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缕曲
——柏林记事
序
柏林以前来过几次，不过走马观花，匆匆而过。从容而有时间有兴致来细细地品味它的生活世界，需要小居一段辰光。在2007年2008年头尾之交我就有了一个机会。虽然时在冬季，却并不觉寒冷，反而可以感受一下德国忧郁的冬天氛围——后者被许多人说成是德国历史上若干重大事件的一种原因。
柏林正在努力地恢复其昔日的地位。但是，就如普鲁士的辉煌已成往事一样，它的许多尊荣也只是往昔的回忆了；尽管比战前更奢华，更宏大，它在政治、文化和经济上的地位则确实是难与昔日的光荣比肩了。在欧洲的以及世界的历史上，德意志及其祖先古日耳曼人的历史和事迹总是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留给人们太多跌宕起伏、令人惊叹和不堪回首的回忆；诚然，那些事件人们也恰恰只有在记忆里才体会出它们的伟大与深远来。这也就可以理解，当代德国文化人为什么好谈历史记忆与文化记忆。
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与德国国家学术交流基金会（DAAD）的合作已有了三年的时间，按协议每年有若干名中心成员可以来德交流。前几年因各种原因，少有人来。这次似乎一下子有了兴致，前后有五位同仁到柏林来游历，还有两人从德国其他地方跑来柏林和我们相聚。这个冬天，最多时就有七名中心教授在柏林逗留，加上中心派出的九名学生，共有十六人之伙。中心的师生会师在柏林，这里就要增些生色。
而我，再次来访德国，来到当代德国的心脏，自然就要去访旧探新；时值中德关系波澜微起，中国人在这里自然也会平添不少新的见解，勾起旧的感触。
短短两个月内的事情，也可谓丰富多彩；倘若不付诸文字，以后也就有如淡云散雾，依稀难辨，辜负了这一段时光。
记事之一：访问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
早年拜读康德著作之初，对柏林科学院版的康德全集就产生崇敬的心情，于柏林科学院自然也很神往。此次在柏林时不仅有幸参观访问了这家科学院，还与有关专家做了深入的交流，的确是意外的收获，应当首先一记。
记得文潮兄请我们一干人到其府上做客时，邀我们去参观他的莱布尼茨研究所，当时就欣然承命。因为康德全集编辑所、国际版马恩全集（简称Mega）编辑所也属于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所以我也就顺便要求访问那两家研究所。文潮兄不久即安排好一应事宜。因为Mega所在柏林市里，我们一行先去参观Mega所，改日再去参观康德和莱布尼茨研究所。不过，我要先从康德所讲起。
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的一部位于勃兰登堡州首府波茨坦一所古色古香的府第之中。院落中央有一座现代小楼，康德所就在一层，莱布尼茨所在三层。康德所的卡尔（Jacqueline Karl）和格贝尔（Anja Gerber）两位女士在周围满摆各种康德文集的工作室接待了我们。卡尔女士介绍了康德全集所的主要任务。
卡尔女士的介绍可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康德全集编纂的历史——这自然也就牵涉到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的变迁史；当前他们工作的重点；最后是如何研究和处理手稿的一个演示。第一部分是一个很长的话题。他们现在工作的重点是四项，即编辑康德学术活动的文献和2000年新发现的康德批改过的鲍姆伽登的形而上学原本，新编三大批判，新编康德遗著（Opus postumum），最后就是尚未编完的康德《自然地理学》的讲稿。