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有节奏合作和情感连带的实验性与微观观察证据

除会话交替之外，互动的其他方面也会成为有节奏的合作，某些已达到了很完善的水平。会话的电影表明，说者和听者都试图使其身体的动作与谈话的节奏保持一致（Condon Ogston 1971；Kendon 1970，1980；Capella 1981）。身体的动作迅速而微妙：如点头、眨眼以及其他的姿势。通常而言，这些动作太快，正常的眼睛并不能看到，只有通过每秒钟24个画面的电影镜头，一个接一个的画面回放才能发现。许多这类研究集中于母亲与婴儿之间的互动，将其作为高度团结情境的典型。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大的新生儿在他们学会说话之前，与成人在声音和动作上是同步的（Condon and Sander 1974a，1974b；Contole and Over 1981）。这就表示节奏性的同步或许是谈话的基础——是自然发生的IRs的副产物。医院育婴室里婴儿的哭声是可以传染的；而且哭声也会与其听到的音量高低相符（Hatfield et al. 1994，83）。脑电图仪（EEG）的记录揭示出同步既可以发生在婴儿与成人之间，也可以存在于正在交谈的成年人有节奏的脑电波中（Condon and Sander 1974a，1974b）。如果脑电图仪的同步没有发生，通常是由于群体界限的存在；相比白人之间的谈话，白人和黑人的交谈更可能出现不同步的现象。

除了姿势与脑电波的时间一致外，谈话者的其他声音特征也是同步的：音域的范围、声音的高低、速度、重音以及音节的持续时间（清楚的或慢吞吞的声音）（Gregory 1983；Hatfield et al. 1994，28）。随着会话的进行，同伴试图一个一个地适应对方说话的方式和节奏（Gregory 1983；Jaffe and Feldstein 1970；Warner 1979；Warner et al. 1983）。埃里克森与舒尔茨（Erickson and Shultz 1982，72）总结道：“尽管人们谈话时没有节拍器，但人们的交谈本身就可以作为一个节拍器。”在某些会话中，同步活动在不同的时刻来来去去，建立起来又消退了；然而，比较特殊的是，在情侣之间的长时间交谈中，同步性却能建立起来，并能保持较高的强度（Capella and Planalp 1981；Capella 1981）。

有节奏的同步是与团结性相关的。心理学家用几种微观行为说明了这一点。在声音方面，节奏密切配合的会谈，会让谈话者更喜欢对方（Hatfield et al. 1994，29， 41-44）。身体的动作也是如此；感觉最和谐的年轻情侣，是那些在录像中看起来行动极其一致与同步的人。最惊人的同步发生在男女双方从熟识到伴侣的过渡阶段，双方越来越接近彼此的身体，模仿对方的姿势和动作，凝视对方的眼神。同步的行动最初是瞬间与局部的，然后发展成全身的，刚刚坠入爱河的人往往能数小时地保持这种状态（Perper 1985，77-79）。

心理学实验与仔细的观察表明，细微的模仿和同步广泛存在于人类中。然而，这种研究迄今仍有许多局限性。我们知道，同步和情绪蔓延会经常发生，但是关于这种情况何时较多、何时较少，或者根本不会出现，尚缺乏证据。心理学家通过对个体的比较，试图发现容易或不易受到情绪传染与性格特征有何关系，以此来解决这一问题（Hatfield et al. 1994）；为何某些情境能形成高度的同步，而另一些则不能，其动态机制我们还不知道。实验方法推动了有关个人特质的研究取向，尤其是当以调查问卷的方法要求研究对象描述自己典型的行为与感觉时，这就将情境的流动抽象化了。另一方面，激进的微观社会学家倾向于认为，只要给予充分牢固的情境过程（或类似的情境链），每一个人都可以被任意塑造。根据图2-1，心理学实验与类似的微观观察分析都在共享的情感状态、共同的行动，以及某种程度上的有节奏连带方面积累了证据。目前主要缺少的证据是有关相互关注焦点方面的。我认为这就是导致两种情境不同的原因，其中一种情境是情绪传染与节奏连带的其他方面达到了很高的程度，而另一种情境则是在这些方面的程度较低或是完全失败了。仪式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形成集会，与外界有界限、空间的物质安排，设计行动，以及引导对共同目标的关注，仪式使每个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同一件事情上，并使其意识到他们正在做什么。我们需要对该机制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

