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玮玮：时间都变成了烟

阳光透过树荫洒在东棉花胡同里，坐在光影交界处的张玮玮像一尊平静的雕塑，他的飞鸽牌二八自行车稳稳地支在旁边，像一帧老电影里的画面。他每天傍晚骑着这辆二八自行车载着他重重的大手风琴，去蜂巢剧场上班。他现在在给孟京辉的话剧《恋爱的犀牛》做现场音乐。他说这样的场景让他想到了自己的父亲，当年父亲也是骑着二八自行车载着手风琴在兰州的街道穿行，但前梁上还坐着少年张玮玮。

作为音乐教师的儿子，张玮玮在9岁学钢琴，不喜欢。12岁的时候，学手风琴也不喜欢，躲在手风琴背后睡觉，教课的音乐老师说张玮玮根本不是学音乐的料。直到到了青春期碰上了摇滚乐和在街边打架的郭龙。两人1998年追随野孩子来到了北京，开始了自己对梦想的征程。在北京的各个区县辗转居住，在各个酒吧工作，在各个乐队当乐手，在各个酒桌上喝醉，在各个城市中旅行……

张玮玮参加过野孩子、美好药店、IZ等很多乐队，也给左小祖咒、万晓利、老狼做过演出乐手。这个戴眼镜的沉默的手风琴手还会吉他、贝斯、键盘、冬不拉和弹拨儿……一晃十年过去了，最早想来北京做歌手的他却很少开口唱歌。2008年，一个叫Micbus的网站在疆进酒酒吧做了一张现场录音版的《你等着我回来》，作为歌手的张玮玮才被人重新认识。这张唱片低调、温暖、幽默，迅速成为豆瓣最受欢迎唱片第二名，成为文艺青年的最爱。

张玮玮自己一直都害羞得没敢听这张唱片，以前他觉得自己应该“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但后来意识到“没那么事，只是几首歌而已”，“我们做这种音乐跟名利没有任何的关系”。

在十年漫长的音乐生涯中，张玮玮从一个热血青年到跟着各个乐队追逐所谓的名利到又恢复了内心的平静。他终于决定要自己唱歌，做自己想做的音乐。“人总归要成为他们想成为的人。”张玮玮点了一根烟，开始慢慢地讲述起自己的故事。

（下文以第一人称自述）

兰州——单店：一想到野孩子就是阳光灿烂的南三里屯

其实我最早来北京的理想就是做歌手，结果稀里糊涂做了乐手。我跟野孩子是在兰州认识的，那阵子还是流行Grunge，我穿着打扮、听的东西都是Grunge，然后在兰州看到野孩子的演出就觉得他们人都特别好，认认真真，特别不错。反正就是我来北京之前有他们的电话，但一直也没怎么联系。

我1998年刚来的时候也挺茫然的，就是在酒吧驻唱，我在北京干的第一个活儿就是和小河在一起，在蓝岛商场门口一个商场开业的庆典活动，我上去唱了两个自己写的歌，一个罗大佑的歌。小河那会儿特别个性，他上去就背朝着人民群众，弄了一大段的反馈和啸叫，所有的群众都非常茫然。小河搞了一会儿反馈，回过头冲着大家说：“这么冷的天，你们都站那儿干吗啊，回家吧。”那个经理当时都崩溃了。

那会儿我住在海淀，经常唱歌的酒吧在国贸，后来我觉得骑着自行车四处跑着找酒吧挺没意思的，就不干了，然后我就去了琉璃厂那边的一个乐器店工作。当时乐器店分工还挺明确的，有销售的，有试乐器的，我是专门给顾客试乐器的，就好比一个人来买吉他，你得给他证明这把吉他特别好用。我不是能搞好多乐器嘛，管乐、键盘、吉他、贝斯都能弄，我把各种乐器都练了一套很吓人的东西，就这样很好骗人家买。