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编辑出版新的康德全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新校订康德生前出版的著作，将文字拼写恢复到康德当年出版时的原样，从而避免因不断出现的正字法而不断修订康德文字的拼写；比较典型的一例就是将Kritik恢复为Critik。另一个方面就是重编康德的遗著，也就是现在尚存的康德一些笔记类的手稿，包括揭示它们逐次修改的过程。康德这些手稿并不是某一部著作的成篇稿子，而只是保留下来的若干散页乃至字条。其中有些年代是不可考的。卡尔女士在电脑上给我们展示了如何从一页康德多次修改的手稿上，复原和建立修订逐次添加上去的秩序。看完整个过程，我们真是有点惊奇，德国人的文本研究竟然可以做到这个程度。1
相比于康德全集编辑的精益求精，莱布尼茨全集编辑工作则是让人叹为观止。这部全集编辑工作从1907年正式肇始，计划在2055年全部完成。按照规划，全集要把莱布尼茨生前所写的每一个字都编进去。于是，甄别莱布尼茨文字的真伪以及时间就成为一项基础性的工作。研究所为此建立了四套索引，其中包括莱布尼茨时代及前后的典型建筑的照片、纸张的水印等等，以便确认有关文字的年代和日期。就如康德文集的编辑一样，这个研究所同样也建有一个分类详尽检索方便的电脑资料库。文潮兄因为是这个所的负责人，所以不仅带我们观看了他们的索引系统，还打开了保险柜，让我们欣赏了为编辑全集而搜集的莱布尼茨时代及以前的许多珍贵古籍。——这些是一般人不容易看到的。
文潮兄特别提到，这样的编辑工作其实是相当枯燥和繁琐的，但是，这里的工作人员都真正热爱此项事业，常常会自觉工作到夜晚。确实，我们所见到的学者都是愉悦、友好和专注的。除了德国学者对学术工作认真和彻底的态度，令我们感动的是德国政府对文化的持久的重视和巨大的投入：编辑莱布尼茨全集一册所费约需50万至60万欧元，总共120册的规模，其巨大的经费令人咋舌。不过，这实在是经过反复筹划、精心计算过的项目，是非常有价值的事业。2
在这之前我们访问了在柏林市中心的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总部。还未进门就看到墙上一块标牌注明，爱因斯坦曾在这里工作过。它的前身就是大名鼎鼎的普鲁士科学院。
虽然我们一行只有我一人是教授，王歌是博士后，还有两位硕士生，但由文潮兄带来，所以科学院派出主管科研的托马森（Johannes Thomassen）博士、国际马恩基金会负责人暨Mega所负责人诺伊豪斯（Gerald Neuhaus）博士教授及其副手胡贝曼（Manfred Hubmann）博士接待我们。托马森博士主要给我们介绍了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以及德国科学院的情况。由此，我们才得知德国没有全国统一的科学院，而是有八个系统的科学院。除这个以外，还有巴伐利亚科学院、莱布尼茨科学院等。现在这八个系统筹划组成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不过只是一个联合会式的组织，而不是一个实体。我问他，像莱布尼茨全集这样一个要持续一百多年的项目是如何决定的？由谁来决定？他说，所有项目由科学院的学者提出计划，然后在八个科学院中讨论并投票决定。一般来说，一个项目要经过两年的时间才能得到批准。
我们来这里主要是参观Mega所的，所以接着就是诺伊豪斯博士介绍Mega的情况。他一开始就强调同意我所说的要从学术角度研究马恩著作的观点，并说他接待了许多中国人，这是第一次听一个中国学者说出这样的观点。Mega现在由一个国际基金会支持，也得到德国科学院系统的资助。整个Mega分为四大部分，共114卷。现在依然遵循上世纪八十年代时订定的原则，要收录马恩的所有手稿。马恩手稿的三分之二在荷兰的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三分之一在莫斯科。不过，这个Mega所才是国际合作和编辑的中心。诺伊豪斯说，以前苏联与东德合作时，苏联人不允许马恩全集卷数超过列宁全集。现在这个限制自然就不复存在了，其他的意识形态限制也一并消散了。
