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古典主义前期散文
古典主义前期散文家包括帕斯卡尔、拉罗什富科、雷兹红衣主教、塞维涅夫人、博须埃、拉法耶特夫人等，他们各擅胜场，散文形式不一。
一、帕斯卡尔
生平 布莱兹·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1623～1662）是著名的古典主义散文家，也是哲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1623年6月19日，他生于克莱尔蒙—费朗，父亲是审理间接税案件最高法院的庭长。他3岁丧母，11岁时便写出论“声音传播”的小论文，12岁时验证了欧几里得的32个基本命题，16岁时写出《论圆锥曲线》，受到数学家的赞赏。帕斯卡尔从来没有进过学校，由他父亲教育。1639年，他家因父亲工作变动从巴黎迁至鲁昂，为方便父亲的计算工作，他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1646年，他的父亲摔断了腿，由两个让森派的贵族照料，帕斯卡尔由此皈依让森教派。他得了一种可怕的病，下半身会转成瘫痪，要用拐棍走路。他只能一滴滴地喝热水。18岁以后，他天天都在痛苦中度过，但他靠宗教信仰生活下去。他继续从事科学研究，1647年，他着手证实托里切利对液体平衡的发现，认为存在真空状态，研究了水银柱在管子的高度与空气压力的关系（温度计原则）。同年，他与笛卡尔来往；他的思想虽然不同于笛卡尔，但受到了有益的影响。1651年，他父亲的死给他沉重的打击，使他思索死亡问题。从这时起，他开始拜访德·埃吉荣夫人的贵族沙龙，与贵族来往，发现了新天地，并开始了解人心的复杂。随着疾病的发展，以及对上流社会生活的厌倦，他终于在1654年底进了波尔—罗瓦亚尔修道院苦修。当时他阅读蒙田的《随笔集》。
在他进入修道院时，让森派和耶稣会之间进行了好几年的争论，突然变得白热化。帕斯卡尔受到敦请，保卫他的朋友们的事业，于是他匿名写出《致外省人书简》（Provinciales，1656～1657）。1656年3月，波尔—罗瓦亚尔修道院遭到责难，教皇对让森派加以谴责，《致外省人书简》被列入罗马教廷的禁书目录，但这一切都不能阻止帕斯卡尔继续写下去，不过他不得不改掉名字，变换住址，免受迫害。这时期，他开始写作《思想录》（Pensées，1670）。
他没有停止科学研究。1658年，经过一个不眠之夜，他解决了“旋轮线”的难题。1661年，波尔—罗瓦亚尔修道院的修女被逐。阿尔诺等有退缩之意，而帕斯卡尔不肯屈服。1659年3月以后，他的病情加重，最后四年在连续不断的痛苦中度过。他于1662年8月19日逝世。
帕斯卡尔被认为是一个全才，他只要研究一个问题，便总会穷尽它。从19世纪开始，人们对他越来越重视，20世纪的不少作家更是从他的思想中汲取灵感。他的地位居于17世纪散文家的前列。
《致外省人书简》 这是一部论战性作品。17世纪50年代，耶稣会、教皇和当局对让森派的迫害加剧。让森派是天主教内部的一个派别，由伊普尔主教柯内留斯·让森创立，从比利时的鲁汶传播至欧洲各地。而由昂日莉克嬷嬷和阿涅丝嬷嬷主持的波尔—罗瓦亚尔修道院是其中心，她们同属于阿尔诺一家。这个教派主要在“天恩”的问题上与天主教的正统观点相左。根据基督教观点，亚当犯下原罪使人类注定永远受罚，但天主怜悯人类，让耶稣牺牲在十字架上为人类赎罪。奥古斯丁反对这种观点，认为没有天恩，谁也不能得救。加尔文的命定论进一步认为一切人不是注定得救，就是注定下地狱。1588年，西班牙的莫利纳著文批驳这种观点，而让森派又加以反击，提出为了抵制罪孽，必须要有天恩。让森派的观点受到耶稣会的激烈攻击。1653年，教皇谴责了违反教义的五种主张，其实是张冠李戴，这并不是让森派的主张。1655年，圣苏尔皮斯教堂的教士拒绝给德·利昂库公爵赦罪，因为他家里住着一个让森派教徒，他的孙女又进了波尔—罗瓦亚尔修道院。为此，让森派领袖阿尔诺进行干预，写了两封信，表明教皇所提的五个主张在让森派的著作中是找不到的，并为天恩的观点辩护。1656年1月，索邦学院扬言要对阿尔诺加以制裁。为争取公众同情，让森派有必要进行申辩。帕斯卡尔为此写出的18封信，完全达到了这种效果。开头的10封信中，他的口气表面上是中立的，最后终于转为替让森派辩护。从第11封信开始，帕斯卡尔放弃了对话的形式，直接对耶稣会士说话。他指出耶稣会士的言论前后矛盾，他们的政策十分专横；他们要毁灭一切思索；他们幼稚而诡计多端；他们在精神上亦步亦趋。耶稣会士理屈词穷，却采取污蔑和迫害的手段。1657年，《致外省人书简》在埃克斯被公开焚毁，9月被教廷列为禁书，此书简直被当作洪水猛兽。然而帕斯卡尔已经预料到会这样，他说：“暴力企图压制真理，这是一场古怪而漫长的战争。暴力的一切努力都不能削弱真理，而只能越发使它显得突出。真理的所有光芒无法阻止暴力，只会更加激怒它。”帕斯卡尔要为真理的胜利而斗争。
《致外省人书简》表现出新的议论艺术。在讽刺方面，他并不采用直接的嘲讽手法，而是装作天真：外省人的朋友是一个没有定见的世俗之人，他天真地打听情况，以便得出一个符合理性的见解。让森派的论点是明晰的、不偏不倚的推理，导致不可避免的结果。有时作者对神父热情赞赏，当他们向他展示自己的策略时也不反驳。他在文字上玩弄花样：权力一无所能，足够的天恩并不足够。这种似愚实精令被攻击方找不到漏洞还击。他的讽刺与愤怒好像自发地从荒唐的令人气恼的议论中迸发出来。《致外省人书简》的雄辩是以严密的逻辑来展开的。如第十封信的这一段：“耶稣的血的代价将是让我们不再爱它！在天主化身之前，人们不得不爱它；自从天主热爱人世，献出他的独子，世界便由于耶稣的赎罪，免除要去爱它！今日的神学真是古怪！”推理一层层展开。又如这一段：“如果我否认足够的天恩，我就是让森派。如果我像耶稣会教士一样接受它，让有效的天恩不再成为必要，我就是异教徒，你们这样说。而且，如果我像你们一样接受它，让有效的天恩成为必要，我就反对常理而有罪，我变得狂妄，耶稣会士说。在不可避免地变得狂妄，或者成为异教徒和让森派的可能中，我该做什么呢？”语言虽然非常明晰，但议论委婉曲折，甚至具有辩证的意味；假设的对话运用方式十分灵活。由于《致外省人书简》的语言有独到之处，伏尔泰认为这是“散文方面第一部天才作品”。
