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引子
增值，人类文明的永恒追求
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
犹如号角吹响，普惠金融在中国大地风生水起。
金融，货币融通的经济活动，为了收益与增值。普惠金融，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是扶持弱势群体且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金融体系。在当下中国，农村是普惠金融的重点所在，农业是其服务的主要产业，农民是其服务的主要群体。普惠金融的根在农村。
2013年11月，广东省政府批复同意广州市增城区（注：增城时为县级市，2015年5月29日，增城撤市设区挂牌。除特殊情况，以下均简称增城）建设农村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增城普惠金融迈开步伐，拉开了“增值之城”的序幕。
“这几年，增城在探索发展社区和农村的普惠金融创新之路上下了功夫，老百姓经济有收益、家庭增财富，这是坚定不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结果，我们要不断扩大这一成果，不断增加改革红利。”回顾增城这几年普惠金融发展，增城区委书记张火青这样坚定表示。
成果、红利、收益、增值，成为增城普惠金融创新之路的路标。
2014年7月3日，《南方日报》以《增城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社探索普惠金融新路》为题重头报道增城普惠金融的成果。2015年6月8日，人民网发出《增城：普惠金融创新多领域开花结果》的消息，再次让人们关注增城普惠金融不断发展的新局面。2016年3月25日，中国新闻网以《广州初步形成具有特色的普惠金融模式》为题报道：“当前广州全市银行机构涉农贷款余额近1600亿元，设立法人村镇银行7家、资金互助合作社2家，全市小贷公司2015年发放“三农”贷款16亿元；农业上市公司4家，28家农业企业在广州股权交易中心挂牌，并重点在增城区推进省农村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建设。”
探索新路、开花结果、形成模式，是增城作为农村金融改革和普惠金融创新综合试验区的坚实步伐。
“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后，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做出的决定。
顶层设计，时代意义；基层实践，创新探索。
增城怎样发展普惠金融，体现着怎样的时代意义？增城怎样鼓励金融创新，有怎样的成效？增城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怎样为普通百姓带来改革红利？增值之路，有着怎样的历史内涵与现实风采？
让我们先了解一个遥远的词——“六一农”。
公元前594年的一个清晨，天边才刚刚露出鱼肚白，古城雅典的中心广场已是一片人声鼎沸。成千上万的农民、手工业者和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聚集在这儿。人们有的焦急地跺着脚，有的紧张得直勾勾地盯着讲坛的台阶，有的满脸兴奋与期待……
这时，传来一阵铿锵有力的脚步声，新上任的首席执政官梭伦大步走上讲坛，径直走到一个大木框前站定，一脸微笑、满怀淡定环顾着四周。原本嘈杂的中心广场瞬间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屏气凝神。
只见梭伦侧过身子，抬手用力一拨，将架在木框中间的那块木板翻转过来。人们不约而同地伸长脖子、瞪圆眼睛朝木板望去，不禁惊呼起来，原来木板上刻的是新法律条文。
梭伦在人们一阵又一阵的掌声中，开始宣读这项旨在打击没落氏族贵族、促进奴隶制经济发展的法律——“解负令”：由于欠债而卖身为奴的公民，一律释放；所有债契全部废除，被抵掉的土地归还原主，因欠债而被卖到外邦做奴隶的公民，由城邦拨款赎回。
紧接着，梭伦清了清嗓子，用洪亮的声音向人们宣布：“此法律的有效期为100年。”
霎时间，广场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欢呼声，穿越广场，冲向天空，弥漫大地。满广场卖身为奴的农民相拥而泣，激动不已。整个雅典沉浸在一片欢腾声中。
历史在这里定格，短暂而折射永恒：这就是世界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梭伦改革”。
在这之前，那些无力还债的贫苦农民生活十分艰辛。或因天灾人祸，或因家徒四壁，为了生活，他们找财主借钱。贫富差异从人类文明开始，就这样存在。可有借须有还。一旦债务还不起，财主就会在借债者的土地上竖起债务碑石，这块碑便象征着借债者沦为了“六一农”。
“六一农”，是一种身份。
这些人每日辛苦劳作，却要把收成的六分之五交给债主作为利息，自己只能留下剩下的六分之一。如果收成的六分之五还是不够缴纳利息，债主有权一年后把欠债的农民及其妻子变卖为奴。原本就毫无积蓄的他们，唯一的还款方式只有自己——唯有身子与劳动能力成为价格，价值却不属于自己。也就是说，他们是仅仅获得自己终身劳作成果的六分之一的农民，或者是永远的穷人。
人类文明史证明：生产力的发展，是从生产者的解放与潜力释放开始的。
增值，人们实现收益，增加财富，成为人类文明的永恒追求。
“梭伦改革”有意无意之间，契合了这一文明内在规律；或者说，开创了增值的一个历史起点。
但拔掉竖在借债者土地上的债权碑于梭伦改革而言，只是“扶贫”而已。实际上，回顾梭伦改革推动的各项政策措施，我们会发现有一条“增值之线”贯穿始终，由它勾勒出了古文明时期金融业的雏形，出现了世界上第一批金融商，出现了信贷行为，出现了保险机构，等等。最后，另一个组织的介入使古希腊的金融形态一锤定音，那就是神庙。
