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自由游艺”精神承传与“创意小镇”建设

查尔斯·兰德利指出：“在崭新的城市架构下，创意是主要的通货之一。好奇心（curiosity）、想象力（imagination）、创意（creativity）、创新（innovation）与发明（invention）这五个关键词，则形成了无懈可击的五重奏；无论是‘好奇’（curious）、‘富创意’（creative）、‘充满想象力’（imaginative）、‘善于创新’（innovative），或是‘有才干’（talented），都是同义词。”⁽⁹⁾“特色小镇”作为一种新型的城市形态和社会架构，通过“创意”来破除传统城市的弊病，用“创新”来奠基其精神品格，才能让之永葆青春活力，充满时代动感。当下的“特色小镇”建设，有必要承传和阐扬中华休闲美学的“自由游艺”精神，以为“特色小镇”注入艺术美学动能和创意生活品格，让“特色小镇”走向“创意小镇”。

1．承传“游艺”的审美精神与营造饱含自由宽容的文化氛围

《论语·述而》：“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宋朱熹注：“志者，心之所之之谓。”“据者，执守之意。”“依者，不违之谓。”“游者，玩物适情之谓。艺，则礼乐之问，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义理之趣，则应务有余，而心亦无所放矣。”孔子强调在遵循道德的情况下，掌握六艺技能，朝夕玩乐，从中获得自由舒适、审美愉悦。《荀子·正名》：“故无万物之美而可以养乐，无势列之位而可以养名。”也倡导发挥“游艺”精神，保持心气平和，以人役物，让自己的人生获得快乐。阿尔伯蒂在其建筑美学和心理学论文中指出，建设郊区的理由——“城市附近方便的别墅给人以极大的满足，在那里人们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阿尔伯蒂指出城市生活和乡间生活的不同之处，“那就是，在城里你不得不按照你邻居的特权在某些方面自己节制自己，而在乡间你就有更多的自由”⁽¹⁰⁾。要想“特色小镇”富有创意，则有必要承传“游艺”精神，为小镇营造一种自由宽容的文化氛围。正如著名的创意产业研究学者佛罗里达教授所强调的：“一个创意社会必须具备3T（正如旧金山和波士顿所具备的）——技术（Technology）、人才（Talent）和宽容（Tolerance）。第一，这个地方需要拥有强大的技术基础，比如众多的科研单位以及对技术的大规模投资，但这只是必要而不充分的条件；第二，这个地方必须具备能够吸引、留住人才的魅力，比如对创意阶层对生活方式选择权的尊重；第三，需要具有对多样性的宽容，这样你才能吸引各种各样的人——移民、女人和男人、同性恋和异性恋……简单地说，一个城市必须发展出有利于经济繁荣的人文气氛。”在佛罗里达看来，自由宽容的人文氛围，在创意社会构建之中具有和高科技技术基础、多样性人才资源同等的地位。查尔斯·兰德利论“创意”概念的“开放性”时同样指出：“创意有很多特质。它是对过去深刻经验的沿革。它颠覆广为接受的事物，挑战习俗，设法创造出新的体验，而不是提前吸收和认定已有的经验。经验总是存在于预定的模式或主题中，几乎没有给个人想象力留下空间。相反的，创意城市要创造自己的空间，它可以很宽松，模棱两可，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预知性，随时准备去适应。”⁽¹¹⁾“创意小镇”必须饱含自由宽容的文化氛围，在这样一种氛围中人民自由嬉戏，快乐生活。他们不必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否和过去经验、习惯一样而忧心忡忡，也不必为自己的率性行为、出格行动而饱受批评苛责。六朝高风、声容、雅韵至今仍然让人神往，就在于当时由于儒家思想约束力的减弱，对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建设的放松，从而为艺术家的创意生发、创新活力准备条件。纯任逸兴，解放个性，有酒有梦，成就了六朝文艺的发达。