其实我当时挺舒服的，有一个自己的小屋子，我就天天待在里面弹琴，需要我的时候，喊一声我就出来。后来上了一年班，觉得不对劲。我在兰州就是上班的，干吗要从家那边跑到这里来上班，然后就觉得不行，不能再这样下去。后来场子也不跑了，乐器也不卖了。我那会儿就搬去了单店，住在小索家旁边，于是就小索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他起床我也起，他练琴我也练……后来他们想把野孩子做成一个大乐队，他们以前的歌就是两把吉他，他们想加手鼓和键盘，把歌再重新编一下。就找了郭龙和我。又觉得突然冒出来一个键盘也跟乐器合不到一块儿，琢磨着手风琴是不是更好。我就让我爸把我的手风琴从兰州寄了过来，练了一个礼拜，就跟他们一起演出去了。后来又练了四首歌，练了大概一年，就稀里糊涂地成野孩子的乐手了。

我那会儿年轻，没什么自己的主意，大部分时间就是跟着野孩子。我那时就是学习，遇到别人说得特别好的话，或者书上看到的名言还会拿小本记下来，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和一个诗人在一个酒吧里喝酒，那会儿都说做音乐一定要坚持。这个诗人就说，坚持也分什么坚持，有些东西也不用坚持。当时听了觉得很不顺耳，觉得他是故意找茬，后来我回家想了一晚上，人家说的也对，如果你的选择是一个不正确的选择，你还坚持，多没意思啊。我就把这句话记到了本子里，这个本子现在还在，里面记得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生活常识啊，做人道理啊，朋友箴言啊……那会儿挺好学的。

和野孩子在一起生活特别好，他们特别严谨，我们都住在单店那一块，一周排练五天，周末演出。每天要坐406路公交车去南三里屯的河酒吧。406路15分钟一趟，我们每天都约在公交车站，一点半准时到，然后坐车，一点五十到河酒吧。在车上都挺高兴，还能睡个午觉。我们一到河酒吧就会一人泡杯茶，喝啤酒的喝啤酒。通常到了都会聊一会儿，差5分钟两点的时候就开始准备去排练了，大概两点去接线，把节拍器的弦拧满，走一圈是35分钟，全松掉了之后，再拧满，反正都是打着节拍器专门练演出的时候衔接得不好的地方，慢慢练顺练好。然后四点钟会有中间休息。我们就出去抽烟，要么锻炼身体，做做俯卧撑。小索他们一组能做60多个，我那阵子只能做个十五六个，后来能做到30个了。那阵子三里屯那些酒吧也不红，门口都是修车的，煎饼摊，特别安静。反正挺好的，特别舒服，感觉就是大家在一块儿练功。当时张佺和小索就像我现在这样的年纪，三十刚出头。他们年轻时也是跟我一样，在成都、杭州，也是过着天昏地暗的日子。谁二十几岁的时候就是早晨六点半起床？青春都是烧过来的……但是当时小索他们已经是三十出头，确实是生活要健康、端正一点。我现在也慢慢明白了，现在你叫我去喝酒，我就不想去，一个月喝一次我都嫌多，已经过了那种时候了，那种欢乐没什么价值，闹够了，没必要了。

但1999年的时候我才23岁，你让我天天这么定着坐着，肯定是受不了的。到了晚上，就得四处去游荡，不过那时候穷，闹也闹不到哪儿去，无非就是去谁家喝一顿。我那时也没什么太多的朋友，转来转去就还是兰州的那些人。逢年过节，一周我们得在一起吃饭，一般都是去小索家。小索在家炖羊肉，我们就去他家，一人拎一箱啤酒。其实生活都特别简单，还是像在兰州生活那样的感觉，长幼有序，兄弟情深。兰州人就是这样的。你大我一岁，我在你面前不该开的玩笑也不会乱开。我大你一岁，我该帮你扛着的事儿也没问题，没钱交房租了，不用跟我说我这钱就得给你……我是你哥嘛！兰州是这样的。

这样健康严谨的生活大概维持了两年，河酒吧也越做越大了。2001年的时候特别好，里面安安静静的，生活井井有条，处得井井有条。2002年乐队慢慢就多了起来，一周得有几千人来看演出，于是礼拜三就把时间分给小河和晓利了，他俩各半场。礼拜四有时候是废墟，后来祖咒开始在那儿演……各色人等都来了。

