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龙”地脉

地处西陲的秦国在烽烟四起的战国初期仅仅是一个弱小国家，秦国 能以最初的弱国之势逐渐成为战国七雄之一，最后扫平六雄一统中国，实在是千古骄人之绩。作为“凤鸟氏”的后裔，秦王嬴政能够开国立基、步步登高，这除了他个人的胆识谋略外，还与他血脉中暗含的“真龙之命”有着冥冥的契合。所谓的“真龙之命”无不是得益于风水宝地的孕养，所以在历代堪舆家看来，断知一个家族是否有“真龙”或一个人是否有“龙命”，必须细细地考察其家族的生存迁徙之地是不是风水宝地，也就是能否在这块宝地上发现“龙脉”。

秦王嬴政之父吕不韦虽然是韩国的阳翟（今河南禹州）人，但却常年在赵国的都城邯郸经商，邯郸对吕不韦而言是他一生的转折之地。吕不韦正是在邯郸这块宝地遇见秦庄襄王的，一个商人由此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邯郸就像一片丰盈之水，载吕不韦渡到他欲到达的对岸，从而使其登堂入庭，位极人臣，成为一代名相。邯郸的山川水势在默默中孕养了吕不韦，而吕不韦的后代嬴政也在传承中受用了这种孕养。从堪舆角度而言，可以说邯郸的山川地脉是秦始皇“真龙之命”的源头。既然邯郸孕育了秦始皇这条“真龙”，那邯郸必是风水宝地，为什么说邯郸是风水宝地呢？邯郸一地究竟有怎样的灵妙之气呢？即使是不了解堪舆术的人，在未进入邯郸之前，也会感受到邯郸所处地域的山水灵妙。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邯郸西依太行山，巍峨的太行山云雾缭绕、山峦起伏，使得远路而来的过客还未一见邯郸真面目，就先被太行山雄伟的气势所震撼。古代的堪舆大师将中国的山川走势共分为北、中、南三条“巨龙”，太行山就属泱泱“北龙”大支中的一支。邯郸得太行山巍巍之势的烘托，自然龙气腾腾。

太行山西有吕梁山，北有五台山，南临黄河，其逶迤连绵的走势大致呈南北方向，虽然它自东北方向有些略略向西南方向倾斜，但基本走势还是在南北范围内伸展。太行山延至邻近黄河的沁阳之后，骤然西转，中途经过小有名望的王屋山后，直抵崤华。太行山群山成势，峡谷幽深，浓荫蔽日、绿浪滔天，悬崖峭壁处处横生，山石千奇百怪，瀑布如银河落天。沿着五指峡、龙泉峡、王莽峡此三大峡谷行进，可饱览黑龙潭、十八盘、青龙潭等绝世风光。太行山真气聚拢，尽自峥嵘。说其青山叠翠，不足以显其色；说其峰峦高耸，不足以显其峻，它云雾笼罩，苍山似海，林澜壮阔。峡谷曲折委婉，奇峰扑面皆是，其独特的山姿好像一条巨龙奔腾在天地之间，气势磅礴，在漠漠风尘中极尽缱绻。

巍巍太行，不仅群山成势，而且得众水之丰，众水之一的沁河就美丽卓绝地奔腾于太行地域。沁河发源于现在的山西平遥县黑城村，它从森碧的村落中清澈地由北至南而流，蜿蜒而秀巧地一脉前行。沁河自此村而行，流过河源至安泽飞岭的一段河道后，沁河的水流便陡然深险起来，在护泽河口至五龙口一段河道处，水流湍急阔大，直切巍巍太行山，在数百米宽的峡谷间急急穿行。水流两岸，悬崖峭壁如刀削一般林立。在此可以看见最大的山泉马山泉，马山泉水甘且冽，水珠飞溅，如闪闪珍珠。从五龙口至沁河口，水流就到达了阳翟的冲积平原，此为沁河的下游河段，此段在北金村附近迎收了最大的支流丹河。沁河最后于现在的河南武陟县向南入黄河。在沁河的全部流程中，沁河两岸都由起伏的山岭护持，山色清奇，繁茂的林间野花点点，幽香漫山遍坡，使得沁河平添了几许神韵。太行山广大的地域内，除沁河以外，还有不计其数大大小小河流经此长流不息，这些河流在汲取了足够的太行山精气之后，惬然而过，使连绵的太行山山丰水奇。