诺伊豪斯是一个真正的文本专家，对全集已出版或将要出版的著作几乎是了如指掌。他给我们讲了许多有意味的事。比如，马克思很博学，晚年还研究化学与数学的前沿问题；又如，这个版本是批判版，所以马恩著作中引证的每一句话都要找到出处，为此就要比较许多文献才能够最后确定，在这中间就发现了许多名言警句的出处被张冠李戴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一部未完成稿；如此等等。诺伊豪斯也提到，他年轻时在给所编的著作写前言时，得说意识形态的套话，那是1989年以前的事。这样的前言在今天看来是相当荒唐的。
与访问波茨坦时一样，在这里也经历了内心的震动。比如，现在参编Mega的人员只有苏联主持其事时的百分之五，但所做的工作却比当时多许多，效率也要高得多；又如，日本学者参加了Mega的工作，他们给我们看了由日本学者主持编辑的一卷；据说Mega有好几卷都将由日本学者主编。中国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应当是日本的几十倍乃至上百倍，但是现在没有一个学者具有参与Mega编辑的学术水平，至于主编一卷则更不用提了。在Mega的网页上连中文版也都没有。听到这些，既生浩叹，也不免惭愧。然而，不用论及其他，以理智的诚实来对待学术工作，在国内却是一种少见的精神，且也受到一定的外部束轭。
诺伊豪斯娓娓道来，差不多介绍了两个小时，其副手胡贝曼偶尔插话补充。离开时，他们送给我们每人一册价值不菲的新编Mega著作，这让两位学生很开心。
记事之二：犹太博物馆
那是一个阴冷的冬天。德国中心的几位老师与同学结伴去参观德国犹太人博物馆。它在德国很出名。
博物馆门前停着几辆警车，有不少警察在周围梭巡。每次路过洪堡大学附近的德国总理住宅，看到也只有两个警察在那里走动。相比之下，就可以体味出情形的特殊。
博物馆设计得非常特别，从天空往下看，就好像是两个随意写成而连在一起的W或M，进入馆内则没有多少曲里拐弯的感觉。据说，建筑本身同博物馆一样有吸引力。犹太人在欧洲和德国的历史，他们的社会，“二战”前德国犹太人的家居与杰出犹太人的展示，都表明他们虽然世代受歧视，在经济和文化上却不仅脱颖而出，其成就也颇有傲人的气势。因为电影和各种资料看得多了，集中营的部分就比较熟悉而不觉新鲜了。德国犹太人豪华生活的展示则显得有点刺眼；同样地，犹太人几无反抗地遭罹了纳粹的迫害，也是令人讶异和叹惜的。
我常常试图理解如下事件的逻辑：德国是欧洲比较早接受犹太人融入社会的国度，但在魏玛宪法赋予犹太人以与德意志人完全同等的公民地位仅仅十余年之后，纳粹就能够带领或者煽动起几乎绝大多数德国人起来共同迫害犹太人。这个曾经孕育了犹太人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国度竟成了迫害犹太人最为彻底和决绝的地狱。个中的原因并不是十分清楚的，或者说至今为止的许多解释是不那么令人信服的。或许因为某种禁忌的缘故，相关的研究不够深入和全面，不同的观点也不能得到充分的讨论和表达。
