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社会学的历史贡献与局限^[1]

一

在西方社会学160余年的历史发展中，被称作“经典”(Classic)的这段时期始自19世纪中叶，止于20世纪20年代左右。具体说，止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其他文献中，我们论述了西方社会学理论的诸种范式以及这个学科本身主要在欧洲的发展历程（周晓虹,2002a;周晓虹,2002b;周晓虹,2002c)。这样一种表述，其实触及了经典社会学理论及那些至今在西方社会学中仍然占有主导地位的理论范式发生的时空问题。具体说来，从时间上说，经典社会学理论及相关范式产生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的70年间；从空间上说，欧洲是经典社会学的主要的社会和知识土壤，而那时的美国只是它的影响波的最后一圈，或者用现代发展社会学的语言，它还处在社会学这个现代知识体系的边陲地带。

上述时空限定，决定了这样一些事件对经典社会学的产生及其断裂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那就是：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就社会学的出现而言，美国社会学家D.P.约翰逊提出，社会学的产生动力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前所未有的复杂的社会变迁”；其二是这种变迁获得了来自知识界的有意关注，因为正是“急剧的社会变迁……有可能提高人们自觉地反复思考社会形式的程度”（约翰逊,1988:18)。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社会学是剧烈的社会变迁或现代性出现的直接后果之一，而“这些变迁的核心就是18和19世纪欧洲发生的‘两次大革命’”(Giddens,1982:46），即法国的政治革命和英国的工业革命。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欧洲社会学不过是对因工业文明和民主政治而导致的旧制度的崩溃所产生的秩序问题的种种反应而已。不过，尽管法国的政治革命和英国的工业革命对社会学的出现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从当时的直接效果来看，两者的作用大不相同。具体说来，虽然从法国大革命摧毁了封建制度，并成为现代资本主义诞生的助产婆这一根本意义上说，它对西方社会学的出现无疑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从直接而浅表的层面看，社会学的出现最初乃是对法国大革命及革命造成的旧社会秩序崩溃后果的消极回应。对社会学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正是这一点导致了社会学中自孔德起到现在为止始终占主导地位的保守主义倾向（参见Zeitlin,1968)。

同法国的政治革命相比，社会学从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中汲取的力量则更多是正面的。工业革命尽管始自18世纪60年代以纺纱机取代传统纺车的变革，但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事件，而是西方世界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各种相互关联的因素的一次大推进。这次大推进造成了大批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工业体系、进入城市；造成了工厂在一系列技术的不断改进下的转变；而伴随着大工业的要求，现代分工体系和科层制度也随之出现；以市场为中心的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开始确立……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工业化不仅是促成西方社会学产生的重要因素，甚至就是现代社会赖以存在的前提条件。

如果说社会学的产生受到导源于欧洲的两次大革命的深刻影响，那么经典社会学的断裂则是同样爆发在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后果。正是这两次世界大战不仅使得社会学发展的时间延续被打断，或者说从经典时期进入现代时期，而且也是战争使得社会学的生存和发展发生了空间上的大挪移：从欧洲转往美国，或者说在欧洲开始蜕变为这个知识体系的边陲或起码是半边陲时，美国开始成为它的中心。

20世纪20年代以后，经典社会学在欧洲已经有了70余年的历史，它的知识体系逐渐形成，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层出不穷，但为什么这时会发生历史延续上的中断和实践场域上的转移呢？