神庙在古希腊象征着城邦的保护神，希腊人对神庙有着特殊的信任与情感。所以，在当时希腊人喜欢把存款放在神庙，渐渐地，神庙开始起到金融中介机构的作用，每当宗教节日时，神庙的周围便会组织商业集市，用以吸纳公民的存款，进行有息放贷。信任、信用，就这样深刻地介入了人们的生活与文明进程。
聪明的金融商顺便还发明了土地抵押贷款、房地产信贷、海洋信贷，甚至在战争中贷款给城市、国家……到了约公元前560年，雅典历史上第一个僭主庇西特拉图的统治时期，他出台了很多有利于农民的制度，曾为雅典的小农提供过“便宜的农业贷款”。可见，当时的政府已经开始介入金融活动了。
银行和金融商给古希腊带来的不仅是繁荣的商业交往活动，更多的是人们财富观念的转变。当我们将视线投向东方古文明的起源地中国，也同样能发现一条“增值之线”。
早在先秦时期，其信用主要就是借贷，有民间借贷，也有政府间借贷、政府与民间借贷，古代称为“赊”和“贷”。战国时期的放贷取息则比较普遍，史料记载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放债取息以养宾客，一年的利息收入就超过10万钱。在中国，最早的金融机构也是源于信任与信用，这又通过信仰而递进。在南北朝时期由于佛教事业的兴盛，寺庙遍布全国且统治阶级笃信不疑，因此寺庙成为财富集中的重要场所，于是开始由寺庙经营、办理抵押放款和质押放款，形成了最早的金融机构——典质。到了商业发达的唐朝时期，商人经常携带大量现钱到各处市场买卖货物，既不方便，又不安全，于是便将钱交给本道的进奏院，进奏院开出一张票劵，各持一半。商人回到本地后到相应的机关合券核对，如果无误，便可领回现款，汇兑就这样产生了，其本质与今天的异地存取款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中国古代，金融业有显著发展的则要数明清时期了。那时的典当业日趋发达，当铺遍布各地。据统计，1644年全国有当铺两万多家，有的当铺资本额高达数万两或十几万两。除此之外，还出现了钱庄、银号、票号等新的金融机构，主要从事兑换、存放款、汇兑等业务，使当时银钱票的流通非常广泛。在票号走向极盛之时，中国近代银行兴起了，与票号展开了竞争。面对银行业的激烈竞争，票号保守、不思进取，导致了它的衰亡。但金融的雏形与底蕴，却由此存留历史而影响今天。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多人在一起，其中必定有一个可以做我老师的人。能者为师，是学人之长，补己之短，这当然就是增值。这对经济活动、财富增加，乃至金融业何尝不是同样的道理？
金融无处不在。著名金融学专家陈雨露教授的一部知名著作就叫《世界是部金融史》。他说：“金融本就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是人的一颦一笑，人性因为金融而丰满，金融因为人性而高尚。有人的地方就有金融，金融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所以，金融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只有不断学习，才能为社会创造财富，才能更好地实现精神追求与自我增值。三人行中的“师”，谁能说没有一位金融之“师”？纵观从古至今的金融发展史，便可以发现它其实就是一部不断在学习如何更好地实现增值的历史。
人类历史反复证明：增值，人类文明的永恒追求。
当下中国，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各种新兴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如何全面实现高效高质的“增值”，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让增值普惠草根，更是今日中国崛起的进程碑。
今天中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潮流与经济新常态，便是顺应时代趋势与中国当前社会发展特色探索出的一条全新的“增值之线”。
发财、致富、增值，是人人心中俱有的梦想。“不能没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因为梦想，阿里巴巴敲开了“芝麻之门”；因为梦想，阿里巴巴创造了经济奇迹。这一奇迹从草根而起，这一奇迹因增值而举世瞩目。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既可以稳增长、扩就业、激发亿万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力，促进社会活力迸发，又有利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打造发展新引擎、走创新驱动发展新道路，可谓“物质增值”与“精神增值”双丰收。
金融，由此打破窄小而拓展，实现专业向大众转型。
普惠金融，由此崭露头角而魅力四射；金融增值，从介入草根生活而惠风吹拂。
广州增城，在这一金融创新文明浪涛中卷起千堆雪，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一时代进程中抒写普惠新篇章。
增城创新的普惠金融，似乎与增城之名不谋而合——据明清两代《增城县志》载：“后汉建安六年（公元201），析番禺地置增城县。”“增城”，即在南海郡（广东）原本六个县的基础上“增加一城”。
历史发展到今天，“增加一城”蜕变为“增值之城”。
增值之城，因普惠金融而更彰显；增值之路，传承着人类文明的永恒追求。金融创新，抒写着改革开放的时代篇章。
让我们走进增值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