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研究方法的相关说明
精神文化生活历来就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但用多学科力量对同时代人的上述意义上的精神生活进行综合研究的,可以说还是一个初步尝试。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本项目研究的特点是把感性的直觉与科学的研究结合起来,把哲学的研究与具体科学的研究结合起来,把人文学科的研究与社会科学的研究结合起来,把定性的研究与定量的研究结合起来,把个体精神文化生活状况的研究与对群体精神文化生活状况的研究结合起来,把对现阶段中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学术研究与改善现阶段中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实践关怀结合起来。在每一种结合中,都包含着一些复杂的问题。限于篇幅,在这里我们对这几种结合不作详细讨论,只对问卷调查的对象、区域和方法作一些说明。
(一)调查设计
“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现状调查研究”自课题立项以来,经过2012年一整年的前期研究和理论准备,于2013年夏天正式实施。2013年暑假前我们用问卷进行了预调查,在整个暑假期间进行了入户调查。暑假结束后进入资料整理阶段,进行资料审核、复查、数据录入、数据清理和数据展示。2013年12月底进入问卷调查总结阶段,即进行数据统计分析,撰写研究报告。调查人员同时还承担了为课题组其他子课题组提供相关数据的工作。此次研究重点在于推进全国各省区市的大规模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总体来说,本研究旨在了解并深度剖析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进程,物质条件显著改善的同时,中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图景。本研究试图通过对数据的定量分析以及个案文本的深度诠释,来深入了解中国社会大众在日常生活方式、信仰、价值观、文化样式、信息传播、家国观念、民族国家认同、消费方式等维度上的现状及其时代变迁。
在问卷设计上,调查问卷参照和综合了课题组各成员的主要研究议题,并参考了2005年童世骏教授主持的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当代中国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调查研究”问卷中的部分问题(主要是为了作比较分析)。最后的问卷设计共包括八大块,内容分别是:背景题、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社会公正感与个人表达、公共文化与群众文化生活、大众传媒文化与受众影响、中国人信息与知识的来源、信仰选择与价值观以及家国观念。
(二)抽样方法
本次调查的被访者为16岁(含16岁)以上的中国籍公民,包括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中的常住人口以及人户分离的流动人口。在抽样方法上,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的方法,最终形成7个层级的抽样单元。抽样单位和逻辑层次依次为:六大片区(总体)→样本省级行政单位(87)→样本城市/县级区划→样本街道/乡镇→样本居委会/村→样本户→个人。具体的抽样步骤和样本配比方法为:调查组首先选取了全国六大片区(华东、华北、中南、东北、西南和西北),每个片区再选取一到两个省级行政单位作为二级抽样单位,每个省级行政单位再选取一到两个城市/县级区划作为调查区,每个调查区内再根据街道/乡镇的差别选取2—4个居委会或村进行调查。
在样本容量的计算上,课题组参考了2005年教育部首批攻关项目“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研究”的计算方法(取95%为置信度,允许的抽样极限误差确定为3%,设计效应为2),最后确定全国样本容量4300份。不过与2005年城乡取相同的样本量并事后进行加权处理的方法不同,本次调查在样本数量的前期配比上,采用按照人口比例来配比样本地区数量的方法,以形成最后的抽样框。样本数量配置情况为:华东区(上海市)共发放690份问卷;华北区(北京市)共发放525份问卷;中南区(湖南省)共发放850份问卷;东北区(辽宁省、吉林省)共发放655份问卷;西南区(重庆市、贵州省)共发放730份问卷;西北区(陕西省、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共发放850份问卷。由于本次调查是对整个中国的状况反映,因此在被访者的选取上,也特别考虑了不同地域、职业、性别、年龄、宗教、民族和信仰的多元化构成,例如,为了保障一定数量的宗教和少数民族被访者,我们还追加了300份新疆少数民族的调查样本。
表1-1 样本城市
(三)调查实施
本次调查由华东师范大学社会调查中心文军教授所带领的调查组、贵州调查组以及北京调查组三支团队共同完成,并在新疆、辽宁、吉林委托当地研究机构做了一部分调查问卷。其中由文军教授带领的调查团队的调查历程超过10000公里,共完成上海、湖南、重庆以及陕西等省市的调查任务。2013年3—6月,调查组在上海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预调查以及上海周边地区的调查。2013年7月10日开始正式进行全国10省市的调查工作。由文军教授带领的调查团队7月10日从上海出发,11日达湖南永州,开展在永州农村的调查工作。16日到达湖南省会长沙,开展在长沙城市社区的调查工作。20号到达西部直辖市重庆,分别在重庆的中心城区和城乡结合部进行了为期5天的调查。24日到达陕西西安,分别在西安阎良国家航空产业基地以及若干城市社区、周至县的农村社区进行了调查,并与关东文化名人共同举行了一场座谈会。8月7日正式完成调查,历时一个月。贵州调查组由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党委副书记黄燕老师和团委书记张睿老师负责,组织了社会学专业的同学一起参与,在贵州城市和农村地区进行了为期15天的调查。北京市的调查由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北京籍的研究生朱海昀同学负责,一共派出6名专职调查员,并招募了北京市部分高校学生一起参与,历时20天。
问卷回收后,由课题组成员进行系统审核,对于错误较多或填答空白率超过三分之一的问卷进行废卷处理。经统计,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300份,回收有效问卷4200份,有效回收率为97.7%(88)。其中,华东区(上海市)共回收684份有效问卷,华北区(北京市)共回收520份有效问卷,中南区(湖南省)共回收843份有效问卷,东北区(辽宁省、吉林省)共回收601份有效问卷,西南区(重庆市、贵州省)共回收708份有效问卷,西北区(陕西省、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共回收844份有效问卷。最后利用SPSS 17.0软件对数据进行定量分析。问卷录入和审核工作全部由受过专业训练的调查员承担,所有录入的数据尽可能做到准确无误。
(四)样本特征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调查”问卷首先设计了9道旨在采集被访者基本信息的背景题(Z01-Z09)。其内容主要涉及被访者的性别、实际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户口性质、职业、出国经历以及去年个人与家庭年收入总和。经过对4200份有效问卷基本信息变量的汇总,大致能够了解样本的基本特征。
