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大学教育的变革之路

第一节 大学的由来及发展

一、大学之称由何而来

大学，又称普通高等学校，简称普通高校，是指由国家教育部或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含自治区、直辖市等）主管的实行高等教育的学校。中国最早的官办大学，可追溯至夏朝。《礼记·王制》曰：“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其中，上庠即为大学。《礼记·学记》云：“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可见，当时大学主要开设于官府之中，目的是为国家培养从政人才。后来，西周将教育体系分国学与乡学两类，而国学又分为大学与小学两级，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晚清。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王朝开始在长安设立太学，为中央最高学府，可称之为大学。此后，西晋设立国子学，与太学并立。隋朝设立国子寺，后改为国子监，并开始实行科举制度。唐代设“六学二馆”：六学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统属于国子监，前三学属于大学性质，后三学具有专科性质；二馆即门下省的弘文馆、东宫崇文馆，属于大学性质的贵胄学校。唐代经济繁荣、教育发达，外国留学生纷至沓来，形成“万国来朝”的空前盛况。可见国之兴盛与教育之繁荣有密切的联系。宋代教育制度仿效唐代，中央设立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广文馆，属于大学性质，统归国子监管辖。明朝以后仅设国子监。清朝承袭明之旧制，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止国子监，改设学部，随后中国千年科举制度废止，新学堂兴起。到清王朝晚期，满清政府已处风雨飘扬之中，列强环伺，内危外困。为求自强，1895年经光绪皇帝御准设立北洋大学堂，后1912年被国民政府更名为北洋大学校，1913年再次改称为国立北洋大学，标志着中国教育机构以“大学”之名开展高等教育的正式开始。

综上，中国的大学起源于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多以官办为主，并为政府所控制，带有很强的官方属性，其根本目的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所需人才，这一使命一直延续至今。

二、大学的使命和内涵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可以看出，大学并不只是有高楼，更重要的是人，而且大学是有其特殊内涵和使命的。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明确要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那么高等教育的内涵是什么呢？下面，我们不妨从大学的办学目的和使命、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政策变迁等方面来逐一解析。

首先，大学的办学目的和使命，就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所需人才，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和支撑。纪录片《大学之道》中，北洋大学堂的校长李树田在1933年开学典礼上明确阐述了大学之道，“大学的使命，绝非仅仅是校舍之堂皇，设备之宏丽，院系之遍设，学生之众多，决未尽大学使命之万一，大学应向人民提供新发明、新创造，还要提供能发明、能创造、能领袖群伦的一流人才”。可见，大学的首要和一贯使命就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所需的人才，这一使命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抑或是将来都是大学最重要的使命。随着时代的变迁、我国经济水平的发展和政治地位的提升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面临新的时代特征和新的社会需要。尽管国家对人才的需求发生了些许变化，除了会发明、会创造以及具备开放意识之外，还需要更多维的创新意识和国家意识，同时还要有参与全球治理以及服务全社会的积极意愿，但是，“教育强国”方针仍需要坚定地执行，为国家和社会培养高层次实用人才，为社会主义科技强国之路提供强而有力的人才支持和社会保障，从而更好地支撑国家发展的需要。

其次，从我国在高等教育方面的政策变迁中也可看出我国高等教育的内涵，始终坚持立德树人、以人为本，并发掘中国特色、自主探索的理想信念和坚定的决心。1995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的“211工程”正式启动，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的建设工程”。该工程，展示了中国政府为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集中中央和地方各方面的力量，为保证高等教育在教育质量、科学研究、管理水平及办学效益等方面有较大提高，在教育改革方面有明显进展的决心。1999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985”正式启动建设，该工程建设的初衷是为了实现现代化而建立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之后，2012年4月24日，教育部正式发布“2011计划”。该计划是以国家急需为根本出发点，决定以协同创新模式为合作纽带，在高校中建立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其核心目标是提升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的创新能力。2015年10月24日，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强调“坚持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以立德树人为根本”进行“双一流”建设。至此，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中国在高等教育发展方面，始终坚持着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面向世界，引领全球创新，坚持高标准、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同时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及坚定的决心。

最后，从经济全球化角度来看我国高等教育的内涵发展。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其经济学著作《世界是平的》一书中，谈到了包括网络、工作流软件以及外包、供应链的发展等十大因素，正在让世界变平。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手段的兴起，人与人、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都将因为网络及各类软件而变得更加便捷。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数字化经济正成为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从而使得知识与科技逐渐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基础，人力基本素质和技能将成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一大资本。而承载着培养高科技人才的大学，将成为知识需求与供给的纽带，从而成为一国竞争所不可缺少的部分。另外，随着各类网络和高科技软件的进一步发展，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将会更为便捷，知识的分享和获得将会更加容易，知识的更新与迭代将会更快，从而更快地推动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同时，作为高端人才供给地的大学，也将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以及全球化进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综上所述，我国高等教育的内涵，不仅要进行纵向比较，坚持立德树人，能够为国家、为社会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促进社会发展、引领文化方向，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满足一系列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要求而服务，同时坚持中国特色不断自主探索；还应当紧跟时代潮流，踊跃参与到全球竞争中，与世界各国的一流院校进行横向比较，从而成为具有全球吸引力、追求卓越、引领发展、参与全球治理的大学，并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提供支撑，从而服务国家发展战略进而推动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