雄壮丰美的太行山是充满慷慨悲歌的燕赵之地的最西界，燕赵地域在当年时南临黄河，东拒大海，西枕太行，北望燕山。燕赵之地自晋国时期开始，时人即剽悍勇猛。后来，赵武灵王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一番“胡化”变革，使得此风气日盛。燕赵之地不同于中原、关陇，也有别于齐鲁、江南，它独特的地域风情使得它由始至终升腾着悲壮的古韵。长河落日圆，大漠孤烟直，后世之人常以慷慨悲歌之语来回望那片沧桑之地。

燕赵之地自古之所以“慷慨悲歌”，是因为在春秋战国之后，原赵国的地域划为郡，赵地和燕地由于都近边，且都有尚武之特点，所以赵地和燕地更趋一致，无论是在地域上，还是在文化上，都更趋向于一个整体。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描述沙丘、中山、邯郸时曾使用“悲歌忧慨”一语。《史记》、《战国策》等书也曾对此进行了以慷慨悲歌为特征的燕赵文化之述。

诗一样慷慨悲壮的燕赵之地造就了性情耿烈的燕赵之人。燕赵的男子顶天立地，燕赵的女子也“巾帼不让须眉”。战国初期，赵襄子欲杀代王，假请代王赴宴，乘其不备令人用铜斗致其于死地，并一举起兵吞并了代国。代王的夫人是赵襄子的姐姐，得知噩信，痛哭流涕道：“为了弟弟而轻慢丈夫，不仁；为了丈夫而怨恨弟弟，不义。”于是她磨笄自刺而死。如此仁厚刚烈的女子，感动了后世多少有情有义者的心。后来之人以涞源东北拒马河上游的马头山为磨笄山来悼念这位忠烈侠义的女子。

燕赵人不仅忠厚侠义，而且燕赵人多雄杰。赵国平原君赵胜是战国时期的名士，为名闻四方的战国四公子之一，其门下文武兼备的门客约二十余人，其他各有奇才的门客约数千人。赵国当时很有名望的将领廉颇、赵奢、李牧均名载史册，千古风流，而燕国的名将秦开在历史上也是赫赫有名。战国末期，燕昭王招贤纳士，在燕昭王及太子丹周围有许多智勇双全之士，如田光、乐毅、邹衍、剧辛、郭隗、苏秦、高渐离、秦舞阳、荆轲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这句流传千古的诗句写的就是后来奇士荆轲刺杀秦王之事。燕赵之地多侠客，其出产的兵器素有名声，在战国至汉以前这一段历史中，邯郸一直是著名的冶铁中心。荆轲刺秦王时，燕太子丹为一举成功，特为荆轲预求天下之利刃，后来以百金获赵人徐夫人匕首。燕太子丹获匕首后，让工匠在匕首上淬以毒药，以至于此匕首再刺于人，只见微痕，人即已亡。燕赵的人侠烈、兵器猛利，马也剽悍，燕赵的良马因此常以地名命名，称为“骥”、“驠”。

冶铁绝技使战国时期作为赵国都城的邯郸声名远扬。赵国是战国七雄中的霸主，除了冶铁之技以外，它还拥有其他更多的优势。并且在文化底蕴上，赵姓之人还拥有十分显赫悠久的历史。

秦国嬴姓，赵国也与秦国为同一祖先，原也姓嬴。直到造父时期才被改为赵姓。造父为周穆王御者，因御马有功，被封地赵城（今山西霍县南），由此造父一族改姓赵氏。西周末年，赵氏前往晋国事晋文侯。此后，赵氏中赵夙被晋献公封为耿邑（今山西河津）大夫。赵衰是赵夙之弟，赵衰跟随公子重耳在外流亡长达十九年之久，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十九年后，重耳得以回国即位成为春秋五霸中的第二个霸主，即晋文公。赵衰因功被封为原邑（今山西济源）大夫。赵盾、赵朔、赵武、赵鞅（即赵简子）等都是赵衰的子孙，他们世代都在晋国任卿大夫，与晋国国君建立了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而在当时，晋国的君臣又与北面的狄人有密切的姻亲关系。晋国是中国古代法家智慧的发源地，也是武勇任侠风尚的最初发源处，赵国的文化源出三晋，使得赵文化在战国时期就形成了武勇任侠的传统。

赵国最初的都城原不是邯郸，而是晋阳，赵衰的后代赵鞅曾被封于晋阳（今山西太原），三家分晋以后，晋阳成为赵国都城。赵献侯时期，将都城迁至中牟（今河南鹤壁西），赵敬侯元年（公元前386），又将都城迁至邯郸。