社会学家斯坦福·格雷戈里提供了一个测量互动仪式中团结程度的便捷工具：该工具可以分析人们会话中的声音的磁带录音。通过应用该工具对会话录音作快速傅式变换（FFT）分析，格雷戈里及其同事（1993，1994）表明，当会话越来越引人入胜时，听觉的音频也会变得越来越协调。这种程度的节奏同步比人们所能有意识地觉察到的0.2秒的片段更为精细。在高度团结的会话中，音调的微观频率集中在声音频谱内的基频上，这种声谱范围要小于有认知意义信息被传达的范围。如果音调较高的频率经过电子消除后（那些带有说话内容的部分），记录的声音就像低音调的咕哝声；这种嗡嗡的声音确实是“团结的声音”。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研究情境团结的无须介入、无须语言的方式。

身体动作的同步性可以在开展集体行动的大规模群体中发现。一项关于宏观仪式的、政治示威的研究发现，示威者行动的微观协调远远高于普通行人群体，甚至高于一支行进的曲乐队（Wohlstein and McPhail 1979）。如果示威者能最大程度地唤起情感和这些社会集群的团结性，并反馈到他们共同的行动与相互的关注焦点，这正是我们所期望的。

在极端的微观层面，这种同步必须是无意识的。同步姿势发生的时间片段不超过21毫秒（0.02秒），但人们只能在0.4秒或0.5秒内对刺激做出明显的反应，某些运动员的反应速度能达到0.250毫秒（Kendon 1980；Hatfield et al. 1994，38）。只有电影中回放的慢镜头能够揭示这些模式；实际上，人们会话的同步姿势需要用半格镜头的时间（42毫秒）。其他的同步行为，如脑波或音域（微小的音调变化范围有多宽或多窄）只能通过专用设备才能察觉。那么，人们是如何能做到同步的呢？或许是人们进入了相同的节奏，所以他们能预期下一个节拍的发生。查普尔（Chapple 1981）称之为节奏连带。融入互动流的个体进行一系列的调整，使其节奏协调；因此，他们是通过预期，而不是反应，与同伴保持“节拍一致”。

正是由于这些共同的节奏，才使会话交替能如此协调一致，因此在高度融洽的会话中，其间隔不会超过0.1秒，如果不借助仪器，我们根本无法发觉。“我说：‘我晚一会儿再同你讲话’，当我特别明确地用重音起伏说‘晚一会儿’时，你立刻理解了我要离开的意向，然后紧抓住电话结束之前的一个节拍说‘再见’”（Sudnow 1979，114）。常人方法论者戴维·苏德诺在《谈话的身体》（Talk ’s Body）（Sudnow 1979）一书中，比较了学习弹奏爵士钢琴乐与在打字机键盘上打字的经历。他注意到，两者都是身体活动，当不再是转录符号（无论是音乐的还是文字的），而是让自己融入到创作乐曲或句子的节奏中时，就获得了成功。因此，成年人在鼓励幼童学习说话时，不是通过解释词的意义，而是通过使其加入说话的节奏；最初这会包括大量无意义的声音或一遍遍重复有趣的相同词语。

情绪感染是一个社会生理学事实。社会生理学（Barchas and Mendoza 1984）说明的是个体的生理条件是如何受到当时与最近的社会经历影响的。面对面的社会互动也发生在生理系统中，而不只发生在作为认知系统或身体行动者的个体之间。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看，这并不奇怪，人类像其他动物一样，在神经上要求相互响应；而且体验产生这些反应的社会情境是十分有益的。

社交会话——只是为了维持友情而进行的谈话——是所有互动仪式中最基本的方面；而且其团结是在仪式中通过有节奏的合作建构与强化的。如果关键的过程是保持会话的顺利进行，那么某人所说内容被选择来谈论就是为了保持预期的参与，而不是由于他一定相信这一点，或认为它是重要的，或有值得说出来的价值。因此，会话具有双重仪式性：在符合互动仪式模型的意义上是正式性的；从所采取的行动是为了此活动而非其表面内容这种意义上说，具有实质的仪式性（也就是说，更接近该术语通常的或贬义的用法）。谈话内容的选择是为了互动的节奏。用威廉·巴特勒·耶茨（William Butler Yeats）的话说，即“歌曲应随曲调而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