刚开始还是挺好，跟小河、晓利他们一起，特别舒服。我那阵子看什么东西都像隔着一层热空气，就是青春的那种巅峰状态，觉得一切都太美了。我记得有一年，北京下了一场大雪，突然全北京的交通瘫痪了，那天野孩子在河酒吧演出，路上的车堵在那儿根本不动，我和郭龙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就说下去滑雪走吧，然后下了车在大马路上一直滑，一直滑，一直滑到了河酒吧，当时高兴得不行。

那就是在2002年，真正的巅峰。我记得2002年中秋舌头不插电那场演出，人多得不行，你从河酒吧出来到门口，没有半个小时出不来。就是人挤人，吧台上都坐满了。那天没卖几瓶酒，因为大家都想买，但挤不到吧台那去，整个堵死了。那时候大家都热爱音乐，很多听民谣的人也在听摇滚，听摇滚的人也在听民谣，不像原先分类分得那么清楚。那段时光的点点滴滴都是从心窝里出来的，我就觉得我活着这辈子就保持这样子就可以了。演出的时候，每次都是特别High。那时候河酒吧的气氛太好了，去的所有的人都是朋友，不管认识不认识，只要进来一个小时，我们就是朋友了。有那么一百个人吧，一到周末，他们就肯定来。有那么几张脸，只要把这几张脸凑到一块儿，我就觉得肯定飞了。那时候都管他们叫“他舅”“他舅母”“他姨”“他姨父”“他姑”……谁是“他”，其实谁都不知道，就是叫着亲切。前几个月，我在愚公移山看张佺回来的演出。我一看，“他舅”“他舅母”“他姨”……都在，立刻就飞了。

那阵子人跟人一点障碍都没有，每个人都特别开放，但都特别有感情。也许在酒吧里每个人都在抽烟喝酒，但还是特别上进的，特别美好的感觉。有一次我们喝酒，小河喝着喝着转头人就没了，出去见人就抱，还跑过去把人家出租车司机拉出来：“哥们儿一起跳个舞吧！”

小河那时候有首歌叫《那不是我的名字》，我觉得那首歌太好了。那个歌最早没词，老那么唱。后来摩登天空要录这个，说这个歌太好了，有必要给它填个词。他就给它填了个词：“我还拉着一个外国人的手，在春天的街上走……”我们那时候认识了一堆刚到北京的外国姑娘，都是比我们小的，都特别好，不像现在的有些白领，都不会好好说话……我那会儿接触的一帮都特别好，大家都是那种心灵相通的。现在想想可能是因为2002年的时候做这些工作的人没有那么多利益吧，没有那么多小利益纠缠。那阵子大家都很单纯，大家都为了追求美好的东西吧。

天通苑——伊犁：事儿抓人，但记忆一片空白

后来逐渐的事儿就多起来。演出是越来越多，但感觉大家都有点变了吧。因为最初做乐队都没有那么多的想法，就是纯粹的喜欢，觉得干这个我能算条好汉吧，干这个我才不会成为那些人。过了2002年，生活也复杂了，做的事儿也复杂了，想法也越来越多了，有点犯晕。到了2003年，都有点别扭了，演出演得也不那么爽了。其实这个圈子真的是无名无利，但大家开始争一些东西了，就像木心书里写的：“中国人就是在无名无利的状态情况里争名夺利。”

2002年，朱小龙把马木尔带到了北京，我们当时都特别崇拜地去马木尔家看他弹琴，太大师了。大家各色人等都去他家拜访，坐着听他弹琴，每个人都激动。马木尔拿了个冬不拉回来，我们都说这个乐器好听，都想学。当时正好看了个纪录片叫《雪落伊犁》，对新疆有一种向往，后来小龙就说组乐队吧，于是后来我们就一起组了IZ乐队，基本上那时候我是把贝斯当作野孩子的一个延续。

