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谁知家中水，滴滴皆辛苦

自来水，这个名字叫错了

中山是著名水乡，这是人尽皆知的。可中山饮用水缺乏，人们却知之不多。

中山的江河水受污染，地下水带咸味，众人称赞的长江水库等江湖水水量有限且水质偏软。中山饮用水的缺乏及制造自来水的艰难应该让大众知道，从而共同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自来水。

刚回中山任副市长时，我家住在莲峰新村六楼，做饭时段打开水龙头，经常没有水。那时，三楼以上住户每家每户都备有大水缸，要在半夜起床储水备用。城区自来水紧缺，市政协还专门送来一份调研报告，人大代表也向我反映“自来水休礼拜”的问题。自来水的紧缺不但大众关注，我自己也已经感同身受了。

谈到城市供水设施建设，有必要回顾一下中山人饮用自来水的历史。

在旧城区的地名中，有一个能勾起游子乡愁的地名，叫白水井。这地名的来历，我想一定与人们到此来取水食用有关。1958年之前，中山城区的居民一直饮用河水或井水。

自来水，这个名字叫错了。这水哪里是自来的？中山人盼自来水盼得很辛苦，直到1958年才建起日供水量700吨的石岐自来水厂。这个供水量，按当下标准，还不够1000人使用（我猜想民国时期华侨捐建的医院有自己的供水系统）。直到1964年日供水量才达到4000吨，但供水范围还不到一平方公里，比不上后来一个柏苑新村的范围。当时，自来水只能供应给政府机关、重要企事业单位。

居民需要用水，只能规定时间到街头所设的供水站买水。最便宜时是一分钱两桶水。在沙田区农村，人们世代饮用河水。七年的农村生活期间，我每天都是饮用村前的河水。常常是趁天未亮时到河里取水，因为经过一夜，河面无人活动，河水较清。取水回来后，把河水倒到水缸里，再用明矾（一种化学材料）在缸的内壁划上几圈。到中午，缸里的河水分成两部分，混浊的泥水沉淀到缸底，靠上面的水也就变清了。

1975年，岐江河水受污染越来越严重，不能作为食用水源了。城区居民把食水的希望寄托于长江水库。1977年8月，以长江水库为水源的浦鱼洋水厂开始供水。起步时，日供水量为10000吨。到八年后的1985年，浦鱼洋水厂日供水量扩大至60000吨。此时，长江水库的水源开始紧张。当时，长江水库要满足三个方面用水。其一是农田灌溉，其二是周边村民饮用，其三是供浦鱼洋水厂。浦鱼洋水厂已经用去长江水总库容的三分之一以上。再者，长江水库水质硬度不够，长期饮用，对儿童牙齿生长不利。

无论是解决燃眉之急还是未雨绸缪，下决心攻破城区供水的难关，已经无可推卸地摆到市政府领导班子决策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我暗中做了一件无损原则的“坏事”

要决策就要先有方案。市长办公会议决定由我组织筹备组先做前期方案。筹备组由市建委、水利局和供水公司领导及技术人员组成。我向筹备组提出两点原则：一是汲水点的选择必须考虑永久性；二是建厂规模不能小手小脚，要有适度超前规划。几经探寻，筹备组提出新水厂选址在大涌镇西面全禄村旁。当时主要考虑以下几点：一是此处为西江上游，汲水点水质好；二是有大片山坡，占用农田少且基础处理成本低；三是在此设厂可以解决沿途大涌、沙溪镇群众食水问题。唯一不足的是水厂离城区18公里，水管线路稍长。但是，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1986年9月，市长办公会议专题讨论全禄水厂建设方案。建新水厂的必要性无需讨论，因为大家都深感迫切。讨论的重点是水厂选址、建设规模及筹资方式。

我十分担心与会者会对18公里管线太长提出异议，要求缩短管线。缩短管线则意味着更改汲水点，一旦更改汲水点，以后受到污染的危害性增大，水的质量就难以保障。在我看来，这是关乎今后饮用水是否有质量保障的历史性大事。于是，我暗中做一件无损原则的“坏事”，自作主张，把18公里长的管线减去4公里，汇报时只说14公里。厂址定点很顺利通过了。

至于水厂规模，我们从基础设施适度超前的观念出发，大胆提出按日产40万吨规模分若干年建成。也许是都受够缺水之苦，与会者一致赞成。

资金筹措是当时最头疼的事情。如今，政府财政收入大增，搞大型市政建设动不动就投入过亿元，可以轻松叫出“倾全市之力”的口号。但在当时，政府财政能力弱，只能依靠群众，喊出“群策群力”的口号。第一期日供水量60000吨的项目，财政只能支付500万元建设资金，而且是分三年支付。不足部分需要从提高水价和向大企业预收三年水费中筹来。

在收费上，居民用水从每吨一角五分提高到两角，工业用水从每吨两角提高到三角。在提出提价方案前，筹备组了解到附近的顺德、斗门、江门等地的水价都比中山高，故认为提价有一定空间。而实际上，当时居民用水是以低于成本价供应的，差额部分在从工企业水价中补偿。提高水价、预收水费加上财政拨款，资金仍然有缺口。于是，还得压低征地价格，把部分征地改为租地才勉强达到资金预算的要求。