2．阐扬“逸兴”的感性能力与培育富有创造活力的创意阶层

“兴”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在中国艺术史、美学史上具有重要的位置。中国古人较早地对“兴”的能力进行过思考和言说。如：《艺文类聚》卷一引晋湛方生《风赋》：“轩濠梁之逸兴，畅方外之冥适。”唐王勃《滕王阁序》：“遥襟俯畅，逸兴遄飞。”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明归有光《洧南居士传》：“视世之规规，无居士之高情逸兴，虽为官，岂能辨治哉？”清代思想家王夫之《俟解》说：“有豪杰而不圣贤者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能兴者谓之豪杰。兴者，性之生乎气者也。拖沓委顺，当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终日劳而不能度越于禄位田宅妻子之中，数米计薪，日以挫其气，仰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虽觉如梦，虽视如盲，虽勤动其四体而心不灵，惟不兴故也。圣人以诗教以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从先秦以来，中国古人非常重视人的“感兴”精神，将“感兴”视为艺术创作的重要生命力量。袁济喜教授在其著作《兴：艺术生命的激活》中对此进行了专题考察。“感兴”“逸兴”精神的承传和阐扬，有助于为日趋理性化、功利化、机械化的生活注入生机和活力，重新找回人与生俱来所有的感性能力，让生命精神回归自由、和谐和完满，从而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健康的人。一个小镇的精神品格中，如果欠缺了“感兴”精神和“逸兴”表现，那么这一小镇势必暮气沉沉，枯燥乏味。即使它有美丽的景致，也终将陷入审美的疲劳和人性的冷淡。阐扬“逸兴”的感性能力以培育富有创造活力的创意阶层，是改变这一困局的重要抓手。其实，城市的兴起，最初的功能是为人民创造和提供“自由”的，通过“自由”来调和人的感性力量和理性力量的不平衡。正如李建盛所指出：“对中世纪的城市居民而言，城市提供了一种自由，使得他们从土地上的劳作和封建的纽带中松脱，成为一个政治阶级，尽管这种自由仅限于男性和商人阶层，公共空间为其闲暇而被构筑，而‘城市的空气使我们自由’也由此被铭刻于汉萨同盟的城门处。”⁽¹²⁾只不过城市发展到今天，积重难返，已经不再是自由的象征了。在这种情况下，“特色小镇”的勃兴建设，有必要从培育创意阶层尤其是艺术家开始，只有艺术的力量和不绝的创意，才能让它保持活力，让它充满动感。毕加索曾说：“每个孩子都是艺术家，问题在于当我们长大之后还能不能保持艺术家的感觉。”于尔根·沃尔夫也说：“玩耍是最富创造性的状态。”⁽¹³⁾随着人的成长和社会化，创意将逐渐远离我们，理性和感性在人的身上表现为失衡、不和。当下，虽然我们不能做到如老子一样“绝圣弃智”“复归于婴儿”，但至少可以为艺术家在小镇中生存生活提供优越的条件，而不是形成如艾略特·斯科拉教授所分析的“苏活区效应”，他指出：“艺术家先是搬进枯燥的环境，把它变得有趣，创意标签在此，房租自然上涨，然后，新来了有钱人，抬高了租金，轰走了艺术家——那些把环境变得独特而有趣的拓荒者。”⁽¹⁴⁾其实，不单单是为艺术家在“特色小镇”生活创造条件，而且要让艺术家的活力感染和带动小镇生活的每一个人，形成创意良性传递的连锁反应。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指出：“建设创意城市，依靠傻干苦干和有限的人才投入是难以成功的，只有将强大的创意之能传递给人们，才能使其得以实现。”⁽¹⁵⁾

