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幼儿期的性欲

通过证实性变态是神经症的重要诱因，更多的人被归入了性变态群体。这不仅因为显性的神经症患者人数众多，还因为“健康人”中间同样隐藏着众多的神经症患者。诚如莫比乌斯（Moebius）所说的那样：人人都有些神经质。同样道理，性变态的广泛存在也让我们不得不承认，性变态并不是极为罕见的现象，它甚至是正常体质的一部分。

众所周知，围绕性变态的成因，一直以来争议不断。性变态究竟是先天体质所致，还是由后天的偶然经历所触发（参照比奈特对物象崇拜的论述），是两个最大的争论点。我认为，性变态固然有先天因素的影响，不过这些先天因素是全人类所共有的，且其影响力强度受到后天因素的制约。性欲是根植于我们体内的先天本能，在某些情况下，性欲会演变成一系列真实的性行为（包括性变态行为）；在另一些情况下，未被完全压制（转移）的性欲会用病症的形式宣泄部分能量。在理想情况下，性欲被有效地节制和疏导，从而形成所谓的正常性生活。

我们还要进一步指出，那些促成性变态萌芽的先天体质，仅体现在孩童期，尽管这一时期的性欲还比较微弱。我们发现，神经症患者之所以得病，是因为他们延续或回到了幼儿期的性状态，因此我们将更多的关注投入到儿童期的性体验上，沿着儿童成长发育的轨迹，研究幼儿期的性欲是如何逐步发展为性变态、神经症或是正常性行为的。

精神分析学的研究表明，同性恋人群绝不是异于常人的特殊人群。通过对“隐性”性冲动进行研究，我们发现所有人都有在两性中寻觅性对象的能力，并且在潜意识中都清楚这一点。在精神生活领域，力比多对同性对象的向往程度并不亚于对此倾向的约束力，当然了，这份“向往”的强度仍然不及对异性的憧憬。精神分析学认为，性对象的选择最初与性别因素并不挂钩，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可能被同一个人选为性对象。无论是在人类的童年阶段，还是历史上的原始时期，我们都能直观地观察到这一点。然而，伴随着种种择偶限制的出现，人类才被人为地划分成了“正常”和“不正常”两大阵营。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看，如果一个男人只对女性感兴趣，这绝非理所应当的化学吸引，而是一个需要进行分析解读的问题。一个人的最终性倾向只有在青春期之后才能确定，这一决定也是一系列重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部分因素是结构性的，部分因素是偶然性的。当某个单一因素过于强大时，会对结果造成决定性的影响。总体来说，这些因素的多样性也会表现为个体性生活的多样性。性倒错者的身上往往保留着古老的性体质和原始的心理机制，其中又以极端的自恋和对肛门区的色情认知尤为突出。当然了，用某个单一的性体征来解释那些极端的性倒错案例也是不智的。如果将上述的因素弱化一下，就会发现它们同样存在与正常人身上，也存在于介于常人与性倒错者之间的群体身上。人们想当然地以为不同性向的诱因之间有着质的不同，其实它们的区别仅仅在于量而已。在影响对象选择的偶然性因素中，“早年间的性恐吓”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并使我们进一步意识到，父母双亲的同时存在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童年里缺失了一个强大的父亲形象，则孩子长大后更容易出现性倒错。最后我们还必须指出，客观性对象层面的“性倒错”，与主观性特征层面的“性倒错”，完全是两回事，它们之间也是相互独立的。

关于性倒错现象，费伦茨（Ferenczi）曾在1914年提出过一系列建设性的观点。他指出在“同性性行为”或者“同性恋”的概念之下，其实存在着大量参差不齐的参数，不仅体现在生理层面，也同样体现在心理层面。他认为同性恋群体至少分成两类：一是主体型同性恋，他们从内在心理到外在行为都非常女性化；另一种是客体同性恋，他们的内在和外在都完全男性化，只是在性对象的选择上，用同性替代了女性。前者被费伦茨依照马格努·黑施费（Magnus Hirschfeld）的理论定性为“性别中立”，而后者则不幸被定位为强迫式神经症患者。对性倒错倾向的抵抗和心理干预的可能性，只对后一种情况成立。即使这种两分法成立，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有很多人同时具有主体型和客体型的特质。

在过去几年中，很多生物学家发布了有关同性恋生理条件和性别特质的论文，其中尤以奥根·斯坦阿赫（Eugen Steinach）的作品最有代表性。

通过性器官阉割和性腺移植手术，很多不同的哺乳动物都可以实现性别的转化。变性的实现要求生理和心理层面的双重改变（类比于主体型和客体型同性恋理论）。而决定性别的主导力量并不是生成性细胞的性腺，而是所谓的器官间质。（参见《青春期腺体》）

在一个案例中，当事人因为肺结核切除了睾丸，并一度在同性性生活中扮演被动方的角色。当时的他不仅举止阴柔，生理上的第二性征也非常女性化（毛发稀疏、胸部和臀部的脂肪分布突出）。在他接受了隐睾移植手术之后，举止开始变得男性化，力比多也朝着正常的方向发展，开始对女性感兴趣。与此同时，生理上的一系列女性特征也开始消除。[参见A.利普舒茨（A.Lipschütz）：《青春腺及其作用》，伯尔尼，1919年。]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手段矫正性倒错，“治愈”同性恋。W.弗里森（W.Fließ）的观点则更有启发性。他认为上述实验成果与高等动物的“双性理论”并不冲突。我也相信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双性理论”很可能会得到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