加入了IZ，我于是就不和张佺他们住了，搬到了天通苑去。那阵子就感觉那种集体感、归宿感有点变了。以前我的归宿感就在单店，那里就是我的家。到了2003年，这种归宿感变了，到了天通苑那边，我就经常去小河家，去晓利家，或者骑车骑20分钟去霍营，霍营有各色人等。但那段生活我有点想不起来，就是经常叫朋友来家里玩，我那阵子特别好串门，跟朋友一玩玩到天亮，大清早天都亮了再一起吃个早饭，各自回家。到了后面就发现你搞这种聚会不行，太乱了。搞得人筋疲力尽，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怎么都说不到一块儿，越来越不真。

在单店住是那种每个人都干干净净、相亲相爱的那种感觉，见面一笑，就特别温暖。但到了天通苑，真的就感觉有“社交语言”了，那时候我就已经感觉到空前盛况要落幕，那阵子总是感觉有点失重，自己也不知道该干点什么，以前是人抓事儿，那时候就事儿抓人了。野孩子也要排练，IZ也要排练，但排练的时间越来越少了，相比之下事情却越来越多，信息越来越多，演出越来越多，有点不知道咋回事，反正就是事儿抓人。

2003年的“非典”是一个转折，非典的时候河酒吧就关门了，大家的心情都有点涣散，小索和张佺就受不了，他俩觉得乐队要散了。酒吧可以不好，朋友可以不好，但乐队不能散……2003年年初，我们就有点不愿意在北京待了。那阵子我们就说想去云南，到云南租个房子。那阵子云南大理、丽江不像现在这样，人很少，150块钱能住十个人的大院子，多得是。我们每天都要说说去云南的事情，说起来就很激动，经常是说好比如这周末大家各自回去料理家事，礼拜一早上咱们就去丽江。结果到了礼拜一，谁都不说。北京也确实有一大批人都去了云南。

2003年夏天的时候，我就觉得不行了，在北京根本待不住了，跟着马木尔去了新疆，待了半年。可能也受了《雪落伊犁》的影响，我在伊犁一个村子住了下来，清早七点钟起床，练琴。中午学冬不拉，晚上学弹拨儿，生活又开始正常了。中间又去了喀什和塔什干。北京那边一直在叫我说这儿有演出那儿有演出，死活叫我我都不想回去。我说我一定要等到这儿下雪，后来又有一次北京的人跟我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演出，不来不行，我说好吧，结果就在我临回的头一天，伊犁下雪了，鹅毛大雪。我特地把《雪落伊犁》里的那首歌找来又听了一遍，想着等到我回去了之后，我还按照新疆的步调去生活，结果回去一个礼拜之后，乱七八糟的生活又开始了。

霍营——拉萨：噩梦惊醒，简单自然做回自己

2004年我第二次去了新疆，我回来的时候知道小索有病了，不过所有的人都觉得不是什么重的病，因为他的胃病谁都知道，一喝完酒就看他脸色惨白。当时谁也没怎么多想，他自己也没怎么在乎，可到医院没多久他就被转到了重病房，每天不能见太多人了，大家排着队等着哪天去看他。轮到我的时候，小索整个人都是黑的了，我还给他带了新疆的核桃和葡萄干，说了两句话就出来了，没想到那是最后一次见面。他去世的那天早上，我七点钟到的医院，一直到火化，我都没离开过。按兰州的习惯办理后事要讲究的，绝对不能让死去的一个人待着。我就守着他一晚上，郭龙再守一晚上，到火化的时候，我们已经三四天没睡，特别累了……那段记忆很清晰。2004年和2005年的好多事，我都记不清楚了，感觉挺忙的，老有事，但记忆一片空白。

2004年，崔健在汽车电影院做真唱运动演唱会，我加入美好药店当乐手，然后就和小河他们在无名高地演即兴，小河很善于做即兴的演出，对我来说也有好处，但总感觉自己挺虚的。我老觉得自己的琴拉得特别难听，可能跟我自己的状态不好也有关系。2005年美好药店巡演了一次。我们去绍兴、杭州、上海、南京、广州巡演了一圈，最后到兰州，到了兰州我就发高烧了，烧到40多度，回来我就不怎么演了。

