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 《庆历善救方》的编撰、内容与传播应用
《庆历善救方》是庆历八年(1048年)宋仁宗命翰林医官院编撰的专门用于防治蛊毒的医学著作,由福州医工林世元之方和太医辑录其他医方组成,是宋政府官修的第三部医学方书。此书约在南宋灭亡后散佚,其详细内容不为后人所知。笔者从南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和洪迈《夷坚志补》中,发现了此书的编撰过程、部分内容和传播应用情况。从现存内容来看,此书不仅叙述了宋代蛊毒的种类、特征、流行及防治情况,而且也保存了“治蛊毒正方”(元代称此方为“吐剂八味方”)、“解毒丸”和“和气汤散”三道方剂的组成、炮制和服法等。宋朝皇帝、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吏对此书的传播与应用极为重视,不仅颁之州县,而且也将其刻于石碑,供医学家和普通民众学习,防治蛊毒。
一、《庆历善救方》的编撰背景、编撰过程与编修作者
(一)《庆历善救方》的编撰背景
两宋时期,蛊毒在南方地区较为盛行,“闽、广、蜀诸州,大抵有蛊,其种不一”。关于福建路,《宋史》卷八九《地理志五》称:“其俗信鬼尚祀,重浮屠之教,与江南、二浙略同。”
曾任福建路转运使的蔡襄也指出,“俗左医右巫,疾家依巫作祟,而过医之门,十才二三,故医之传益少”
,“多以蛊毒害人”
。关于益州路、利州路、梓州路和夔州路,是宋代“信巫不信医”之俗最严重的地区,“川、峡之俗,多蛊毒中人,死者盖十八九”
。关于广南东、西路,蛊毒也很盛行,“广南风土不佳,人多死于瘴疠。其俗又好巫尚鬼,疾病不进药饵,惟与巫祝从事,至死而后己,方书药材未始见也”
。这些施毒者往往具有家传的性质,“世蓄蛊毒”,“害人尤多,与人忿争辄毒之”。
蛊毒盛行及其引发的刑事案件,给南方地区普通民众造成极大的危害,引起朝廷和地方官吏的高度关注。
《庆历善救方》的编撰,就与福建地区蛊毒盛行及其案件有关。庆历五年(1045)五月乙酉,右正言、直史馆蔡襄(1012—1067年)任福州知州。庆历七年(1047年)春至庆历八年(1048年)十一月,蔡襄又出任福建路转运使。在福建任职期间,蔡襄不仅严厉地打击“巫觋主病”和“蛊毒杀人”的情况,而且还详细地记载了福建诸州县蛊毒盛行的情况,并数次向朝廷上书,建议“择民之聪明者教以医药,使治疾病”。同时,还下令让何希彭选编《太平圣惠选方》60卷,共6096方,“取其本誊载于版,列衙门之左右”。欧阳修撰《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载:
闽俗重凶事,其奉浮图,会宾客,以尽力丰侈为孝,否则深自愧恨,为乡里羞。而奸民、游手、无赖子,幸而贪饮食,利钱财,来者无限极,往往至数百千人。至有亲亡,秘不举哭,必破产办具而后敢发丧者。有力者乗其急时,贱买其田宅,而贫者立劵举债,终身困不能偿。公曰:“弊有大于此耶!”即下令禁止。至于巫觋主病蛊毒杀人之类,皆痛断绝之。然后择民之聪明者教以医药,使治疾病。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条其事,作《五戒》以教谕之。久之,闽人大便。公既去,闽人相率诣州,请为公立德政碑。吏以法不许谢,即退而以公善政私刻于石,曰:“俾我民不忘公之德。”
