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身在场是必要的吗？
仪式本质上是一个身体经历的过程。人们的身体聚集到同一个地点，开始了仪式过程。当人们的身体彼此靠近时，就会出现低声交谈、激动或至少会产生一点警觉。戈夫曼（1981，103）提出即使“没有重大的事情发生，能够彼此察觉到对方存在的人们仍然会相互追随或表现得似乎在追随他人”。从进化论的观点看，同动物一样，人类也进化出了能够留意对方的神经系统：随时可能发生交战，或发出警告；或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可能的性接触和更一般化的友善姿态。4从整体上讲，后一种积极互动的进化趋向似乎更为重要，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人类的身体相互之间为何如此敏感，为何如此乐意捕捉共享的关注点和情感连带，这一点导致了互动仪式的产生。
然而，没有亲身在场是否可能开展仪式呢？在当今时代，我们拥有了远距离的交流方式：电话、电视录像以及电脑屏幕。这些沟通媒介是不是不可能产生相互关注与情感连带呢？原则上，我们可以用实验来进行一些经验研究：我们可以将各种互动媒介所产生的相互关注和情感的多少做比较，也可比较它们在团结水平、对象征符号的尊重以及个体的EE这些方面的结果。我建议用以下的方式来代替系统性的证据。
首先，正式仪式，例如婚礼与葬礼能通过电话来举行吗？这个想法似乎有点不合时宜，而且我们不清楚除了极个别的例子之外，这种情况是否得到过尝试。那么这样的过程会失去什么呢？没有反馈，看不到别人也无法被别人所看到，这些无疑都减少了向他人表示尊敬的感觉。没有亲身到场，就难以表示对群体的参与，也难以确定一个人的群体成员身份。尤其是缺失感将成为这种体验的微观细节。如果没有从其他参与者那里得到直接的视觉暗示——痛苦的身体姿态、流泪的脸庞，所有这些感染性的情感行为都会使人深深地陷入到某种情绪之中，然后开始以泪洗面——葬礼将变得缺少意义。在某些类型的仪式场合——主要是向个人表示祝贺的具有纪念意义的庆典——通过电话传达的问候可能也会被传达给聚会的人们。但这只是互动中比较少见的一部分，而且这种行动应该只会带来局部的参与感：它在婚礼或葬礼中似乎极为不适宜，因为集会的作用就是站在旁边见证，并参与集体的响应。假设做一个实验，有人组织起电话会议式的仪式，每个参与者都用自己的设备与远程的其他人联系。我可以说每个参与者都会对此感觉相当不舒服，因为经过处理的声音讯号唤起参与感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假设这种情形下效果会更好：如果多数的参与者，尽管是通过电话，的确在一起举行仪式，此时远方的参加者通过电话联系到所有其他的人，而且至少能够听到互相熟悉的声音——这也许会有稍好的效果，但即使如此，参与者仍然不能体验到全部的情感投入。
是否可视的方式会更好一些？通过电视观看婚礼或葬礼——通常是关于著名的公众人物的——是有可能的。例如在2001年秋天，有许多感人的电视节目纪念9·11事件的死难者。这种远距离的仪式可以提供共享的情感、团结以及对象征性符号的尊重。我们可对此更细致地进行分析：是什么细节产生了这些效果？主要效果似乎来自摄像机的近镜头，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人群中每个人的面部表情，而不是正式的纪念活动本身。这里电视近似于身体的反馈，通过挑选情感表达最强烈与仪式活动最投入的瞬间，结果使远方的观众感到看见的他人就像自己一样。而反过来说，如果电视镜头关注的是一些没有感情的成员，他们看起来十分无聊或者远离镜头，我们可以想象到，远距离的观众会感到有更大的距离感，见到的是一场失败的典礼。
