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方史地知识的进一步传播
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教事业是它的世界范围活动的一部分，这种活动由许多渠道组成：宗教的、文化的、民族的。基督教的教义认为它的本质是让全人类得救，但是在正式叩开古老帝国大门之前，教士的活动又与外交官、军人、商人的活动交织在一起。有些条约的条款可能没有直接涉及传教士的利益，但他们作为外国人，自然从条约的某些条款中获得益处。他们在试图以西方文化改变中国文化时，也将西方的史地观念输入到了中国。
一、口岸条约与权力的扩展
在1842年以前，马礼逊、郭实腊、米怜、麦都思、裨治文等传教士，输入西方文化的目标是针对中国人，但是囿于清政府文化政策的制约，不得已将文化著作出版地限制在马六甲、新加坡等地。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在广州等地活动的传教士也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他们的身份一旦被官府得知，即被查办。马礼逊发展的中国教徒梁发在广东南海等地散发传道书，官方得知消息后，贴出查禁告示：
南海县正堂为特别严禁事，照得刊印诲淫及有害心术之书籍，久干厉禁。但查，近有不逞之徒竟胆敢刊印诲淫及有害心术之外国异端书籍，诈称劝世文，以派送与人，实属目无王法。除饬巡卒严密查拿，如有犯此者，已经审讯属实，定必严为究为。所有木板概予搜毁外，合行出示严禁，仰生员人等一体知悉，尔等如藏有违禁之不良书籍，可立刻将版销毁。如有胆敢故违功令，印行及散播此等书籍，定必严拿究办，决不姑宽。注235
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政府的严禁政策被打破。清政府在军事上惨败，被迫签订一系列条约。条约的签订建立在军事实力基础之上，列强利用军事上的胜利换取外交上的特权。在《南京条约》中规定有：“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凡系大英国人，无论本国、属国军民等，今在中国所管辖各地方被禁者，大清皇帝准即释放”等语。注236条约中虽然没有提及传教士在华的传教权利，但是作为英国人，传教士同样享有条约中规定的一切权利。1844年7月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首次将传教士在华问题提了出来，约文规定：“合众国民人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注237在清政府与法国签订的条约中，也有类似的规定，“佛兰西人亦一体可以建造礼拜堂、医人院、周急院、学房、坟地各项，地方官会同领事官，酌议定佛兰西人宜居住、宜建造之地”，“凡佛兰西人在五口地方居住或往来经游，听凭在附近住所散步，其日中动作一如内地民人无异”注238。随后，挪威、瑞典等国也与清政府签订了条约。
在一系列条约的“保护”下，一方面传教士的活动范围扩大了，另一方面他们的印刷、出版公开了。通过传教士之间的信件，可见条约的签订对他们传教及文化活动的影响。有封信写于1842年12月14日，信中写道：
大炮在天朝咆哮，……城市在征服者面前一座接着一座陷落。……这是政治提出的要求，是大炮迫令其实现的。时候已经到来，我们已沉默到今天，现在是可以到中国城市的大街上，提高我们的嗓门大喊大叫的日子了。注239
香港岛在《南京条约》中被割让给英国，这里随即成为了英美传教士来华集散地，各种教会团体搬迁至此，或者在此成立。一批原来活跃在南洋的传教士，如郭实腊、雅裨理、裨治文等，或在此居住，或将此作为临时停留点。英华书院、马礼逊学堂也搬迁至港。广州在开埠之前，因为贸易地位的重要性，就是传教士活动的重要据点。作为较早的通商口岸，传教士在广州创办了医院、学校，出版了中文书籍、刊物。在广州出版的42种出版物中，宗教宣传品占了29种，天文、历史、地理、医学等方面科学读物占了13种。注240在福州和厦门，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在南洋就学习了福建方言，在这两个通商口岸出版了用方言拼写的宗教书籍。在宁波，传教士除了办学堂、设医堂外，“华花圣经书房”（The Chinese and America Holy Class Book Establishment）的创办最引人注目。据熊月之研究，从1844年到1860年，传教士在宁波出版各种书籍杂志确切可考的有106种，属于天文、地理、历史等方面的占20种。注241开埠以后，首先来到上海的是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和雒魏林，随后伟烈亚力、艾约瑟、慕维廉等人陆续到来。他们创办报刊、成立学校、设立图书馆，上海逐渐成为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中心和西学传播中心。这里还有传教士创办的墨海书馆（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被中国学者称为“印刷术反馈与西方科学第二期东传的头一个据点”注242。
二、西方史地知识的进一步传播
五口通商之后，西方史地知识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传教士以各种条约为护身符，便利了各项传教和文化活动的开展；其次，在华的新旧教徒都急于开拓基督教传播事业，他们中间热衷于西学知识的人不在少数，宗教知识和西学知识传播并行发展；第三，经过鸦片战争，中外形势急转直下，一些士大夫特别是沿海的官员、学者，对西方的史地知识给予关注，以教士出版的书报为“教科书”。传教士出版的报刊是开明士大夫了解西方的重要窗口。
这一时期出版的史地著作主要有：
《外国史略》，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父子先后接续共同完成，注243该书到底有没有刊印还一直是个谜，魏源的《海国图志·后叙》中称《外国史略》为“钞本”。夏夑《中西纪事》卷八中称，“今日英人刊行之书，有马利逊所著《外国史略》，纪五口通商以后事甚详”。据邹振环研究，《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12帙中的辑本来自于魏源的《海国图志》。《外国史略》辑本现存八万多字，原书的结构编排与辑本之间有多大差别还无法判断。就辑本内容而言，书中涉及了亚洲、非洲、欧洲、南北美洲的地理概况和区域国家历史演变，还涵盖了对大洋洲的叙述。