就在同一个时期，日本侵华战争导致了日本军队对中国人大规模的屠杀，而这场战争更是严重地干扰和改变了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进程。不过，我也常常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迫害弱者是不义的，这一点不言而喻；然而，其不义的理由并不单单在于迫害弱者，而在于一般地侵犯人的尊严，在于反人类的性质。因此，人们需要反省的是：受害者反抗迫害当然是正义的行为，但弱者并不单单因为其弱就成了正确的或善的。受害者如果不反思这一点，就有可能出现两种消极的后果。其一，就是步强者的后尘，以为其受害仅仅在于没有强者的力量，而不问正义和道德的原则。其二，沉溺于受害者的心态之中：因为我或我们是受害者，所以我就是正当的；所以我或我们的状况、态度和心理就是理所应当的。因为那种状况和态度或许也正包含了种族主义、破坏心、怨恨和仁爱精神缺乏和不求上进这样一些因素。此种心态倘成依赖，那么弱者或许就会长久乃至永远保持其弱势的状态，并以受害者的眼光来看待一切。
博物馆在临近出口处设有一个让人躺卧的特殊的圆形沙发，上面放着一册系以绳子的海涅诗集。忽然就想起当年下乡时在造桥工地守夜，躲在桥墩的基坑里读海涅诗选的旧事。当时并不知道海涅是犹太人，对犹太人问题也不甚了了。究竟是哪一本海涅的诗集，现在已经不太清楚，只是记忆中那诗集的纸张在电灯光下特别的白，或许背景是深夜星空的缘故。回想起来，我最早阅读的德国作品，都是犹太人的文字，即马克思和海涅。对于海涅后来也没有了多少兴趣，但在旷野的夜里读海涅诗，却是个人记忆中鲜明的亮点，是苦难生活中的温暖一叶；在这里，它又因缘闪烁了一下。于是，我就躺在这个沙发上，念起海涅的诗，并让同行拍了下来。
记事之三：维腾堡之行
维腾堡是路德之城，而在我的记忆中，也成了一个雨城，寂静之城。
在一个冬雨霏霏的星期日早晨，我们一行人来到此地。浩浩荡荡地下车，走进这个古老的小城；空荡荡的街上几乎没有行人，整洁而寂静。我们的到来给这个小城，这个历史上一度辉煌而今天有点落寞的小城带来了愉快的人声。大家欢欣地不断发现一些熟悉的名人在此城的痕迹，他们的名牌一块块地钉在街边楼房二层窗户下方。不过，小城实在是太无人气了，中午时分寻餐馆，都找不到人问路。王建教授，这次旅行的统领者，好容易看到远处的街道上有一对男女，走去一问，却也是游客。
维腾堡原来是东德的地盘，据说现在的失业率高达百分之三十五。教堂里也没有看见有多少人，本地的乡亲在哪里呢？
路德博物馆看起来是劫后重生的。博物馆里保留了一堵残墙，被玻璃罩仔细地保护了起来。它是路德曾经修行的修道院，他后来成了这个府第的主人。博物馆收藏有若干珍贵的宗教改革的文物，还有路德生前用过的家具和书籍。
真正从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文物并不多，不过弥足珍贵，比如那个时代的书信，还打着红色而潇洒的封蜡。主要的展品是一些日常用具、武器、衣物和钱币等。最多的还是书，各式各样的书。那些大而厚的古籍，羊皮封面装帧，还带着可锁的铜扣，给人以厚重和傲世的深刻印象。印刷术发明于中国，但到了路德时代，德国书籍的印刷，尤其是装帧已经与现代没有多大的差别了——只是书籍尺寸总是那么宽大；而在中国一直到十九世纪线装书还是主流。
要了解所有这些建筑、这些遗物以及这些书籍的意义，是需要坐下来细细地阅读摆放在橱窗里的那些典籍、书信和文告，阅读其他的历史文献的。文字是我们追溯历史回到先前的明灯。
因为研究德国哲学，也就关注德国的社会—历史。了解既久，感叹愈深：德意志要么不出人，要出就出改变世界的人。按照韦伯的理论，欧洲社会就如任何其他社会一样，原来是有多种发展的可能性的。新教的出现则将欧洲，同时也将世界带进了现代化的单行道，只能一往直前，不复有回归的希望。路德就是这样一个改变世界的人。
他掀起了世界历史的高潮，却出生、生活在维腾堡这样一个不见山水的平原地方，在审美上，不免让人有些遗憾。当年拜访尼采的出生地，也曾浮现了这样的感觉。那个名叫Rocken的萨克森小村，也是在一片平川里，周围田野风光十足。在那里我看到了小河，它流经的村外树林和草地，在草地上开着拖拉机的年轻人。旧而不破的民居，据说保留了一百多年前萨克森人村庄的风貌。这或许要归功于当时东德的经济，让它躲过了现代化的洗礼，让原始风貌得以维持。曾经风云几百年的萨克森人原来就是从这样的平原上策动他们的金戈铁马的。在尼采小村的附近，有三十年战争的主战场。我去参观的那刻恰是惨云愁雾之天，在远来的吹风之下，仿佛看见手持盾牌长矛的战士成千上万地在奔命，看见人啸马嘶车翻血溅。