《思想录》 这部散文集并没有写完，帕斯卡尔生前曾把他手写或口录的文字分为二十七卷，后世整理出版的本子有多种，但内容已有不少散失，其中较有名的版本是布伦斯维克（1897）和路易·拉富马（1951）整理的本子。帕斯卡尔设想对一个自由思想者说话，后者沉迷于世间的欢乐中，忘却了考虑自己和自身的得救。作者让他学会认识人的本质，唤醒他的不安，并向他指出哲学和宗教并不能平息这种不安。然后让他发现圣书的教诲和耶稣之光，让他得到安慰。综观全书，内容非常丰富而庞杂，作者在宗教的说理中展示对人世的深刻思索。帕斯卡尔认为没有信仰的人是痛苦的。他想认识真理，却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他想在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却只得到矛盾的指示，令他头昏目眩。他意识到自己的不成比例：看到无限大，他是虚无；看到无限小，他是巨人。如果他不是一个谜的话，他是不是“虚无和一切之间的中间物”呢？如果人想观察自己，他会被骗人的力量迷惑。充满谬误和虚假的想象，把他带到理性认识的限度之外。自尊心妨碍他如实地看清自己：“他千方百计遮掩自己的错误，向着别人和向着自己……他不能忍受别人让他看到这些错误，也不能忍受别人看到它们。”人虽然渴望正义，却无法在人间建立合理的秩序。任何习俗都没有存在的理由。所有制在法律上没有坚实的根据。战争是无情的蠢事。任何制度都不能令人满意。暴君以暴力获得权力，而不能用别的方法取得。民主以为应获得真正的荣誉，但它不具备必要的光芒去识别荣誉。最好还是保留君主制，因为它是约定俗成的，但它也像其他制度一样荒谬。人渴望得到幸福，却忘不了生活条件的困苦，也不能通过哲学来逃避困苦。人不能单独面对自己，他要娱乐，但这是权宜之计，不是一副真正的好药。连国王也不例外：“一个没有娱乐的国王是一个充满不幸的人。”哲学家提出了许多体系，都有自身的价值，但每一个体系都不能充分满足我们。蒙田让人避免本能的驱使，但他又为不敬神和恶习开了方便之门。由于找不到救治良药，我们转向宗教。必须选择信仰。天恩得到预言和显灵的证实。天主是隐藏着的。《思想录》在护教的议论中，表达了不少对现实十分尖锐的看法。
可以看出，帕斯卡尔的护教主张不如他对人世和人的分析令人瞩目。帕斯卡尔对人世持悲观的看法，他认为世间充满强权、战争和不合理现象。人无法争取正义和幸福，贵族身份是一种不花力气取得的特权，“还有什么比选择王后的大儿子来治理国家更不合情理的呢？人们不会选择出身最好的旅行者来驾驶一条船。”他这样描绘人类生活的图景：“可以想象一大群人戴着镣铐，都被判处死刑。每天，有的人在别人的眼底下被扼死，剩下的人在同类的处境中看到自己的处境，他们痛苦地、毫无希望地互相对视，等待轮到自己。这是人类状况的写照。”他又写道：“看到人的盲目和苦难，看到整个宇宙沉默，而人类没有光明，自暴自弃，仿佛迷失在世界的偏僻角落里，不知道是谁将他们放到那里，他来这里干什么，他死时会变成怎样，无法认识一切事物。”这种对人类状况的描述尤其引起20世纪作家的共鸣，使他们产生世界是荒诞的思想。帕斯卡尔的悲观主义是从自身的感受出发的：他所信奉的让森派遭到种种迫害，他自己又要忍受病痛的折磨，双重的苦难使他深切感到人世如同地狱一样不可忍受。帕斯卡尔对人的分析与此密切相关。他提出这个著名的论点：“人只不过是芦苇，自然界最衰弱的芦苇；但这是会思想的芦苇。全宇宙不该武装起来压垮他：一口气、一滴水足以杀死他。可是，当宇宙压垮他时，人仍然比杀死他的东西更高贵，因为他知道他要死了，宇宙对他有这种优越性；而宇宙对此一无所知。”他进一步论述道：“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会思想。我们正是由此凸显出来，而不是从空间和时间中凸显出来，我们不会充满空间和时间。”尽管人类很弱小，生命很短促，但他却会思想，这是没有生命的宇宙所比不上的；人虽然弱小，却仍然有尊严和高贵之处。在观察世界时，帕斯卡尔还发现，比起宇宙的无限大，人是微不足道的，但比起原子的无限小来，人又是巨大的。一边是一切，另一边是虚无，人处在当中。面对无限，人是虚无；而面对虚无，人是一切。人离认识极限无限远，事物的终极及其原则隐藏在难以洞察的秘密中，同样也无法看到他由此生出的虚无和湮没其中的无限。一切事物都从虚无生出，通到无限。这里已存在看待事物的辩证观点。但是，帕斯卡尔再走下去便陷入不可知论：“这就是我们的真实状况；正是这一点使我们无法确切地知晓和绝对地无知。我们飘浮在一个广阔的地带，总是游移不定，飘荡空中，从一端转到另一端……什么也不能确定无限大和无限小的终点，它们封住它，离它而去。”不可知论是帕斯卡尔的悲观主义的又一思想根源。
夏多布里昂称帕斯卡尔是“可怕的天才”，圣伯夫写出了《波尔—罗瓦亚尔》（1837～1859），巴尔贝·多尔维利把帕斯卡尔看作“天主教的哈姆莱特”，波德莱尔将《深渊》一诗献给他。从尼采到左拉、佩吉都看他的《思想录》。马尔罗、存在主义作家、荒诞派戏剧家都受到他的影响。
二、拉罗什富科
