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年社教工作的锤炼

从1963年秋至1966年夏，全国城乡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为“社教运动”，又称“四清”运动。“四清”运动，前承三年困难时期，后接“文化大革命”。本人有幸三次参加社教运动。

社教运动基本方式，是上级派出“四清”工作队进驻公社、大队，以贫下中农为可靠的阶级基础，扎根串连，访贫问苦。工作队员与农户同吃、同住、同劳动，俗称“三同”。先是小“四清”：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是大“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和清思想。因为我是会计辅导员，懂业务，政治上又过得了关，自然就被选进泰兴“四清”工作队。

1963年7月，我所在的“四清”工作队进驻珊瑚区周巷小公社，我分在周巷大队8队，蹲点四五个月。泰兴县委党校副校长江东任队长，戴砚成任副队长。周巷是市委原副书记丁俊先的家乡。当时，丁俊先任周巷的团支部书记，还没有被推荐去上大学。刚开始搞“四清”，主要是清经济，整顿财务，还有开展教育、健全大队班子。清经济的对象是大小队干部，几乎是人人过关。基层干部称这次运动，是“零刀子割肉，算总退钱”。也有的说“吃的是砖头瓦块，屙的是土地庙子”。这些话一语中的。就是把基层干部平时多吃多占的，一点一滴地累积起来算总账，进行退赔。有的地方大小队干部普遍不接受，就采取硬压、硬挤的办法，数字出来了，思想问题不解决，结果与工作队“顶牛”，运动搞不下去。我们队由于执行政策较好，工作也比较扎实，运动中始终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干部的一般问题，实事求是，以教育为主，让干部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对有经济问题的干部，先退款后批判，再留下个别谈话，给予希望，以避免发生其他意外。所以整个运动搞得比较稳妥，没有出现乱批乱斗干部、逼死人命的现象。

“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1964年春，我到古溪区九成小公社参加社教工作，住在刁九南家。在蒋华区，我住在蒋繁生家。这些老房东都是贫下中农出身，日子过得非常艰苦，但忠诚老实，为人厚道。有一次，我母亲带着孙子红卫到刁家网看我，刁九南全家非常客气，把他们祖孙俩当亲戚招待。他母亲拿出最好的被子给祖孙俩盖，还和我母亲结成姐妹。母亲直到去世前，还念叨着，要我关心关心刁家。此后，我也曾去过刁九南家，至今还与其保持着联系。那一年，“农业学大寨”运动兴起，大寨人“藐视困难，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坚强意志；以国为怀，顾全大局的高尚风格”深深地感动着每个人，激励着我们投身战天斗地、改天换地的革命建设热潮。

1964年12月，江苏省委成立城乡社教工作办公室，省委副书记、省长惠浴宇负责社教工作，各专区成立社教工作团，书记任团长。我被抽调进入省社教队伍，在扬州水利学校参加了为期两个月的集中培训。集训一是学习“双十条”，“反右倾”，“放包袱”；二是三报四查，报家庭出身、报工作简历、报存在问题，查思想、查阶级、查立场、查作风，划清阶级界限。通过学习和审查的人方能参加社教工作，泰兴800多人参加集训，没能通过的不少于100人。记得集训最后一天，我们八九百人排队站在学校操场上，冻得瑟瑟发抖，心里还担心着能不能被选上，每个人都竖起耳朵听着。结果是点到名的参加，点不到名的就只能留下。集训后，不顾天寒地冻，工作团团长丁广发（当时任泰兴县副县长）即带领我们奔赴句容县太平公社。正是这一段经历，让我初识恩师刘景良同志，当时刘景良任太平公社党委书记。这一次社教工作，纪律规定得非常严格：一是集体生活，住集体宿舍，谁也不得特殊；二是与群众一视同仁，一个标准，谁也不得吃小灶。那时，江南的条件也是异常艰苦。说是集体宿舍，其实也不过是极其简陋的平房；吃的是集体伙食，其实跟农民没什么两样。我的任务是查太平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账，帮助培训会计，干的是老本行。为了对社教工作负责、对大队干部负责，既要内查，又要外调。有一次，我去句容粮食局调查核实一个大队的账目，在粮食局食堂被“硬劝”吃了两个肉圆。结果还被粮食局的人举报，说工作队员怎样怎样，最后自然被队领导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1965年，我回到扬州，参加新的社教工作队，先后参加邗江县李典公社、酒典公社的社教工作，每次都是6个月时间。最后一批在高邮县东墩公社东墩大队，戴伦任队长。我的工作，自然还是重复着查账，为配好大队班子、选好接班人提供基本依据。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工作队纷纷撤出。那时，我因患伤寒病在高邮人民医院治疗，刚刚出院。为防止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无理取闹，不让我们工作队撤走，当天晚上，当地老百姓冒着鹅毛大雪用船送我们离开东墩。后来在泰兴高港匆忙开了一个简短的工作总结会，大家就各自回到原来的工作所在地。虽然在东墩时间不长，但是我们与当地社员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我们离开时，前来送别的社员几乎个个泪流满面，依依不舍，其情其景，令人难忘。

1963—1966年，四年四个地方的社教工作，我们经受了“三同”考验。在农民家搭伙吃饭，我们一个月只有配给的2斤大米，常常是一日三餐都是山芋当饱，老百姓形容“早上动手拿，中午斜对斜，晚上还是它”。记得到邗江李典，第一顿饭就给我们一个下马威。吃的是米饼，一口咬下去，感觉满嘴都是沙子，怎么回事？原来是稻子直接碾成粉，做成的米糠饼。大家面面相觑，“刷”地一下看着我，我毫不犹豫地把头向后一甩，意思是“吃”！不吃太饿，吃了拉不出来，真痛苦啊！吃山芋要连皮吃，因为农民连皮吃，我们就不能去皮吃，去了皮农民会心疼的。大部分时间，我们是自带行李分散住在农民家，睡的床摇摇晃晃，一动便“吱呀吱呀”地响，又没有垫的东西，半夜冻醒是常有的事。劳动，是真正参加劳动，不是做样子。再忙，我们都要腾出时间参加劳动，农民干的农活，我们没有不会干的。我大冬天经常干得流汗湿透内衣，甚至连背部的棉衣也湿了。湿成这个样子也无法洗澡。工作组到生产队开会，会前，男男女女往往不约而同地把衣服脱下来集体捉虱子。那种情景，是我们的后人无法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