路德和尼采都是在萨克森土地生长起来的。德意志人不仅有能力有胆量挑起自然战争，他们同样有能力有胆量挑起精神上的战争。路德就是这样的典型，尼采也是这样的人物。当年不知哪一位先贤将Deutsch译成了“德意志”，真正算是对他们的赞赏了。不过，并非所有被挑起的精神战争都会导致自然战争，而路德挑起的精神战争却导致了经年不息的自然战争。这就是先前的德国人的特色。尼采不能；不过，他自称是波兰贵族后裔。其实中国人早就说过，英雄不问来路。然而，今天的人或许更为关心的是先前英雄的去处，以及他们自己的去处。
记事之四：法兰克福之行
初次到德国的第一脚就踏在法兰克福。以后多次路过，都从它的机场、火车站点水而过。此次有机会在法兰克福逗留两天，便去罗马时代的澡堂遗迹中徘徊，在美因河边漫步，在罗马广场上小憩。十几年前在德国时，曾听德国友人评说法兰克福是德国最丑陋的城市；现在明白这是一个偏见。老城的小巷，美因河畔，原是很有风情的。
法兰克福大学计划召开“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的影响”的学术会议，由汉学系的阿梅龙（Amelung）教授主持。我是应邀来参与筹划的。阿梅龙在北大欧洲中国合作研究中心做过三年主任，他们的办公室就在我们外哲所内，常常碰面；加上我与这个中心的渊源，也就经常聊天，渐渐成了可以坦诚交流、偶尔反讽一下的朋友。这将是一次大型的会议，计划邀请二三十名中国学者来法兰克福与德国同行讨论。这样的学术会议，尤其是这样的规模在中德学术交流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
此次柏林之行，我同时参与几个国际会议的策划和筹备。一个是要在北大召开的启蒙会议，另两个在德国召开，都计划以中德学者为主。这展露了某种新的气象。它们的一个背景就是近些年德国大学的改革和进一步国际化的趋势；与中国大学的交流便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其实德国学界以前向来是不太关心中国现实的研究的。德国汉学的传统以研究经典为己任，而德国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则一直关注消极现象。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德国的普通民众如何来正确地了解中国的现实呢？所以，当中国经济实力也作为负面新闻出现在德国媒体上面时，许多德国人就不免惊诧：曾经是那么落后，又有那么多问题的中国，怎么突然之间会成为一个经济大国？《明镜》发表“黄色间谍”一文暗指在德国的中国人每一个都有可能是间谍，就会很容易得到一些德国人的认同：他们不偷西方人的技术，怎么能够发达起来？情况有如当年犹太人在德国的遭遇，他们既然是贱民，为什么既富裕又聪明？所以在当时德国，穷人痛恨犹太人富裕，富人则痛恨犹太人聪明。事实确实足够吊诡：一方面许多中国人还在想方设法偷渡到德国，偷渡到欧洲的其他地方，以至于德国警察都把自己直接排在来自中国的飞机舷梯旁和廊桥口来查验护照；另一方面，这些在许多人眼里举止行为粗鲁的中国人，满身毛病的中国人，竟然不再是需要照顾的弱者，而在德国、在欧洲的高档商店里充当起阔佬来了，也会嫌东嫌西了！