生平 德·拉罗什富科公爵（duc de La Rochefoucauld，1613～1680）生于巴黎，属于法国的名门贵胄，原名弗朗索瓦·德·马西亚克（François de Macillac）亲王，父亲死后他成为公爵。他本来想在政治和军事上有所作为，结果令他十分失望。1629年他在意大利作战，然后又到了佛兰德尔。但他参加安娜·德·奥地利反对黎世留的阴谋，后又参加德·什弗勒兹夫人的阴谋，失败后在巴士底狱待了八天，然后回到自己的维尔特依古堡。黎世留去世后，他又反对马扎兰，几次受伤，一次伤在喉部，一次眼睛差点瞎掉。他追求德·龙格维尔公爵夫人，他在她的肖像下边写了两句诗：“同国王打仗，我失去了一对眼睛；为了这样的对象，我会同天神搏斗。”他们有过一个儿子（他和妻子有八个孩子）。1652年，他回到自己的领地，开始撰写《回忆录》（Mémoires，1662），叙述他的早期活动和参加“投石党运动”的经过。1656年，他返回巴黎，放弃了政治上的野心，混迹于德·斯居戴利小姐、德·蒙庞西埃小姐、德·萨布莱夫人的沙龙中，1665年发表了第一卷《箴言录》（Maximes）。他和德·塞维涅夫人、德·拉法耶特夫人来往。1678年，《箴言录》再版，给他带来文学声誉。他拒绝进入学士院，逝世于1680年3月17日。雷兹这样评价他：“他从来不是尚武的，尽管他是勇敢的战士；他从来不是好廷臣，尽管他总是渴望做到这一点；他从来不是政党的优秀分子，尽管他一生都在行动。”这是一个不得志的大贵族。
《箴言录》 这部散文集体现了17世纪中叶一个愤世嫉俗的贵族的伦理观。1660年左右，在德·萨布莱侯爵夫人（La Marquise de Sable）周围，一些贵族以写箴言为娱乐，她，还有雅克·埃斯普里（Jacques Esprit）和梅雷（Méré），曾在1678年发表过几部箴言集。但拉罗什富科最擅长写箴言。他的《箴言录》以恨世者的语言揭示了上流社会腐朽的精神世界。在上流社会，利欲心支配着一切，以致“德行消失在利欲之中，正如河流消失在海洋之中一样，”“利欲讲各种各样的语言，扮演各种各样的人，甚至无私者的角色，”“人们只出于利欲谴责恶习和赞美德行。”利欲成了一切行动的出发点，人们已失去了是非观念。表面看来，人们受到自尊心、虚荣心的左右：“自尊心就是爱自己和一切事情为自己着想；它使人钟爱自己，而成为别人的暴君，如果他们有机会获得手段的话，”“只要虚荣心不让人说话，人们就说得很少。”其实自尊心也受到利欲的驱使：“利欲是自尊心的灵魂，因此，自尊心好像身体缺乏灵魂会看不见、听不见、没有知觉、没有感情、没有动作一样，如果同利欲分离，就会听不到，感觉不到，不再活动。”拉罗什富科看到利欲心在上流社会的原动力作用，确实一语中的。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之间的关系自然非常险恶，不存在友谊：“最无私的友谊只不过是一种交易，我们的自尊心总是打算在其中捞到点什么，”“人们称之为友谊的东西，只不过是一种交往，互相照顾利益，交换效劳；归根结底只是一种交易……”在利欲横行的世道里，拉罗什富科看见到处是虚伪造作和假冒为善：“庄重是身体的一种秘密，是为了掩盖精神的缺陷而发明出来的，”“如果人们不相互欺骗，社会就不会长存。”德行和恶行混杂在一起：“德行通常就是掩盖着的恶行，”“恶行进入德行的成分之中，如同毒药进入药物的构成之中一样。谨慎地把恶行收集起来，使之变得缓和，用于抵御生活中的恶。”拉罗什富科也不放过对当权者的抨击：“君主对待人如同对待硬币一样；君主随意规定其价格；而人们也不得不按照行市，而不是其真正价值去接受它；”“君王的仁慈往往只不过是一种博取人民拥戴的策略；”“仁慈被说成是一种美德，有时出于虚荣，有时出于怠惰，更多是出于恐惧，而几乎总是三者合在一起；”“宽宏大量往往只不过是一种遮掩了的野心，它不在乎蝇头小利，一直奔向最大的利益。”
马克思认为《箴言录》表达了一些“出色的”思想。《箴言录》是一个贵族经历过曲折磨难，对现实深有所悟，导致对生活感到悲观失望，从而对上流社会人们的精神特点做出概括的结晶。拉罗什富科说过：“我是忧郁的，而且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三四年以来，人们只看到我笑过三四次……我有思想……但这种思想被忧郁变坏了。”拉罗什富科像拉辛、拉封丹、帕斯卡尔一样，对人性不抱任何幻想，他认为人“处在本性被罪恶腐蚀了的可悲状态中”。他在1678年的序中说，“在表面德行遇到的无数缺陷中”，只有“天主特别开恩的人”才能避免。这种悲观思想成为他揭露社会恶习的武器。
有人认为精神和心理的状态过于复杂，很难浓缩到简短的句子中，因此《箴言录》的形式有点过时。但有人将拉罗什富科的句子成分颠倒次序，便得出新的思想。这就说明，箴言的形式蕴含着很大的容量。拉罗什富科善于以简短的形式与深邃的思想相结合，如这一句：“软弱的人不可能是真诚的。”作者略去分析，让读者自己去琢磨。他还善于以极其冷漠的态度去修饰箴言，如这一句：“我们大家都有足够的力量忍受别人的痛苦。”态度冷淡，但其中包含着思想，要读者自去领会。拉罗什富科力求句子简短，从他的手稿来看，他总是把句子改得短而又短。罗兰·巴特分析《箴言录》的句子结构，发现拉罗什富科往往在做“意义本身的表演”，也就是将句子的成分加以变换，而词汇和修辞格的少反而使写得成功的箴言成为逻辑的小小戏剧，其中的对照是关键。如强弱对比：“如果我们抵挡住激情，更多是由于激情不强烈，而不是我们有力量。”主动态和被动态的颠倒：“人们一般只是为了得到赞美才去赞美。”主语和宾语的颠倒：“当恶习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庆贺，以为是我们离开了恶习。”这一分析找到了《箴言录》形式上的特点。
三、雷兹红衣主教