蔡襄在福建期间向朝廷上书,如《乞与福建路转运使同相度盐法札子》《乞减放漳泉州兴化军人户身丁米札子》《乞厢军屯驻广南只于比近军州节次那移对替札子》等,多次提到巫觋主病、蛊毒杀人的弊端,建议政府在打击施毒者的同时,以医学知识防治蛊毒。蔡襄的奏议及其实施的医学措施受到宋仁宗的重视,直接推动了《庆历善救方》的产生。
(二)《庆历善救方》的编撰过程
此书何年何月何日编撰,文献记载不详。庆历八年(1048年)二月癸酉,宋仁宗下诏颁布《庆历善救方》。全书共1卷,参知政事丁度作序。关于此书的编撰情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三载:
(庆历八年春二月癸酉),颁《庆历善救方》。上始阅福建奏狱,多以蛊毒害人者,福州医工林士元能以药下之,遂诏录其方,又命太医集诸方之善治蛊者为一编,诏参知政事丁度为序而颁之。
《宋史》卷一一《仁宗本纪》也载庆历八年二月癸酉,“颁《庆历善救方》”。《宋史》卷一七八《食货志》载:“仁宗在位,哀病者乏方药,为颁《庆历善救方》。知云安军王端请官为给钱和药予民,遂行于天下。”
王应麟《玉海》卷六三《艺文》载:“庆历八年二月癸酉,以南方病毒者乏方药,为颁《善救方》。”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二三《经籍考》载:“《两朝艺文志》:诏以福州奏狱医林士元,药下蛊毒,人以获全。录其方,令国医类集附益。八年颁行。”
(三)《庆历善救方》的编修作者
《庆历善救方》的作者是福州医工林士元和翰林医官院太医。林士元,生卒年不详,福州医工,编撰《庆历善救方》1卷。医工,医职名,北宋诸州置医工,职位在医师、针师之下,而在医生、针生之上,参与指导医生的医疗工作。政和六年(1116年),宋徽宗下诏规定翰林医候、翰林医学、翰林袛候为医工。
丁度(990—1053年),字公雅,开封府祥符县(治今河南开封)人,任大理评事、通州通判、翰林学士、参知政事、工部侍郎、枢密副使等官,后迁尚书左丞,卒谥文简,追赠吏部尚书。奉诏和曾公亮等编撰《武经总要》40卷,著有《迩英圣览》《龟鉴精义》《编年总录》,编有《集韵》《景祐礼部韵略》等书。丁度在医学文献的校正和新医书的编撰方面作出了较大的贡献。景祐二年(1035年)七月庚子,宋仁宗“命丁度等校正《素问》”,此即景祐本《素问》。庆历八年(1048年),奉宋仁宗之命撰《庆历善救方序》。
总之,“悯南方蛊毒之妖,于是作《庆历善救方》以赐之”,是宋仁宗下诏编修此方书的根本目的。王应麟《玉海》亦有相同的记载:“庆历八年二月癸酉,以南方病毒者乏方药,为颁《善救方》。”
二、《庆历善救方》的知识来源与主要内容
(一)《庆历善救方》的知识来源
《庆历善救方》由福州医工林士元之方、翰林医官院太医所集之方和丁度序言组成,是宋政府编撰的专门用来防治南方蛊毒的医学方书著作,而非普通的方剂学著作。曾巩《隆平集》卷三《爱民方药附》载:
仁宗以福建奏狱多蛊毒害人者,福建医工林士元能以药下之,诏录其方。又命太医集诸方之善治蛊毒者,为《庆历善救方》,命参知政事丁度序之,以颁天下。言者云:虽有方书,远方或阙药材,不能自致。诏许以官钱治《善救方》诸药以济民。
从曾巩(1019—1083年)的记载来看,此书的知识来源有二:一是林士元之方,二是翰林医官院太医辑录之方,均为治蛊毒的名方。其中太医辑录的名方中,可能参考了《肘后备急方》卷七《治中蛊毒方》、《千金翼方》卷三〇《禁经下·禁蛊毒》和《太平圣惠方》卷五六《治蛊毒诸方》中有关治疗蛊毒的效方和验方等。
