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儒家的勃兴说起

对近代中国思想学术有一定认识的，都知道“新儒家”是近现代中国一个重要的学术思想流派。“新儒家”学说发皇于中国内地，而发扬光大于香港。几十年来，在海外与外国汉学界，新儒学的思想及对其研究，一直属显学。随着近年中国内地学术研究和出版的趋于开放，出现反馈现象，新儒学著作的出版与对新儒学的研究，风气渐盛。新儒学之能发扬光大，作为中国近代文化思想之一环而影响于世界，由“花果飘零”而终能“开花神州”，在当前中国思想学术上占一席位，香港是有贡献的。

不过，在人们的心目中，新儒家的出现与思想取向，与1919年以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对立的，是以反新文化运动的立场而出现的。相信即使新儒学的继承者亦会作如是观。长久以来，中外近代中国思想的研究者亦将新儒学流派定调为文化上的“保守派”。对新儒家，尤其是第一代，我个人有不同的理解。我以为勃兴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的新儒学，是文化革新思想的组成部分。这种事实和论断，必须从新儒学所以出现的源头，作史料的剔抉疏解工夫，才能说得清楚。当前研究新儒家学说的，大都从学理上去了解，是不足够的。只有对新儒学勃兴的背景有所理解，才能真正了解其原本的思想旨趣，也才能真正认识到其在近代中国学术思想的意义，进而才能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全面的认识和理解。

一 反思革命演出不同学派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出现的新儒学的倡导者及其倡导的思想，与保守的国粹派遗老遗少是截然不同的，不可混为一谈，这是首先要清楚的。十多年前，拙著《五四新文化的源流》对此早有提示。我与日本京都大学岛田虔次教授，虽在新儒家第一代在师承和思想传承上的理解有异，但我们同样认定五四时期出现的新儒家是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要对之作新的理解和评价的提法，是一致的。

五四新儒家的兴起与其思想旨趣，不能单纯从著作的理论中探求，要结合历史背景和倡导者的经历去探求，尤其是第一代。对于近现代新儒家人物的界定，学术界看法虽不尽相同，但视梁漱溟、熊十力和马一浮三者为新儒学的首倡者和奠定者，却无异议。马一浮、熊十力和梁漱溟三人五四前的经历，都有几项相同的共性。第一，他们都及早接受由西方传入的新式教育的洗礼，不同程度钻研过外国的文化思想，且有一定研究和造诣，思想也受相当的影响。第二，他们自少接受传统教育，对传统学问有所专精。第三，虽参与深浅不同，但他们都是清末民初的革命者或革命中人，在晚清都从事过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工作。在《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中，我曾说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与此前的辛亥革命运动在革新思想上更有一脉相承的条理。即使在人事的系谱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原先则属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的系统”。这个论断看来不限于指北京大学和《新青年》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也适用于五四时期新儒学的倡导者和奠基者。其实他们与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在五四前，有着相同的背景。

除了马一浮曾两次拒绝北京大学的聘请，梁漱溟和熊十力二位都是得到蔡元培等人的推荐，而任教于北大的。他们与新文化运动众多倡导者，不仅在北京大学有共事之雅，之前他们之间已有相当密切的来往甚至曾共事革命。这种事实不能视之为偶然。新文化运动期间在北大分化成西化派、国学派，再加上新儒学派，中间就露出晚清以来的革命派思想的演化过程。不过以往研究这段历史的倾向，亟亟于要区分其中之异，甚少理会之间的同。个人认为，时至今日，要全面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新文化派（或者称为西化派）与新儒学派甚至各学派间，不仅要注意他们之间思想的差异，也应重视他们之间思想形态的相近与交叠。