生平 雷兹红衣主教（Le cardinal de Retz，1613～1679）原名保尔·德·贡迪（Paul de Condi），生于蒙米拉依。他的家族原籍意大利，在法国出过好几个主教。17岁时他改编了意大利人莫斯卡迪的《菲埃斯克伯爵的阴谋》，1638年黎世留看过这部作品以后惊呼：“这是一个危险人物！”他在密谋反对黎世留遭到失败以后，当了教士。当时，红衣主教的职务通向权力，他希望能与黎世留比个高低，代替马扎兰。他的叔叔是巴黎大主教，他先当助理（1643年），叔叔死后，他接替了叔叔的职务。在投石党运动中，他起了首脑作用，将巴黎控制了一星期，当时，群众一直深入到路易十四的床前。1652年，他同在逃的马扎兰做了一笔秘密交易，当上了红衣主教。投石党被摧毁后，12月，他在被国王接见后遭到逮捕，被剥夺了主教权力，关在万塞纳，然后转至南特。1654年他越狱成功，来到西班牙，后转至瑞士和罗马，在国外继续进行反对活动，并帮助教皇亚历山大七世上台。为了返回法国，他不得不屈服。1662年，他放弃巴黎大主教职务，作为交换，他获准加入圣德尼修道院，每年收入12万利弗尔。他在自己的柯梅尔西古堡中像大贵族一样生活。国王曾好几次派他出使罗马。后人认为，雷兹更适于打仗，从事外交或政治，策划阴谋，而不是当主教。
《回忆录》 他的后世声名却在文学方面，他的《回忆录》（Mémoires）出版于1717年，可能写于1670～1675年。这部作品叙述他1643～1655年过流亡生活时的经历，尤其是投石党运动（第二部分）。第一部分叙述他浪漫的青年时代，第三部分写他在罗马的活动。虽然他的态度并没有不偏不倚，但《回忆录》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投石党运动是17世纪中叶的重要政治事件。这是大贵族反对中央集权的最后一次努力，他们被镇压下去，标志着法国中央集权的最终确立。雷兹的《回忆录》相当真实地记录了这一事件的始末，因此具有较珍贵的史料价值。读者看到了各种阴谋的策划，以及内战时期巴黎的氛围，特别包括几个重要的历史场面，如逮捕布卢塞尔，由此引起的骚动，这成为投石党运动的序曲；《回忆录》辛辣地描绘了一些肖像；对法国历史，进而全部历史进行思索，这启迪了孟德斯鸠。雷兹写出大贵族集团的狂热阴谋，他们暂时由共同的仇恨和利益联结起来，可是嫉妒心和野心折磨着他们。军事谈判代表举止傲慢。人民生活在痛苦中，反叛的巴黎充满火药味。在逮捕布卢塞尔之后不久，“人们就骚动起来，奔跑，叫喊，店铺关门。”人民筑起了1200多个街垒。甚至五六岁的孩子也手执匕首上街。主教在这场阴谋中是个关键人物。路易十三的弟弟加斯东·德·奥尔良要他去平息暴动的群众，对他说：“还给国家平静吧。”雷兹自始至终是回忆录的中心人物。他在60岁时仍然保留着愤恨和30岁时的激情，宣扬反叛的精神。他以自己为标准判断和组织一切。他如实展现自己：诡计多端，但并不卑劣；野心勃勃，但能无私待人；深谙使人民行动的动力，但他首先是个大贵族，毫不民主；好享乐，十分固执；充满优越感，但相当明智，对别人和对自己都会严肃考虑。在《回忆录》中，雷兹还发表了不少治国见解，例如：“一直下到小人物那里，是与伟人比肩的最可行的方法；”“培养一个党派的好首领，比培养一个好皇帝需要更伟大的品质；”“要通过一件不同寻常的大事，最有效的方法是鼓动青年人去反对老人。”雷兹的视野相当广阔，他评点政府机构，估量内因的作用，看到偶然因素和决定性影响的平衡关系，从中可以看到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的萌芽。
雷兹善于描绘人物，他暴露他们的心灵和隐藏的虚伪面目，他以指挥者的目光一眼就能判定一个人。例如他这样描写马扎兰：“他具有才智、会含沙射影、诙谐、举止文雅，然而卑劣的心灵总是泄露出来，以致这些品质在逆境中就显得可笑，而在他炙手可热时不会失去诡诈的外表。”不管这肖像真实与否，人物形象确实凸显出来。雷兹这样描绘太后安娜·德·奥地利：“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像王后那样，她有着必要的才智，使不了解她的人不觉得她愚蠢。她尖酸多于高傲，高傲多于庄重，装腔作势多于含而不露，不在乎金钱多于慷慨大方，慷慨大方多于重视利益，重视利益多于大公无私，喜爱多于激情，生硬多于倨傲，记仇多于施恩，有意显得虔诚多于虔诚，固执多于坚定，无能多于上述的一切。”他用一组组反义词来描写这个善于搞阴谋诡计的人物。他描写法院顾问、有名的美食家时这样写道：“德·贝尔奈先生更像厨子而不是顾问。”作者刻薄地描写他的情妇德·什弗雷兹小姐“愚蠢到可笑的程度”，她对待情人就像对她的裙子一样，“她喜欢这些裙子时，便摊在她的床上，两天后出于纯粹的厌恶又烧掉了。”圣伯夫赞赏说：“这个人物画廊是法国画的光荣，可以说，在圣西蒙之前，还没有人写过更鲜明、更光彩奕奕、更栩栩如生的人物。甚至在圣西蒙之后，雷兹的这个画廊也丝毫没有减色。”他的风格难以模仿，倒是与他的性格相适应。他不服从规范，知道自己属于上流人物，不需要无用的虚饰：文笔轻快，仿佛与思路同一节奏。他的分析、叙述和议论都极为明晰、准确、简洁。他的讽刺十分辛辣，却又洒脱自如。读者仿佛能听到雷兹在叙述。
四、塞维涅夫人
生平 德·塞维涅夫人（Madame de Sévigné，1626～1696），生于巴黎，原名玛丽·德·拉布坦—尚塔尔（Marie de Rabutin-Chantal）。她七岁成了孤儿，不久，外祖父母又去世，因此她由舅父抚养长大，家庭教师教会她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拉丁文。1644年，她嫁给德·塞维涅侯爵。这个贵族放荡而且爱挥霍，1651年在决斗中死去，留下两个孩子。塞维涅夫人一心培育孩子，拒绝别人的追求。她出入朗布依府等贵族沙龙。1671年，她的女儿出嫁，令她伤心不已，她给女儿写信，宣泄心中的思念，这些书信在她死后发表，《书简集》（Lettres）最早的版本发表于1725年，只有75页；全本出版于1862～1867年。1696年4月17日，塞维涅夫人因患天花逝世在女婿家中。