三、大学的发展与变化

自恢复高考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大学数量急速增加，截至2019年6月15日，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有\1\288所（含独立学院257所）。从1999年开始，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毛入学率逐步提升。根据网络数据统计，1998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9.76%, 1999年，大学开始扩招，仅三年时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就达到了15%, 2002年，高等教育正式步入大众化阶段。到2012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30%。原本规划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015年达到36%; 2020年达到40%，没想到2016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就已经达到了42.7%，提前四年实现了40%的毛入学率目标。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48.1%。这么高的毛入学率表明，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完成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转型。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正式步入了大众教育的后期阶段。同时，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所发布的《全面振兴本科教育，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情况》，我国已经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且即将由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进入普及化阶段。

在关注高等教育数量方面发展的同时，国家和社会也开始更多地关注高等教育质量方面的发展。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要求，为此，2018年，我国高教司围绕内涵发展、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做了十件大事，分别是：召开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大力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评选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成立新一届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举办第四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印发“新时代高教40条”，狠抓本科教学秩序；制定“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召开第一次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发展工作座谈会。毫无疑问，这些大事形成了全面振兴本科教育的压倒性态势，引发了各地各高校的积极行动。

正所谓“质量为王、标准先行”。2018年1月30日，教育部发布我国高等教育领域首个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即《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以下简称《国标》）。该标准是我国教育部面向全国、全世界发布的第一个高等教育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与全世界重视人才培养质量的发展潮流相一致，对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等教育质量标准体系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从而实现了政府以标准来管理、高校以标准来办学、社会以标准来监督，用标准加强引导、加强建设、加强监管。其中，《国标》明确要求把握三大原则：第一，突出学生中心。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潜能，创新形式、改革教法、强化实践，推动本科教学从“教得好”向“学得好”转变。第二，突出产出导向。主动对接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科学合理设定人才培养目标，完善人才培养方案，优化课程设置，更新教学内容，切实提高人才培养的目标达成度、社会适应度、条件保障度、质保有效度和结果满意度。第三，突出持续改进。强调做好教学工作要建立学校质量保障体系，要把常态监测与定期评估有机结合，及时评价、及时反馈、持续改进，推动教育质量不断提升。同时，《国标》有三大特点：一是既有“规矩”又有“空间”。这是指既对各专业类提出统一要求、保证基本质量，又为各校各专业人才培养特色发展留出足够的拓展空间，形象地说，就是“保底不封顶”。二是既有“底线”又有“目标”。这是指既对各专业类提出教学基本要求，兜底线、保合格，同时又对提升质量提出前瞻性要求，也就是追求卓越。三是既有“定性”又有“定量”。这是指既对各专业类标准提出定性要求，同时又包含必要的量化指标。《国标》还明确了各专业类的内涵、学科基础、人才培养方向等，对适用专业范围、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师资队伍、教学条件、质量保障体系建设都做了明确要求，特别对各专业类师资队伍数量和结构、教师学科专业背景和水平、教师教学发展条件等提出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要求。同时，《国标》还明确了各专业类的基本办学条件、基本信息资源、教学经费投入等要求，还列出了各专业类知识体系和核心课程体系建议。因此，可以说，《国标》对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改革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同时，我国教育部在2019年4月29日启动实施的“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更是为加快高水平本科教育的建设实现了“单兵作战”向“集体发力”的转变。该计划不是单一的改革项目，而是对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制的综合改革，是对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重新定位和全面提升。该计划表明，2019—2021年，教育部将面向所有高校、所有专业，全面实施一流专业建设“双万计划”、一流课程建设“双万计划”、建设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一流基地。因此，相比“六卓越一拔尖”计划1.0的“试验田”的性质，计划2.0则是新时代高校全面落实“两个根本”、实施综合改革的“大田耕作”。根据“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我国将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以点带面、点面结合，引导高校全面优化专业结构，深化专业综合改革，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潜能，让学生忙起来、让教学活起来、让管理严起来，全面振兴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在全国高校掀起一场“质量革命”，形成覆盖高等教育全领域的“质量中国”品牌，全面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上述均表明，我国高等教育已经由数量扩张全面转向内涵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