理解中国，成了普通德国人的一个难题，也是多数欧洲人挠头的事情。但是，责任大概并不全在西方的媒体。中国人应当反躬自问的是：他们为什么听任他人主导关于自己的话语权？中国的媒体为此做了什么？自近代以来，西方社会除了以其强势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制定了这个世界的规则和秩序并主导实行之外，还以其强势的思想和学术来重新解释其他的文明，也就是说，把其他文明纳入他们的话语之中。比如，把中国人强行分为不同的阶级，然后分别予以专政和镇压的对待，正是西方话语对中国现代社会的一种荼毒。这种强势来源于思想和学术的自由。而我们虽然向往这种强势，却将思想与学术自由这个根本给废除了——比如，很可笑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把西方某种十九世纪的乌托邦思想当紧箍咒来限制自身，自废武功。于是，除了被动地接受这种强势的思想和学术之外，大概很难有其他的选择了。
话语的权力是需要精神和思想的力量的。在思想和学术领域，就与西方社会的关系而论，中国的传统思想和理论在整个现代思想和学术体系中处于弱势，这是其一；现代中国人在提出新的思想、观念和科学理论方面居于弱势，这是其二；由于上述情况以及经济和政治的原因，汉语在整个思想和学术世界处于弱势，即便在中国境内的学术领域，汉语也越来越成为一种弱势的语言，这是其三。虽然对话的双方应当是平等的，也是可以设定为平等的，然而在思想和学术上的弱势，必定会导致实际的不平等。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简单的情绪反应、意识形态的高调，都是无补于事的，倘若不是从根本上解除思想和学术的禁锢，建立公正的学术秩序，国人就会更深地陷入对方的强势的话语之中。
法兰克福曾经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选举之地，后来又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加冕之地。这就是说，它曾经被视为德意志人的政治中心——不过，伏尔泰讽刺这个帝国说，既不神圣，也与罗马无关，更不是帝国。其实，欧洲历史上所谓的帝国，与中国传统的郡县制国家有着绝大的差异。所以，用西方历史上的政治和社会等概念来简单地规定和翻译中国传统社会，就会造成极大的误解和伤害。更不用说还有这样的现象：一种理论在解释先前的或既存的社会时或许会很有说服力和启发性，而当它化身为创建新社会的原则时却会成为一种邪恶的教条。
德国的历史太过复杂，欧洲的历史更为复杂。我曾经对德国人说，我们之间有一个共性：我们都有太过复杂的历史，所以我们都很复杂。因此，你们可以用简明的标准来衡量，但是请以稍微周全的心来理解中国，理解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些德国人不接受这样的观点。曾经与德国记者谈起德国思想对中国消极影响的典型事件，虽然几次遭遇回避，我却一再提起。呵呵，我们的禁忌成就了他们的舆论空间。
尽管如此，我们却要以全面的眼光来看待德国和欧洲。我们依然可以不讳言地说，德国的许多东西，哲学、认真与整洁，博物馆与香肠，是令人喜欢的。法兰克福尽管与柏林不太一样，与北京很不一样，依然是值得一游、盘桓几天或小住一阵的地方。
记事之五：德国历史博物馆
德国历史博物馆，多少次想来！在快离开柏林前一个晴朗的冬日，我终于走进了这座外观令人易生沧桑感的建筑物。
德国人的博物馆，真是十分地让人服气。从建筑的气势、展品的安排到管理，都体现两个特征：即尽力保持文物的原样，又尽力让观众方便地从各个角度来了解展品。此次柏林之行我去过的所有博物馆，在物品的展示之外，都通过现代的技术，为观众提供更多的信息。
德国人真实的历史生活是我颇感兴趣的所在。十五世纪之前的德国历史，可以叙述的东西不多，而这正是我非常想看想要知道的东西。在馆中一幅关于约十五世纪左右的市民生活投影画前，我坐了下来，静静地观看每一个可以放大的局部所体现的当时市民生活的场面，从澡堂到杂耍表演，从近处的商人交易到远处的农夫的劳作。遗憾的是回到国内补记这一段时，却忘了这幅画的名称。那天照了很多的照片，恰恰没有此画的留影。这或许预示，我还应重访此地。