《书简集》 塞维涅夫人是17世纪书简作家的代表。《书简集》共收入了1500多封信，最早一封信写于1648年3月15日，告诉布西·拉布坦，她的儿子出生了。最后一封信写于1696年3月29日。《书简集》绝大部分是她写给女儿德·格里荣伯爵夫人的信。法国的邮政业建立于1622～1627年间，从巴黎到普罗旺斯约需五天，一星期可以写两封信；而从马赛到雷恩需要10天。在17世纪20年代，书信往来成为文人之间的爱好，书信文学由此发展起来。塞维涅夫人是个心灵细腻、感觉敏锐的女性，她对政治社会事件也十分关注。财政总监富凯被捕事件，蓬波纳失宠，图雷纳战死，路易十四的大军越过莱茵河和获得胜利的战况，神秘的下毒事件以及随后处决布兰维利埃和拉伏瓦赞，都在她的书信中得到细致的叙述。在二十几年中，塞维涅夫人不断将巴黎和宫廷中发生的事件告诉她的女儿。例如在凡尔赛宫中，为德·拉瓦利埃尔小姐或为德·蒙泰斯潘夫人组织的盛大庆祝会；大臣为了能待在宫廷，不惜倾家荡产，他们沉迷在赌博中，追逐国王封赐的津贴；塞维涅夫人1675年在布列塔尼遇到了对暴动的镇压，她叙述雷恩一条街的居民全部被赶出去，还有60个市民被吊死了，她含讥带讽地写道：“这个省对其他省是一个好榜样，尤其要尊敬统治者和王室高级官员，决不要谩骂他们，也决不要把石块扔到他们的花园里。”塞维涅夫人也对作家进行评论。她特别喜欢高乃依。《安德洛玛克》的演出使她掉泪，她称赞《爱丝苔尔》，认为它的优美使人止不住眼泪。但她对拉辛有所保留。她很赞赏帕斯卡尔。
《书简集》最有特色的部分自然是塞维涅夫人深切的母爱。即使她也很爱儿子，但她对女儿的爱达到狂热的程度，表达出母爱的动人之处。她的女儿是在1669年1月29日出嫁的，她在第三天的信中写道：“我觉得人们夺去了我的躯体和灵魂……我所有的想法都是但求一死。”差不多一个月过去了，她的悲哀还没有减弱。她在3月3日的信中写道：“你的房间令我伤心欲绝；我叫人在正中放了一面屏风，挡住对着楼梯的窗户，我从这扇窗户看到你登上德·阿克维尔的华丽马车，当时我又把你叫回来。当我想到我会从窗口跳下去，心里就害怕起来，因为有时我会控制不住自己。”她又写道：“我不断地思念你……我缺少一切，因为我缺少你。”当女儿过罗讷河时遇到坏天气，她就设想女儿的险境，她为女儿的身体担心，渴望下一次见面的到来。知道女儿身体不适以后，“我从头到脚颤抖，我失魂落魄，一点也睡不着。我的女儿不再给我写信了吗？她病了吗？会收到我的信吗？”这种温情和担忧不是假装的，她的想象在思念中得到了激发。她写给女儿的信约占《书简集》的68％。
塞维涅夫人对大自然的感受在古典主义作家中是较为突出的。她能准确地抓住四季变化的色彩。她这样描绘春天的到来：“你想象得出一个星期以来树木是什么颜色吗？回答吧。你会说：‘绿色的。’根本不是，是红色的。这是小小的胚芽，含苞欲放，形成真正的红色；然后它们长出一片小叶，并不均匀，由红绿两色混合而成，太漂亮了。”夏天，“大地充盈着麦子”，她“像一群小老鼠那样”醒来，“满嘴面粉味道。”秋天的情况则是：“树叶改变了颜色：它们不再是绿色的，转成了曙光色，而且是各种各样的曙光色，构成华丽的金色锦缎”；“大小栅栏染上了秋天美丽的色彩变化，画家从中得益匪浅。”而到了冬天，乌云会突然遮住落日，可怕的浓雾骤起，呼吸到的是冰雪的气味，“我们的大山在阴森森中显得迷人；我希望每天都有一个画家描绘出所有这些恐怖美的力度。”当他的儿子为了用钱，叫人砍伐一片古老的森林时，她非常气愤，说儿子的手“是一只熔炼金钱的坩埚”，她想象森林中的一切都在诉苦，万物“敏感地触动着我的心灵”。热爱大自然的心情跃然纸上。
塞维涅夫人的书信写得流畅自然，思路好像源源不断地涌现，句子有时简短，有时复杂，波浪般起伏，具有口语的灵活。她说：“我写得这样快，以至于我都感觉不到……我使用的第一个措辞制约着整封信。”这种随便其实包含着艺术。塞维涅夫人知道她的书信会流传开来，因而她的构思是花了功夫的。表面上她的信好像杂乱无章，这儿她插入一些次要的句子和与主题无关的细节，那儿她明显地制造效果。她让感情迸发之前，先准备好修饰她的思路，用巧妙的细节或讲究的魅力来装饰文句。她的语言也相当丰富、生动，富有色彩感。普鲁斯特认为她的描写具有印象派画家的风格，她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不是从原因开始，而是先点出效果，如这一句：“教士衣服黑白相间，好几个修女的衣服灰与白相间，衣物这里那里乱扔，人们直接隐没在树丛间。”擅长书信的伏尔泰称赞她说：“德·塞维涅夫人是她的世纪书信体写作的第一人，她尤其善于出色地讲小故事；她的书信充满了逸事，写得活泼自由，栩栩如生。”
五、博须埃
生平 雅克—贝尼涅·博须埃（Jacques-Bénigne Bossuet，1627～1704）生于第戎，父亲在法院中任职。博须埃九岁时行剃发礼。他在第戎的耶稣会士开办的学校和巴黎的纳瓦尔中学读书，成绩优秀。1652年，他在巴黎大学获得神学博士学位，成为教士。他在梅斯担任议事司铎达七年之久，十分尽职。
布道词 任职期间，他开始进行布道，赞颂天主和圣徒，如圣方济各、圣贝尔纳、圣女苔蕾丝、圣保罗等。《圣保罗赞》（Panégyrique de saint Paul，1657）认为圣保罗完成的不是奇迹，在世人眼中他很软弱，但这是表面的软弱。他的布道看来力量不大，用词粗俗。在他的刽子手看来，他的行动也很软弱，以温情来对待暴力，他毫无抵抗地殉教。圣保罗治理新生教会的能力也很弱。但这种软弱是一种强大的武器。他做出了榜样：我们的责任是以我们全部心灵的力量去爱周围的人。从1659年开始，博须埃来到巴黎。1660年，他在卢浮宫作封斋期讲道，大胆地劝导年轻国王生活更有规律，令路易十四不快。他积极活动，让新教徒和犹太人改宗。1665年，他被任命为孔东主教。在此前后，他作过不少有名的布道，如关于穷人的尊严、仁慈、野心、死亡等等，对象都是上层阶级。《关于坏富人的布道》（Sermon sur le mauvais riche，1662）讲道：“他们快饿死了，是的，先生们，他们在你们的领地、城堡、城市、乡村、你们邸宅的门口和附近快饿死了；谁也不去援助他们；唉！