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热爱音乐
这时的尼采喜爱写赞美诗、抒情诗，特别喜爱音乐。1854年5月25日在瑙姆堡教堂听到亨德尔《弥赛亚》后，尼采自己尝试谱写了第一首钢琴小品《平原上的月光》（Mondschein auf der Pussta）。尼采的这些爱好大多是外祖父奥勒尔一家培养的，外祖父在青年时代喜爱写诗和创作音乐，也注意培养尼采的这些爱好。(30)尼采在1858年写的自传《我的生活》中有这样的文字：“克鲁格的父亲是一个狂热的音乐爱好者与鉴赏家，他写过一些重要的音乐作品，他有一架极好的大钢琴，由此我经常站在他家门前出神地听着贝多芬崇高的音乐，门德尔松对我就像一位亲近的朋友，穆勒兄弟也一样，他们是小提琴能手，我曾经有幸听了他们很多的演奏……我听了很多的清唱剧，最初听到的是有感染力的安魂曲。‘震怒之日、终末之时’是怎样触动了我的内心。真是天堂般的迎主曲！……还有我听了亨德尔的《叛徒犹大》，尤其重要的，海顿的《创世记》。我特别喜爱门德尔松的《仲夏夜之梦》，多么美妙的序曲！听起来就像在夜晚，洒满银色的月光，精灵在欢快地舞蹈。”特别有意义的，在《我的生活》中有“论音乐”的一节，尼采这样表达对音乐的认识：“神赐予我们音乐，在音乐中，我们首先从高处被引导。音乐以它柔和的、忧郁的音调，令人本性归一、令人崇高，音乐令人舞蹈、令人欢跃，音乐甚至能穿透最粗野气质的外壳。然而，音乐主要的目的是提升人的思想，使人崇高，甚至深深震动我们的心灵。这是圣乐首要的目的……音乐艺术以声音表达的方式比诗的语言更有穿透力，能捕捉住心灵最隐秘的缝隙。但是，神送给我们并能给我们带来幸福的一切，只是在以一种智慧与合适的方式被表达的时候。歌曲提升我们的存在，引导我们达到善与真。然而，如果音乐仅仅为了娱乐或卖弄，就是有罪与令人遗憾的，不过人们经常在整个现代音乐中看到这种迹象；另一个悲哀的现象是许多新的作曲家尽力去追求描绘晦涩难懂的东西。但是，这恰恰是人工制品，也许迷住了鉴赏家，却令健康人耳冷。首要的，所谓的李斯特与柏辽兹的未来音乐存在这些东西，仅仅追求与众不同。——的确，音乐也是一种援助，保护每一个人沉浸在欢乐中而远离无聊。藐视音乐之人应该被看作没有脑子的动物。音乐是神给人的最好的礼物，我的一生的伴侣，我很幸运我自己热爱上了音乐。让我们歌唱，永远赞美神，是神提供给我们美好的愉悦。” (31)
尼采在这里主要还是偏向德奥古典音乐的审美情趣，以及教会音乐的精神圣洁与典雅的形式美感，对李斯特与柏辽兹的未来音乐感到怀疑。尼采是以巴赫、海顿、亨德尔、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门德尔松等人的作品作为自己音乐的教育基石。从中看到了尼采主要以精神圣洁与古典情趣为自己音乐的标准，反对柏辽兹式的颓废及李斯特向大众审美趣味的妥协。但尼采对未来音乐的态度是矛盾的，他自己是在浪漫派的时代成长起来的，这种矛盾后来出现在对瓦格纳的崇拜中，但这种崇拜中深藏着怀疑与批判。尼采一生对音乐的评价就处于古典与浪漫抉择的矛盾之中，希望产生一种超越二者的未来音乐。这一切显示出尼采复杂与矛盾的性格，同时也是时代的精神危机在尼采身上的体现。尼采一生对音乐的评价标准是不统一的，没有得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但将一切矛盾的问题提出来，并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将未来引向了一个不稳定的方向，其根本宗旨在于：怎样重新创造一种伟大的文明。历史中的伟大精神是用来参照的标准，但人类不可能完全复制这些伟大的精神，一切必须重新创造出来。
(1) 尼采的父亲卡尔在尼采出生时这样表达自己的心愿：“以主的名，我祝福你！我衷心祝愿：赐予我，然后，这是我最爱的孩子，我会将他奉献给主！我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威廉，如此，你最后应该取名，以荣耀我的、与你同一天出生的皇家恩人。”见伊丽莎白《青年尼采》，第12页。
