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文化产业学与模式二知识

文化产业学科范式确立的困难，既与文化产业的性质有关，也与我们对知识的认识有关。对于文化产业研究的知识性的质疑，源于我们对于知识的根深蒂固的看法，即知识必须是普遍有效的。这种看法，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区分了知识和意见。只有对于永恒理念的探究才能形成知识，意见因为囿于经验的局限或者受到感官的欺骗而不足为信。由此可见，不是任何领域的研究都可以成为知识。譬如，康德就曾经怀疑关于美和趣味的研究能够成为知识，他明确反对鲍姆嘉通将美学确立为一门科学的做法。^[21]然而，这种关于知识的严格的看法近来遭到了挑战。从20世纪末开始，在思想界出现了一股从总体上反思人类知识的潮流。一些思想家，比如吉朋斯等人，提出了模式一和模式二两种知识生产模式，并主张用解决问题的模式二知识，来取代自圆其说的模式一知识。^[22]吉朋斯等人做出的这种区分，已经得到了大多数研究者的认可，只不过不同的研究者的说法不同而已。譬如，有人将这种区分称为学院科学与后学院科学之间的区分，有人称为科学文化与研究文化之间的区分。在谈到科学与研究之间的区别时，拉图尔（Bruno Latour）指出：“科学是确定的；研究是不确定的。科学被认为是冷静的、率直的和分离的；研究是热情的、投入的和冒险的。科学终结人们引起争论的奇思异想；研究则制造争议。科学尽可能地通过摆脱意识形态和情感的束缚而保持客观性；研究有赖于意识形态和情感以便研究对象为大家所熟悉。”^[23]总之，不管如何命名，如何理解新旧两种知识生产模式的差异，牢记这一点是至关紧要的：新的知识生产模式是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而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是以建立理论体系为目标的。

也许有人会有这样的疑问：难道模式一与模式二的区别，不是早已有之的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区别的翻版吗？的确，模式二的知识生产方式在很多方面与应用科学相似，但是它们之间也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在模式二的知识生产方式中，不存在任何准备好了的知识等待应用，而在应用科学中，这种事先准备好的理论知识是必不可少的。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应用科学仍然可以归属到模式一的知识生产方式中，因为它有赖于事先准备好的知识，而模式二的知识生产方式则完全独立于任何事先准备好的知识体系。

模式二的知识生产方式不仅完全独立于事先准备好的知识，而且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征。由于人们面对的问题越来越复杂，要解决这些复杂的问题就需要不同学科之间的协作。更重要的是，这种学科间的协作不是处于某种静止状态，而是处于动态的发展过程之中。譬如，为了某个特殊的问题，不同学科的成员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工作组。在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形成一种新的知识。这种新获得的知识又会成为获得更新的知识的基础，如此不断推动新的知识的生产。“用这种方式生产出来的知识，很可能不会适合于对问题的解决做出贡献的诸多学科中的任何一个学科，也很可能不会被认为是属于某个特别的学科机构，或者被记录为对某个特别的学科的贡献。在模式二中，以永远是新的配置的方式进行交流，这一点变得至关重要。”^[24]由于问题具有不可重复的特点，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新知识也具有不可重复的特征。我们很难预测这种新的知识可能会用在别的什么地方，而且很难以独立的方式去发展这种知识。

这种跨学科的协作与我们一般理解的跨学科研究不尽相同。一般的跨学科研究还局限在学院之内的学科合作，模式二的跨学科合作涉及的范围更广，政府部门的智囊团、大公司的研究机构都可以成为合作伙伴。如果说模式一的知识生产方式具有同质性和等级性的话，那么模式二的知识生产方式则具有异质性和短暂性。

模式二的跨学科团队合作形式还会让这种知识生产方式具备自我反省的机能。在模式一的知识生产方式中，科学自身很难具有自我反省的能力。为科学而科学的科学家无法从科学之外的立场来反省自己的成果，对科学的反省来自科学系统之外。在通常情况下，对科学的反省的任务，往往会落到人文学科的身上。但是，在模式二的知识生产方式中，由于团队是由广泛的跨学科成员构成，他们之间就会形成相互限制，从而促进团队内部的自我反省。这种自我反省能力还会促使模式二的学术团队形成一种自我评价和质量监控能力，而这一点也是模式一的知识生产方式所不具备的。