他们只需要多余的东西，你们饭局上的一点食物，你们盛宴上的残羹剩饭。”博须埃认为富人只不过是掌握着财富，他们有责任散发财富。《关于穷人在教会中的极大尊严的布道》（Sermon sur l’éminente dignité des pauvres dans l’Eglise，1659）指出：“富人，你们承担着穷人的重负，减轻穷人的需要，帮助穷人忍受痛苦呻吟吧。”这两次布道表现出博须埃对穷人的关切。《关于野心的布道》（Sermon sur l’ambition，1662）讲道：耶稣跑到沙漠里是要回避荣耀，我们要以他为榜样，了解爱荣耀所带来的危险。好运是在欺骗我们，给我们幻象。真正的力量不在于想得到什么就有什么，而在于想得到应得的东西，控制自己的意志。野心得逞的人荣耀越高，他们的失宠就越令人瞩目。世间的荣耀只是尘埃。但愿人放弃野心，争取唯一的荣耀，天主的荣耀，它不会消失。《关于死亡的布道》（Sermon sur la mort，1662）讲道：耶稣不拒绝去看拉撒路的遗体，我们要以他为榜样，思索死亡，从中得出教益。人是虚无；我们的伟大最终遁入死亡。人生短促，新生的一代代人把我们推向黑暗中，“一百年算什么，一千年算什么？既然一刹那便使之消失。”但人仍然是伟大的，因为人的灵魂不朽，使人成为享有特权的生物。人的天才使世界屈服，人意识到存在着高于要消失的一切荣耀的善，它是永恒的。如果它不纯洁，那是它有罪，这并不是信仰引起的。博须埃的布道简洁而抒情味浓，想象丰富，语言有力，包含哲理。
诔词 博须埃的诔词也十分有名。因他布道出色，所以一些王室显贵的悼词请他来撰写。《昂丽爱特·德·法兰西的诔词》（Oraison funèbre d’Henriette de France，1669）写道：天主给国王们可怕的教训，以儆效尤；天主可以随意提高或降低他们的权力。昂丽爱特善于虔诚地运用好运或逆境。她出身高贵，同斯图亚特家族联系紧密。她在仁慈、信仰和爱国方面都做出表率。但英国革命毁了她的荣耀；克伦威尔集合一切异端来反对王朝。昂丽爱特·德·法兰西失去了丈夫、英国国王查理一世，但她忍辱负重。《昂丽爱特·德·英格兰的诔词》（Oraison funèbre d’Henriette d’Angleterre，1670）悼念的对象生于1664年，她在法国长大，嫁给路易十四的弟弟。她保护莫里哀和拉辛，通过她，路易十四和她的兄弟、英国国王查理二世终于联合起来。她26岁便去世了，原因可能是中毒。博须埃写道：“如果我们注视人生的流程，人身上的一切都是虚妄的；但是，如果我们凝视人生的终极，一切便是宝贵的，一切便是重要的。”这就是昂丽爱特·德·英格兰的命运所展示的意义。从来没有哪一个王妃从上天获得那么多的恩赐：出身高贵、趣味高雅、智慧超群、谦虚礼让。她突然去世；这些人间财富一点不剩。“啊，灾难的黑夜！啊，可怕的黑夜！这个惊人的消息如同响雷一样突然震响：夫人快死了！夫人死了！”但天主一直关怀她，她过着真正的生活，临终时表现出勇气。我们要学习她的榜样，不再留恋人间虚荣，而要考虑永生。《安娜·德·贡扎格的诔词》（Oraison funèbre d’Anne de Gonzague，1685）写道：安娜·德·贡扎格长久迷误，沉迷在享乐和阴谋之中，以为可以不需要天主。天主可怜这个罪人，通过两个梦将天恩传达给她。王妃终于醒悟，抛弃了奢侈的生活，意识到家庭责任，信奉了天主。《孔代亲王的诔词》（Oraison funèbre du prince de Condé，1687）写道：孔代光荣的一生证明，最高的业绩缺乏虔诚便毫无意义。孔代具有英雄的一切品德：心灵高尚、仁慈、机智、活跃、爱思索。但这些优秀品质天主会告诉他的敌人。孔代却很虔诚，他完成宗教责任，深入领会教义。但愿全民族都哭悼他，以他为榜样。博须埃善于在诔词中勾画出死者的肖像，从中得出道德和哲理的结论。他谈论生死问题，以死去阐明生，给生以意义。辞章重文采和气魄。他的诔词给人以庄重深沉之感。他使宗教仪式具有文学色彩，提高了宗教文学的地位。
史话及其他 1670年9月5日，博须埃被任命为王太子师傅。次年，他进入学士院。他对王太子师傅的职务十分重视，专门写出教材，其中最重要的是《世界史述评》（Le Discours sur l’histoire universelle，1681）和《圣经所体现的政治学》 （La Politique tirée de l’Ecriture sainte，1709）。前者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将查理大帝加冕的800年作为古代史的结束，古代史共分为十二个阶段。第二部分写的是宗教史，由天主引导事件的发展，耶稣出现之前的各个朝代都为此做准备，此后的时代都体现了他的恩惠。第三部分写古代各个帝国毫无例外证明了天主的不断显现，罗马法对此做了总结，罗马帝国的统一有利于教会的发展。罗马帝国的强大在于维护世俗品德、军队的有组织和元老院的灵活政策；乱党的发展和奢侈的泛滥是它衰落的主要原因。但这部作品不少观点武断简单，而且存在知识性错误：亚当出生于公元前4004年，这未免可笑。《圣经所体现的政治学》提出，一切政府的主要目标，应是引导人们去遵从天主的法则。这一法则建立在爱和仁慈之上，这是社会大厦的两块基石。君主制好像是最好的政府形式，国王有绝对的权力，但他是天主在人间的代表，应为天主效劳，因此他不至于独裁。博须埃把政府的形式建立在《圣经》的教条之上。