二 熊十力谈民主与科学

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后的1915到1917年，是晚清革命者思想的反思期。代表新文化派的陈独秀和新儒学创立者的熊十力，就是其中的典型。这两三年间，他们对时局隐忧产生思想的焦虑，他们其时立身处世以志著文的言论所针对的问题和论调，都很相近。这两三年陈、熊两氏所撰文章和所发言论极其相似，如不具名，甚至不能厘然分辨是陈氏还是熊氏的文章。陈独秀的言论大家是熟悉的，这里仅举熊十力一些说法以见何其相同。熊氏谓“孔子大毁于秦，而定一尊于汉，封建社会延长二千数百年”。又谓“中国学术思想绝于秦汉，至可痛也。社会停滞于封建之局，帝制延数千年而不变，岂偶然乎”。再说“自汉世张名教，皇帝专政之局垂二千数百年无有辨其非者。人类虽有智德，竟以束于名教而亡之矣”。同样以“汉以来二千余年学术思想锢蔽，诚如西人所言。此专制之毒耳”。其他他以为“惜乎《春秋》亡，《礼运》《周官》二经被奴儒篡乱，历代知识分子无有以民主思想领导群众”，同时指出“科学亡绝，咎在专制”，并随处在熊氏文章内得见民主、科学、自由、民族思想、社会公义、反对封建专制，要求进步反对保守、追求世界视野和现代意识等等观念。

同是辛亥革命的同志或同路人的日后新儒家倡导者梁漱溟和马一浮等，同样由于辛亥革命的失败引致军阀乱政，革命党人的变质，社会的纷乱万状，带来思想的冲击，促成他们思想的转变。其发展轨迹一如鲁迅、钱玄同等新文化运动主流派。检点其时他们之间的思想言论，大部分见解亦很接近。最重要的是对中国改革前途，都同样认识到，只有在文化思想上作彻底改造，才是解决当前问题的根本。他们之间最大和最主要区别，集中在文化思想的改造，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立场的差异。除此，同属晚清以来革命知识分子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与新儒学奠基者，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背景，关注着共同的文化课题，都倡言融会中外文化，孜孜要为中国创造新文化而解时局之困。一经这样疏解，可见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新文化运动派和新儒学派，不能像过往印象视之为完全对立，也不能绝对地定位为一是保守一是前进的。在五四新文化思想运动中，应视为是钱币的两面，相辅而成：外表抗衡而内实在平衡，外表相反而内里实相辅相成。要从积极意义作历史的评估。

三 发现问题 等待解决

介绍和讨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是对历史的纪念，重要的是从检讨历史的角度，探索近代中国发展的合理可行的方向，作为我们构思未来文化发展的依据。经九十年文化自我改造的试验，再结合几十年来世界文化发展的观察，对传统文化可重新检验反思了。中国已进入新的阶段，未来的发展关键，识者皆知在文化教育。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课题——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改造，固然是五四时期的时代课题，其实也是一个永恒的课题；固然是一个近代中国的课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凡是一个有长久历史文化的民族和国家在遭遇上存在文化与时代的落差，就要面对这个课题，如现在的伊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在于对这个核心课题的彻底觉悟，并提出了种种议论和解决方案。五四时代的人物只是发现问题，提出了种种解决的方案，并未解决，也不可能解决，因为这个课题太大了，要好几代人才可能逐步解决。他们之间，各有所见，他们的分歧不一定是对错、是非和对立的问题，很多时是解决问题的先后、主次甚至是各有所执、各有所偏的问题。

自20世纪30年代到现在，由于时局及各种原因，正如李泽厚所说，在某种意义上，确是革命压倒了启蒙，我们在文化改造和文化创新的目标，并未取得良好的成果。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就是当前要正视的课题。五四时期对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剑拔弩张的对立争论，已经不合时宜了，要做的是切切实实如何有机地融合中外文化，创造出新的文化，让传统文化思想得以现代化。当前中国社会其实已没留下多少传统文化可反的了。

对五四这个扭转了中国近代史进程的历史运动，是应该回顾并作纪念的。百多年的近代历史甚至两千年来的中国历史，真的是没有一个历史运动会对中国文化前途有如斯巨大影响的。何况，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提出文化思想上的种种课题，至今仍未解决，仍未终结，仍在影响着现在与未来中国文化思想的走向和命运。更重要的再次提醒我们对中国文化思想前景的反思。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不完全是学术界的事，应该是每个关心中国文化思想前途的人的事。中国文化未来的前途和走向，应是社会大众的共同理念凝聚所系。

（原载陈万雄：《读人与读世》；香港天地图书2006年出版，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