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大学生活

第一节　波恩大学

1864年9月7日，浦福塔中学举行了毕业典礼，之后，尼采与多伊生在波恩大学入学前一起度过了五个星期。二人先在瑙姆堡逗留了两个星期，而后他们慢慢向波恩方向旅行，多伊生的家在波恩。二人到波恩大学之前，先在三个地方短暂逗留，首先在埃尔伯费尔德（Elberfeld），靠近莱茵河，尼采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德国的天主教世界。之后在科里希沃特（Königswater），离波恩几公里远。然后在上德赖斯（Oberdreis），多伊生父母的家在那里，二人在多伊生父母家停留了较长时间。

1864年10月，尼采进入波恩大学，1864年至1865年冬季学期，尼采在波恩大学起初注册的是神学与语言学，其实他刚开始只想注册语言学专业，但为了让他母亲高兴，也注册了神学。(1)在这一学期，尼采读了大卫·施特劳斯的《耶稣传》。施特劳斯27岁撰写《耶稣传》，对《新约》的来源提出批判，尼采读到《耶稣传》后，加深了对基督教信仰的怀疑，过了一个学期便停止了对神学的学习。1865年的夏季，尼采跟随里奇尔（Friedrich Ritschl, 1806—1876）与雅恩（Otto Jahn, 1813—1869）专攻古典语言学，雅恩也是浦福塔的校友。1865年，雅恩私下想聘绍普（Hermann Sauppe, 1809—1893），致使里奇尔与雅恩发生矛盾，里奇尔决定到莱比锡大学任教。1865至1866冬季学期，尼采跟随里奇尔到了莱比锡大学。尼采当时对雅恩也很尊敬，但认为在里奇尔与雅恩之间，里奇尔更杰出一些。当然，雅恩的音乐品位属于严格的古典主义，他是反瓦格纳分子，尼采后来与雅恩拉开了距离。

尼采在波恩大学一年的时间，加入了波恩大学的学生兄弟会法兰克尼亚（Franconian）。学生兄弟会是当时德国学生的主要生活形式，在1815年由反拿破仑解放战争回来的年轻德国人创立，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的、自由的德国。到1860年，学生兄弟会已经退化为只是社交联谊会，专心于啤酒与决斗，后者需要留下决斗的伤疤，但成员一般还是有一个严肃、潜在的目的的，为将来在工业与政治领域的事业建立联系。尼采自己参加这个兄弟会并没有希望建立未来的关系网，他没有这样的野心，尼采赞赏兄弟会最初的目的，但知道兄弟会已经退化为饮酒的社交团体。兄弟会沉溺于过量的饮酒、抽烟、粗暴的行动、借债度日的生活。尼采在一段时间也沉溺于啤酒唯物主义，(2)他逐渐厌倦了兄弟会过于庸俗的精神，不过，他希望将其引向更加精神化的方向。(3)尼采以后对酒与香烟的厌恶与这段经历有关。这段时期，尼采反对莱茵区偏执的天主教，反对耶稣会在大学的影响，因为耶稣会想在大学根除新教，尼采当时不是无神论者，出于对新教的情感，他参加了古斯塔夫·阿道弗斯（Gustav Adolphus）协会，一个反天主教的离散的新教徒社团。(4)

尼采在波恩大学的这一时期对音乐倾注了很大的热情，经常在波恩与科隆听音乐会，还创作了一些重要的音乐作品。1864年冬季，尼采主要研究舒曼，特别是舒曼的《曼弗雷德》，这是尼采的姑妈罗莎莉送给他的圣诞礼物，同时他还听了舒曼不少的音乐作品。在舒曼的影响下，尼采在这一期间写了8首钢琴小品，是给诗人夏米索与裴多菲的诗歌配的曲，具体情况为：夏米索的《愉快与欣喜》《暴风雨》及《小孩握着熄灭的蜡烛》；裴多菲的《致所有的不朽》《已凋谢的》《她招手与鞠躬》《小夜曲》及《终曲》；无疑，这8首钢琴曲全带有舒曼音乐的特色。尼采把这些作品寄给家人作为圣诞礼物。