1987年，杰弗里·亚历山大为经典社会学的终结给出了比较充分的解释，结合这种解释，我们可以沿着从微观到宏观的思路归纳出如下原因：（1）知识背景方面的问题。具体说来，在欧洲不存在使社会学理论获得合法化和具体化的强劲的经验研究传统。我们论述过，尽管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欧洲的主要工业化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某种经验研究的传统，但社会学理论和经验研究的最终结合是在美国实现的。欧洲社会根深蒂固的古典哲学和人文传统在相当的程度上成了社会学生长的知识藩篱（周晓虹,2001)。（2） 学科制度方面的障碍。欧洲的学术体制没有给社会学留出多少发展和生存的余地与空间，这从那些闻名遐迩的经典大师们的个人遭遇中可见一斑，他们在生前几乎没有任何人获得过社会学教授的学衔（即使是幸运的迪尔凯姆也只获得了半个社会学教授的学衔，他的另半个学衔是教育学教授）。（3） 社会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用亚历山大的话说，“这种状况可以毫不夸张地被看做欧洲文明本身的危机”（亚历山大,2000:14—15)。我们知道，欧洲的社会学尤其是从法国启蒙传统上发展出的占主流地位的实证社会学或社会事实范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受到人类可以通过理性来解决世俗工业社会问题的乐观主义信念的鼓舞，但是欧洲文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危机，尤其是作为危机之突出表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将这种信念击得粉碎。（4）两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冲击。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只是使经典社会学在欧洲的发展受到了重创，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将这株饱受摧残的大树连根拔起。是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甚至包括迪尔凯姆和韦伯这样的思想大师都直接或间接地死于战争；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使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所有社会学家都难以在欧洲继续生存下去，像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整建制地迁往美国就是这种说法的明证之一。但是，也同样是在上述各个领域，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却为社会学的迁移做好了全部准备。

顺便说来，尽管在经典社会学家和后来的现代社会学家之间所作的划分看起来是人为的，但仔细分析起来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些客观的界线。除了上述时空界线以外，同自芝加哥学派开始的以美国人为主的现代社会学家相比，判断所谓经典社会学家的标准大致可以从以下诸方面进行：

第一，以作为学科的社会学是否建立为标准。在经典社会学家生活的时代，社会学还没有获得合法的学科地位，它的学科身份准确地说是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建立为标志的。不过，尽管在时间上有某些重合，但因为1892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建立并没有对欧洲大陆的社会学发生什么明显的影响，因此，从这时起到20世纪20年代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为止，欧洲大陆的社会学家仍然是在合法的学科体制之外从事自己的研究和教学的，所以他们仍然不能跨入现代社会学家之列。

第二，以是否获得职业社会学家的身份为标志。经典时代的社会学家不但难以获得真正的社会学家的身份，而且事实上他们本身也同时可能是甚或主要是其他学科的研究者，这与现代时期社会学家的“专业化”恰成对照。在现代社会学家的眼中，“十九世纪是这样一个时期，社会学正在寻求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认可，以便能够进入学术圈。有些学者成功了，成为声名显赫的学者，诸如马克斯·韦伯、埃米尔·迪尔凯姆和乔治·赫伯特·米德这样的知识获益者。有些学者，诸如赫伯特·斯宾塞，在学术圈之外赢得了巨大的声望。另一些学者，像格奥尔格·齐美尔，在学术共同体中遭遇了明显的歧视。还有一些学者，像卡尔·马克思，却从来不将自己视为社会学家或科学家，也从来没有成为已经建立起来的知识或科学圈子的一部分”(Turner & Beeghley,1981:1—2)。不过，能够看到的是，那些现代时期的社会学家在获得学术体制所赋予的包括职位、薪水和声望在内的种种利益的同时，也失去了经典社会学家所独有的五色斑斓的人生体验和学术经历。

第三，以社会学理论是否具有明显的国别性或地域性为尺度。在经典时代，尽管资本主义已经开始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历程，但是地域的藩篱并没有被彻底打破。不但不同的学科之间，而且同一学科的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仍然存在着深深的交流和沟通的鸿沟。反映在经典社会学中，那个时代的社会学家及他们的理论都具有明显的国别甚至地域色彩。比如，社会事实范式以法国人为代表，社会释义范式和社会批判范式以德国人为代表，社会行为范式则以英国人和意大利人为代表……但是进入现代以后，我们则看到这一景象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美国成为所有传统的汇集地”(Collins,1994:292)。其实，这种社会学理论的国别或地域特点，也是在那个时代不可能出现对不同理论加以综合的理论企图的重要原因之一。

单就论述经典社会学的历史贡献和局限来说，了解其产生背景以及对其产生和断裂具有重要意义的那些事件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知道，按照米尔斯或科塞的观点，无论是贡献还是局限，或是由贡献和局限构成的对后世的影响，其实都是生活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且有着自己独特的个人经历与体验的人，对自己时代所发生的社会变迁做出的某种反应而已(Mills,1959; Coser,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