3．崇尚“自由”的创造精神与破除标准化、专门化的小镇建造模式

中国道家美学讲究“道法自然”，强调人的自由心灵、精神自由。庄子的《逍遥游》被列为首篇，彰显了道家自由无待的创造心态。庄子视“解衣般礡”为“真画者”，体现了他对画家自由精神的强调。郭思《论气韵非师》时指出：“气韵必在生知，不可以巧密得，复不可以岁月到，默契神会，不知然而然也。”谢赫以“气韵生动”为“六法之首”，郭思则以画家心气自由为“气韵”之本。清代画家恽南田进一步发挥了庄子的“解衣般礡”深义，提出：“作画须有解衣般礡，旁若无人意，然后化机在手，元气狼藉，不为先匠所拘，而游于法度之外矣。”（《南田论画》）恽南田强调画家保有高度的自由，游心于法度之外，开创了一代绘画新风。中国绘画的“自由”创造精神和传统，对当下“创意小镇”建设颇有裨益，它有助于破除以往城市建设的成法、规矩，生发和创作“自由的美”。莱珀蒂特指出：“从乡村到城市，生产的特征是不同的，然而在不同层次空间组织（国家、区域、城市、村庄）中的生产活动却很相似且有着相同的运作原理。……因此，空间看上去就像俄罗斯的玩具：一层层打开，不会出现任何新意，这也从侧面证明了简单运作原理的同等复制。”⁽¹⁶⁾因为乡村和城市的“生产活动”具有相同的“运作原理”，所以在建设的时候很容易趋同化、同质化、单一化。故当下的“特色小镇”建设，有必要警惕形成一种专门化、标准化的模式，即“特色小镇”的模式化创建，滑向了以旅游玩赏为目的、以旅游景点建设为手段的歧途，背离了其自然属性、自由品格和解放人、调节人的初衷。“特色小镇”之所以得到政策的鼓励和社会的提倡，就在于它作为对拥挤城市的一种补充，有助于将人民从繁重的劳作、纷扰的关系、忙碌的应酬中解放出来。刘易斯·芒福德指出：“作为对拥挤的城市各种不利情况的反应，郊区成了一个过分专门化的社会，它越来越变得专门以娱乐和游玩为目的。游玩变成了一种义务，正像在城市里的人们必须工作一样，而从游玩中，不论自由或从促进生命活力而言，都获益甚少。从而，生活的这两种方式，游玩和工作，就互相混合在一起；因为在郊区和在大都市，大规模的生产，大规模的消费和大规模的娱乐游玩，产生出同样的标准化、失去自然属性的环境。”⁽¹⁷⁾诚然，如果“特色小镇”发展成为纯粹以游玩为追求、以赢利为目标，则违背了其建设本质，终将为人民嫌弃。赵琳指出：“旅游休闲文化产业是个综合活动，包括：吃、住、行、游、购、娱（玩），每一个都是重要的。”⁽¹⁸⁾我们不能局限地认为发展旅游休闲文化产业就是建设旅游景点。怎么样破解这一困境呢？阿多尔诺的“否定美学”思想为我们提供了启示。阿多尔诺强调要重视艺术的否定、批判功能，激活艺术对超越劳动习惯模式的重要意义，最终通过艺术创造重建人的存在感、幸福感。阿多尔诺指出：“艺术如同一种实践的全权代表，这种实践优于流行的社会实践，但它本身受到蛮横的自我利害意识的主宰。这正是艺术所要批判的东西。它通过选择一种超越劳动的习惯模式，揭穿了有必要为生产而生产之观念的虚伪性。这样，艺术带来幸福的允诺便具有一种甚至更富有移情色彩的批判意义：它不仅表现现行实践否认幸福的思想，而且带有幸福是某种超越实践的隐义。艺术作品的否定力量便成为衡量和测定实践与幸福之间差异的尺度。”⁽¹⁹⁾马尔康·迈尔斯也强调：“在究竟是什么构成一座城市和究竟为谁的幸福创造一个城市这个更大的问题上，重要的问题是公共空间、城市设计和公共领域表达的问题；如果艺术是一种社会性的福利，那么，它在这个意义上就应该体现城市居民的需要——解放他们的想象、帮助公共空间的设计和推动表达公共领域的社会批评——这些利益都应该得到认可。”⁽²⁰⁾伊丽莎白·科瑞德教授同样高度肯定了艺术、文化发展对城市建设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他指出：“艺术和文化可以看作城市和区域经济的一部分，这种理念适用于发展各地的文化产业。”他通过分析百年纽约城市经济的发展和文化、艺术的繁荣，得出了四点启示：“艺术和文化对经济增长作用重大”“艺术和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发展效率最高”“艺术和文化聚集程度越高，发展效果越好”“艺术和文化是统一的整体”。在他看来，“从本质上讲，艺术和文化政策应该鼓励并维系创意聚集区的发展，成千上万的文化生产商都受之吸引，涌向了纽约……决策者不仅应当找到艺术文化环境的优化方法，还应制定创意经济发展需求的解决政策……决策者必须把艺术和文化看成一种集体力量，并且认识到中规中矩的正式机构里不可能创造出创意产品，一定是非传统环境中的各类创意产业通过自由流动的动力，才能孕育出创意产品——决策者应该按此思路制定政策，建设出适于培育活力产业，并能展现其最大价值的发展环境”⁽²¹⁾。可见，崇尚艺术的“自由”创造精神，发挥艺术和文化的创造魅力，创建“创意小镇”，是当下“特色小镇”建设的破局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