(2) 见扬《尼采：哲学传记》第3—4页的分析。1854年5月25日，尼采在瑙姆堡教堂听到亨德尔的《弥赛亚》，第一次尝试创作一些相似的音乐：“我立即做出决定，渴望创作一些类似的音乐。”1855年4—6月，家人请当地的歌队领唱人斯蒂格（G. Fr. M. Steeger）当尼采的钢琴老师。扬的这本尼采传记主要基于卡特（Curtis Cate）的《尼采》、海曼（Ronald Hayman）的《尼采》、扬茨的《尼采》与伊丽莎白的《尼采的生活》等。安德森（Mark Anderson）在文章《讲述尼采生平同样的故事》（Mark Anderson, "Telling the Same Story of Nietzsche's Life," in Journal of Nietzsche Studies, 2011，42［1］，pp.105-120）指出扬有抄袭之嫌，就安德森对扬的指控，布卢（Daniel Blue）在关于扬的这本书的评论文章《尼采传记：诗与真》（Daniel Blue, "Nietzsche Biographies: Dichtung und Wahrheit," in Journal of Nietzsche Studies, 2011，42［1］，pp.122-128）中为扬做了一些辩护。扬承认在准备尼采生平资料时参考过卡特的《尼采》，做了读书笔记，但在写作时没有去核实文献来源，一些地方没有标注出处，存在这个欠缺，不过这些信息就像上车需要买票，人人都知道的事。当然，扬的自我辩护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他对卡特的《尼采》的借鉴痕迹很明显，我看扬主要在对尼采日常生活的部分记叙中有一些这样的嫌疑，对尼采作品的精神分析还是扬自己的。总之，扬写了一部很好的尼采传记，笔者从他借鉴较多。
(3) BAW第1卷，第2—3页。布卢指出，尼采在1869年之前，也就是他24岁到巴塞尔大学之前喜欢写自传，这是尼采一个充满忧郁与多产的时代，尼采通过这些自传审查自我教育的连续的发展过程，主要集中在描摹自我心理状态与价值观念的肖像，有时是决定下一步该做什么的思考。在尼采13岁至24岁之间（1858—1869），他写过至少六篇自传：1．《我的生活》（1858年8月）；2．《我的生活经历》（1861年春天，其实是三个短篇）；3．《我的生活》（1863年9月）；4．《再见》（也称为《我的生活》），尼采向浦福塔的告别之作，写于1864年10月；5．《对我莱比锡两年生活的回顾》，写于1867年夏末与初秋；6．尼采的简历，写于1869年1月（为巴塞尔大学而写）。这些自传不是简单讲述他的生活经历，而是揭示一个自主的自我的发展过程。洪堡的教育（Bildung）观念——普鲁士教育体系的基础——是尼采这些自传的出发点。爱默生激发了尼采的自我觉醒，为他的焦虑提供了疗治的香油。Daniel Blue, The Making of Friedrich Nietzsche: The Quest for Identity, 1844—1869，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pp. 2-3．
(4) BAW第1卷，第280—281页。
(5) 考夫曼：《尼采：哲学家，心理学家，敌基督》，第22页。
(6) 伊丽莎白：《青年尼采》，第5页。尼采在1882年12月初，给斯坦因写信说自己的祖父的母亲就是波兰人，也就是父系家族往前四代，曾祖父的妻子也是波兰人。“请您考察我的名字：我的祖先是波兰贵族，甚至我的祖父的母亲是波兰人。”施莱希塔《尼采文集》书信第168封原文：Betrachten Sie meinen Namen: meine Vorfahren waren polnische Edelleute, noch die Mutter meines Großvaters war Polin。另见米德尔顿编译《尼采书信集》，第197页。见尼采：《看哪这人——尼采自述》“为什么我这么有智慧”第3小节：“我是最后一个反政治的德国人。可我的祖先是波兰贵族。因此，我的肉体具有许多种族本能，谁知道呢？”参见《看哪这人——尼采自述》，张念东、凌素心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9—10页。