(二)《庆历善救方》的主要内容
《庆历善救方》共1卷,官、私史书均有记载。如《宋史》卷二〇七《艺文志》载:“《庆历善救方》一卷。”《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载:“《善救方》一卷。”《通志》卷六九《艺文略》载:“《庆历善救方》一卷。”由于该书散佚,其详细内容不为后人所知。
笔者近日在阅读南宋淳熙九年(1182年)梁克家(1128—1187年)撰《淳熙三山志》时,发现该书中保存了有关《庆历善救方》的部分内容。《淳熙三山志》卷三九《土俗类一·禁蓄蛊》载:
庆历七年,蔡正言襄为闽漕日,禁绝甚严,凡破数百家,自后稍息。八年,仁宗阅福建奏狱,多以蛊毒杀人者,福州医工林士元能以药下,遂诏录其方,又令太医集法方之善治蛊毒者为一编,命参知政事杜履(此处之“杜履”可能有误,应为“丁度”)为序,颁之。嘉祐六年,范兵部师道乃牒诸县,各以其方雕板,揭于县门。今碑犹存,云:“准知府兵部牒,嘉祐六年十一月立碑。应中蛊毒,不拘年代远近,先煮鸡子一枚,将银钗一只,将右熟鸡子内口含之,待一饭久取出,钗及鸡子俱黑色,是中毒也。可用下方:五棓子三两,木香、丁香各一十文,甘草三寸(一半炮出火毒,一半生用),糯米二十粒,轻粉三分,硫黄末一钱重,麝香一十文。右八味入小沙瓶内,用水十分,同煎七分,候药面上生皱皮,是药熟,用绢滤去滓,取七分小椀,通口服,须平旦仰卧,令头高。其药须三度上来斗心,即不得动。如吐出,用桶盛,如鱼脬类,乃是恶物。吐后,用茶一盏止。如泻,亦不妨,泻后,用白粥补。忌生冷、油腻、鲊酱(鲊酱,明嘉靖二十五年刊本《新编分类夷坚志壬集》作“酢酱”)。十日后,服药解毒丸三二丸补之,更服和气汤散,十余日平复。解毒丸者,如人中毒,十日以前,则此药可疗,五棓子半斤(甑中蒸、炮,令熟),丁香三两(焙,黄焦色),预知子半斤(一半蒸,令熟,一半焙,令黄色),木香三两(一半炮,令黄色,一半焙过),麝香三文,甘草二两(一半焙黄色,一半生用),水银粉一盂子,朱砂一两(细研为衣)。右件捣罗为细末,用陈米烂饭为丸,如弹子大。用药时,研令细,同酒一盏煎,温服。”绍兴二年秋,连江、古田民有查伍等蓄蛊杀人,其家来诉。张参政守为帅,依条断遣,仍牓十二县,委保正副结,五家为保,互相觉察,知而不纠,其罪与均。仍颁敕令赏格,散牓要处。
这条史料具有极高的医学史价值,包含以下三方面重要内容:
第一,介绍了《庆历善救方》的成书和推广过程。
庆历八年(1048年),宋仁宗下诏编辑、刊行此书,全书由林士元之方、太医所集之方和丁度序言组成。嘉祐六年(1161年),兵部员外郎、福州知州范师道发布牒文,令福州所辖12县衙将《庆历善救方》刻在石碑上,立于县衙大门两侧,供医学家和百姓传阅,预防蛊毒。
第二,介绍了《庆历善救方》的主要内容。
(1)原蛊毒症和试蛊毒法。何为蛊?何为蛊毒?其种类有哪些?中蛊毒者的症状是什么?《太平圣惠方》卷五六《治蛊毒方》指出:“夫蛊有数种,皆是变惑之气。人有固造作之者,多取虫蛇之类,以瓮器中盛,则任其自相噉食,唯有一物独在者,即谓之蛊。便能变惑,随逐酒食,为人患祸”,“凡中蛊病多趋于死,以其毒害极深,故云蛊毒也”。凡中蛊毒者,其症面目青黄,力乏身痛,唇干口燥,烦躁述闷,胸膈胀满,腹内坚痛;又如虫行,唾吐鲜血,小便淋沥,大便脓血杂下;或嗜食糠秽,变易无常;所食常物,下咽成虫,蚀脏而死,死易傍人。蛊毒危害极大,因此检验患者是否中蛊毒的方法尤为重要。《庆历善救方》指出,其方法是用熟鸡蛋和银钗共同验视,如呈现黑色,即为中毒,“应中蛊毒,不拘年代远近,先煮鸡子一枚,将银钗一只,将右熟鸡子内口含之,待一饭久取出,钗及鸡子俱黑色,是中毒也”。
