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鸣于九皋

——追忆王炜

自从进入北大念哲学，死亡就成了一个哲学问题，而亲睹死亡的事情却渐渐地经历得少了。比如，熊伟先生给我们讲存在主义，就谈到大无畏，黄继光舍身扑碉堡，是熊先生喜欢引做例子的。后来，我悟到，熊先生所理解的“亲在”就在这样一种行为中；在那一刻，应当不是向着死的生，而是向着生的死。

熊门子弟有一个特色，是喜欢熊先生；至少我所见所闻的，大抵如此。与王炜谈天，他经常会提起熊先生，而在我，也就会想起熊氏黄继光的说法。这是在三院东北厢那间大房子里讲的，王炜兄也在场。印象里那天有暖和的阳光，或许是在冬天的时候罢。与后来一些海氏学者不同，我总是觉得熊先生的讲法里面有一些深刻而生动的东西在，比如苏格拉底的讽刺。听到王炜去世的那一刻，我又想到了这个故事。

与王炜的交往是在读了研究生之后多起来的。在本科的时候，我在二班，他在三班当班长，大家忙着读书，他又忙着当他的班长，来往并不多。不过在年级里，他的引人瞩目，为人喜欢，却是理所当然的。毕业后，他继续读研究生，是有点出人意料的，因为他的行政能力当时就显突出，而后来就更为人乐道了。

那个时候，虽然有哲学系与外哲所之分，但是系里西方哲学专业的课与所里的课是共享的，于是就常常碰面了。八一级的研究生都住在廿九楼，跑上跑下，我常到那个充满海氏概念的宿舍去谈天，一会儿受遮蔽，一会儿又被澄明。

王炜的做事，是相当认真的。很早他就开始参与学术著作的编辑工作。他帮熊伟先生编《存在主义哲学资料选辑》，我也被拉去翻译雅斯贝尔斯的文章。他辅助熊先生编的另一个文集是《现象学与海德格尔》，我也受命写了一篇论文，即关于胡塞尔与康德意识研究的比较。在那个文集序的附记中，熊先生写道，“本文集的组编校订工作主要由晚辈学友王炜代劳，历尽艰辛，可感至深，谨以奉闻于著者读者。”这里所说的艰辛自然也包括出版在内，这个文集最后是在台湾出版的——那时在中国大陆出版学术著作的艰难，是未经历者所无法想象的，而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永远是一种苦难的回忆。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正是文化、思想和团体活动相当自由的时期，若干团体应运而生，奋力将西方的各种思想介绍进来。王炜是“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成员，于是就看到他抱着一捆捆的稿子匆匆来去的身影。到他三元桥堍上的家，总能看到书桌上摊着的和堆着的各色稿子。后来，就出了大事。一时风流，竟做云散。当北京的学术慢慢恢复一些生机时，闲谈之中得知，那一套丛书差不多是王炜和其他一两个人在支撑着。

风入松书店初开张时，王炜颇有一套学术书店的想法。于是，周五哲谭就被请到风入松去办了一次。那次的主讲是韩林合，题目是“庄子”。风入松的出现，令北大南墙一带生出一丝书香，于是，有了可逛的书店，在当时恶俗的氛围里有了一块让人可以呼吸的地方。每次见到“人，诗意地栖居”那句话，我总觉得意思译得太过乐观，或者美好；倘若译成“人，诗一般栖居”，可能意思更加丰满；偶然，突然，烦，劳神，惊喜，狂喜，愤怒，疯狂，失意，悲伤，忧郁，还有郁闷，都是诗要说、可以说的情感和境界，而这正是理论不能尽行阐述的。最后，王炜像诗一般去了；往生是往生者的永恒，而居于此生的我们便体会了难言的忧伤，此在的偶然。

二十多年来，在我印象里的王炜，总是那么从容地忙着。记得九五年在合肥开会，王炜举重若轻地将一切事情弄得井井有条，很让那一圈现象学家感叹，但感叹仅止于“现象”——因为这是很多人所不能的。

我与王炜之间的谈天，话题大多是学术上的事情，系所的杂务。仔细想来，私人的事情是非常之少的。王炜大病过后，倒比先前更加洒脱。大概有两个学期，我们的课排在同一天下午，都在外哲所。散堂后如果碰到，就坐在一起谈一会儿天，相与谐谑。当然也说些正事，比如，他说正在策划一套新的丛书，筹办“林中路”书店，而我就等着去林中路转转，无论书，还是树，都是我喜欢的。有时抽他一颗烟——我不抽烟，但君子见好烟，不好放过，所谓伊人，於焉逍遥。

生活的意义，是因为与亲人、同学、朋友和同事，或者还有恨和所恨的人的交往而有其活泼的生息、葳蕤的园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二十多年，虽然时有间隔，音有远近，我们总是能够在哪一天便真切地听到王炜的声音。今天，这鹤鸣已成遗响，那诗就添了林中的秋色，路上的忧伤。

那天，二〇〇五年四月十三日，下午，当这些追思突然婴薄我心时，就化成了如下的两句：

由此在之彼岸　万卷读来林中路

惟上手而烦神　长歌唱罢风入松

二〇〇五年七月廿六日写定于北京魏公村听风阁

刊于《长歌唱罢风入松》，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