(7) 穆勒-巴克指出，伊丽莎白的尼采传记很多是不可信的，主要在于：伊丽莎白掩盖了与尼采在特定时期一些恶化的关系；她有意忽视或扭曲变形了尼采与他的母亲、欧维贝克、莎乐美等人的关系，特别在尼采生活的最后阶段；她的传记充满了成问题的传闻等。Renate Müller-Buck, “‘Naumburger Tugend’ oder ‘Tugend der Redlichkeit’：Elisabeth Förster-Nietzsche und das Nietzsche-Archiv," in Nietzscheforschung 4，pp.319-335．迪特在伊丽莎白的传记中写道：“一个中肯的提醒，人们决不能从字面上去引证伊丽莎白·福斯特—尼采笔下的话。”Carol Diethe, Nietzsche's Sister and The Will to Power: A Biography of Elisabeth Förster-Nietzsc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3，p. 24．布卢认为，伊丽莎白不属于学者，当学术威胁到她的偏见时，她就会有意忽视这些；伊丽莎白写作尼采传记主要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首先，她有意美化她的哥哥，以达到宣传效果；其次，贬低、恶化她不喜欢的人，包括可能与她有竞争力的尼采最信任、最亲密的人。但伊丽莎白的尼采传记的确有大量无可争议的事实材料，现在大部分流行的尼采传记其实都是基于伊丽莎白的传记，除了极少数尼采传记作者对伊丽莎白的尼采传记采取了更谨慎的态度，但伊丽莎白的尼采对这些更慎重的尼采传记还是产生了很大影响；我们只能根据尼采自己写下的文字以及与尼采有关的人记下的尼采文字来还原真实的尼采；这是很专业的、学术化的工作。布卢声称，自己的这本关于尼采青年时代的传记与以往受到伊丽莎白的尼采传记影响的传记根本不同的地方在于，它已经脱离了伊丽莎白的决定性影响，对尼采生活的描述建立在新的基础上，伊丽莎白的尼采传记只是材料来源的很小部分；其主要根据：1. 尼采自己写的自传；2. 尼采自己的作品；3. 大陆尼采学者（特别是德国尼采学者）更严谨的尼采传记，如贝努利、施莱希塔、罗泽、扬茨、奥勒尔、哥赫、佩尔内特、穆勒-莱特、蒙提纳里等；4. 英语世界更严谨的尼采传记，如迪特、布罗比耶等；5. 英语世界较为流行的尼采传记，这些传记尽管潜在受到了伊丽莎白的影响，但还是有很多新的材料，如考夫曼、赫林达勒、海曼、卡特、扬、普莱切等；6. 尼采生活时代的历史文化资料；7. 尼采同时代人对尼采的记载等。Daniel Blue, The Making of Friedrich Nietzsche: The Quest for Identity, 1844—1869，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pp. 7-9．
(8) 布林顿：《尼采》，第4—5页。布林顿参考的研究资料为马克斯·奥勒尔的《尼采所说的波兰祖先》（M. Oehler, "Nietzsche's angeblichc polnischc Herkunft," in Ostdeutschc Monatshcjte, February, 1938，pp. xviii，679．）。马克斯·奥勒尔于1875—1946年在他的表姊伊丽莎白1935年去世后任魏玛尼采档案馆馆长。马克斯·奥勒尔在俄国接管魏玛后被送到西伯利亚当苦役，最后饿死。见彼斯特的《尼采兄妹》的后记“怨怒的余晖”中的详细记载，见本书第323—327页。马克斯·奥勒尔指出，在尼采父母双方的家谱中记载有96位男性成员，超过百分之二十是牧师，余下的大部分是商人与官员，而不是农民，属于中产阶级上层，在尼采出生的前几代，父母双方的几乎所有男性逐渐进入教会成为牧师。见普莱切：《青年尼采：成为一位天才》，第18页。1883年，尼采写道：“我追溯我的祖先，被告知是一个姓尼基（Nietzky）的波兰贵族家庭，迫于不能忍受的宗教迫害，一百年之前丢弃了他们的家和头衔；因为他们是新教徒。我不会否认，在我小时就很为我的波兰血统骄傲。不管怎样，我血管里流的德国血液只来自我母亲的奥勒尔家族、祖母的克劳泽家族，尽管如此，就我看来，我实质上还是保持为一个波兰人。事实上，我的长相一直就是波兰人的特征，一再被人指出这一点。在我的国家之外，例如，在瑞士与意大利，我常常被人当作一个波兰人。在索伦托，在那里度过的冬天，人们习惯称我为‘该波兰人’（il Polacco），特别是在玛利亚温泉市度过的一个夏季假期，以一种显著的方式，时常令我想起我的波兰人特性。那里的波兰人常常将我误认为他们熟人中的一员，用波兰语向我问候；我向其中一个波兰人介绍，我是瑞士人，他有点沮丧地看着我，一会儿后，他说：‘仍旧是老的（波兰）种族，但心已经消失了，上帝知道在哪里。’我小时创作的玛祖卡舞曲，写在一个小的纪念册上，有这样的题词——‘纪念我的古老的祖先！’我思考他们，带着许多判断与许多成见。”尼采曾经写了一篇法语名字的文章《尼采家族的来源》（ "L'Origine de la famille de Nietzsche"）给伊丽莎白。门肯：《尼采的哲学》，第6页。