1680年，王太子结婚，博须埃的师傅任务告终。1681年，他当了莫城主教。博须埃从维护正统天主教出发，抨击新教徒，写出《新教演变史》（Histoire des variations des Églises protestants，1688）。1694年，他发表《关于戏剧的准则和思考》（Maximes et réflexions sur la comédie），认为现代戏剧不道德。他猛烈抨击莫里哀，因为在莫里哀的喜剧中，“德行和虔诚总是可笑的，堕落总是得到原谅，受到喜爱，廉耻总是受到冒犯。”博须埃认为，基督徒应该节制自己的激情，凡是不以天主为对象的爱的冲动都是有罪的，而“再现可爱的激情自然而然导致犯罪”。他对《熙德》中男女主人公的内心斗争不以为然，因为奥古斯丁早就指出，爱情是“我们心灵的可悲疾病”；这种人的弱点在戏剧中却变成崇高的弱点，人为地成为美德。同时，博须埃还在《论欲念》（Traité de la concupiscence，1694）中谴责科学和艺术，认为基督徒的生活只应是“祈祷和实施美德”。
此外，擅长布道类文学的还有布尔达鲁（Bourdaloue，1632～1700）、马斯卡隆（Mascaron，1634～1703）、弗莱希埃（Fléchier，1632～1710）、马西荣（Massillon，1663～1742）等。
六、拉法耶特夫人
生平 德·拉法耶特夫人（Madame de La Fayette，1634～1693）原名玛丽—玛德莱娜·皮奥什·德·拉维尔涅（Marie-Madeleine Pioche de La Vergne）。她父亲是个工程师，靠自己努力获得升迁。她15岁时父亲去世，她的母亲改嫁给了塞维涅骑士（塞维涅夫人丈夫的叔叔）。1655年她嫁给拉法耶特伯爵，他在奥韦涅拥有大量田产，诉讼不断。她在奥韦涅待了四年，生了两个孩子。1659年，她回到巴黎。她在伏吉拉尔街的沙龙汇聚了上流人士，她与塞维涅夫人和拉罗什富科是挚友。1683年她的丈夫去世。她曾在法国与萨伏瓦的往来中起过重要的外交作用。
1662年，拉法耶特夫人发表了短篇小说《蒙庞西埃王妃》 （La Princesse de Montpensier）。1670年，她发表了小说《查依德》（Zaïde），故事描述到西班牙的摩尔人，小说将沉船遇难、比武、谈话被人撞见、情书遗失、巧合和爱情交织在一起，未摆脱矫饰文学的影响。中篇小说《克莱夫王妃》（La Princesse de Clève，1678）引起很大反响。小说分为四卷。第一卷描写在亨利二世末年，克莱夫亲王看上了年轻美丽的德·沙特尔小姐，娶她为妻。但在订婚礼上，她同德·内穆尔公爵跳舞时，两人一见倾心。沙特尔夫人看到女儿的危险，临死时要女儿尽到妇道。第二卷描写王妃心里越来越紊乱，内穆尔好几次让她得知他的爱情。她看到他偷走她的肖像而不敢干预；在一次比武中，她看到他受伤而流露出不安。他们之间心照不宣。第三卷描写王妃感到悔恨，她在乡下向丈夫透露了她爱上一个人，却不肯说出是谁。不料内穆尔听到了她和丈夫的谈话。亲王非常难过，终于知道了他妻子爱的是谁。第四卷描写亲王怀疑妻子对他不忠，又十分嫉妒，并且以为妻子在耍弄他。他病倒了，不久便死去。王妃感到非常悲哀，尽量回避内穆尔。一天她向他承认自己确实爱着他，但不会嫁给他，最后她进了修道院。
拉法耶特夫人在晚年撰写了《一六八八至一六八九年法国宫廷回忆录》（Mémoires de la Cour de France pour les années 1688 et 1689）。她的遗作有短篇《唐德伯爵夫人》（La Comtesse de Tende，创作于1664年，1724年出版）。在她生活的时代，像她这样的身份是无法用真名发表小说的，所以她的小说发表时都用的是笔名，后世对小说作者是谁争论不休。
心理小说 拉法耶特夫人被看作法国第一位心理小说家。她的短篇《蒙庞西埃王妃》已经具有描写心理的特点，相当细致地描绘了人物的嫉妒、痛苦或悔恨的心情，尤其女主人公的心理发展脉络异常清晰。这个短篇预示了拉法耶特心理描写的才能，这种才能在中篇小说《克莱夫王妃》中得到了充分的显示。小说第一次把爱情心理作为描绘的对象，对克莱夫亲王夫妇和内穆尔公爵的心理刻画得相当细腻。拉法耶特夫人描写了女主人公如何同心中的爱情做斗争，她要恪守妇道，却对丈夫没有爱情。她看到内穆尔偷走自己的肖像时，内心非常矛盾，公开去问内穆尔吧，“这等于让大家知道内穆尔对自己的感情，私下向他要吧，又等于给他机会向自己说出爱情。”当她以为有个情人向内穆尔写情书时，内心生出无比的嫉妒，十分痛苦。“而一旦他使她确信这封信与他无关时，这种恼怒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宽慰和乐滋滋的心情。”她感到自己“被一片痴情所俘虏、制服，我不由自主地被它牵着走”。她甚至产生幻觉，以为看到了内穆尔出现。内穆尔也一样，他为了对方的声誉，硬要压制自己的爱情。他觉得自己能博得一个与其他女性迥然有别的少妇的爱，是十分荣耀和幸福的，同时又感到极大的不幸，因为这种爱情只不过是空中楼阁。他为自己从来不敢对王妃说爱着她而难过，但又不敢行动，“我竟敢给她难堪叫她承受我的目光吗？我从哪方面能为自己辩解呢？我是不可原谅的。我配不上克莱夫夫人的青睐，我也不可能希望她对我垂顾。”他不敢在夜深人静时闯去见她，“这实在是太胆大妄为了。”至于克莱夫亲王，自从他知道妻子爱上别人，而自己得不到她的爱以后，嫉妒万分，她的情人的“名字引起我的好奇心，我真不知如何生活下去”。他不问妻子吧，又觉得妻子在欺骗他，所以在答应了不再过问以后，仍然一再追问妻子。直至他临终时，仍然分辨不清妻子对他的感情是真是假，“内心非常矛盾，苦不堪言。”评论家认为拉法耶特夫人像拉辛一样，她笔下的女主人公十分清醒，知道心中的爱情是有罪的。总之，拉法耶特夫人能把人物恋爱的心理全过程描绘出来，特别对人物的嫉妒心理做了深入探索。
作为一部历史小说，《克莱夫王妃》的背景是相当真实的。拉法耶特夫人研究了大量历史材料、关于历史人物和亨利二世、菲利普二世宫廷的回忆录，甚至还阅读新出的法国史、英国史、苏格兰史、纹章学和有关礼仪的著述。所以小说对亨利二世宫廷和历史事件的细节描写都十分准确：这是发生在1558～1559年的事。小说开头花了相当多的篇幅描写宫廷风俗，这是一种“环境描写”。但不可否认，作者笔下的亨利二世宫廷与路易十四的宫廷十分相似，拉法耶特夫人在1678年4月13日致莱什雷的信中说：这部小说“是对宫廷和那里的生活方式的完美模仿”。作者认为亨利二世宫廷的“富丽堂皇和典雅风尚达到了炫目的程度”，这只能是路易十四的宫廷，否则有点美化了亨利二世宫廷的风俗。