电视是图像与声音的结合体，而这两者需要分别来看。读者可以轻松地完成这个实验：当观看运动会等仪式性事件时，关闭电视的声音；或不看屏幕，只听声音。很明显，更强烈的现场感受，或想要参与行动的感受来自声音。人群中发出的欢呼声，参加即将到来的庆祝活动的心情，都会把漫不经心的人重新吸引到屏幕前。比较一下只看图像不听声音的情形：如果活动正持续升温——正在进行的比赛、计时钟即将走完、棒球队员正在垒上——这些无法抗拒的诱惑会促使你把声音打开。所缺失的主要不是对所发生事件意义的文字说明，而是播音员的声音，因为观看字幕不能代替声音；一个人首先是要寻找人群中的声音，然后充分地分享激动的感觉。这就是竞赛场面最根本的诱惑所在：自己的情绪被喧闹的人群所点燃而达到瞬间的愉悦感。
两个进一步的发现证实了聚集人群中身体参与的重要性。在通过共同参与，特别体验到激动或振奋之后，人们很想向他人倾诉这些盛况与情感。因此，如果一个人独自观看比赛、政治选举，或其他引人入胜的公众事件时，他会想要寻找另一个人共同分享激动的感觉。如果这种兴奋感十分强烈，单纯的讲述是不够的，甚至会以大声、热情而重复的声音告诉他人。在胜利的巅峰时刻，或是悬念出现了戏剧性的成功之后，激动的观众会互相接触、亲吻或者拥抱。IR理论提供了可证明的细节：当人们以激动的语气向为此同样激动的人诉说时，IR达到最高潮；反之，如果试图交流的对象缺乏热情、消极被动或保持冷漠，观众对所观看戏剧的热情就会随之衰减。
图2-2 用仪式性的身体接触庆祝胜利。美国和苏联军队在德国会师（1945年4月）。
同样的模式也可见于体育庆典或其他胜利庆典中，如同为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而在街头亲吻和拥抱的一些著名照片中表现的那样。体育胜利的庆典是一些高度可预期的事件，因为常规的日程已经为锦标赛做好了准备。在高潮时刻，在此之前的一系列比赛所逐渐聚积的紧张情绪，引发了非正式的庆祝仪式：队员们一边拥抱，一边重复几个简短的词语或者为胜利而哭泣。胜利越大，悬念越多，所导致的身体接触就越多，接触的时间也越长：从拍手到拥抱，甚至是在赛场上垒起人山。5这是一种分层性的庆祝仪式，因为狂热迷们不仅以声音呐喊想参与其中，而且想在身体上距离运动员越近越好。他们通常被阻止接近运动员，所以近距离的身体接触作为一种团结性仪式只留给仪式中的精英人士。狂热迷们只能观望、呐喊，或者互相做一些身体接触。
图2-3 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5年8月14日）。
图2-4 仪式性的胜利摞堆：高中曲棍球锦标赛（2002年）。
另一观察结果也支持亲身参与现场仪式的重要性，即体育活动或其他大众活动的参与人数并没有随着电视的普及而减少。即使事实上对许多运动而言，电视能够提供更好的运动画面和运动员的细节表现。但是，人们仍然更倾向于去现场，特别如果是“大型比赛”——也就是说，比赛结果被认为很重要，人们就更加希望成为激动的观众中的一员。如果人们买不到票，观看电视就成为次优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更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场面——这再一次涉及该比赛预期能在观众中产生多少情感强度——一些狂热迷聚集在一起，形成小群体，产生了共鸣，分享激动的心情。即使对那些常规性的比赛——联赛期间没有重大的事件发生，也没有其他重要的意义——参与的大部分快乐是在于这样的时刻，即观众共同建立起预感，并伴随着比赛的进行而分享热情。