2005年的中秋节我退出了IZ。记得退出那天晚上，我喝得大醉。第二天早上跟祖咒去办签证，到荷兰演出，签证官跑来问我问题，我一脸的颓相，差点被拒签。

2004年，我在霍营租了一个院子，住了一年。那阵子生活表面上挺平静的，演出也挺多的，经济也过得去，消费也可以。但就当时觉得不行了，队伍要散了。2003年和2004年的霍营特别热闹，街上一眼望去，全是摇滚青年。所有的新疆饭馆都是摇滚范儿，里面有各国记者等着。饭点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来吃饭。后来好多人都慢慢离开霍营了，以前是找不到房子，后来就是找不到人，有些人东西都不要了，人就直接走了。好多人都去了云南，直到现在都没回来。我也待不住了，到处都觉得冷冰冰的，就跑去东四那边租了个院子，但冬天太冷了，冻得实在受不了了，就去郭龙家住了整整半年。他家客厅给我开辟了一个角落，开火做饭，过上了正常点的生活，但还是觉得有点茫然，那阵子坐在台上经常跑神。

2006年春天的时候，兰州的一个朋友黑子给我打电话，他说拉萨有一个朋友开了酒吧，实在找不到键盘手，问我想不想去。后来我就去了，在那边很舒服地待了三个月。在那边和酒吧里的人关系都处得特别好，我们就一块儿开了一个大吉普，一路朝圣，变成了生活中特别自然的事情。

后来我一个人从阳曲河一直到林芝，从林芝顺着雅鲁藏布江边坐公共汽车去了一个西藏最老的古寺，在寺里住了一夜，听着喇嘛念了一晚上的经。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着的，做了很多特别噩的噩梦，气氛特别吓人，我想醒都醒不过来。等早上睁开眼，发现被子全被汗浸湿了，但起来后一下子觉得特别轻松，觉得身轻如燕。我挺愿意相信我收到了一种力量，也就老老实实地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过好当下的生活就可以了。

我和我女朋友也是在西藏认识的，一开始是朋友介绍。我们俩有一万种可能擦肩而过，但还是遇到了。她的朋友在云南旅游，在一种极其意外的情况下认识了我的朋友。我的朋友在一种极其意外的情况下翻了他相机里的照片，看到我女朋友的照片后不谋而合给我们介绍。后来就发短信，发E-mail，后来就发照片，觉得都还可以……然后就见面了。我现在老去雍和宫烧香，就是为了记住2006年在西藏有那么好的心情。

东直门：人肯定都会成为你想成为的人

2006年，我30岁。男的二十八九岁是个坎儿，说成熟也不成熟，是卡在那儿了。到了2006年，我好像好多事情都很快想通了。我就想，在江湖上漂来荡去的，也不行了，得做点自己的事。也许我现在的工作也没有年轻时那么激情洋溢，但做音乐还是要最真的那种，以前的热情可能是表面的，现在的热情可能是更好的。反正我现在觉得挺好。感觉冥冥中有一个自然规律在支配着我们，有时候你可能和别人不一样，但其实大家都在一个共同的转动的规律里，逃不掉。我觉得大家现在状态都挺好，因为现在大家把一些该放弃的东西都放弃了，就是尘归尘，土归土。

人肯定都会成为你想成为的人。我做了那么多年的乐手，就是靠各种事情带着我，一直工作。自己总不能确定自己到底想做什么，也没有一定要唱歌的这个自信和决心，也不知道自己的表达是否得当，比如《米店》那首歌，是我2006年年初从西藏回来的时候写的，任何人我都没给听，包括郭龙都没给。就是觉得我自己写的东西，别拿出去丢人现眼，对自己的感觉没法肯定。现在我已经想开了，这就是一首歌而已，只能代表某段时间的一个状况，人生应该写几千首歌，每一首都有一个状态，根本不是什么致命的东西。

我以后就是要做一个认真的音乐人，只做自己喜欢做和想做的事情。明年我和郭龙、张佺三个人会去趟云南，做一场野孩子新的唱片，做一张自己的唱片。总之想法很多，慢慢去做好了。十年了，我也知道自己喜欢的是什么，这样就挺好了，无名无利的，我只有大把的时间。（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