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溯源：声音记忆铸刻于生命之中

王青出生于小曲世家，与小曲的渊源可以追溯到高祖父。受家族影响，他是榆林小曲乐器方面的多面手，三弦、古筝、扬琴、琵琶样样精通。王青秉承家学，乐于收集榆林小曲的相关资料，对榆林小曲的历史渊源、艺术特色、传承价值都颇为熟悉，并结合自身的从艺经历形成了独到的见解。

苏：王老师，我们都知道榆林小曲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与社会背景，它并不是榆林土生土长的音乐形态，您能向我们介绍一下榆林小曲的渊源吗？

王：榆林小曲在历史上并不叫“榆林小曲”，人们把这种民间的演艺活动叫“闹红火”“耍小曲子”“唱小曲子”。在源头上，榆林小曲来自江南，又融入了少数民族的音乐、榆林本地的方言和民俗，可以说是南北文化融合、民族大融合在音乐方面的代表。榆林这块地方在古代长期聚集着大量少数民族，属于文化交融的地带。榆林城修建于明朝，是当时的“九边重镇”之一，这里常年屯兵，由此带来了大量移民实边。到榆林做官的外地人越来越多，尤其是从南方江浙一带来榆林做官的，占了外地官员中的多数。榆林小曲就是由这些南方的官员、军客、商客们带到榆林来的。这一过程中，历史上有记载的重要人物有康熙年间的榆林卫同知、浙江人谭吉璁，同治年间的延绥总兵、湖南人刘厚基等，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榆林小曲中有江南丝竹、扬州清曲、湖南花鼓戏的影子。最初这些小曲由南方人带来的家眷、歌女们在官员的家中、公署演唱，是远离家乡的南方人在榆林的精神支柱。清朝道光年间，有官员带着他身边的丝竹班子参加地方士绅、百姓的四时八节、婚宴喜事，为老百姓表演小曲，榆林小曲便逐步出现在榆林人的生活中。榆林小曲从官衙走向老百姓，在江南丝竹的基础上，吸纳了陕北民歌、山西小调，甚至少数民族的音乐特色，并融入榆林城内的方言，逐步融合为带有榆林本地特色的一种曲艺形式。

到清末民初，榆林小曲的艺人以榆林本地的手工业者为主。榆林是一个军事重镇，与北方少数民族既有交战也有频繁的贸易往来，战需供应和贸易往来催生了榆林比较发达的小手工业，银匠、钟表匠、木匠、鞋匠、打馍馍的、镶牙的、做豆腐的……应有尽有。当时榆林没有其他的娱乐活动，生活艰难，这些手艺人茶余饭后的消遣就是唱小曲，民间有“男人难受唱曲子，女人难受哭鼻子”的说法。

苏：您刚才提到“男人难受唱曲子，女人难受哭鼻子”，唱榆林小曲的都是男性吗？

王：那会儿都是男的唱，我的姑姑们也都会唱，但只在家里唱，女的不能出去唱，人们认为有伤风化，男艺人们演女人时就用小嗓的尖声细气来演唱。1953年，榆林小曲参加第一届陕西省民族音乐舞蹈会演，传统的榆林小曲在舞台上表演比较单调，就培养了些女学员，有吴春兰、乔玉秀等，发展到今天，唱小曲以女艺人为主，观众对女声的唱法接受度也更好些，耍乐器的仍以男性居多。

苏：历史上榆林小曲的演唱地点和场合一般在哪里呢？

王：榆林小曲是榆林城老百姓消遣娱乐的一种方式，没有人靠唱小曲维持生计。唱小曲不化装，没有什么动作，一两个人或坐或站就唱起来了。就在家唱、在四合院里唱，因为唱小曲的都是城里的匠人、小手工业者，白天影响工作，都是茶余饭后唱。亲戚朋友做寿、红白喜事的时候，请艺人来唱小曲。艺人们也不挣钱，唱完主家邀请吃饭。因为都是城里居民，大家相互也认识，随意得很，一请就去了。

20世纪60年代，我父亲常叫人去家里唱，就在我家里的炕上，扬琴放在炕正中，左三弦右琵琶，古筝放在炕栏，艺人在地上支个凳子坐着弹，唱家就在炕栏边坐或在地上随便站，吃过晚饭开始唱，唱到半夜。母亲则要给大伙儿熬老茶和米汤，解解渴。那个时候生活苦，母亲也常常嘴上抱怨，却也未曾反对。