比赛是一种仪式，人为地设计产生戏剧性紧张和胜利的情境；得分与排列得分的规则多年来反复修改，目的在于使其成为“更好的比赛”——也就是说，能提供更多的产生集体情感的瞬间。保持这种发展趋势是很好的：体育符号标志作为一种神圣物，受到崇拜与尊敬。体育明星本身也成为神圣对象，就像涂尔干（1912/1965，243-244）所描述的那样：政治领袖变成了以其为关注中心的群体的象征（参见第一章）。比赛公开的意图——依据竞赛规则或展示运动技巧去获得胜利——只是其表面的含义。人们见证比赛的动机，首要的是想去体验一场非常成功的仪式：仪式之所以成功是由于它经过了精心的构想，因此所有的仪式要素都得到充分体现，尤其是强烈情感的释放是处于这样的场景中的，即当观众聚精会神地观看比赛时，情感可以通过身体的互动而放大。现代社会的闲暇时间——自19世纪中期以来，相当一大批观众群体从家庭和工作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被这些精心发明的仪式所支配，旨在提供产生团结的时刻，而这以前则是由宗教、战争和政治仪式所提供的。
虽然体育事件并没有得到同其他正式仪式一样的公认地位，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种游戏形式，是属于这个世界中非严肃部分的一种形式。尽管如此，它们非常成功地提供了仪式体验的高潮点，即使对那些更想参加宗教仪式的人来说（这一点从竞赛与星期天的宗教礼拜的冲突中明显可见）。竞赛是自然的仪式，因为它们不是有意识地或刻意地形成了成功仪式所需的因素。但是它们仍然被计划、预测与精心构思（运用仪式技巧产生一些可称之为人为的仪式体验），它们把一群人聚集成一个共同体，没有其他相关的事，也没有其他目的，只是体验仪式情感本身的高潮。
这种机制在其他形式的娱乐中也同样发挥着作用。就听音乐本身而言，参加一场音乐会并不比听唱片有多少优势；通常从唱片中能得到最好的听觉效果。音乐会为聚精会神的观众提供的是大众娱乐群体的诱惑力；如果演艺人员已经被视作神圣的对象，更是如此，接近他们——即使在大的演奏厅中距离他们仍有数百英尺——能让狂热者更加兴奋不已。流行音乐会的主要体验就是另一部分狂热者的情绪；这是一个合乎规范的例子，即情感通过各种形式的身体反应而相互增进。这同样可以适用于古典音乐的表演，尽管观众的情绪更庄重，与其社会阶层的情调和氛围不一致。下面也是一种特殊场合的经历——管弦乐队开始前的安静，对音乐家的集体关注——相比在家中独自收听同样的音乐，这会使观众在歌剧院或交响音乐的现场能够产生更加深刻的体验。这不单纯是因为在高层次的文化场合中会受到他人的注意——当代的观众之间通常互不相识，而在以前则大不相同，剧院中的社会上流是彼此熟悉的——而且是来自仪式体验的主观感受。假设有良好文化素养的参与者，相比观众的集体反应冷淡的情况而言，当观众对表演的反应很热烈时，他们会产生更强的认同感；而且仪式强度所发挥的作用也要强于被其他人认识到的效果。
电视和无线电广播中的音乐会只会产生微弱的这类效果。同样的情况存在于政治和宗教集会中。政治家的竞选演讲、就职会议，以及重要的官方演说，通过电视传播，远距离也可了解到。然而，狂热的政党支持者还是希望亲临现场，这也证明了认同感与亲身在场之间的相互关系。假设个人参加政治事件可以增加党派性，在某种程度上演讲就是一个“很好的事件”——换言之，演讲者和观众之间的相互影响能建立起共同的热情；相应地，那些已经认同该政治领袖或政治派别的人们就会产生更为强烈的参与愿望。这些重复关系的持续进行就是自我强化的IR链。
宗教活动仪式也可以通过无线电或电视传播，牧师（主要是在美国）通过媒体福音的广播建立他们的威望（Hadden and Swann 1981）。然而，采用广播形式的宗教礼拜并不能代替个人的参与，只会强化和提高它。一个成功的媒体福音广播不仅布道或是传播发生在祭坛上的事件，还应该包括参加宗教仪式的大众：摄像机努力生动地表现圣会，以期远方的观众与听众也能融入其中。广播中的福音传道者成为媒体明星；这使他们看起来更像观众想要接近的神圣物。确切地说，当仪式被播放时，处于宗教活动中心的光环似乎得到了增强，人们就有了亲自参加仪式的冲动。近距离个人接触的吸引力——在观众被允许的范围内越近越好——无论是对旧教还是新教都发挥着作用；教皇的巡视吸引着无数的人群。