1864年12月20日，尼采给母亲与伊丽莎白写信：“亲爱的妈妈与莉奇，我希望你们圣诞夜之前不要打开包裹，如此你们也许能有一个小的惊喜，但也许仅仅是个失望。我请你们做的就是不要期待太大。我给你们的是我能做到的最好的，但这并不多。你们至少可以赞赏我花在作品上面的苦心与辛劳。在创作时我时常想到你们，我只是渴望与你们在一起，见证它给你们带来的快乐。‘但是，这些甜蜜的想法甚至消除了我的疲劳，在我辛劳时，最忙最不忙。’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中的斐迪南这样说，由此我说：消除疲劳与辛劳的快乐！我将送给你们的，是我自己的一部分——我在其中看到了我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在这礼物的外面夹上了我的剪影，如此你们也许想把它握在手中，可以时常这样做。你们已经觉察到我带有一些虚荣心谈到我的少许作品，可是，如果它不能令你们高兴，那就完全失败了。”(5)尼采对自己的这些钢琴作品看得比较重，但对写得怎么样并不自信。尼采的这些音乐作品现在一般被看作业余水平，但能够从中感受他的性格与精神气质。尼采的这些作品具有舒曼的风格，也有一些后来马勒音乐的特点，但看不到瓦格纳音乐的特质。

尼采在波恩大学的第一学期读了大卫·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在1865年3月至4月间写过一个笔记《关于〈耶稣传〉》，其中有这样的分析：“对这个事件进行历史批评不能没有前提条件。神与世界的关系对研究者必须有确定的视图展示出来。接着的问题是，到底拒绝还是接受神迹概念。信仰的看法是，神有权作为世界的生活根基与监护人，的确是强制性的，神通过直接干预的道路，在这个世界产生了去神化了的观念，但还是留下了神性对人的任意影响。由此，难道神没有通过时间的魔法这样做？是否一个这样的神与人的分离存在的哲学将建立起来？基督生活在他带来的教条公式中，置这些神的教义为信仰的基础。但是，如果圣经没有欺骗我们，这是这样的人—个体，我们有权走得更远。一个罕见的现身，划时代的生活，在这样的一种判断中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完全流散了，没有事件保持为确定的存在。福音问题必须失效。在书信中的基督教教义与启示必须被查明确定。其中，如约翰与保罗的基督教教义的区别在哪里失效？是否最后认定约翰与符类福音没有什么区别？……如何思考保罗的复活观念？……复活后耶稣的身体是天堂的，精神的，一幅神的画像，没有肉体与血，永恒的，是自然的对立面，自然与神的矛盾。结果是，耶稣是一个幻影。”(6)

尼采读到《耶稣传》，称其无与伦比，但他并不是由此而放弃了基督教信仰，尼采在浦福塔时期就放弃了教会意义的基督教，所以，读到《耶稣传》并没有完全改变他对基督教的内在依赖态度，只是让他对耶稣的生平与神学的研究进入更具体的领域。尼采的这些思考明显是与施特劳斯《耶稣传》的对话，施特劳斯在《耶稣传》中认为耶稣的复活就是一个神话故事，反复阐明《圣经》中耶稣不可能发生肉身复活的神迹，因为这是违背自然法的事件，从理性的角度是不能接受的。尼采的这些思考就是围绕这点来的，的确也没有提供多少新的东西。但他留下了一个问题，如果把这些教义上的教条丢弃的话，基督精神还是可能存在于人的精神中，影响人的生活。这是尼采思考的问题。尼采的确还是受到基督教决定性的影响，但他逐渐从教会的教义中走出来，探索自己信仰的道路，《耶稣传》从这点来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865年复活节假期，尼采回到瑙姆堡，向母亲与伊丽莎白宣布放弃神学学习，拒绝与母亲一起参加礼拜天领取圣餐的宗教活动。母亲愤怒地流下眼泪，家庭的神学专家姑妈罗莎莉在中间调停，才缓解了紧张情绪：“每一个伟大的神学家都存在怀疑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最好不要下结论。”最终，母亲同意不逼迫尼采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7)母亲一心希望尼采成为像他父亲一样的牧师，现在肯定是不可能了。