人们很容易将模式一的知识生产方式等同于现代分科的、体制化的学术体系，进而将模式二与后现代主义联系起来，认为模式一与模式二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对立。这种类比也有问题。后现代在总体上具有反科学、反理性的特征，而模式二在总体上仍然可以归属于科学和理性的范围之内，这是后现代与模式二的知识生产方式非常不同的地方。尽管模式二的知识生产方式与模式一非常不同，但它仍然是一种理性行为，能够产生具有客观性的知识。对于模式二的知识生产方式与后现代主义的区别，埃兹科维茨（Henry Etzkowitz）和莱兹（Loet Leydes）做了一个很好的说明：“所谓模式二，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它就是科学在19世纪进入学院体制化之前的原初形式。……模式二说明了科学的物质基础，说明了科学实际上是如何运转的。模式一只是一个构造物，建立在那个基础之上，以便证明科学自律的合理性。”^[25]正因为模式二与模式一之前的科学具有同样的结构，因此琴科（Ernest Zenko）称之为“非现代”或“去现代”科学而不是“后现代”科学。^[26]

文化产业研究是否是知识，取决于我们依据怎样的知识标准。如果依据模式一知识，文化产业研究的确不是严格的知识；如果依据模式二知识，文化产业研究就有可能是典型的知识。因此，当我们为文化产业研究争取知识地位的时候，弄清楚模式一知识与模式二知识之间的区别尤其重要。与文化产业研究有关的知识是模式二知识，而不是模式一知识。

作为模式二知识，文化产业研究的目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生产自律的知识，由此引发的一个必然要求，就是一种新的知识分子类型。文化产业的研究者，要抛弃构建宏大理论的野心，要有介入现实的决心、发现问题的敏感、协调不同学科和部门去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文化产业研究者不仅应该是理论探究者，而且应该是实践从业者，尤其是应该具备良好的部门协调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换句话说，在文化产业领域，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分界将被模糊甚至取消。这种分界，在许多领域都明显存在，而且得到了分门别类的现代学科体系的强化。譬如，好的游泳教练可以自己不会游泳，好的游泳运动员不一定能够成为好的游泳教练。在游泳领域，理论与实践是可以分开的。教练掌握游泳理论，运动员掌握游泳技巧。在模式一知识中的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区分，与此类似。不过，也有些领域完全没有这种区分。譬如，在哲学领域，理论与实践就难以分开。很难设想，一个哲学家自己不会哲学思考；同样也很难设想，一个会哲学思考的人不能成为一个哲学家。哲学领域中理论与实践边界的模糊，源于哲学的纯理论特性。还有一些领域，理论与实践边界的模糊，源于它们的纯实践性。譬如，在道德领域，知识与行为就密不可分，行动者的榜样远胜过空洞的说教。

文化产业领域理论与实践边界的模糊，与哲学领域中的情形类似。说它与哲学领域中的情形类似，是因为文化产业从业者往往具有很高的理论素养。文化产业通常也被称为创意产业，创意就是生产，观念就是产品，将观念具体化为物质形式的产品并不重要。这种情形与观念艺术类似。正如观念艺术家勒维特（SolLeWitt）指出的那样，对于观念艺术来说，最重要的是观念或概念。一旦观念诞生，创作过程就已完成，将观念外化为物质形态的作品并不重要。^[27]观念艺术家的这种创作方式，与哲学家没有不同。比如，在德勒兹（Gilles Deleuze）看来，哲学与其说是追求真理，不如说是创造概念。在《什么是哲学》一书中，德勒兹和伽塔利（Felix Guattari）在哲学、科学和艺术之间做了区分，明确了它们在认识混沌世界上所发挥的不同作用。简单地说，哲学创造概念世界，科学创造功能世界，艺术创造感觉世界。^[28]