宗教礼拜，同其他集体性的仪式体验一样，其强度是变化的。远程的媒体节目可以提供某些共享的关注与情感，使人们产生向往、成员意识和尊重感。然而，只有充分的身体聚集才能产生最强烈的效果。皈依的经历——获得重生，或将自己献身于宗教——主要发生在大型的福音传道会上（Johnson 1971）。个人参与到会员之中，逐步建立起集体性的、强烈的共享情感，这刺激了人们重新塑造自我身份。宗教皈依的下降趋势也证实了这一模式。相当比例的人皈依后在一年内不再参与宗教活动；许多人则重生了若干次（Bromley 1988； Richardson 1978）。正是这种大型的、强烈的宗教集会展示了情感和成员情结的改变；当人们返回到日常的、缺乏集体情感的小型教会活动时，会渐渐丧失参与的兴趣，其认同感与情感能量也逐渐消退。
图2-5 作为神圣物的传道士：比利·格雷厄姆及其崇拜者（1962年）。
我对大部分正式仪式集会进行了大规模的比较，得出结论，认为远程的交流可以提供某些仪式参与感——如果在较低强度的情况下——尤其是在听到观众的声音或看到同自己类似的观众的图像之后。这是否也适用于诸如社交聚会等小型的自然仪式呢？原则上，人们可以通过电话会议举行一个聚会，但我从未听说有人这样做过。我认为，至多，一个缺席的客人会向在场庆典的人们致电表示问候；但是这证实了打电话的人正是缺席的人，而且事实上电话信息的内容一般会提及电话联系几乎无法取代亲自参加。远程的图像传递也是如此，比如送一盘录像带。如果电视会议被广泛应用，我们就有机会去检验通过远程传递的图像和声音结合的社会仪式所能达到的效果。我预言集会和拜访不会消失；远程的联系尽管逼真，但总是难以替代亲身实际参与所产生的团结（特纳［Turner 2002］也有相似的结论）。当人们要讨论重要的事情，或想建立与表达一种个人间的联系时，就会聚在一起喝杯酒或咖啡。远程交流与面对面的交流之间的一个区别在于：前者通常不会有喝杯酒或吃点甜品这类事；尽管我们不知道人们为什么不能代理喝酒，在电话中告知对方正在喝什么，甚至互相敬酒。但这几乎从未发生；这似乎违背了喝酒仪式之精神——聚在一起，碰杯，共同举起饮下。6物质吸食——酒、咖啡、茶，不含酒精的饮料、宴会蛋糕、共享的正餐，或者过去时代的一起吸烟——当然都有其某种独特的感觉。但是它们都不是独享性的快乐，如几个人试图通过电话举行一个晚餐聚会，一边各自吃饭，一边通过电话交谈。食品和饮料的吸食是身体共同参与的一部分；当它们在社交的气氛中被人们共同消费掉时，就成为仪式性的物质。7如果，我们应该承认，某种程度的主观间性与共享情感可以通过电话与遥控视频而产生（尽管其效果可能会随相互交流的缺乏而减弱），然而与面对面的、具体际遇相比，仍然会显得逊色。
总体来说，大规模的、相对正式的仪式相比小规模的自然仪式而言，远程的交流效果会更好一些。这似乎是因为大规模的仪式可运用已建立的符号，它们是通过先前IR链的不断重复建立起来的。相对非个人化的仪式在大的群体中表达成员身份，其中只有一部分曾经在同一地点聚集过；所以，远距离的交流让人有属于更大群体的感觉。但是这只有在个人至少是间断性地，与拥有共同崇拜符号的其他成员接触时才是有效的。而且远程传播必须传递观众的参与热情，而不只是领导者和表演者的信息。
那么我们如何评价近年来的交流形式，包括电子邮件与互联网呢？对大部分而言，它们缺乏实时的互动交流；即使电子通讯能够在瞬间发生，这也不具有直接语音参与的节奏，后者如我们见到的发生在十分之一秒之内。我们在阅读电子邮件时，很少或者几乎没有关注的焦点，也没有相互吸引的辅助语言背景信号。文字信息可以用来描述或引发一种情感；但是电子邮件的目的似乎很少是这样的。可以假设，电子邮件的传递越接近真实的对话交流，引发集体连带感的可能性就会越大，如果电子邮件的快速交换是在几分或几秒内发生的话。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仍然怀疑它能否建立起强烈的团结意识，或者能否使一种符号具有集体性意义。
