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冲突的术语

接下来说明我的第二个出发点。也许看起来概括微观社会学的一种综合理论，重要的工作是在于说明“仪式”这一术语。此术语以粗略的方式被使用，我根据某些社会学家——著名的是埃米尔·涂尔干及其在微观社会学方面最有创造性的后继者欧文·戈夫曼——的观点将强调：仪式是一种相互专注的情感和关注机制，它形成了一种瞬间共有的现实，因而会形成群体团结和群体成员性的符号。但这份理论遗产不是太精确，例如因戈夫曼的成果是在不同的学术时代写的，而且具有不同的理论联盟，我将从有利于我们的问题方面不得不维护我自己的特殊用法。更多的麻烦是，“仪式”是一个普通用语，它比在新涂尔干派的社会学理论家那里的使用有更狭窄的意义（如等同于礼节或典礼）。¹进一步的混乱还因为，人类学中出现了专门的关于仪式的研究成果，而另外的一些“仪式研究”出现在宗教研究领域；这些用法常常是相互重叠、混乱不清的，有时属于涂尔干传统，有时又属于日常狭义的用法。我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是必须摆明其在理论内涵上的重叠和区别。

为明确起见，让我们先看一下人类学用法和微观社会学用法之间的主要分歧，但需注意的是，这两者本身也都不是一致的。人类学家倾向于把仪式看做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它的正式设置在于维护秩序，或者为了彰显文化和价值。这是与微观社会学的分析思路完全相反的：它不是把仪式当作微观情境行动的主要形式，而是认为仪式仅仅反映宏观结构；仪式是通往更大、更高和更根本稳定的某种东西的门道，这与IR链的流动性形成了对比。一个长期流行的人类学观点是，一度举行的仪式表现永恒的主题，局部表现整体。在20世纪后期的不断变化着的学术运动术语中，这是结构主义、符号人类学、符号学和文化准则（codes）研究的分析思路。总之，宗教研究中仪式这一术语的用法，更接近于文化人类学的从门道到超验的分析思路，而不同于激进的微观社会学把它看做行动的局部根源。这里，微观社会学的思路是把情境作为解释的分析起点，而结构主义者/文化学的思路是从相反的方向来用的，他们突出规则和意义的宏观结构。对微观社会学的挑战是，要去表明它的起点可以解释那些经常出现在固定的全球文化中的东西，实际上是与规则和意义相关的由情境产生的可变物。²

问题比术语更复杂。涂尔干为社会学家提供了情境互动的机制，它至今仍然是我们最有用的机制。他以宗教仪式为例提出了这个模型，由此能使我们认识到，在一定情境下社会构成要素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以及什么因素使仪式成功或者失败。戈夫曼通过说明仪式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扩展了仪式的应用；在世俗领域跟在宗教和官方正式场合一样，仪式在塑造个体特征和划分群体界限中都具有重要的作用。此模型具有潜在的更广泛的应用。问题是，20世纪的学术史是围绕涂尔干的题材而展开的，但在流行过程中有些受到了冷遇。有些学术运动不是关注被明确提出的可形成不同的团结、情感和信念的情境要素的因果机制，而是把仪式的研究转向了重点强调重建进化史、强调社会制度的功能性或者文化的卓越性。

因此，我将首先对此做一历史回顾，说明仪式理论的发展，顺便提出涂尔干模型的微观因果形式，以便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它与其他形式的不同。这是有针对性地得到一个理论纲领的事情，而不是把它与那些相当不幸地使用同样术语的极不同的纲领相混淆。

我的目的不是简单地“回归涂尔干和戈夫曼”。跟所有的学者一样，这俩人都生活在与我们不同的复杂的学术环境中。他们的地位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因为它们是由几条事先存在的线条组成的，而且在后来几代人中又与后来的学术运动重新结合。这就是学术生活的本质——为以后的学术留有余地而对神圣化的个人提出相矛盾的解释。这样的历史是有启发性的，因为它可告诉我们，我们来自何处，以及我们所从事的是什么样的学术工作——思想的马尾藻海图呈现了21世纪到来之时的学术景象。当然，我是借助涂尔干和戈夫曼做我自己的学术建构，努力推出我自己的学术项目，促进更大的学术联盟。这不是声称，只有一种解释涂尔干和戈夫曼的客观方式，好像以往的学术政治玷污了一度清晰的观点。但我将极力主张一个强实用的标准：建立一个涂尔干/戈夫曼的情境因果关系模型这个方式，将更有助于我们说明一件事情为什么发生在这样的社会情境中，而不是其他情境的条件。情境经常有重复，但它们也是千变万化的。互动仪式理论给我们说明了它们是如何变化和为什么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