《克莱夫王妃》仍然留有矫饰文学的痕迹。例如偷肖像，情书丢失引起的误会，情人在考虑是否让对方去参加舞会，克莱夫王妃竟会向丈夫坦白自己爱上了别人，而内穆尔也居然会偷听到他们的秘密谈话，克莱夫亲王竟会因嫉妒而得病迅速死去，主人公既漂亮又讲道德，他们是典雅爱情的典范，是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这些手法都是矫饰文学常用的。最后克莱夫王妃就是不嫁给内穆尔，保持理想的纯洁，这一结局完全符合矫饰文学的美学观点。且不说内穆尔“是大自然之杰作”，连驼背的孔代亲王也被委婉地说成“天生一副不太出众的矮身材”，对历史人物充满溢美之词。小说还穿插了一些次要情节，如瓦朗蒂努瓦公爵夫人和安娜·博莱安的故事，沙特尔代理主教的爱情，图尔农夫人忘恩负义等，次要情节繁多是矫饰文学的特点。
但是，《克莱夫王妃》却写得十分简洁和紧凑，不同于矫饰文学的拖沓冗长。作者把一个故事限制在十万字之内，这个长度成了后世中篇小说的楷模。此外，拉法耶特夫人的词汇虽然并不丰富，可是用得都很恰当。
七、其他散文家
盖兹·德·巴尔扎克 在书信体散文家中，还应提到让—路易·盖兹·德·巴尔扎克（Jean-Louis Guez de Balzac，1597～1654）。他出身小贵族，在耶稣会学校读书，后到巴黎，最后在莱德大学攻读。他当过德·埃佩尔龙公爵的机要秘书，为公爵起草笔战文章。1620～1622年他在罗马任拉瓦莱特红衣主教的代理人，后因身体不好，回到自己的领地，但保持与巴黎文学圈子的来往。1624年他发表《书简集》（Lettres），考虑到要让人传阅和发表，这些书信在写作时很花工夫。《书简集》在他去世后被加以扩充。作者忠于古罗马传统，要求文学写得明晰、高贵、严谨。但他并不固守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和三一律。在关于《熙德》的争论中，他认为“写一部符合规则的剧本去满足一个王国是过分的要求”。他还认为艺术的重要准则在于使人愉悦。他追求真与美。他的议论雄辩有力。他对乡村的自然景色有细腻的感受：“麦子从来没有这样碧绿过，树木从来没有这样繁花满枝……黄莺之间就像诗人之间一样不同。”他还有一些政治、宗教著作。
吉尔拉格 吉尔拉格（Guilleragues，1628～1685）被后世确认为《一个葡萄牙修女的书信》（Lettres d ’une religieuse portugaise，1669）的作者。他生于波尔多，进纳瓦尔中学学习。1651年，孔蒂亲王看中了他，把他带到吉叶纳等地。1660年，他当了波尔多审理间接税案件最高法院的首席庭长。1666年他来到巴黎，常涉足上流社会，1668年写出《瓦朗坦一家》（Les Valentins），次年写出《一个葡萄牙修女的书信》。1677年，他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685年，吉尔拉格因中风去世。
近300年来，蒙在《一个葡萄牙修女的书信》（又称为《葡萄牙书信》）上的迷雾一直没有抹去，直到20世纪人们才确认它的作者是吉尔拉格。当时，人们以为这是真人真事，至19世纪初，才发现这个修女的原型是玛丽亚娜·阿尔卡富拉达（1640～1723）。这是一部书信体小说，由五封信组成，写信的女子被一个法国军官遗弃，遁入修道院。小说只涉及她和法国军官的会面与分离，几乎不写外界。这些信是一个弃妇的长篇诉怨，但仍然可以被看作情书。由于只有修女在写信，没有回信，于是本书构成一种独白：“有的人只想着自身，以致他们恋爱时，他们会找到方法只关注自己的爱情，而不管他们所爱的人怎样。”这部书信体小说表现出对心灵的精细分析，吉尔拉格是拉辛的朋友，从拉辛那里学习到心理描写的手法。小说描写玛丽亚娜终于意识到自己的真正处境：在第一封信中，她悲叹情人离去，自己被抛弃；第二封信描写她感到肝肠寸断；从第二封信到第四封信，她的生活同痛苦融合在一起，她仿佛中了邪一样，直到第五封信才清醒过来，她逐渐变得平静，她不再希望，也不再害怕；她的爱情缺乏养料，像火一样熄灭了。作者把一个少女失恋的心灵描绘得淋漓尽致。她这样表达自己爱情的强烈：“我处在绝望之中，您可怜的玛丽亚娜支持不住了，她写完这封信时晕倒了。再见，再见，可怜我吧。”她写出自己失恋的甜蜜：“我在内心感谢您，您给我带来了绝望，我憎恨我在认识您之前生活的平静。”她这样表白自己的复杂心理：“我看到您出发了，我从来没有希望您回来……难道您不感到我的感情相当强烈吗？您要怀疑更加困难！告诉我，您愿意我因为爱您而死！（第三封信）”吉拉尔格把这部书信体小说一下子提高到相当完美的程度。小说一开始写道：“我的爱，你看，你缺乏预见到了何等程度。啊，不幸的人！你被出卖了。”用的是贵族社会表达爱情的语言，整部作品制造了一种感情缱绻、难以排解的气氛，集中描写主要的东西，忽略次要的细节，因此写得相当紧凑。小说的成功带来不少仿效之作。
布西—拉布坦 此外，布西—拉布坦（Bussy-Rabutin，1618～1693），即布西伯爵（comte de Bussy），或名罗歇·德·拉布坦（Roger de Rabutin），他的《高卢人的爱情故事》（Histoire amoureuse des Gaules，1665）讽刺了宫廷人物，对于贵族的淫乱、丑行，权贵的滥用职权，宫廷中的奢侈淫乐，大臣的相互攻讦，甚至国王的私情，都有所暴露。故而他当选为学士院院士后，仍然被关进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