我的主要假设与之相反：电子邮件中减少礼节形式——问候、称呼对方名字以及结束时的敬语——这种趋势表明了团结程度的降低。电子邮件之所以使人们习惯于赤裸裸的功利性的交往、关系的贬值，就是在于其降低了仪式层面的东西。
电子革命发生在计算机大规模应用的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这无疑带来了更为便捷的远程通讯方式。然而，IR理论假定，面对面的沟通在将来并不会消失；人们也不会十分渴望以电子交流取代身体的在场。人们仍然会乐于跟几个知己聚在一起，与朋友参加聚会；现场观看娱乐表演与体育活动仍然被认为是最令人满足的；政治集会仍然能比远距离的图像产生更多的热情。能够产生强烈的神圣感的场合应该是那些人们为了表现感情而想亲自参加的情况；婚礼、葬礼和高度的宗教经历仍然需要个人的参与，否则就会降低其价值。
文化的灌输也与之相似。远程电视教学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大众教育，其效果仍然不如在同一间教室中的师生传授，即使演讲者与观众能够相互迅速地识别注意力是否集中，并适时地调整情绪。8同理，电子购物尽管十分方便，但也不可能让商店和购物中心消失。商场中的体验就像在舞台上表演，并在他人的低声议论中得以增强（Ritzer 1999；Miller 1998）。在配备齐全的商场中购物，是一种集展览、博物和拥挤于一体的体验，是“灯红酒绿夜生活”和城市生活的一部分。购物可以被视作支付了该体验的入场费，它等于或高于所购物的实用价值。对某些人与某些场合而言，购物是一种功利的行为；但社会仪式的构成要素是其诱惑力的主要方面。
这并不是说远程媒介的应用不会有显著增加，或者单纯的经济压力与实践压力不会压缩面对面的接触，因为面对面的接触本身更为烦琐和昂贵。IR理论也提出了一个预测：人类的社会活动越是通过远程媒介、以强度较低的互动仪式来开展，人们就越会觉得缺少团结感；也越会缺乏对共同的符号物的尊重，而且以EE形式所表现的热情的个人动机也会越少。
这里有一个特别的限制性条件。这样的情形是有可能的，即将来的电子媒体被设计成可以模拟人们的生理方面，以实现IRs的运转。IRs可建立起高水平的关注焦点和情感连带；可以想象将来的通讯设备能够尝试着通过神经系统之间收发信号，而这些信号能够增强共享的体验。应用这类设备也许会存在一定的危险。因为如果高度的IR是人类生活的巅峰体验，发送这种信号的电子设备就会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如果它们能够人为地将这类体验提高到所要求的高水平，更是如此。产生IR的设备也许会造成一种极端的嗜好。从另一方面而言，如果该设备可以被外在的力量而不是接收者所操纵，那么它将成为拥有巨大权力的社会控制设备。这些可能性，尽管或许很遥远，仍然值得作为一个成熟的IR理论的推论提出来。微观社会学的预见性就在于提前让人想到危险；针对这些，理论性的理解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预先警告。
进行这些比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表明亲身在场对于IRs强度的影响。亲身在场使人们更容易察觉他人的信号和身体表现；进入相同的节奏，捕捉他人的姿态和情感；能够发出信号，确认共同的关注焦点，从而达到主体间性状态。其关键在于人类的神经系统可以相互协调；各种远程媒体的比较表明了语态的重要性，而视觉焦点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监视其他的参与者。如果神经系统能够直接远程产生连带作用，那么其效果与亲身在场将会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