1.性别结构
性别是最重要的人口学变量之一。在本次调查有效回收的4200份问卷中,性别变量共获取4176条有效信息(缺失24)。其中,女性人口共2162人,占总人口的51.8%;男性人口共2014人,占总人口的48.2%。经计算,样本群体的男女性别比为93.15∶100,女性比例高于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官方资料(男女性别比为104.9∶100)(89)。其原因可能在于农村样本中女性比例偏高以及在城市样本的职业群体中愿意参与调查的女性比例较高(例如服务业人员、退休人员、普通办事人员以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公众团体的领导干部)。
表1-2 被访者的性别
资料来源:2013年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调查研究数据库。
2. 年龄结构
年龄作为人口统计的基本变量,是可能对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状况产生区分和影响的重要自变量。在本次调查有效回收的4200份问卷中,年龄变量共获取到4042条有效信息(缺失158)。为了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年龄分段以及与2005年“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研究”的年龄分段一致,我们将连续型的年龄数据进行了5岁一个档的分组。本次调查被访者最小年龄16岁,最大年龄92岁,平均年龄为37.5岁。通过计算年龄变量的离散程度可以发现,年龄变量(未分组)的样本标准差(90)为14.2,大部分被访者的年龄集中在37.5±14.2岁的年龄区间中。根据图1-2和表1-3显示,本次调查被访者的年龄结构以青壮年人口居多,16-59岁的人数占到总人数的87.4%,这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15-59岁的比例占到总人口70.1%(91)的比重较为相似。而本次调查中60岁及以上的比例占总人数的比例(8.8%)低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13.3%)。可能的原因是:(1)本次调查的被访者中在职工作人员的比例较高,城市退休人员的比重偏少。(2)在实际的调查过程中,老年人口的调查难度和限制较大,特别是农村的老年人口。
图1-1 被访者年龄
表1-3 被访者的年龄分组
资料来源:2013年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调查研究数据库。
3. 受教育程度
受教育水平同样是人口统计的基础变量之一,也可能是造成不同群体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化样式等方面产生差异的重要变量。在本次调查有效回收的4200份问卷中,受教育程度变量共获取到4179条有效信息(缺失21)。表1-4显示,本次调查的被访者总体受教育程度较高,接受过大专以及本科教育的人数最多,占总人数的45.4%;接受过初中、中专以及高中程度中学教育的人口次之,占总人数的37.7%;而接受过小学及以下教育的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数以及接受过硕士及以上的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数相对较少,分别占总人数的9.2%和7.7%。与官方数据相比,本次调查中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口比例为53.1%,远远高出201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同一比例(9.5%)(92)。这可能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有关:(1)统计口径的不同。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调查提供了16岁及以上的人口的教育水平分组,而人口普查的数据提供的是6岁及以上人口的教育水平分组,而6—15岁义务教育的主要对象,将6—15岁纳入统计势必会减少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比重。(2)本次调查中,被访者整体较高的受教育程度、较为年轻化的年龄结构以及非农业户口比重较大的户籍分布与整体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统计结果密切相关。
表1-4 受教育程度
资料来源:2013年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调查研究数据库。
4. 婚姻状况
在本次调查有效回收的4200份问卷中,婚姻状况变量共获取4174条有效信息(缺失26)。从表1-5中可知,本次调查被访者的婚姻状况以已婚者最多,占总人数的66.5%,未婚者次之(30.4%),而再婚、分居、离婚、丧偶的被调查者相对较少。与2005年“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研究的相关数据相比,其被访者在婚姻现状上的分布与本次调查较为相似。2005年相关数据显示:已婚的被访者人数占69.3%;未婚人数占27.3%;离婚和丧偶的人数相对较少,各占1.8%和1.6%。(93)
表1-5 被访者的婚姻状况
资料来源:2013年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调查研究数据库。
5. 户籍归属
根据表1-6,在涉及被访者户口类型的问题中,共获取4170条有效回答(缺失30),其中非农业户口2599人,占总人数的62.3%;农业户口1559人,占总人数的37.4%;其他类别的户口性质主要涉及学生的集体户口。与官方数据相比,本次调查中非农业户口样本所占样本总体的比例远远高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的同一比例(29.1%)(94)。其主要原因在于:(1)本次调查在农村的抽样调查点多属于近郊地区,例如陕西和重庆,造成虽然调查地点在农村,但近郊农民(被访者)的户籍随着城市化和市民化进程的加快已经发生转变;(2)本次调查设计了大约20%的流动人口,而这些流动人口的调查大多数是在城市中完成的,而在城市中进行随机抽样调查的20%的流动人口中,部分实际上是非农业户籍人口;(3)由于调查人力、物力、财力的诸多限制,一些调查区域在实际调查中未能完全按照样本的配额进行问卷数量的发放,非农业户口的样本比重过大,例如上海、北京、重庆。当然,从课题研究的角度来说,我们也希望具有较多的城市样本,以便展开必要的比较分析。
表1-6 被访者的户口类型
资料来源:2013年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调查研究数据库。
6. 职业类别
在本次调查有效回收的4200份问卷中,职业类别变量共获取到4144条有效信息(缺失56)。如图1-3所示,本次调查问卷设计中的17大类职业分类皆有所归属,分布较为分散,其中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公众团体领导干部(15.3%)(95)、农业劳动者(8.6%)、服务业人员(8.3%)、在校学生(8.2%)、专业技术人员(8.2%)、普通办事人员(7.6%)以及无工作人员(7.3%)的职业类型比重较大,而相比起来企业内部高层管理人员(0.8%)以及农业经营大户(0.2%)的样本比重较少。除此之外,还有82人次选择“其他”类别的职业,主要涉及社区工作者、专业社工等公益性的服务岗位以及军人、军队干部等职业类型。