(2)预防蛊毒方和治蛊毒法。共分三个阶段,均以药物治疗为主:
第一阶段,服用“治蛊毒正方”,让中毒者吐掉毒物,实施紧急抢救。其方剂组成、炮制和服法为:“五棓子三两,木香、丁香各一十文,甘草三寸(一半炮出火毒,一半生用),糯米二十粒,轻粉三分,硫黄末一钱重,麝香一十文。右八味入小沙瓶内,用水十分,同煎七分,候药面上生皱皮,是药熟,用绢滤去滓,取七分小椀,通口服,须平旦仰卧,令头高。其药须三度上来斗心,即不得动。如吐出,用桶盛,如鱼脬类,乃是恶物。吐后,用茶一盏止。如泻,亦不妨,泻后,用白粥补。忌生冷、油腻、鲊酱。”此方剂在碑刻中未有名称,元代医学家李杲(1180—1251年)在《食物本草》中称此方为“吐剂八味方”,其方剂组成基本相同,“吐剂八味方:五倍二两,硫黄一钱,甘草三寸,半炒出火毒,半生用。丁香、木香、麝香各一分,轻粉三分,糯米廿粒,共入小砂瓶内。水十分,煎取七分,候药面生皱纹为熟,滤清服。令病人平正仰卧,头要高阁,觉腹中有冲心者三,即不得动。顷间作吐,用桶盛之,如鱼鳔之类,即是恶物。吐罢,饮茶一盏,泻亦无妨。旋煮白粥补,忌生冷、油腻、酱醋。十日后,仍服解毒丸三两服,又经旬日平服。(据所吐物,是治蛊毒正方)”。
第二阶段,服用“解毒丸”。“解毒丸方”首见于《太平圣惠方》卷三九,解一切饮食毒及诸药毒,主一切饮食中毒及中诸药毒。《庆历善救方》中的“解毒丸”,方名虽然与《太平圣惠方》相同,但其方剂组成明显不同,“五棓子半斤(甑中蒸、炮,令熟),丁香三两(焙,黄焦色),预知子半斤(一半蒸,令熟,一半焙,令黄色),木香三两(一半炮,令黄色,一半焙过),麝香三文,甘草二两(一半炮黄色,一半生用),水银粉一盂子,朱砂一两(细研为衣)。右件捣罗为细末,用陈米烂饭为丸,如弹子大。用药时,研令细,同酒一盏煎,温服”。另,元代医学家李杲《食物本草》也载有此方,但方剂组成有所不同,“解毒丸方:真百草霜三钱,豆豉七粒,巴豆二粒去壳。下二味研细,入草霜研和,滴水丸绿豆大,以香茅汤吞下,每服七丸”。并说:“此方连前方,为嘉祐中范兵部师道守福州时,揭示于石者。”
第三阶段,服用“和气汤散”。“和气汤散”,宋以前医书均不载,首见于《庆历善救方》,但碑刻中未有此方配方。据北宋中期至南宋时期成书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卷三载“和气散”,治脾胃不和,中脘气滞,宿寒留饮,停积不消,心腹胀满,呕吐酸水,脾疼泄泻,脏腑不调,饮食减少。应男子、女人一切气疾,并宜服之。其方剂组成和服法:“香附子(炒,去毛)、陈皮(去白)、肉桂(去粗皮)、良姜(去芦)、青皮(去白)、甘草(烂)、茴香(炒)、苍术(米甘浸),各一两,桔梗(去芦)三两。上件捣为细末。每服二钱,入盐少许,沸汤点服,或盐酒调下,不拘时候。常服温脾胃,进饮食。”此方是否与《庆历善救方》相同,不得而知。
第三,介绍了《庆历善救方》的传播和应用情况。