参观了这个博物馆，似乎是离古代德意志的历史近了一点，而对现代德国的不解多了一分。在展品中，武器展出的实在是太多了，尽管馆址原是德国的兵器库。几乎每一个时期都有各色各样的武器展出，剑、长矛、铠甲，乃至现代枪械，塞满几个展柜，显得相当的触目。这些武器工艺精美，大多散发着逼人的寒光。德意志人和他们的祖先以武功行于世，几度席卷欧洲大陆，奠定了现代欧洲国家的格局。博物馆的布置是着意让参观者激起或形成这样一种历史记忆吗？相比之下，农村以及城市的生活的展品却要少得多。这是令人感觉不好的一点。
我的第二点不满意的是，在博物馆中的展示中，康德的地位很不如歌德。依我看来，倘若德国所有文化人中只取最伟大的一人，那么舍康德而其谁也？康德是一位真正世界性的思想家。另一位应当是韦伯。或许是因为时间短而看得不够仔细，在博物馆内我没有找到有关韦伯的展品。康德倒是有一个专门的橱窗来展示他的塑像和著作。歌德固然是一位天才，兴趣也广泛，思想也深刻，但相比于康德，总觉得他的精于应付世事远在于对人和人类社会的洞察之上。一位研究日耳曼文学的朋友也对我说歌德在文学上的成就不如莱辛。人们要了解现代德国人的心态、他们的精神世界，比较一下德国历史人物在他们的博物馆里所受到的待遇，大概可谓是一条捷径。虽然我两次造访歌德故居，我确实更推崇康德和韦伯，更喜欢荷尔德林。
诚然，柏林有太多的令人流连忘返的博物馆，最著名的是博物馆岛上的几家。记得在柏林第一次参观过的博物馆是柏林墙博物馆，这是十四年前的事情。那是一个很拥挤的小馆，却展出了许多令人惊讶不已的事物，比如一辆甲壳虫式的小车座位底下竟然可以藏下一个人偷渡到西柏林。
古代博物馆中令人着迷的是古代两河流域和小亚细亚一带文明的遗存，巴比伦高大的城墙，楔形文字泥版。这里是城邦、西方文字的发源地。北大外语学院赫梯文化专家李政当时也在柏林，且住在同一宿舍楼。他陪我参观这家博物馆和佩加蒙（Pergamon）博物馆，让我很受用。他给我讲了与展柜中那些三四千年前的物品，尤其是与楔形文字有关的故事，让这些沉睡的器物一时有了生命的灵动。
从巴比伦、埃及到古希腊的各种古代文明的文物，西方人蛮横地从它们的原地弄来，十分精心地保存在自己的博物馆里，视其为自己文明源头的一部分。——不过，情况也不尽然。美国及其欧洲盟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攻打伊拉克，尤其2003年美军攻入巴格达，使两河流域的文物与古迹大受损失，数千件珍贵文物，包括古代巴比伦、亚述时代的文物不知去向。常常有中国留学生质疑，这些东西不是德国人的，保存在这里合适吗？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是轻易能够给出合理的回答的，而这个世界的人们也没有就此达成一致的意见。现在我们可以高兴的一点是：它们在这里受到了精心的保护。
记事之六：金缕曲
北大德国中心的同仁一直以来就有一个心愿：在德国会聚一次，在德国森林里谈谈德国浪漫主义，在德国大学的咖啡馆里聊聊德国的历史记忆。这也是让“德国研究中心”名至实归的筹划。此愿何时了，暂时难说；不过，这个冬天能有五人会饮于柏林，当是一个愉快的前奏。所以当龙飞从亚琛赶来与我们相会，一件小小的“盛事”就开场了。李政教授也来助兴。谈话自然而然地围绕这个特殊时期大家在德国的感受：批评中国成了当时德国媒体和某些文化人的主调，其中所夹杂的不仅仅是观点的分歧，实在也大有态度的差异。理解德国，以及理解德国人对中国的理解，正是我们这个中心的责任。当然，我们什么都需要感受一下。
