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1974年，全国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甘肃省革委会办公厅突然通知王世泰带上粮票、洗漱用具和换洗衣服到省委宁卧庄招待所集中。王世泰到招待所以后，才知道是甘肃省委接到中央紧急通知，让补选王世泰当全国人大代表，省委立即布置省直各机关召开干部大会，补选王世泰为全国人大代表。王世泰和甘肃省其他代表在宁卧庄招待所学习讨论了将由全国人代会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约一个星期后他们便一起赴京参加会议。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使王世泰莫明其妙。事后听说是，毛泽东主席曾明确指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江青、王洪文他们搞了名单，送给周总理看，周总理在医院病床上审阅并亲自增加几十个老干部名字，其中有王世泰。同时，总理还对江青等人确定的各部领导人作了审查，提出了新的人选，有力地阻止了江青等人的篡政阴谋。

1975年，是王世泰“文革”以后停止工作的第9个年头。中国政局开始出现新的变化，党的干部政策开始落实，王世泰被任命为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世泰当时的工作仅是象征性的职务安排，名义上协助主管财贸工作，实际没有参与什么具体工作。当然，有一些必要的大型政务活动和集会，也通知王世泰去参加。粉碎“四人帮”后，王世泰已六十有六，在人生的道路上，已步入“黄昏”，但黄昏时的夕阳是无限美好的。一个老共产党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王世泰在“黄昏”中，看到“夕阳”的美好，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

1976年11月28日晚，王世泰接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的通知，要王世泰立即赴京参加四届人大三次常委会。王世泰到达北京后，从各地和在京同志那里，了解到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做出许多重大抉择的过程与情况，深感这次会议的重要和他们这些老共产党员身上的责任重大。

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于11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次会议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内容上讲，都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召开这次人大常委会，目的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商兴国大计。与会同志一致拥护党中央的重大决策，并对如何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拨乱反正，振兴国家，恢复秩序，发展经济等献计献策，决心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彻底清算“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罪行，为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前进，做出应有的贡献。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提请人大常委会通过了邓颖超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决定。在会议期间，邓颖超副委员长受到委员们的热烈欢迎，大家纷纷上前同她握手。邓大姐正好坐在王世泰的前面，王世泰忙站起来问候她。大姐紧紧握住王世泰的手说：“世泰，你的身体不错，精神还好，可以好好工作啦！”王世泰十分激动，向她表示了对周总理的深切缅怀，邓大姐刚强地说：“现在总理在九泉之下也会高兴的！”

1977年6月，党中央决定对甘肃省领导班子进行改组。新改组的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由宋平同志担任，同时任甘肃省委副书记的有冯纪新、茅林及李超伯。新的省委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在揭批“四人帮”反党罪行的基础上，初步清查了“四人帮”在甘肃的流毒和影响，使甘肃历时十年多的政治混乱局面，得到了较快扭转。

7月下旬，王世泰代表甘肃省参加了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的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这次会议是由陈永贵主持的。国务院有关部委的负责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各省负责同志和水利厅长也参加了大会。会议在大寨参观考察后，移会北京进行总结，连同全国粮食会议的代表一起，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8月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以及再次复出的邓小平等接见了全体代表并与大家合影留念。

省委和革命委员会的班子改组后，王世泰继续留任革委会副主任之职，主要是搞一些临时性应急的工作。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王世泰不是党的十一大代表，但却被选为中央委员。所以，王世泰又一次匆忙赴京参加十一届一中全会。全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8年春天，是国家进行拨乱反正的关键时期。国门正在打开，国际交往日益增多。为了庆祝北京至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飞机通航，国家组成中国人民友好访问团出访南斯拉夫国。代表团团长由王世泰担任，团员有来自中央、地方的党政机关负责人和经济、文化界知名人士以及少数民族代表等18个单位的25人。大家戏称为18个方面军。为了工作方便，甘肃省外事办公室副主任潘志仁担任王世泰的临时秘书。

当时，国家经济比较困难，每人除按标准统一制作服装、统一购买生活用品外，每人只发给了相当于20元人民币的外汇零花钱。人们的思想还相当保守，男同志一律着中山装，女同志一律着大翻领女装，大家走在一起真像一支职业队伍。唯一的一个解放思想的动作，就是因为王世泰已年近70，头发已经花白，大家鼓动王世泰去染发，好心难违，王世泰接受了大家的意见染了发。他们嬉笑说王世泰“像个老小伙，像个真正的老将军”。头发是染黑了，胡子长出来却是花白的，秘书潘志仁不得不天天提醒王世泰刮胡子。王世泰后来回想起来，觉得当时虽然有些拘泥古板，但却体现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倡导的勤俭办外事和外事无小事的精神。特别是那种艰苦廉洁、严肃认真的精神。

12月18日至22日，王世泰参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它标志着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地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

1979年春，全国召开了一次边防工作会议。为了落实这次会议精神，中共甘肃省委决定由王世泰以省政协主席的身份主持召开一次会议。会上除传达了全国边防会议精神外，着重研究讨论了甘肃省的边防工作和河西几个县的边界草原纠纷问题。