绍兴二年(1132年)秋,福建路福州连江县(治今福建连江)、古田县(治今福建古田)县民查伍等蓄蛊杀人,其家上诉官府。福州知州张守(1084—1145年),依条断遣,仍牓十二县,委保正副结,五家为保,互相觉察,知而不纠,其罪与均。仍颁敕令赏格,散牓要处。张守,字子固,又字全真,两浙路常州晋陵(治今江苏常州)人。崇宁元年(1102年)中进士第,中词学兼茂科。宋徽宗时期,任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起居郎、中书舍人、御史中丞、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同签枢密院事等职。建炎四年(1130年)五月,任参知政事。绍兴元年(1131年)八月后任绍兴府、福州、平江府知府或知州。绍兴六年(1136年),拜参知政事兼枢密院事。绍兴八年(1138年),任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绍兴十四年(1144年),任江南东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著有《绍兴重修敕令格式》125卷、《毘陵集》50卷和《奏议》25卷等。
关于福建路蛊毒盛行和地方官吏依据《庆历善救方》救治蛊毒的情况,南宋洪迈(1123—1202年)撰,明叶祖荣编《新编分类夷坚志》也有记载。此书虽具有神魔传奇的色彩,但在有关福建诸州蛊毒的种类、分布和刑事案件的记载上,较《淳熙三山志》更为详尽。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叶祖荣编《新编分类夷坚志壬集》卷五《坟墓门·蛊毒类·黄谷蛊毒》载:
福建诸州大抵皆有蛊毒,而福之古田、长溪为最。其种有四:一曰地(地,中华书局校正本作“蛇”)蛊,二曰金蚕蛊,三曰蜈蚣蛊,四曰虾蟆蛊,皆能变化,隐见不常。皆有雌雄,其交合皆有定日,近者数月,远者二年。至期,主家备礼迎降,设盆水于前,雌雄遂出于水中,交则毒浮其上,乃以针眼刺取,必于是日毒一人,盖阴阳化生之气,纳诸人腹,而托以孕育,越宿则不能生。故当日客至,不暇恤亲威宗党,必施之,凡饮食药饵皆可入,特不置热羹中,过热则消烂。或无外人至,则推本家一人承之。药初入腹,若无所觉。积久则蛊生,藉人气血以活。益久则滋长,乃食五脏,晓夕痛楚不可忍,惟啜百沸汤,可暂息须臾。甚则叫呼宛转,爬刮床席。临绝之日,眼耳鼻口涌出虫数百,形状如一。渍于水暴干,久而得水复活。人魂为虫祟所拘,不能讬化,翻受驱役于家,如虎食伥鬼然。死者之尸虽火化,而心肺独存,殆若蜂窠。
淳熙二年,古田人林绍先母黄氏遭毒,垂尽,其家人日:“若是中蛊,当烧床箦照之,必能自言。”黄氏遂云:“某年月日,为黄谷妻赖氏于某物内用其所事之神,见(见,中华书局校正本作“今尚”)在谷房里厨中。”绍先即告集都保,入谷家开厨,得银珂锁子、五色线环珓及小木棋子,两面书“五逆五顺”四字,盛以七孔合,又针两包,各五十枚,而十一枚无眼,率非寻常人家所用物。既告官,捕谷,鞫讯(鞫讯,中华书局校正本作“讯鞫”)则佯死,释之则苏,类有鬼相助。会稽余靖为主簿,府帖委治此狱,其奸态如在县时。靖无以为计,惧其幸免,不胜愤诃,系于庭下,砺刃断其首,贮以竹篮,持诣府自劾。府帅陈魏公具以状具(状具,中华书局校正本作“状闻”),诏提点刑狱谢师稷究实,谢与丞尉亲到谷家,一蜈蚣甚大,出现,谢曰:“此明证也,摄赖氏还司自临考之。”三日狱具,亦论死。所谓顺逆棋子者,降蛊之时所用以卜也,得顺者客当之,逆者家当之。针之无眼者,以眼承药,既用则去之,盖所杀十一人矣。五色线,凡蛊喜食锦,锦不可得,乃以此代。银珂锁者,欲嫁祸移诸他处,置道傍,冀见者取之也。谷之罪恶,上通于天,余靖为民去一凶,士大夫作诗歌者甚众。