邯郸原为赵夙的后代赵午之封邑“邯郸午”。其历史悠远绵长，可追溯到七千余年前，那时候，邯郸的先民们活动在武安、磁山一带。到了殷商后期，邯郸成为商王朝的“离宫别馆”和京畿重地，一时间繁华兴盛铺天盖地而来。西周时代，邯郸属赵、魏之地。春秋时期，邯郸为卫、晋的主要城邑。赵敬侯将赵国都城迁至邯郸后，日月迁延，邯郸自此经过了八代国君，历经百年兴盛。作为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都城，邯郸以其繁荣之姿雄霸于黄河以北。以至于秦统一后，邯郸这块宝地被作为全国三十六郡之一的邯郸郡首府。

邯郸的繁荣与赵姓历史上的赵武灵王是直接相关的。赵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君主就是赵武灵王。赵武灵王是赵惠文王的父亲，有关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典故千年不衰。当年，赵国北有燕人，东有东胡，西有林胡、楼烦，邻国又是比较强大的秦、韩二国，中山国也虎视眈眈地踞腹心而视。烽烟迭起的战乱年代，没有强兵是无法立国的，而身穿长衣宽袍的将士们在沙场上因骑马不便，总是受制于敌。面对这种局面，赵武灵王果断地决定改穿胡人的短衣，变更服制，以胡服骑射教授将士。赵武灵王首先穿胡服上朝，并正式下达了改穿胡服的王令。改穿胡服后，赵武灵王雄心勃勃地说：“胡地、中山吾必有之！”不出数年，身着轻便胡服的赵国人果然在战场上大显身手，其疆土倍增，当时的赵国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雁门，并筑以长城，自阴山至高阙为深塞。后来赵惠文王受禅于赵武灵王，赵武灵王自号主父，专门统帅将士开边与胡人征战，并积极酝酿着从云中、九原袭击秦国之谋。

由于赵武灵王治国有方，国力大盛，所以邯郸城得以扩建。后世所发现的赵国邯郸城由王城和大北城两部分构成，其城址在现在的邯郸市区西部。此城中的王城呈品字形，由西城、东城、北城三城构成。赵王城指的是西城和东城，西城南部有一座土台为“龙台”，赵武灵王当年在此议事、阅兵。沿着“龙台”北行，可见又一座土台，赵武灵王曾居住于此。赵王城中无祖庙、社庙和大型的宫殿建筑，一切都很朴实素雅。其东城和北城是驻军和操练之所，其作用与燕国的下都武阳城正很相似。大北城是赵国真正的都城，中设宫城、祖庙、社庙等建筑。其西北面与灵山、铸箭炉、皇姑庙、插箭岭、王郎城相邻。在此城中，有一条牛首水流经城心，此水南是宫城，北是市场，水上架有一桥。通过此桥可在城内的中部和东部之间往来，许多炼铁、铸铜、烧陶、制骨、玉器等作坊遍布其间。当年的大北城隐居着后来历史上诸多忠肝侠胆之士。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平原君赵胜就居于此间，赵胜家有高楼，他的一位侍妾于楼上见一跛脚人蹒跚汲水，忍不住大笑，赵胜道：“不能爱色而贱士。”为此，赵胜杀了他的侍妾。唐代诗人高适曾在《邯郸少年行》中写道：“邯郸城南游侠子，自矜生长邯郸里。千场纵博家仍富，几度报仇身不死。宅中歌笑日纷纷，门外车马常如云。未知肝胆向谁是？令人却忆平原君。”魏国公子无忌在窃符救赵后，也曾在此大北城内居留。在邯郸城东北处有一座丛台，为赵武灵王所修建，据说当年赵国兵马极其强盛，赵武灵王登临丛台阅兵，赵国的武士盛服集于丛台之下，其雄壮之势在千年之后还遥及可闻。当时，此台可谓风采不凡，占尽风流。汉代刘劭在《赵都赋》中曾盛赞此台：“结云阁于南宇，立丛台于少阳。”

人生在世，草木一生，赵武灵王带着他一生的辉煌长眠于赵国的雄山厚土之下。在赵武灵王之后，赵惠文王秉承了先王之志继续开拓疆土，其国力日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全盛时期。当年的苏秦曾感慨地说：“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如赵强。赵西有常山，南有河漳，东有清河，北有燕国，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赵国如此全盛的局面与赵惠文王的知才善用是分不开，他先后任用了赵奢、廉颇等大将。“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在后世传为美谈。廉颇一生征战不断，先后南向魏战，东向齐战，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以忠肝义胆而名垂青史。