张掖地区肃南县，是新中国成立后成立的裕固族自治县，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的人为原因，使该县的县界分割为三块“飞地”，其中皇城草场又是1958年新划区域，致使部分裕固族群众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故土，千里大搬家。这不仅造成了财产的巨大损失，而且从感情上也伤害了一部分群众。尽管如此，忠厚、善良的裕固族牧民，还是接受了这一现实。但是，他们仍然不能安居乐业，由于周围几个县的牧民不时越界放牧，经常引起冲突，严重影响了这一地区牧民的生产和生活秩序。为此，肃南县的牧民年年上访，干部也大伤脑筋，事态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因此，王世泰代表省委和省政府，率领工作组赴皇城地区和纠纷地区进行实地调查，了解当地的历史和现状，及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先后共写了几十份材料。经过调查，王世泰召集武威、张掖、酒泉三地区的主要领导和毗邻县的负责人开会，同时邀请山丹军马场和省种羊场的领导参加，研究如何解决划界和草场纠纷。并在此基础上，根据解放前的历史和解放后的现状，搞了个方案，报告省委。省委基本同意王世泰他们提出的方案。省委书记宋平又再次召集河西几个地区的地委书记会议，按照王世泰他们实地调查的材料和草拟的划界方案正式确定了县界，并且明确宣布，群众有意见要做耐心的说服工作，各县所占的草场，必须在三至五年内退出来，由省政府拨款兴建自己的草场。会后各县基本上落实了省委的意见。

6月8日至7月1日，王世泰出席了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这次会议除一些必须进行的议程外，主要是通过了《关于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若干规定的决定》，制定和通过了《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等7个重要法律。其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若干规定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县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人大常委会。根据这一精神，省委决定成立筹备领导小组，筹备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成立工作。

经过紧张的筹备，终于于12月19日召开了大会。为了使代表大会与全国届次统一，大会定为“甘肃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大会在省委的领导下开得非常成功，代表们经过充分酝酿、协商，最后选出省五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56人和省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检察院的领导人。王世泰当选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自此，甘肃省人大常委会正式成立，成为甘肃省地方权力机构。与此同时，在省委领导下，在省人大常委会具体指导下，各市、州、县相继成立了地方人大常委会。

为了正确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王世泰要求省人大常委会工作人员，多下基层，多深入实际，多搞些调查研究，为依法行使职权、依法监督“一府两院”工作提供第一手资料。王世泰带领工作组于1980年5月到甘南、临夏两地就民族教育、“双拥”活动等工作进行了检查；于1981年4月，到天水、定西地区对文化教育、森林保护等方面的问题及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于1982年3月，深入榆中、皋兰等干旱困难县进行了调查研究，了解生产、生活情况，和基层干部、群众共同商讨改变困难面貌的措施。王世泰在视察中提出的一些意见和建议，都交由政府和有关部门作了处理。王世泰体会到，上述活动，对于掌握情况，比较切合实际地讨论决定一些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甘肃省五届人大常委会自成立到换届，一共4年时间，4年来王世泰他们经过探索、实践、总结、提高，使省人大常委会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轨，除坚持了“三会制度”，定期召开法定会议外，还履行立法、监督、决定、任命等项工作职责。制定《县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等法规，做出决定若干个，任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200多人，基本完成了《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

中共中央于1982年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王世泰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按照中央的要求，王世泰他们这些老同志退居二线后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同时，为了给我们创造活动的机会，除每年召开一次中顾委全会和列席中共中央召开的全会外，还将在京外的中顾委委员划片开展活动，起初划了五个片，即：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西北、西南片，共有五位委员，即：陕西常黎夫，甘肃王世泰，四川任白戈、钟汉华，广西韦杰。1987年党的十三大后中顾委委员增多，京外委员重新划片，东北、华北、西北划为一片。东北、华北、西北片有郭峰、宋黎、阎达开、罗贵波、僧懋、常黎夫、王世泰、李登瀛、肖全夫等同志。

退居二线后，按照中央顾委的要求，王世泰花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搞了调研工作，并撰写革命回忆录。

王世泰所参加的京外中顾委分片活动，先后在成都、西安、兰州、大连各举行过一次。每次活动大都采用参观和座谈相结合的形式，通过活动大家一致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拨正了航向，恢复和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提出了全面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大家对党中央无限信赖，对国家的美好未来充满信心。

90年代初，甘肃省特别是临夏和兰州两地，贩卖毒品的犯罪分子十分嚣张，吸毒人数越来越多，已达万人。由此诱发的其他各种犯罪活动居高不下，特别是盗窃成风。吸毒属社会丑恶现象，早在解放之初就已灭绝了，现在居然又死灰复燃，并且愈演愈烈，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于是王世泰与李登瀛一起在兰州等地作了调查。通过调查，他们深感忧虑，认为吸毒、贩毒已不仅仅是社会丑恶现象，而且已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影响人们家庭生活和社会安定的一大公害，必须坚决予以打击。

他们在报告中建议：一是高度重视毒品犯罪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二是打击毒品犯罪绝不能手软。三是要加强法制宣传，揭示毒品犯罪分子严重罪行和吸毒的危害性，教育人们提高警惕，形成一个强大的监督氛围，使贩毒、吸毒分子成为“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无容身之地。四是要加强戒毒工作，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戒毒措施，在挽救青少年吸毒者身上下功夫。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撰史修志逐步提到党、政、军各级工作日程。陕西、甘肃两省及其有关地（市）、县（区），不断来人来函了解当地革命历史情况，有时还提出专题征稿，王世泰尽可能地安排时间，一一接谈做复。退居二线以后，自1983年到1999年间，王世泰利用出差之便或专程前往前半生为之流血流汗的陕甘宁边区和解放战争中西北一些战场不下六七次，先后写出《回忆红二十六军红二团》、《红四十二师的成立与发展》、《踏上革命征途》、《延安保卫战的南部战场》、《春季攻势》等回忆录，为书写陕甘革命老区军事斗争、政权建设历史以及西北解放战史的拾遗补阙，尽了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另外，王世泰还倡议并提供材料、参与审稿，先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十一师战史》、《炮兵第十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战史》的面世，尽了一个幸存老兵的职责。2008年3月14日，王世泰因病在海口逝世，享年98岁。

（李敏杰 赵仕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