(9) 伊丽莎白：《青年尼采》，第2页。一般将基督教各派系总称为基督宗教，分别为天主教、新教与东正教，笔者一般称为基督教，在特别地方才分别称为天主教、新教，或虔信主义、清教、加尔文教等。
(10) 伊沃·弗伦策尔在《尼采》中提到这一点，见该书第3页。伊丽莎白在《青年尼采》中谈到这一点，见该书第4—5页。在《孤独的尼采》中提到尼采有私人资本，不多。尼采主要靠巴塞尔的年金与这些不多的私人资本的利息维持生存。彼斯特指出，尼采祖母为什么要将家迁到瑙姆堡，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困难：“待路德维希死后，生活更加艰难了。她享受的抚恤金每年只有可怜的30塔勒，用作维持生活是不够的，更不用说对两个孩子的教育。她丈夫的亲戚则较为宽裕，这主要是因为尼采牧师有个异母兄弟在英国积下一笔财产，而且膝下无子，于是他们继承了这位亲戚的财产。在尼采牧师死后，这份来自英国的遗产中属于他的部分就划归在他孩子的名下，而除了把孩子养至成年的利息之外，弗兰奇斯卡却什么都没有得到。因此，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依靠她的亲戚们的施舍过日子。当这些人决定迁至与洛肯镇毗邻的瑙姆堡时，她也跟了去。”彼斯特：《尼采兄妹》，第11页。门肯指出，尼采在巴塞尔开始年金3000法郎，两年后升为4000法郎，在1879年退休，退休年金3000法郎，从他的亲戚继承了30000马克，这样每年的收入有900至1000美元，这些钱可以保证尼采过上安逸与宁静的生活。见门肯：《尼采的哲学》，第54页。
(11) Klaus Goch, Nietzsches Vater oder Die Katastrophe des deutschen Protestantismus. Eine Biographie,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00，p. 304．
(12) Daniel Blue, The Making of Friedrich Nietzsche: The Quest for Identity, 1844—1869，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pp. 21-22．
(13) Klaus Goch, Nietzsches Vater oder Die Katastrophe des deutschen Protestantismus. Eine Biographie,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00，p. 336．
(14) Ibid., pp. 339-340．
(15) Klaus Goch, Nietzsches Vater oder Die Katastrophe des deutschen Protestantismus. Eine Biographie,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00，p. 345．
(16) Martin Pernet, Das Christentum im Leben des jungen Friedrich Nietzsche,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1989，p. 29．
(17) Daniel Blue, The Making of Friedrich Nietzsche: The Quest for Identity, 1844—1869，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p. 25．
(18) 伊丽莎白：《青年尼采》，第29页。
(19) 伊丽莎白：《青年尼采》，第87—88页。
(20) 普莱切：《青年尼采：成为一位天才》，第25页。
(21) Mazzino Montinari, "Nietzsche's Recollections from the Year 1875—1879," in Reading Nietzsche, trans. Greg Whitlock,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3，p. 30．