虽然日月更替、沧海桑田，但邯郸作为赵国之都，其豪侠尚武和靡费奢游之风仍久盛不衰。据史料记载，赵鞅在吞并邯郸时于晋阳幽禁了赵午。赵午有一家臣名叫涉宾，赵鞅命涉宾脱剑而入，涉宾不从，颇见其豪侠风骨，而赵鞅的家臣董安于也是豪侠忠烈之人。赵鞅吞并邯郸之举造成了与范氏、中行氏的之间的矛盾，董安于为保全赵鞅，一己承担罪责，道：“我死而晋国宁，赵氏定，还活着干什么？人谁不死，我死得已经太晚了。”言迄自缢而亡。到了赵鞅之子赵毋恤（即赵襄子）时代，大侠豫让又尽显豪情壮义。豫让是智伯荀瑶的家臣，赵毋恤与韩、魏三家合谋灭了荀瑶，并三分其地。豫让为了给荀瑶复仇，漆身吞炭，先后两次刺杀赵毋恤，使得被刺者赵毋恤都被感动，不禁喟叹而泣下。豫让侠骨柔肠，未杀赵毋恤，只示意性地剑击赵毋恤之衣服，而后伏剑自杀，赵地之侠义之风由此可见一斑。据《庄子》载，由于燕赵当时的侠风盛行，剑士均“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瞋目而语难。相击于前，上斩颈领，下决肝”。肺后世大诗人李白也在《侠客行》中咏叹了这种盛况：“赵客漫胡缨，吴钩霜雪明，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富庶游冶之风也和豪侠尚武之气一样融入了邯郸的传统之中。从战国一直到秦汉，邯郸始终是全国最繁华的都城之一。“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邯郸当年的奢靡繁华之情形与富庶的临淄、洛阳比肩而行。

司马迁曾说，邯郸的男子相聚则游戏，掘冢剽掠，作巧奸冶。邯郸男子的游冶举动一般有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蹴鞠、饮酒、狎妓等名目，其中以六博和狎妓最盛，这些名目虽与遗风有些传承关联，但主要还是由于当时邯郸的繁华所致。班固就曾在《两都赋》中说：“于是既富且庶，娱乐无疆，都人士女，殊异乎五方。游士拟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妾，乡曲豪俊游侠之雄连交合众，骋骛乎其中。” 当然，邯郸男子在六博和狎妓方面十分盛行的原因，除了历史遗风和社会繁荣之外，大概也受了燕赵之地勇武任侠传统的影响。

当时的邯郸女子多美貌，善鼓琴瑟，为倡优者不计其数。她们走起路来细香暗生，坐下来时娇柔百媚。由于赵国的女子很讲究装饰，所以不论苍头白发，还是青春妙龄，都挟带着鸣琴，曳掩着丝花长袖，踏穿着轻巧绣鞋，目光迷离，百媚自生。最为说明当时邯郸女子倡优之风繁盛的可从我国一代名医扁鹊行医中找到蛛丝马迹。据说扁鹊是位“全科”医生，每到一地视当地风俗而“挂牌”。洛阳为东周的国都，当地人尊老爱幼，所以扁鹊作“老人医”；邯郸多“贵妇”，扁鹊便为“带下医”，而邯郸所谓的“贵妇”实为倡优。她们浓妆艳抹，鼓瑟吹笙，应召游于过往诸侯的“后宫”，故不妨称为“贵妇”。“贵妇”多金，却多有不洁之疾，扁鹊为行医，所以在邯郸就为“带下医”了。司马迁认为邯郸这种风俗是自商纣王以来遗传下来的淫风。而后世也有人认为，燕太子丹为图报仇，不惜以宫女结士，无形中也助长了这种淫荡风气。不论是男子狎妓也好，还是女子倡优也罢，后世从中看到的只是当年邯郸一片无与伦比的繁盛之景而已。

当年吕不韦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中开始他一生转折的，他在邯郸纳能歌善舞、容貌姣美的赵姬为妾，并在邯郸将赵姬献给异人，深博异人信任，而当异人登基成为秦庄襄王以后，吕不韦能够一步登天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可以说，邯郸是吕不韦的“再生之地”，邯郸的山川厚土积天地之精气，经年成势，在恰当的玄机遭遇了吕不韦，并把他推向一生的巅峰，而后来的秦王嬴政正是得此势的血脉传承，经过若干年的沉积蓄养，最终在咸阳一飞冲天，开创千古帝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