嘉祐中,范兵部师道为福州守日,揭一方于石云:“凡中蛊毒,无论年代远近,但煮一鸡卵,插银钗于内,并含之,约一食顷取视,钗卵俱黑,即中毒也。其方用五倍子二两,硫黄末一钱,甘草三寸(一半炮出火毒,一半生),丁香、木香、麝香各十文,轻粉三文,糯米二十粒,共八味,入小沙瓶内,水十分煎,取其七,候药面生皱皮为熟,绢滤去滓,通口服。病人平正仰卧,令头高,觉腹间有物冲心者三,即不得动,若吐出,以桶盛之,如鱼鳔之类,乃是恶物。吐罢饮茶一盏,泻亦无妨,旋煮白粥补。忌生冷、油腻、酢酱(酢酱,中华书局影印本《淳熙三山志》作“鲊酱”)。十日后,复服解毒丸三两丸,又经旬日平复。”予所载黄谷事,孙又以此方来示,故并录之。丁、木、麝三香之价,嘉祐时十文,以今言之,须数倍乃可耳。
《新编分类夷坚志壬集》记载的“黄谷蛊毒”案极为详尽,提供了许多与蛊毒有关的珍贵史料,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的内容:
一是蛊毒的种类、症状及其危害。其种类有四:一曰蛇蛊,二曰金蚕蛊,三曰蜈蚣蛊,四曰虾蟆蛊,皆能变化,隐见不常。其症状为:“药初入腹,若无所觉。积久则蛊生,藉人气血以活。益久则滋长,乃食五脏,晓夕痛楚不可忍,惟啜百沸汤,可暂息须臾。甚则叫呼宛转,爬刮床席。临绝之日,眼耳鼻口涌出虫数百,形状如一。渍于水暴干,外而得水复活。人魂为虫祟所拘,不能讬化,翻受驱役于家,如虎食伥鬼然。死者之尸虽火化,而心肺独存,殆若蜂窠。”这些珍贵的资料,可以和《淳熙三山志》的记载互为补充,相互验证。
二是蛊毒造成的刑事案件增多,给地方官吏带来极大的挑战,客观上促进了《庆历善救方》的传播与应用。如淳熙二年(1174年)古田人林绍先母黄氏所遭蛊毒案,便是典型的刑事案件。
三是宋代地方官吏对下毒者实施了严厉的打击措施,如福州古田县主簿余靖、福州知州兼福建路安抚使陈俊卿(1113—1186年)、福建提点刑狱谢师稷(1115—1194年)等,直接将施毒者明正典刑,予以斩首。
四是兵部员外郎、福州知州范师道刻于石碑上的方剂,是朝廷颁布的《庆历善救方》之重要内容。
(三)《庆历善救方》的知识创新
嘉祐六年(1061年),范师道刻于石碑中的“治蛊毒正方”“解毒丸方”“和气汤散方”,是《庆历善救方》的重要内容之一。此三方为宋以前医书所无,系新出现的医方,被后世医家广泛加以应用。南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洪迈《夷坚志补》、元代李杲《食物本草》和王鏊《本草单方》所载治蛊毒方剂,均来源于碑刻中《庆历善救方》的内容。在组成“吐剂八味方”的药材中,“丁、木、麝三香之价,嘉祐时十文”,较为珍贵。皇祐元年,宋仁宗下诏治蛊毒所需药物由地方州县购买,依《庆历善救方》配药和制药。可见,宋政府在治疗蛊毒时,不仅拿出了较为珍贵的药材,而且也投入了大量的财力。
三、《庆历善救方》的版本流变与传播应用
(一)《庆历善救方》的版本流变
1.庆历八年初刻本
庆历八年(1148年)二月刊行的《庆历善救方》,是该书最早的刻本。宋《国史志》载:“《庆历善救方》一卷,八年颁行。《纪》:二月癸酉。”
2.皇祐元年石刻本
皇祐元年(1053年),两浙路明州鄞县县令王安石将《庆历善救方》刻于石板,立于县衙大门左侧,供百姓传阅,并利用其中的医学知识防治蛊毒,是为皇祐元年石刻本。