(22) 蒙提纳里指出，《看这个人》更早的一个版本中的有关章节中，尼采这样写道：“这里我触及了种族的事，我是一个血统纯正的波兰贵族，没有一滴血的混杂，更不用说所有德国人的血。当我寻找自己最深的对立面，无数平庸的本能时，我总是能够发现我的母亲与妹妹：想到我与这种德国的暴民（canaille, rabble）有关系时，真是亵渎了我的神性。……从地狱里来的完美机器，有毒的害虫……我承认，最为反对我的永恒轮回思想的是，它的最沉重阴暗的深渊的观念，但这里，我总是想到了我的母亲与妹妹……”（另见KSA第6卷，第268页）Mazzino Montinari, "A New Section in Nietzsche's Ecce Homo," in Reading Nietzsche, trans. Greg Whitlock,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3，p. 103．加斯特看到这些文字，只是将它看作尼采完全发疯后的言语。尼采母亲看到这个手稿之后，将这些部分烧掉了。出版商纽曼有复本，才保存了这些文献。而尼采将自己的父亲看作“温柔的、可爱的、病态的，就像在这个世界注定不会活久”（《看这个人》，KSA第6卷，第268页）。尼采将canaille用在不同的社会、政治、道德语境中：指出生于社会下层，但具有高贵的道德的人，尼采在这个意义上称伏尔泰是一个下层人canaille; 无关出身，但由于各种原因沦为社会底层（具有受迫害的内涵），尼采称这些人为社会贱民canaille, 如斯宾诺莎，但并不代表这些人是道德上的贱民；出身下层，具有暴民、乌合之众的性格，主要指奴隶道德在政治上的一种特征，尼采在这种意义上称卢梭为暴民、贱民canaille, 显然，卢梭并不平庸，而是智力超群，尼采称卢梭为canaille主要指道德与政治上的暴民性格；尼采也用canaille指一种现代的为生存而斗争的冷血动物、平民、最后的人，主要指英国的进化论者达尔文、斯宾塞等，他们广义上也是奴隶道德的实践者。尼采用canaille指他母亲、妹妹具有这样的含义：出身下层，智力平庸，属于血统混杂的种族，而且具有乌合之众、暴民、贱民的性格。尼采在《看这个人》中的canaille直接与《摩奴法典》中的旃陀罗Tschandala意义相同，旃陀罗Tschandala=杂交，尼采在《敌基督》中将旃陀罗理解为“平庸”“暴民”，作为“软弱、嫉妒、怨恨”的生物。可以看到，尼采在《看这个人》中的canaille主要指向了道德的维度，尼采宣扬我们应该超越社会出身、等级去理解人，人只有德性的等级，奴隶道德的人是canaille, 这些人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乌合之众、暴民；尼采的“杂交”具有生物学隐喻的色彩，也就是奴隶道德是一种坏的品种，高贵者道德与奴隶道德杂交必然会败坏高贵的道德。由于尼采的这种隐喻过于直接，很容易引起误解。
(23) KGW第1卷，第282页。
(24) BAW第1卷，第4—7页。关于尼采父亲的死对他的影响，弗雷分析说：“在个人的层面，无可怀疑的是他父亲的早死，尼采持续描述为最痛苦的，即使最有益的，他生活中的事件，甚至在他的作品的后面阶段。既然父亲的形象在严肃的伦理与虔敬的家庭女性成员中被培育出来，就压抑进了潜意识。这就持续投射进了合适的人格，在尼采身上作为一个‘伟人’‘英雄’与‘人类的救世主’形象的原型，最后压倒了人的自我自身。”弗雷-罗恩：《尼采：对他生活与作品的一种心理学观察》的“结语”部分。弗雷-罗恩是荣格的学生，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尼采思想，她认为尼采的最重要的贡献是对潜意识的动力机制的发现。父亲在尼采心中无疑是新教的神性与道德的化身。荣格受尼采的影响比受弗洛伊德影响更深远。荣格将尼采看作天才的神经症患者，《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显示了精神病趋向的特征。C. G. Jung, Nietzsche's Zarathustra: Notes of the Seminar Given in 1934—1939，2 vols., ed. J. L. Jarret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Lucy Huskinson, Nietzsche and Jung: The Whole Self in the Union of Opposites, Routledge, 2004．
