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昌
Ma Kechang

1926年8月生，河南西华人，著名刑法学家。195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律系，后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班，师从苏联刑法学

家贝斯特洛娃教授专门从事刑法学研究。1952年返回武汉大学任教。现任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法学会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会副会长、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曾任武汉大学法律系主任、法学院院长、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总干事长和副会长、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名誉理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法学学科小组成员等职。

先生虽已八十三岁高龄，但身体依然硬朗，耳聪目明，讲起话来简洁明了，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谈完采访方面的问题，先生仍意犹未尽，主动与记者聊起国家政治来。虽曾被错划为“右派”，但先生仍关心政治，关心着这个国家的发展。正如先生所说：学法律的人是不能不关心政治的。从事刑法学研究已逾五十年之久的先生，仍在不断求索，为当代中国刑法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记者（以下简称“记”）：废除伪法统时，您正在上大学，对于这个问题，您应该也比较了解，那么这方面您能谈一下吗？

马克昌（以下简称“马”）：解放初期，中央专门下发了一个关于废除伪法统的文件，这个文件是可以找到的。当时的情况是，废除伪法统以后，法律系的课程没办法上了，当时我们就上一门叫做“司法实践或者司法政策”的课，当时由湖北省司法厅的一个厅长每星期给我们讲一次。另外主要是学习新民主主义政策，我们当时已经算是最后一个年级了。

记：那当时改造旧法人员的情况呢？

马：这里没有专门对旧法人员进行批判，有的老师到中央政法干校学习，当时就是改造了。当时，有些旧法人员还是被留用的，后来在1952年就进行了司法改革，那时我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回来，回来后到广东参加司法改革，实际上就是批判旧法观点、批判旧法人员。

记：1950年从武汉大学毕业后，您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班学习，当时有位苏联刑法学家叫贝斯特洛娃给你们上课，她当时给你们上过哪些课？

马：主要就是苏联刑法总论，后来她上课的讲义被印刷出版了。

记：她给你们上了多长时间啊？

马：上了有一年吧。

记：那当时这位老师跟你们的关系还好吧？

马：还好，但当时不能用俄语对话，只能借助于翻译，平常也就很少找她，上课听她讲，有问题就请她回答，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联系了。

记：那您当时还听过其他苏联专家的课吗？

马：有啊，当时学的“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基础”、“国家与法的理论”都是由苏联专家教。法律方面的课程基本上都是由苏联专家教。

记：那当时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有去苏联留学的吗？

马：法律系并没有，其他的院系有。

记：1952年，您回到了武汉大学教书，那对于1952年院系调整以及带来的人员调整，您能谈一下吗？

马：1952年院系调整时，武汉大学的老师并没有动，法律系被保留了，中山大学法律系被撤销后，谭藻芬（女）、曾昭琼、曾昭度、尚彝勋等九位老师来到了武汉大学。湖南大学的曹罗瀛、曾广载以及厦门大学的薛祀光（专攻债法）等人也来到了武汉大学。

记：“反右斗争”中武汉大学法律系的一些老师也被划为“右派”，能谈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吗？

马：我给你们讲一下韩老师（韩德培）被打为“右派”的情况吧。韩老师当时是知名学者，我们属于年轻老师，我当时还只是一个讲师，当时的矛头也就对准了韩老师，一再动员他进行“鸣放”，实际上他并没有“鸣放”，他是很谨慎的，一直都没有讲，在最后一次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要他“鸣放”，他说：今天已经晚了，我就不再“鸣放”，我现在可以给大家做个“电影预告”，我下一次“鸣放”。“电影预告”是什么意思呢？每周六我们都放电影，放完电影以后，就有一个电影预告，就是下星期放什么电影。韩老师借用“电影预告”这个词，意思就是说，我现在不“鸣放”，下一次“鸣放”。后来就批判他为“电影预告”，因为下一次形势已经转变了，所以他也就没有“鸣放”。这就成为他的一大罪状。再一个，他有一个名称叫做“山中宰相”。这些都被作为他的罪状来对他进行批判。

记：那“反右斗争”中您被划为“右派”了吗？

马：我被划为“右派”了，当时的一些具体情况我也记不大清楚了。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我们法律系的书记对一个年轻老师的评价很高，说他是出淤泥而不染，意思就是说我是染的了，韩老师是我的老师，我们跟韩老师也保持了比较好的关系，也没有对韩老师进行评判，所以他们就认为我跟韩老师划不清界限。后来我对这个很不满意，我就在《武大战报》上发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某某某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吗？”用来反驳那位法律系书记的话，当时我说的有些话就被认为说得不妥当，是对党进行攻击。这是一件事。另外一个是，当时已经是1957年了，新中国建立已经这么多年了还没有一部刑法典，法院判案没有依据。当时我们学校有一个代表要出席人民代表大会，就通过广播问大家有没有议案，有的话就提出来。我当时就写了“希望尽快制定刑法典”这样一个议案交给她，其中就说：这么多年了我们国家都没有刑法典，使得法院审理案件没有依据，对法院审理案件造成不便，希望尽早制定刑法典。而这个议案却变成了“对法制的攻击”。至于说当时是否还有其他理由，因为我没有看档案，所以就不得而知了。我估计是这些事情让他们感到有问题。