就概念的创造来说，文化创意者、观念艺术家与哲学家没有不同，他们都在一种理论与实践区分相当模糊的领域中工作。

文化产业领域理论与实践的模糊，还与道德中的情形类似。就道德领域来说，认识始终伴随着行动。正如科恩指出的：“在道德问题上，可以说对X是一件要做的正当事情的领会，会伴随着他想亲自做X的愿望。但是，在趣味问题上，在对‘精确’趣味的认可与渴望拥有‘精确’趣味之间就有差距。”^[29]科恩这里比较的是道德和审美。道德伴随行动，审美则不一定必然要求行动。比如，认识到孝敬父母是一件好事，就必然伴随孝敬父母的行动。甚至孝敬父母的行动，并不是来源于对于孝敬父母的认识。在道德领域，不仅知识伴随着行动，而且行动比知识更加优先。完美的孝敬父母的知识毫无意义，如果没有与之相伴的孝敬父母的行动。文化产业与道德一样，必然伴随行动，文化产业研究者也必然是行动者。从实践的角度来说，也没有必要在文化产业领域中维持理论与实践的区分。

由于理论与实践的区分不再重要，我们可以将文化产业领域的研究者和实践者统称为文化产业从业者。文化产业从业者不仅要具有理论研究能力和实践执行能力，而且要有项目管理能力，原因在于文化产业的课题或项目，通常都涉及跨学科的合作，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就变得尤为重要。由此，文化产业研究作为模式二知识的一个必然结果便呈现出来了：文化产业要求一种新的人才类型，这种兼具理论、实践和管理能力的人才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或许我们可以姑且称之为新型知识分子。

文化产业研究作为模式二知识的第二个必然结果，便是广泛的跨学科合作，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协同创新。从模式二知识的角度来看，协同创新不再局限于不同知识门类之间的跨学科合作，比如文史哲或者数理化之间的合作；也不再局限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合作，比如医学研究与临床实践之间的合作；而是涵盖理论、实践与管理之间的合作。管理部门的加入变得尤其重要。由于文化产业在根本上是针对精神愿望的生产，而不是针对物质需要的生产，^[30]这就不可避免会遇到价值导向问题，由此管理部门的决策变得相当重要。同时，文化产业的课题或问题，也多半由相关部门提出。管理部门的加入，将改变文化产业研究部门作为自律的学术机构的特性，文化产业研究部门将以企业和政府部门的智囊形式发挥作用。这种体制上的改变，将导致知识概念的变革。

现代知识概念深受欧洲启蒙理性的影响，自律的知识凌驾于实践之上，对实践进行指导和评判。对于启蒙理性及其自律知识概念的弊端，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最为敏感。比如，阿多诺就认为，现代性的不公正和虚无主义的总根源，正是启蒙理性将概念从其所描述的对象中独立出来的抽象特征。由此，他主张传统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经济的批判，必须让位给对启蒙的工具理性的批判。

所谓启蒙理性，在阿多诺眼里，实际上是一种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它以同一性思维（identity thinking）为基本特征，通过将概念从它所描述的对象中抽象出来而宣称认识获得了完全独立自足的地位，并反过来用抽象的概念组成的知识对所有的认识对象进行掌握和控制。这种工具理性，是现代资产阶级居于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中，主体和客体截然分离，主体利用意义自律的概念和知识对客体进行任意支配，本来连接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的感觉等因素，被意义独立（meaning-independence）的概念完全抑制住了。启蒙理性的这种过河拆桥的做法，导致了现代性的不公正性和虚无主义。不公正性主要体现在意义独立的概念对偶然的事物本身的压迫和强制，牺牲事物的多样性以便服从同一性的概念的统摄。这种用概念对事物的强制性认识，必然会造成认识和认识对象的异化乃至彻底的无意义，从而表现为现代性的虚无主义。阿多诺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现代性的不公正性，尼采和海德格尔（M.Heidegger，1889—1976）等人的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现代性的虚无主义，而他则要从根本上同时克服现代性所造成的这两方面的困境。

对于现代性及其自律知识体系造成的弊端，阿多诺开出的处方之一是展示非同一性的现代主义艺术。现代主义艺术通过突出不可重复的个体性和永不妥协的否定性，从而突显了个体的价值。^[31]值得注意的是，阿多诺对工具理性和自律知识的批判，并没有导致他对文化产业的重视，相反，文化产业作为现代艺术的反面而遭到猛烈批判。然而，阿多诺的激进主义思想对于解决现代性的弊端毫无作为，因为与同一性相对的非同一性，实际上包含在同一性思维的框架之中，作为同一性的对立面而存在。同时，随着社会进一步发展，阿多诺面对的社会矛盾发生了变化，文化产业由批判对象转变成了建设对象。^[32]