图1-2 被访者职业构成
由于本次调查中职业的分类与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中的职业类型划分(20大行业类型划分)的统计口径不同,所以难以在整体的职业结构上与官方数据加以比较,不过与2005年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的职业分类较为相似。通过对两次调查中职业分布状况的对比,可以发现:从事农林牧副渔业者、专门技术人员、普通办事人员以及在校学生在两次调查中的样本比例都较高。较为不同的是,本次调查中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公众团体领导干部的比重以及无工作者的比重明显高于2005年的调查数据(96),原因在于样本在进行地区和城乡数量配额的同时,未在职业类型上,也难以在职业类型上进行配额,因此在最后样本数据的职业分布上会呈现差异性的分布结果。
7.出国经历
个体的精神文化生活状况必然与其所处的诸多外在环境密切相关,而个体的出国经历是判断其外在环境和经验来源的重要指标。在本次调查有效回收的4200份问卷中,被访者是否有出国经历变量共获取4161条有效信息(缺失39)。如图1-4所示,被访者中88.3%的人未有过出国经历,11.7%的人有过出国经历。这意味着从整体比例上来看,中国人大规模的国际流动并非现实,但如果单纯从数量上来说,由于中国人口基础庞大,国际流动的人数非常大。同时,这也意味着中国社会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受到的异国文化的影响,既可能是文化间接传播的结果,也可能直接来自中国人的亲身经验。不过,本次调查中11.7%的比例可能偏高于总体的实际情况,在本次调查中样本年轻化的年龄结构、偏重于非农业户口的户籍分布以及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可能是影响这一数据偏高的重要原因。
图1-3 被访者是否有出国经历
8. 收入状况
在考察中国社会大众的收入水平的问题上,问卷设计了针对个人收入状况以及家庭收入状况的自填式问题来测量被访者的收入情况。在“您去年一年的收入情况”变量中,课题组共收集到3554条有效数据(缺失646)。为了让上年个人收入情况的测量更具有科学性和比对意义,我们在确定个人收入分段的参考点上选取了4个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数据并作了适当提升的整数化处理。其中,课题组参考了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几个数据,它们分别是:2012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6977.3元、2012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21809.8元、2012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41799元以及在《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试行)的通知》(国税发〔2006〕162号)中需要自行申报纳税个人年收入标准12万元。在“您家庭去年一年的收入情况”变量中,课题组共收集到3512条有效数据(缺失688)。同样地,我们在参考家庭人均收入参考点的基础上,通过分别乘以城乡家庭每户平均家庭人口(97)并进行整数化处理后而获得年度家庭总收入的分段参考点。
表1-7 2012年一年的个人总收入
资料来源:2013年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调查研究数据库。
表1-8 2012年一年家庭总收入
资料来源:2013年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调查研究数据库。
(1) 童世骏主编:《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研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丛书之一),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2)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研究》课题组:《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研究》报告,2007年3月印,第一章第5节“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研究的方法论思考”,见该研究报告第35—41页。
(3) 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5页。
(4) 在2017年10月习近平所作中共十九大报告中,“精神文化”一词只以“精神文化产品”的形式出现一次:“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
(5)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
(6)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7) 冯契:《论单一、特殊和一般》,《冯契文集》(增订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8—149页。
(8)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3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10) [德]尼采:《快乐的科学》,黄明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9—210页。
(11) [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8页。
(12) [加拿大]查尔斯·泰勒:《凡俗时代》,张容男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3—6页。
(13) 童世骏主编:《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4页。
(14) 童世骏主编:《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32页。
(15) 李希如:《人口总量平稳增长 城镇化水平稳步提高》,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901/t20190123_1646380.html,2019年1月23日。
(16) [美]埃里希·弗洛姆:《占有还是生存——一个新社会的精神基础》,关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97页。Erich Fromm(1997)To Have or To Be, Continuum,New York,London,74:“In nonalienated activity,I experience myself as the subject of my activity. Non-alienated activity is a process of giving birth to something,of producing something and remaining related to what I produce. This also implies that my activity is a manifestation of my powers,that I and my activity and the result of my activity are one. I call this non-alienated activity productive activity.”
