对5艘不能打败敌人，现在敌人以5艘对我们4艘。远处5艘德国战列巡洋舰依然完整无缺、无懈可击。“尽管如此，”官方纪要说，“我们的中队毫不气馁地继续前进。”但是此时此刻，这些盲目的、没有生命的钢铁堡垒的运动，完全受一个人的精神控制。如果他稍有畏缩，如果他不以真正征服者的观念看待英国的战机，那么所有这些海上巨大机器和战争力量便会在毫无意义的混乱中颤抖。这是一个英国海军史学家们津津乐道的时刻，因此其事实真相值得记述。“不倦”号已消失于巨浪之下；“玛丽女王”号化为火柱飞上了天；“雄狮”号在烈火中燃烧。大量齐射炮弹击中尾随她的“皇家公主”号，或落在她周围，使她消失在溅起的水花和烟雾之中。信号手奔上驾驶台报告说：“长官，‘皇家公主’号被炸！”闻此，海军中将对身边的旗舰舰长说：“查特菲尔德，今天我们的军舰似乎做错了什么。转左舷22.5度！”这就是说，更接近敌人22.5度。

于是，战斗的危机被克服了。德军给我方的全部损失是开头半小时造成的。随着战事的进展，英军战列巡洋舰尽管减少到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但开始占敌人的上风，她们的炮火越来越有效力，自己并再没有遭受严重损伤。在随后一个半小时里，德军火力精确度和发射率明显地每况愈下。双方轮番巧妙地靠近或远离敌人以期达到挫败对手的目的。从4时10分起，第5战列中队开始自17000码距离向德军舰队司令冯·希珀的最后面的两艘军舰射击。这个迟来却及时的介入产生了影响，尽管英国官方记述者在某种程度上对其作用有所低估。德国的记述倒对它作了充分的评述：埃文·托马斯所率4艘威力强大的军舰十分精确地将15英寸炮弹射过英舰与后方德舰的遥远距离，如果她们再近5000码，那么希珀中队即使不全军覆没也得大败而归。托马斯的舰队未能更靠近5000码，完全是因为开始交战时，她们把握战机太慢。然而此时她们以雷霆万钧之力投入了战斗；假若当日没有其他德军舰只出海，那么这支舰队在进入有效射程后不用一个小时，英军便能取得决定性胜利。双方战列巡洋舰以最快速度在不同射程不断地相互炮击。第5战列中队越来越靠近，火力越来越强，双方的驱逐舰攻击和反击凶猛，但是从4时30分起都明显地减轻了攻击的强度。

率整个公海舰队前进的德国舰队司令舍尔，几乎于下午2时28分轻巡洋舰之间初次交战刚一发生后便得到了这一消息。3时25分，他又获悉英国战列巡洋舰的出现；3时45分，从侦察参谋长处得到的消息表明，舰队司令冯·希珀在东南方向航线上与6艘敌战列巡洋舰交战。舍尔清楚地知道，希珀正在向他退来，舍尔希望把英国战列巡洋舰吸引到德军主力舰队炮火下来。于是他继续前行，尝试如有可能使追逐的英舰处于背腹受敌之境；但数分钟之后当得知“伊丽莎白女王”号也出现在战场时，他感到有责任直接驰援他的现已在数量上居劣势的战列巡洋舰。4时刚过，他便率主力舰成纵列以17节时速向北驶去，让老旧战列舰全速随行。此时，两支敌对的舰队以43海里的时速互相逼近。

返回北方下午5点

在贝蒂前面保护他免遭突然袭击的第2轻巡洋舰中队首先发现敌方舰队。4时33分，悬挂古迪纳夫准将大三角旗的“南安普顿”号发现长列的德军战列舰的先导出现在海平面上，她打信号用暗语示意：“战列舰出现”。几乎在关于敌轻巡洋舰的报告传到“雄狮”号的同时，贝蒂本人也望见了公海舰队。他当机立断，不失时机地率所剩4艘军舰来了个180°大转弯，径直回航驶向杰利科舰队方向。已和舍尔取得联系的希珀，马上转向穷追不舍。因此，此时两位舰队司令的形势刚好颠倒过来：贝蒂力图将希珀和德军战列舰队引向杰利科的位置；希珀则追赶后退之敌，不知自己正越来越接近英国大舰队。海战的这个阶段被称为“奔北”，此时双方战列巡洋舰的炮火持续不断；不过此时日光方向对英军大大有利，因此德军战列巡洋舰经受了英军火力的重创。

在发现德军主力舰队时，贝蒂即迅速调头，以致他的舰只很快遇到全速前来并继续向南行驶的第5战列中队。当两支中队相互逆向而过时，“雄狮”号发信号给“巴勒姆”号要求跟着调头。“雄狮”号的回航信号是4时48分升上的。4时53分，当信号旗还在空中飘扬时，她与“巴勒姆”号已相距2海里；海军少将埃文·托马斯在三四分钟以后对信号作出回应。或许是因为投入战斗行动过慢，海军少将宁愿慢一点退出战斗。这一间隙时间很短，但是全部军舰行驶的速度足以使第5战列中队与德军战列舰队的先锋进行交战。德舰队先锋由第3中队组成，包括“柯尼希斯”号和“恺撒斯”号，均系德国海军中最精良和最新舰只。现在4艘“伊丽莎白女王”级军舰，在每艘军舰陆续转向的地点遭到特别集中的火力攻击。两艘领航军舰“巴勒姆”号和“勇敢”号与敌战列巡洋舰交战；殿后军舰“沃斯派特”号和“马来亚”号与德国舰队中实力最强的整个中队作战。这场力量悬殊的战斗持续了半个多小时。除“勇敢”号以外，其余军舰均被最重炮弹反复击中，仅“沃斯派特”号就身中13弹，“马来亚”号中7弹。然而这些舰只皆坚固异常，既没有一座炮塔失去战斗力，其航速也未受任何影响。

双方主力舰队正在迅速靠近，所有舰只在一个紧要时刻都汇集和到达了这个战场，所有舰只在同时调动。经过一段几乎难以觉察的间歇之后，双方战列巡洋舰的决战便与一场舰队大会战的序幕融成了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