方案通过，资金有着落了，就开始施工。一路人马密锣紧鼓确定18公里管线的走向，一路人马日夜兼程在厂区推土挖基础。

如今，18公里管线所到之处都变成四通八达的道路网络了，但当年全是荒山野岭，荆棘丛生。每天，公司经理周文畅用摩托车来回接送工程人员到测量点，凭着比例为1/10000的地图，一人手拿镰刀披荆斩棘，一人扛着大梱竹枝边走边插竹枝定点。足足花了三个月时间，才把管线走向确定下来。

进度和质量同样重要

从1986年9月市长办公会议确定方案到1987年4月，在七个月时间里，确定了18公里管线走向，铺设了2.2公里管线。厂区推平了山地，建成了巨大的清水池，做好了混凝土反应层箱。这速度已经够快了。可汤炳权市长还觉得要加速，并提出争取提前半年供水。市人大、政协也不断派人到现场检查，希望加快工程进度。我心里明白，汤市长在急群众所急。可是，这边厢领导加压要求提前半年供水，那边厢向广州市混凝土预制件厂订制的输水管却不能按时交货。

施工人员在山野上风餐露宿，披荆斩棘，天天“等米下锅”，我和几位公司领导心急如焚，也在人际关系的山野上“披荆斩棘”。

我通过全国市长协会秘书长陶斯亮（陶铸女儿）约请广州市建委领导带上预制件厂负责人到中山来。名义上是请教如何高质量铺好管道，实际上是希望通过现场沟通让他们按合同保证供管。

这批来自广州的客人了解到我是广州到中山插队的务农青年，如今当上了副市长，对我便多了几分客套。我也趁机与他们拉近乎，邀请他们到我家“作客”，目的是让他们感受我家住六楼煮饭时无自来水的困境。第二天，我又领着这帮广州朋友到施工现场察看。目睹现场几公里长的坑道等着输水管安装，他们无语了。

我明白，这帮广州朋友都是领导，对他们调动感情就可以解决问题，但对广大的一线生产员工，还是要讲劳动报酬的。我主动提出增加“加班费”，请预制件厂工人加班加点为我们生产输水管。广州朋友答应回去调整人力，加班加点尽快提供输水管，绝不让我这个当市长的广州人“冇面（没面子）”。

工程进度要加快，但工程质量更要保证。开始时，为了感谢大涌镇对工程的支持，我同意部分工程交由大涌镇建筑队伍施工。但在实践中发现，大涌镇建筑队伍适应不了水厂工程的专业要求，质量难以保证。百年大计，质量第一。我决定要撤换这一施工队伍。磨牙的结果是安排该施工队伍在城区进行常规性的工程施工，从而保证水厂基础工程的质量。

接受群众意见，改变过急过重的征收办法

1988年7月1日，全禄水厂第一期日供水6.6万吨工程终于提前半年完成。但是这时的中山，新项目一个接一个开发，城市人口剧增，早就把6.6万吨供水量消化了。结果第一期工程完成剪彩的那一天也是第二期工程动工的日子。1989年5月第二期6.6万吨工程投产，紧接着又进行第三期工程。而当时国内因北京政治风波，经济受到严重影响，资金筹措困难重重。为了保证工程顺利进行，市政府曾考虑发行债券。研究后认为，单为自来水工程发行债券会产生副作用，还是应从受益者角度去考虑，因此决定每使用一吨水征收两毛钱建设费，征收期为两年。

这个决定公之于众后，反弹力很大，用户觉得难以承受。听到群众呼声后，汤市长指示我重新听取各方意见后拿出新方案供市长办公会议讨论。最后，市政府决定接受群众意见，改变原来过急过重的征收办法。由每吨征收两角改为一角，分两年征收改为分四年征收。而方案改变后出现的资金缺口，则委托大涌、沙溪两镇代市供水工程贷款（因市供水工程贷款额度已用完）。

在各方努力下，面临难产的第三期供水工程也按期于1991年11月完成了。到此时，全禄水厂三期工程共20万吨供水能力实现了，加上原来浦鱼洋水厂6万吨供水能力，中山城区日供水能力达到26万吨，供水紧缺局面得到暂时缓解。

1992年，邓小平南行，发出“胆子要大一点，步伐要快一点”的声音。市政府决定全禄水厂第四期工程要一次性完成20万吨日供水量的建设。这时，经过多年实战锻炼的工程师更大胆提出，输水管改混凝土管为钢管，直径从1.2米加大到1.6米，而且不再向外购买，自己设厂购料生产。我十分信任这批相当能战斗的工程技术人员，同意了他们的建议。于是，日供水能力20万吨的全禄水厂第四期输水管全线使用自己生产的直径1.6米钢管。

全禄水厂从1987年2月动土，到1994年10月，发展到日供水能力46万吨，比改革开放前的1987年增长了45倍，速度是相当惊人的。供水范围覆盖石岐城区及周边八个镇区。

在全禄水厂还未全部建成时，我们已经在规划第二个现代化大规模的大丰水厂。大丰水厂坐落在港口镇，主要从解决东部镇区的用水问题出发考虑选址。从1991年年底规划，总规模日供水量80万吨。1992年底，第一期20万吨工程动工。

在城区全禄水厂、大丰水厂大规模建设的同时，全市各镇都在大力发展供水项目。我翻查了资料，到2007年国庆前夕，中山最后14个未能饮用合格自来水的行政村已全部用上自来水。中山成为全省首个率先完成村村通自来水的地级市，彻底结束了农村人口长期饮用井水、河水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