(17)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8页。
(18)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2页。
(19) 毛泽东:《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3页。
(20) 毛泽东:《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57页。
(21) 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页。
(22) 潘世伟等:《中国模式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4—5页。
(23) 潘世伟等:《中国模式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5—6页。
(24) 童世骏:《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25) 张文明:《学历高的人生活满意度越差——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状况大型调查》(上),《人民论坛》2007年第7期。
(26) 张文明:《50%以上的人相信个人努力可以改变命运——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状况大型调查(下)》,《人民论坛》2007年第8期。
(27) 江传月、郑永廷:《论当前我国社会价值观的偏差及其矫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1年第1期。
(28) 郑永廷、罗姗:《当代社会精神文化的发展与价值彰显——努力建设健康的精神文化环境与精神家园》,《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0年第1期。
(29) 郑永廷、张雅琴:《我国社会流动境遇中的价值诉求、冲突和方向》,《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30) 《当前精神生活领域的问题及对策》,《光明日报》2000年1月14日。
(31) 张慧君、方杲、侯治水:《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精神生活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长春出版社2011年版。
(32) 杨绪忠:《人的精神生活质量的指标体系研究》,《上海统计》2002年第10期。
(33) 廖小琴:《精神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研究》,《学术交流》2005年第12期。
(34) 廖小琴:《略论人的精神生活的和谐发展》,《前沿》2005年第6期。
(35) 廖小琴:《当前我国人民精神生活的矛盾及其调适》,《学习党建与思想教育》2009年第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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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王秀敏、张梅:《现代人精神生活质量内涵的理性阐释》,《理论与改革》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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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湖南省委宣传部、湖南省统计局联合调查组:《新阶段 新期待 “十二五”时期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调查》,《新湘评论》201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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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陈赟:《世俗化与精神生活的现代分化》,《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5期。
(59) 陈赟:《虚无主义、诸神之争与价值的僭政——现代精神生活的困境》,《人文杂志》2007年第1期,第9—15页。
(60) 陈赟:《世俗化与现时代的精神生活》,《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61) 雷启立、孙蔷:《在呈现中建构——传媒文化与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研究》,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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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熊光清:《外来文化对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影响》,《学习论坛》200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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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代俊兰、史艳红:《当代中国农民精神生活质量解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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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刘志伟、费美娟、孙金荣:《2006年山东省农民精神文化生活调查和需求预测》,《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73) 裴树元:《吉安市农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现状调查研究》,《新余高专学报》2007年第2期。
(74) 刘芝艳:《农民精神文化生活亟待小康——关于湖北省农村精神文化生活现状的调查报告》,《当代经理人》2006年第17期。
(75) 韩文:《青海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调查报告》,《青海统计》2007年第2期。
(76) 谭迎春:《新时期农民精神生活现状调查——以湖南省涟源市为例》,《企业导报》2010年第3期。