《亚墨理格合众国志略》与《大美联邦志略》（Brief Geographical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作者为裨治文（高理文）。1844年香港藏版的《亚墨理格合众国志略》，没有目录、序言、作者署名，也没有地图，记事至道光十八年前，内容基本上是抄录了《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下篇。《大美联邦志略》是1861年上海墨海书馆推出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修订版。《大美联邦志略》在体例、内容、语言修辞等方面都与《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有很大的差异，最明显的变化是增加了大量的图片。裨治文在该书的《发凡》中写道：“是书订为上、下两卷，上卷总括全概，历叙拓地开国之原，风土人情之要，便阅者之览其大略也；下卷按邦列国，每志附后，载方域之广狭，记物类之专产。”注244有学者认为，“如果说《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还只是一块企图用西方文明、科学知识来打开中国大门的敲门砖的话，那么《大美联邦志略》则纯粹是宣扬西方先进科学知识与基督教文明的成果展了。”注245
《外国地理备考》（Geography of Foreign Nations），作者为葡萄牙人玛吉士（Machis），1847年广东潘氏刊，内容包括地理论、地球论、地理循环论、地球时刻通论等20项。注246魏源对此书甚为推崇，引用此书凡91处，为《海国图志》引用外国著作之最。注247魏氏认为该书纲举目张，“而《地理备考》之《欧罗巴洲总记》上下二篇尤为雄伟，直可扩万古之心胸”注248。从《海国图志》篇章中引用的《地理备考叙》和《地球总论》两篇来看，该书内容涉及世界观念、大洲发现过程、各州民族语言文化等。
《万国纲鉴》（Universal History），麦嘉缔培瑞（Davie Bethune McCartee）撰。培瑞1820年1月13日出生于美国费城，1844年2月19日到达香港，同年6月20日到达宁波，在一个教会医疗团体服务，1856年11月至1858年5月回国。再次返回中国后，培瑞曾去山东开辟传教地，之后再回到宁波。注249他撰写的书籍以宗教书籍为多。《万国纲鉴》132页，宁波出版，1850年刊，为郭实腊《古今万国纲鉴》的缩减版。另外，培瑞还编有《平安通书》，1850年至1853年，每年一期，在宁波出版。1850年出版第一期，共38页和7个关于天文、图表、地理、机械的折页。1851年出版第二期，共33页和12个折页，1852年有42页和1个折页，1853年有34页和3个折页，每年都增加新的内容。
《地球图说》（Illustrated Geography），袆理哲（Richard Quarterman Way）撰。1819年1月，袆理哲出生于美国佐治亚州，后加入美国海外传教团体，1844年7月到达澳门，其活动范围主要在宁波。1859年，他退出传教服务。1848年，《地球图说》一书刊于宁波，共53页和一张折叠的地球图，前三页是不同国家的国旗图。1856年，袆理哲对此书重新进行了修订和扩充，达到114页和6个折叠页，改名为《地球说略》。包含地球圆体说、地球图图说、澳大利亚洲图说、亚美理驾洲图说、北亚美利驾洲图说等内容。书中介绍了世界上主要国家的地理位置、人口物产、风俗风情等，是一部简明的世界地理读物。
《地理全志》《大英国志》，慕维廉（Rev.William Muirhead）编纂。详见本章第二节。
《地理新志》（New Treatise on Geography）,德国礼贤会传教士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编纂。1848年5月22日，罗存德到达香港，1850—1853年、1861—1862年两度回国。伟烈亚力认为这本书好像译自一本出版物中的一部分。该书共19页，1855年出版。书前有序言，接着是一篇关于佛教的论述，东西半球图，西班牙、葡萄牙的叙述，以及两国地图和一张关于蒸汽机的绘图。
这一时期出版的主要期刊有：
《遐迩贯珍》（Chinese Serial），月刊，由英华书院印刷所印刷，每期12页至24页不等。1853年9月3日创刊，1856年5月停刊，共出版33期。麦都思、奚礼尔（C.B.Hillier）、理雅各（James Legge）先后担任主编。该刊包括科学、地理、政治、天文、历法、医学、商务、贸易等内容。此书影印本已由沈国威和日本松浦章、内田庆市编著，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出版。
《中外新报》（Chinese and Foreign Gazette），由玛高温（D.J.Macgowan）、应思理（E.B.Inslee）先后主编，1854年5月创刊于宁波，初为半月刊，每期4页，1856年起改为月刊，1860年停刊。主要内容是关于新闻、宗教、科学和文学。
《六合丛谈》（Shanghai Miscellany），英国伦敦会传教士伟烈亚力担任主编，出版机构为墨海书馆，从1857年1月至1858年6月共出版15期。《六合丛谈》的内容包括地理、历史、天文、自然科学、各国近况等，向亚洲的读者介绍了西方国家历史和近况及其近代文明发展，是一份广为人知并产生较大影响的期刊。传入日本后对日本的幕府末期、明治初期的知识分子群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该书影印本由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出版。注250
这一时期西学传播的特点主要表现为：
第一，传教士依然将基督教的宣传作为重点，史地知识的传布是作为宣传基督教的附属品。就其内容而言，出版的史地书籍仍然没有超出普通读物的范围。但是，在史地著作的深度、广度、内容编排上，都比前一时期有很大提高。基督教出版物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史地书籍。
第二，出版的史地书籍对中国的士大夫、学者产生了深远影响，传播到日本后，同样对日本人起到思想启蒙作用。
第三，所输入的史地信息同天文学、医学、贸易等其他学科知识，共同使早期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积累了思想资源，提供了从其他视角认识和感受社会变迁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