北大德国研究中心在柏林自由大学有一个协调办事处，处理中心与DAAD和德国大学之间合作与联络事宜，并负责中心学生在德国的学习和生活。在柏林自由大学、洪堡大学和其他机构有十余名中心的合作教授，他们热心而又认真地参与彼此之间的学术合作与交流，不辞辛苦地往来于北京与柏林之间，参加中心举办的学术会议和工作坊，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许多的建议。在柏林期间，我们与这些教授既有严肃的协商，也有轻松的交流、愉快的宴饮。学者彼此之间的交流和讨论，贵在于理智的诚实和友情的真切。合作就免不了需要双方的调适。埃格特（Eggert）教授和库尼希教授不辞辛苦为我们协调交流与合作的事宜，施密特—比格曼（Schmidt-Biggemann）教授夫妇让我们品尝了有二百年历史的德国传统菜肴和美酒，欣赏他所收藏的那些十六世纪或更古老的珍贵典籍。经典、美酒和美食总能激起读书人愉快的情绪，激起滔滔不绝的话题，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并无两样。除了批评，我们还需要彼此欣赏、赞扬。交往和合作毕竟是主流。十余年前在德国时，中国人常常被误认作日本人，而此次在柏林，在街上、店里、车站内常常都可以听到或高或低的乡谈。
此次柏林之行，远游维腾堡追怀路德当年的行迹，远游魏玛造访歌德、席勒的故居，遥想德国文化当年的一时之盛；近访犹太人博物馆，在博物馆岛流连忘返；中心师生在柏林的小小公寓里面庆祝阳历和阴历新年，一起去勃兰登堡门广场看德国人放焰火狂欢，看人潮在这座门周围涌来流去：就如其他许多民族一样，德国人也一样地喜欢热闹和狂欢。
悠悠地领会柏林的生活，是更惬意的事情。在夜色微茫中，乘坐城市列车，从柏林的楼群和院落边飞驰而过，望着明灭的灯光，体会淡淡的乡愁；或者在黄昏时分，走在菩提树下大街，在古人塑像的阴影下，在优雅的异乡行人旁边，以及西边的落日余晖下，享受落寞的感觉。
德国是一个诗意的国度。此地的诗人即使不比中国那些行吟江湖的诗人更忧郁，也至少是一样的忧郁和敏感。而我每次到德国，这忧郁和敏感就被挑动起来，诗情总会油然而起。比如，走在细雨中寂静的街道，在苔藓满布的教堂厚墙之前遇见浅蓝色的惊鸿一瞥。
在冬日，到柏林市中心去寻访书店和旧书店，然后披着夜里的雨丝失望地踱出，因为它们没有想象的那样大，那里也没有图宾根那样有古雅情调的旧书店，甚至连规模也赶不上。看来，在细节上，在体味的深处，历史感是重建不了的。曾反复询问王建和王歌，柏林的书店是否就是那么几家，他们的回答是肯定的。然而，尽管如此，尽管柏林是一个新建的旧都，德国人按照十九世纪风格重建的努力，从总体上来说，毕竟让人体会到了柏林城郭的历史遗风。而在北京，故国的雍容华贵屡经毁灭之后的残余，多数也落满了浮躁和粗鄙的风尘。
勃兰登堡门在夜晚要比白天更有气势和风韵。白天它几乎混同于周围的建筑，宏伟和高大都显得不怎么突出了。夜晚由于灯光的特殊处理，它昔日的荣光就挺而秀出，虽然不是每个部位都可见；这也有如关于过去的伟大记忆，并不完全清晰，而让你激动的场景却总是那么分明。
这些经历和感受，愉快的和不快的，都构成了聚会的意义。一时兴会，又不免美酒；酒不免撩动情怀，使谈话有如倒映流霞溢彩的江河。这江河里流动的却是五味杂合的体验（Erlebnis这个词真是不错）。在这个伟大变迁的时代，我们意识到了自己巨大的潜能，呼吸到了周围自由的空气，但只能在一条为人设了许多障碍的道路中摸索着前进。希望总是与无奈携手同行。
此次德国之行，千头万绪，原有欲说还休之感。龙飞回到亚琛后写来一首金缕曲记柏林聚会和游历的事情3。龙飞本来就有才情，词更是写得潇洒。读罢之后，起伏的情怀也就抑制不住了，依原韵也填了一首金缕曲——柏林之行的心绪和感触，就以之作结。
寒夜煮茶沸。
洗旅尘，朋友几个，柏林聚会。
高谈阔论三万里，泪流还举旧袂。
人间事，谁造三昧？
最是有情无缘笑，纵酒海泛舟难共醉。
琉璃钟，饮吾辈。
英雄渡江也一苇。
读旧篇，云外锦章，归去来未？
气吞欧土风过后，堪酿葡萄麦穗。
德意志，何以相对？
帝国大厦我登临，顾长天寂寞说空慧。
星三四，为伊佩。
2008年2月19日草于柏林
2009年4月28日改定于北京魏公村听风阁
发表于《文景》，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