苏：按照您的理解，榆林小曲有哪些显著的音乐特征？

王：历史上在榆林这块土地上征战沙场的军吏士兵、为官一任的南方官员、文人雅士、脚夫盐贩都成为匆匆过客，唯独榆林小曲在这座沙漠孤城上留下来了，这确是一件令人惊叹的事。在音乐气质上，榆林小曲的高妙之处就在于既有南方丝竹的婉转缠绵，又融入了北方民歌的高亢明亮，它很有韵味，百听不厌。很多榆林小曲的基本旋律与南方小调基本一致，但是总体更简洁了，突出骨干音，断音、顿音使用频繁，这使音乐在婉转细腻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跌宕起伏之感，加入了北方民族音乐旷远、率真的元素，形成了榆林小曲独特的音乐旋律特征。榆林小曲的唱词有故事感，内容上反映的都是老百姓的生活，风花雪月、女子思春、男欢女爱居多，也有表现家庭生活的。一个曲牌往往有三四十段词，一唱三四十分钟，但人们一点儿也不觉得枯燥，因为唱词故事感强，句式讲究，一句七个字、五个字居多，生动有文采，含蓄婉转。唱法上，榆林小曲也融汇南北唱法的优长。传统的榆林小曲没有女唱家，男艺人都是男唱女声，比较有特色的是喉塞音、断声的使用，所以听起来有顿挫之感。再一个榆林小曲的唱词是用榆林本城人的方言唱出来的，保留了榆林城方言中的入声字，尤其喜欢用“月”字作为衬字，放在句尾，既有江南的风韵，又带有榆林话的味道，很独特。

苏：王老师，您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榆林小曲，退休后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在榆林小曲的传承上来，您认为榆林小曲有哪些珍贵的传承价值？

王：从我个人来说，榆林小曲的声音早已经渗透到我的骨子里，它伴随我一辈子。从传承的角度讲，榆林小曲首先是历史民族融合、文化交融的结果，值得我们研究。为什么江南的音乐形式能到我们陕北榆林来？它具体怎么来的？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没有搞得很清楚，这些南方人风尘仆仆、舟车劳顿来到陕北，是怎样把他们南方的音乐在榆林传播开来的？又是如何和北方民族文化融合在一起的？这对我们研究民族融合、文化迁移有很高的价值。应该说榆林小曲的根在南方，逐渐在陕北黄土高原上与北方的语言、民间音乐交融，既有北方土地的豪放粗犷，又有江南水乡的婉转甜润、缠绵清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南北合一的音乐艺术。这是榆林这片土地上民族融合、文兴武备、人才辈出的结果，是榆林人精神文化的代表。

从唱词上来讲，榆林小曲是对明清世俗生活的真实记录，我认为它具有民俗价值。榆林小曲是明清俗曲，有很深的传统文化、古典文学的造诣。很多人忘不了“冰巴凉”（著名榆林小曲演唱者张云庭的绰号，笔者注）唱的《妓女告状》，因为他唱得如泣如诉，唱词也写得入木三分。再比如榆林小曲《害娃娃》，把妇女怀孕的过程写得很形象，里面有榆林人的民俗、生活习惯，这些东西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没有了，但在榆林小曲里很好地保留下来了，很珍贵。

榆林小曲在音乐发展史上也值得我们重视它，它是南北音乐交流的结晶。榆林小曲在旋律上既有南方音乐的音阶级进、回旋，又有北方音乐的跳进、多棱角的特点，这是民间音乐跨区域交汇后形成的特殊旋律形态。榆林小曲唱法兼具激昂与深厚、迂回婉转与抑扬顿挫并存，魅力无穷。在乐器史方面，榆林筝是秦筝的余绪，是秦筝没有失传的重要依据。20世纪80年代，当时中国著名古筝教育家、演奏家曹正先生说：“榆林小曲中伴奏的榆林筝，是秦筝的余绪。”证实“秦筝在秦”。所以说榆林小曲在乐器演奏方面，有它自身的价值，它是今天唯一仍然活着的民间秦筝，有着独特的音乐特质，是咱们陕北黄土高原上音乐文化多元汇聚的结果和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