在我看来，解决现代性的弊端也许需要超越同一性与非同一性的二元对立，而模式二知识就超越了这种对立。作为知识，它具有同一性特征；作为具体知识或者个案知识，它具有非同一性特征。我想进一步指出的是，同其他领域相比，文化产业领域尤其适合模式二知识生产方式。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文化产业研究将成为模式二知识生产方式的范例而备受瞩目，并对其他领域的知识生产方式发生实质性的影响。

[1] 胡惠林：《文化产业学》（第2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9页。

[2] 胡惠林：《文化产业学》（第2版），第11页。

[3] 向勇：《文化产业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页。

[4] 同上书，第4—5页。

[5] 向勇：《文化产业导论》，第17页。

[6] 阿多诺对于文化产业的批评，详见阿多诺：《美学理论》，王柯平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

[7] 本雅明的观点，详见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李伟、郭东编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

[8] 古德曼的论述，详见古德曼：《艺术的语言》，彭锋译。

[9] 马斯洛的有关论述，见Abraham Maslow,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50 (1943),pp. 370-396；Abraham Maslow,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Harper, 1954。

[10] 席勒说：“感性冲动要从它的主体中排斥一切自我活动和自由，形式冲动要从它的主体中排斥一切依附性和受动。但是，排斥自由是物质的必然，排斥受动是精神的必然。因此，两个冲动都必须强制人心，一个通过自然法则，一个通过精神法则。当两个冲动在游戏中结合在一起时，游戏冲动就同时从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强制人心，而且因为游戏冲动扬弃了一切偶然性，因而也就扬弃了强制，使人在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都得到自由。”见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74页。

[11] 关于马斯洛的自我超越需要的分析，见Mark Koltko-Rivera, “Rediscovering the Later Version of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Self-Transcendence and Opportunities for Theory, Research and Unification,”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Vol.10, No.4 (2006), pp.302-317。

[12] 波梅的有关论述，见Gernote Böhme,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the Aesthetic Economy,” Thesis Eleven, No.73(2003)。通常将“desire”翻译为“欲望”。鉴于“欲望”在汉语中多作贬义词用，而它在波梅的文本中丝毫没有贬义的意思，因此我将它译为“愿望”。

[13]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四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49页。

[14] 关于尼采的思想，见Maudemairie Clark, “Friedrich Nietzsche,” in Edward Craig ed.,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8, Vol.6, pp. 848-850。

[15] 有关论述，见Richard Rorty, 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pp. 73-80。

[16] 有关论述，见Stanley Cavell, Conditions Handsome and Unhandsome: The Constitution of Emersonian Perfectionism and Romanticis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0。

[17] 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32—33页。

[18] 同上书，第34页。

[19] 同上书，第33—34页。

[20] 同上书，第33页。

[21] 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lated by Norman Smith, New York: Macmillian, 1933, p.66.

[22] 相关论述，见Michael Gibbons et al., 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pp. 2-4。

[23] Bruno Latour, “From the World of Science to the World of Research?,”Science, Vol. 280 (1998), pp. 208-209.

[24] Michael Gibbons et al, 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p. 5.

[25] Henry Etzkowitz and Loet Leydes, “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 From National Systems and ‘Mode 2’ to a Triple Helix of 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 Relations,”Research Policy, Vol. 29 (2000), p.116.

[26] Ernest Zenko, “Mode-2 Aesthetics,”Filozofski Vestnik, Vol. 2 (2007), p.113.

[27] Sol LeWitt,“Paragraphs on Conceptual Art,” in Sol LeWitt: A Retrospective, ed. by Gary Garrels, San Francisco,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Museum of Modern Art, 2000, p. 369.

[28]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What Is Philosophy?, translated by Hugh Tomlinson and Graham Burchel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64.

[29] Ted Cohen, “The Philosophy of Taste: Thoughts on the Idea,” in Peter Kivy ed., The Blackwell Guide to Aesthetics, p. 173.

[30] 参见Gernot Böhme,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Aesthetic Economy,”Thesis Eleven, No.73 (2003), pp.71–82。

[31] 关于阿多诺思想的一般描述，参见J. M. Bernstein, “Adorno,” in Edward Craig ed.,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London: Routledge, 1998, Vol.1, pp. 43-44。

[32] 对于这种转变的简明扼要的考察，见Gernot Böhme,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Aesthetic Economy,” Thesis Eleven, No.73 (2003), pp.7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