这种冲突使得伊丽莎白也陷入了精神危机，在小镇的习俗与对他哥哥的崇拜形成了冲突。伊丽莎白在中间调停，但最终暗地会站在尼采一边。伊丽莎白给尼采写信：“这实际上是令人沮丧的——你找到了一个心甘情愿的学生。像妈妈说的，我已经变得过度机灵，但是既然我不能忘掉自己拉马（遵奉者）的本性，我是充满困惑的……不管怎样，真的很遗憾，你假期带来令人不快的施特劳斯，我已经从你那里听得太多了。因为听到这些，可能怀疑、批评什么是（至少对于信仰者）最高的事物，是通向新的信仰或不信仰的第一步。当这些发生时，对我来说好像坚固的保护墙坍塌了，现在出现在面前的是辽阔的、没有地图的、使人困惑的、迷雾笼罩的沙漠，这里没有什么是稳固的，唯一剩下的是我那可怜的、悲惨的、易犯错误的精神引导我们。”(8)

1865年6月，尼采作为波恩市六百人合唱团成员之一，参加在科隆主办的莱茵河下游音乐节，他参演了亨德尔的《以色列人在埃及》。其间，他听到了自己很喜爱的舒曼的《浮士德交响曲》与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等音乐。1865年6月11日，圣灵降临节之后，尼采在波恩给伊丽莎白写信，谈到6月2日到科隆参加莱茵音乐节。(9)6月11日，尼采给伊丽莎白的信中还有这样的关于基督教的思考：“然后是关于一个人怎样获得——于其中感到最舒心的——上帝、世界与赎罪的观点？不如说，对真正的研究者，他的研究结果一点价值没有，这不是真的？我们的研究为了寻求安宁、和平、幸福？不——仅仅寻求真理，即使它是令人恐惧的、丑陋的。最后剩下的问题。如果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相信拯救不是来自耶稣而是另外一位——例如，穆罕默德——难道不是确定的，我们将享有同样的祝福？确实，信仰独自给予祝福，信仰的后援不是客观的。我给你写这些，亲爱的莉丝贝思，仅仅为了反驳信徒的最通常的证据，他们唤起他们最内在的经验的证据，从中推论出他们的信仰的确可靠。每一种真正的信仰确实是绝对可靠的；它完成于信仰之人希望在信仰中找到这一点，但是，它并没有为确立一个客观真理提供最小的支持。在这里，人们的道路分开。如果你想获得精神的安宁与幸福，那么信仰；如果你想成为真理的门徒，那么探寻。在二者之间，有许多中间地带。但所有的都取决于首要目标。”(10)此后，尼采离开波恩大学，在瑙姆堡过了一个长假期，在此期间，为了基督教的信仰问题与母亲与家人又闹了一些矛盾，母亲对尼采对基督教的态度还是很生气。

在1865年8月9日，尼采在莱茵河轮船渡口码头离开波恩，送别尼采的有两人，除朋友多伊生外，还有尼采在法兰克尼亚兄弟会的新朋友穆斯海克（Hermann Mushacke）。三个星期后，尼采在瑙姆堡给穆斯海克写信，尝试总结自己在波恩的生活：“在这一刻这是不可能的。对我来说，在许多方面我是可恶地荒废了一年。在法兰克尼亚兄弟会的时间，就我而言，说实话，一次失态，特别是上个夏季学期。在这种情况下，我违背了自己的原则，对事与人不要花太多的时间，除非有必要向他们学习……我对自己很生气……我绝不是法兰克尼亚的一个衷心的支持者。的确，我设想一个健康友爱的协会。但是，我发现兄弟会政治判断力极弱，只是基于很少几个人的头脑。我发现他们呈现在世界的面孔是庶民的、令人厌恶的。于是，我不免对他们产生怀疑，这使我与兄弟会其他人陷入不安的关系……我对自己的研究也彻底不满意，尽管大部分的自责归因于法兰克尼亚，它挫败了我最好的意愿。就现在，我意识到什么是有益于健康的救济、对人的提升，就是要投身于持续的、急迫的工作……我羞愧在法兰克尼亚的工作……垃圾。我在学校的每件工作都更好。”(11)

尼采由于不满学生会中的一些行为，于1865年10月20日在莱比锡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写信退出了这个学生会：“我并没有不再高度评价兄弟会的观念。我只是承认它目前的表现是我不满意的。对我而言，作为法兰克尼亚兄弟会成员一整年，这种忍受是艰难的。但是我坚守我的职责，为了理解它。现在它没有什么束缚我了。由此，我说再见了。也许法兰克尼亚很快会克服它目前的发展阶段。”(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