记：那您被划为“右派”后也被送去劳动改造了吗？

马：是的。1958年5月，我们被下放到圻春县八里湖农场进行劳动改造。我算回来得比较早的。在进行劳动改造的时候，农场对我还比较好。当时农场进行重建，成立规划组，我就被从劳动队里抽出来，到农场里帮他们搞规划，后来设计并建成了一个水库。韩老师的待遇比我们还惨，他是被送去了劳动教养。

记：那您是何时结束劳动改造被平反的呢？

马：这分两个步骤。一个叫摘帽子，我摘得很早，1959年9月30日，我就摘掉帽子了。摘了帽子以后，别人还把你当做“摘帽右派”，意思就是说，你虽然摘掉帽子了，但还是“右派”。名义上你是回归到人民队伍了，也可以给你安排工作了，但问题就是，别人还是用异样的眼光看待你，有些工作和事情还是不让你介入。摘掉帽子以后，就到了伙食科做出纳，一直做到1961年年底，后来开学以后我就被调到图书馆，在图书馆里工作了好多年，一直到1979年。1979年8月25日，就找我们谈话，谈话过后就宣布法律系成立，这样就离开了图书馆，回到了法律系。当时法律系开始筹备，一共有七个人，韩老师是系主任，我是副系主任，另外还有两个党的工作人员，一个作为书记，一个作为副书记。这样，韩老师做组长，成立了法律系筹备组。

记：那当时除了摘帽子，另外一个步骤是什么？

马：1978年有一个55号文件，这个文件用“改正”一词，不叫“平反”。改正就意味着党划错了，我们没有错误。这才算是把“右派”的帽子完全摘掉了。这个文件下来后，学校开始清理档案，这些档案全都毁掉了，所以要真正地去查当时决定的情况，现在也查不出来了。1979年元月，我们才正式得到通知，这才真正地恢复我们原来的工资。被划为“右派”后，韩老师的工资被取消了，后来每个月给他30块的生活费，他家里有五口人，他爱人加上三个儿女，每个月30块钱怎样生活？

记：1979年，武汉大学法律系开始重建，而您从那时起一直从事刑法研究工作，从1979年到现在已经30年了，请您从总体上评价一下这30年来我国刑法的发展吧。

马：在我看来，我国刑法的发展还是很不错的。过去我们没有刑法，解放初期只有两部真正属于刑法方面的法律文件，一个是《惩治反革命条例》，另一个是《惩治贪污条例》，只有这两个。其他的都是法院根据案子作的关于定罪量刑的总结。罪名该怎样定在过去都是很乱的，基本上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总结处理案件的。直到1979年，有了第一部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这才算有法可依。当时法制才刚刚建立，谈不上完善。过去，政治事件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也不会交付审判，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这样大的案子能交付审判，就是法治的一大进步。但有些做法还是能看出法治建设初期的情况，比如说审讯林、江反革命集团主犯的时候，在法庭上法官跟检察官并坐，都坐在台上，跟现在不一样。这是法治建设初期的情况，当时能够出现的就只有七个法律文件，到现在，我们的法律体系基本上建成。目前缺的比较重要的就是民法典了。现在有《物权法》，那债权呢？有物权没债权，债权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方面，另外《民法总则》还没有出来，只有《民法通则》。通则并不是总则，这样一个大法还没有完备起来。现在看来，同行政法相比较，刑法还是比较发达的，这些年来刑法观念也有大的改变，人权在过去是讳言的，是不能提的，都认为那是资产阶级观念，现在人权已上升到宪法层面，要尊重和保障人权。这都说明我们的法治建设同30年前相比有很大的进步。这是应当肯定的，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比较多。司法公正是否都能公正呢？司法还是受到干扰的，经常会出现一些令大家不满意的问题。这种案子虽然是个别的，不是普遍的，但是一个案子出来在舆论上都会引起一片意见，有些问题能够在舆论上加以议论，甚至还能采纳民意，应当说这都是法治的进步。当然，目前来说，我们国家的法治建设仍在进行中，还不能说我们已经建成了法治国家。

记：刚刚您谈的是刑法的发展甚至是整体上法的发展，那么这30年来刑法学的发展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马：刑法学的发展也是进步很大的，我们在编第一本刑法学教材的时候，能够找到的参考资料都非常少，还是从我国台湾地区引进来的，比如像刘清波的《刑法概论》，这本书并不太厚，那还是盗印的，在当时这已经是国内能够看到的一个重要材料了。而且当时我们发表的专题论文也极其有限，现在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著作可以说已经是汗牛充栋，虽然有些写得很浮躁，从网上抄下来，甚至是东拼西凑的文章也有。但是，从总体上看，还是出了一些相当有分量的专著。现在看书，不是没有书看，而是要有选择地看，这都是刑法学上一个很大的进步。另外，过去我们完全按照苏联体系建立的刑法学，现在大家提出了不少质疑，也有人按照日本的体系写刑法教科书，更多的学者对存在的问题开展讨论。这是好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是一言堂，这是学科发展不可缺少的社会条件。同时，一大批中青年学者成长起来，“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让人从内心感到高兴。

（刘晓东、王姝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