(77) 何晓红:《挣扎与弥补: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的关怀体系》,《中国青年研究》2010年第9期。
(78) 刘影:《城市社区居民心理健康和精神文化生活现状研究》,漳州师范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79) 安海娟、陈艳秋、刘腾飞:《社会转型期大学生精神生活的现状调查及分析——以河北省部分高校个案为例》,《黑龙江高教研究》2010年第2期。
(80) 安海娟、王宏:《当前大学生精神生活质量论述》,《教育与职业》2010年第15期。
(81) 葛操:《当代大学生精神生活现状的调查》,《河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82) Min Lin,Maria Galikowski(1999)The Search for Modernity: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Cultural Discourse in the Post-Mao Era.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
(83) Gloria Davies (Ed.)(2001)Voicing Concerns:Contemporary Chinese Critical Inquiry. Rowman & Littlefield.
(84) Michael Dutton(1998)Cambridge Modern China Series:Streetlife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85) Perry Link,Richard Madsen,Paul Pickowicz(2002)Popular China:Unofficial Culture in a Globalizing Society. Rowman & Littlefield.
(86) Yang M. Meihui. “Ritual Economy and Rural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in D.Held and H. Moore (eds)(2007)Cultural Politics in a Global Age:Uncertainty,Solidarity and Innovation. Oxford:Oneworld Publication,216—223.
(87) 作为最高一级地方行政区域,目前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本次调查中的省级行政单位主要包括省和直辖市。
(88) 此处,97.7%的有效回收率是指有效问卷的回收率,而非单个问题回答的有效率,单个问题的有效回答率因问题的不同而不同。值得说明的是,本次调查较高的有效回收率(97.7%)与本次调查的问卷发放方式有关。为了保证问卷填答的有效率和真实性,本次调查主要依靠访问员一对一的结构式访谈完成,调查访问员全部由华东师范大学的在读学生组成,包括研究生和本科生。实地调查开展前,课题组对问卷中的核心概念、抽象概念进行了统一的界定,以保证访问员提问时进行概念解释的统一性。
(89) 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参见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编:《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上册,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版。
(90) 样本标准差(Standard Deviation; Std Dev)是表示变量取回距离均值的平均离散程度的统计量。样本标准差值越大,说明变量值之间的差异越大。本次调查中,年龄的样本标准差为14.2,这意味着年龄变量具有一定的离散度。
(91)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fx/jdfx/t20110428_402722253.htm。
(92) 根据201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全国6岁及以上人口1242546122人中,未上过学的人口为62136405人;小学程度受教育水平的人口357211733人;初中程度受教育水平的人口518176222人;高中程度受教育水平的人口186646865人;大学专科受教育水平的人口68610519人,大学本科受教育水平的人口45625793人;研究生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4138585人。经计算,接受过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数约占6岁及以上总人数的9.5%。参见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编:《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上册,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版。
(93) 参见童世骏等:《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
(94)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农业户口人口934707073人,非农业户口人口384339361人,非农业户口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9.14%。参见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编:《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上册,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版。
(95) 此处的百分比取自统计表的输出结果。在使用软件统计时,表格输出中有效百分比的小数点位数(小数点后一位)与制图中不同(小数点后两位)。
(96) 2005年当代中国人精神文化生活调查中,职业分布频次较高的职业分别是:从事农林牧副渔者(18.6%)、专门的技术人员(12.4%)、营业人员(12.2%)、普通办事人员(12.0%)以及学生(11.7%)。参见童世骏等:《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页。
(97) 根据2011年全国抽样调查的相关数据,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户家庭人口为2.9人,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户常住人口(是指全年经常在家或者在家居住6个月以上,经济与生活与本户连在一起的人口)为3.9人。参见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data.stats.gov.cn/workspace/index?a=q&type=global&dbcode=hgnd&m=hgnd&dimension=zb&code=A030102®ion=000000&time=2011,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