3.嘉祐六年石刻本
嘉祐六年(1161年),兵部员外郎、福州知州范师道发布牒文,下令福建路福州所辖12县将《庆历善救方》刻于石板,立于县衙大门外,是为嘉祐六年石刻本。
(二)《庆历善救方》的传播应用
1.宋朝中央政府向全国诸路州县的推广
庆历八年(1048年)二月癸酉,宋仁宗下诏向全国诸路州县颁行《庆历善救方》。皇祐元年(1049年),知云安军、屯田员外郎王端奏:“川、峡之俗,多蛊毒中人,死者盖十八九。去年朝廷颁《善救方》,其惠甚大。然所用药,或本土所无有,而民间不能致,请官为给钱和药与民。”可知,该书在庆历八年(1048年)已传播到夔州路云安军(治今四川云阳)。秋七月己未,宋仁宗“既从其请,仍令诸路准此”,“诏诸州岁市药以疗民疾”,正式允许地方政府购买药材,依《庆历善救方》和药,治疗民疾。这里“与民”的药物,当为政府配制的成药。宋仁宗的诏令,不仅成为全国诸路州县遵从的制度,而且也成为地方政府配制药物和制造药物的依据,因而极大地促进了《庆历善救方》的传播,“遂行于天下”
。
2.宋朝地方官吏的推广
庆历六年至皇祐三年,王安石(1021—1086年)任两浙路明州鄞县(治今浙江宁波鄞州区)县令。皇祐元年(1049年)二月,王安石下令将《庆历善救方》刻于石碑,立于县衙大门左侧。王安石撰《善救方后序》载:
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臣某伏读《善救方》而窃叹曰:此可谓不忍人之政矣!夫君者,制命者也。推命而致之民者,臣也。君臣皆不失职,而天下受其治。方今之时,可谓有君矣。生养之德,通乎四海,至于蛮夷荒忽,不救之病,皆思有以救而存之。而臣等虽贱,实受命治民,不推陛下之恩泽而致之民,则恐得罪于天下而无所辞诛。谨以刻石,树之县门外左,令观赴者自得而不求有司云。皇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序。
从序文可知,王安石将《庆历善救方》的全部内容刻于石碑,供普通民众使用。南宋楼钥(1137—1213年)高度称赞了王安石的这一措施,认为“刻《善救方》立县门外,邑人便之,此相业之权舆也。公之于鄞厚矣”。
嘉祐六年(1061年),兵部员外郎、福州知州范师道发布牒文:“乃牒诸县,各以其方雕板,揭于县门。”牒文即公文,文书名,用于平级官司之文书。此牒文命令福州所辖闽县、侯官、福清、连江、永泰、长溪、长乐、古田、永贞、闽清、宁德、怀安十二县,将《庆历善救方》刻于石板,立于县衙门口。范师道的这一做法,再一次促进了《庆历善救方》在福建地区的传播。
总之,《庆历善救方》是宋朝政府编撰的专门用于防治蛊毒的医学方书,尤其是《淳熙三山志》《夷坚志补》中保存的三个重要的方剂,即“治蛊毒正方”“解毒丸”“和气汤散”,是宋代新出现的中药方剂,在防治蛊毒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宋代皇帝、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吏,如宋仁宗、范师道、王安石、王端和张守等,对《庆历善救方》的传播和应用极为重视,不仅颁行到州县,而且还将其刻于石碑之上,供医学家和世人传习,因而适应了医学知识在不同地区的传播。此书约在南宋以后散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