(25) 伊丽莎白：《青年尼采》，第21页。
(26) 平德后来对尼采的回忆：“尼采对我的一生有非常好的影响……尼采童年时代就爱好孤独……他很虔诚、有温柔的性情……他总是我们所有游戏的领袖，能够引入新的方法，使游戏变得有趣、丰富多彩，他有很高的天赋……他的主要品德是谦卑与感激之情，在每种情形中体现最明显的就是这两个特性。谦卑常常导致一定的害羞，他并不是都感到舒适，特别是在陌生人之中时，这与我的性格一样。”吉尔曼编：《与尼采的对话：同时代人言谈中的尼采生平》，第4—5页。
(27) 伊丽莎白：《青年尼采》，第25页。
(28) KGW第7卷，第344页。另见Mazzino Montinari, Reading Nietzsche, trans. Greg Whitlock,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3，p. 34．
(29) 伊丽莎白：《青年尼采》，第66页。
(30) 伊丽莎白：《青年尼采》，第39页。尼采在1856年到莱比锡游玩，8月初在莱比锡的舍内费尔德（Schönefeld）给克鲁格写信（草稿）：“我答应给你写信，但这次不在泊布勒斯，而在莱比锡的老舍内费尔德给你写信，这样我到了莱比锡战役的中心地带。但我必须首先告诉你我在泊布勒斯的感受。我吃了很多樱桃，舅舅们给我弹奏了很多的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我很喜欢这些奏鸣曲……在莱比锡我买了克列门兴（Clemmschen）演奏的贝多芬G大调奏鸣曲作品79号的琴谱，很像一个序曲的编排。” KSB第1卷，12封，第7—8页。尼采提到的莱比锡战役是1813年的事。
(31) BAW第1卷，第12—28页。贝特伦的这些观点有反思价值：“对尼采来说，所有造型艺术是遥远的；这种探索、求变的精神否定这种快乐，他的音乐家的目光是向内训练的。人们寻找瑙姆堡大教堂的巨大的内部空间给这位儿童造成的印象的些微迹象，都会是白费功夫。例如，它的两层的唱诗台、捐赠者高贵而又严肃的罗马式雕塑；浦福塔中学的哥特式回廊的气氛。波恩大学时期，在这位年轻学生内容丰富的信件中，关于科隆旅游的描绘，充满了对音乐的详细记载——没有一句话谈到大教堂的内景，或者阿尔卑斯北部最美的罗马式建筑。对于巴塞尔，我们没有听到任何关于这座古老城市的建筑的外貌谈论，这座城市的帝国与资产阶级的混合风格。我们甚至没有听到这位伟大画家的名字——如果尼采哪怕有些微的视觉上的关注与理解，大师心理学家的外表，正如他作为超级德国人角色一样，肯定会打动他，他们意气相投——那位大师就是汉斯·荷尔拜因。如果说尼采提到拉斐尔的一幅特别的绘画，这一样是稀少的，他这样做有独有的目的，一些心理学上的寓言的举例或哲学的观念，不是像音乐方面的情况，怀着感激的愉悦的意义。甚至，他的生活中唯一的关于绘画的爱，对洛兰的风景画的爱，是倾向非感性的、寓言的；他从没有提到这位大师的某一幅作品的名字（他在德累斯顿看了一些，后来在罗马），是‘克洛德·洛兰’这个类型，这个观念让他着迷：他的绘画‘让他思考’，这是他在罗马时写下的话。‘他的心灵渴望的’是‘诗意的克洛德·洛兰’（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中）。所有这一切，尼采完全是路德宗教改革的子孙，即使表达的不是偶像破坏者的象征的时候，它仍然剥夺了德国人中世纪对视觉的愉快，代替它的位置的是，赋予他们对耳朵的乡愁，德国人此后对音乐有无尽的、形而上的渴求。我们知道的唯一一幅尼采在很多年保持依恋的版画是丢勒的《骑士、死神与魔鬼》。” 贝特伦：《尼采：一个神话学尝试》，第37—38页。贝特伦分析了尼采的艺术感觉是音乐的，而非视觉艺术。这一特点由路德开创，路德中断了德国人对视觉艺术的热爱，却给予德国人音乐的渴求，从此，德国人对音乐产生了无尽的渴求，尼采从这点来说，完全是路德的子孙。不过，贝特伦的分析有一点欠缺，尼采对汉斯·荷尔拜因的绘画是有理解的，尼采对视觉艺术的确没有对音乐那样的理解，但也没有贝特伦说得这样狭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