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书法经典与人文精神机制及其同构相生

审析当代书法发展态势，不难发现，尽管经过复兴运动以来近40年的持续发力，当代书法呈现出一大批颇具艺术成就的优秀书家和艺术杰作，可是能够恒守中国书法经典内涵与品格，并同当代社会精神气象以及民族审美主流意识颉颃的时代标高与经典之作却付之阙如。然而，反思这一特有的文化现象，则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因为，反思是一种建立在程度距离之上的哲学思辨，不仅关涉文化认知的思维方式，更是文化态度的直接反映。

在此，笔者拟从书法经典的价值内涵与特定社会人文精神机制的关系链出发，意欲通过对当代人文精神机制主流形态对书法艺术发展制约和影响的辨析，寻绎出其相互作用、同构相生的基本动因，以期为重塑时代书法艺术标高，进而开启未来书法文化与人文精神机制建构的可能性空间洞开一扇文化视窗，则是本文的基本构想。

一、书法经典的自在特质与人文精神机制的内联基因

要认识书法经典与时代人文精神机制及其同构相生，必须首先厘清其相互催生的内联基因。

诚然，书法经典是中国书法艺术与书法文化的典范和标高，蕴含着汉字文化特有的生命意义与中国人诗性表达的独自情怀，体现着特定时代文化指向与审美需求的价值认同。从本体上看，“所谓经典是以创作主体艺术感悟的独自性、鲜活的时代感与当下意识为机缘，以精湛的技术功力为手段而呈现出的极具原创性、典范性和持久震撼力的生命状态。不仅具有根系的生发性、技术的纯粹性、文化的传承性以及精神价值的超越性，而且有着审美价值的示范性和思想价值的恒持力”。并以此而构成其鲜明的文化艺术品质。

然而，任何艺术现象和经典作品的诞生与确认，都不是偶然地自然生成，也不仅仅是艺术本体内部去粗取精的遴选，而是“为了协调时代与当代人们心理平衡”的必然抉择。也就是说，“经典在很大程度上是观念的产物，一个经典序列的产生是一种文化宰制的胜利。这就意味着对某些其他文化力量的遮蔽和边缘化”。而这种遴选、遮蔽，则与特定时代文化主流意识和人文精神机制有着直接的关联，并且与在一种强大的主导意识下于复杂的文化现象与层层语言符码中不断地缕析剥离并加以确认阐发是分不开的。

那么，与书法经典而言，这种独特品质的形成与恒持，则与时代文化主流意识，以及人文精神机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内联基因，且相互交融、转换生发。

一是书法经典的诗意性与审美指向体现着不同时代、不同书家对书法本体、汉字书写与形式选择的心理崇模与价值认同。无论是甲骨、金文、石鼓、小篆的风貌流变，还是汉代摩崖石刻的浑然博大，无论是“二王”一路书风的盛行，还是碑学一派的崛起，以至于吴昌硕、于右任、李叔同、谢无量等大家的出现，中国书法史上每一座艺术高峰的凸起与经典书作的涌现，无不体现着特定时代文化精神主流意识与特定社会文化机制的基本特征，带有鲜明的时代审美与人文精神指向的烙印，并在主体文化意识状态上呈现出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的特质。

二是书法经典的思想性与审美特质体现着特定社会主流意识、人文精神机制对书法文化和艺术审美的驱使与选择。历史地看，书法艺术高峰与经典作品的诞生，往往处于一个非常复杂且优秀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要么国家极其富强，要么社会极其动荡。而这种极端特殊的社会文化境遇，使得书家本已存活于“心”的艺术激情与情感冲动，在人生感悟的特定状态下以书法而得以畅达，并带有鲜明的情感意识与精神指向。前者如唐代书法艺术高峰的出现，以及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虞世南、李邕等一大批书法大家的诞生；后者如魏晋时期的南北对峙、双峰并立，以及“二王”书风与北碑风貌的形成与确立。而隐寓其中的关键则是时代文化主流意识与艺术审美精神需求共同作用下的文化认同，蕴含着书家群体与个人超强的艺术思辨与整合能力。

三是书法经典的精神内蕴与书写特性是特定社会状态下书家主体意识和内在激情的迸发与写照。那些闪烁于书法艺术瀚海并为世人所膜拜的《兰亭序》《祭侄文稿》《寒食帖》等经典书作，便真实地反映着书家本人特定状态下内心情感的放达与焦虑。或畅叙友情、慨叹人生，或家仇国恨、悲愤交加，或蒙冤思亲、委屈幽愤，其心灵的低吟与唱响，令人神往。即使在同一书作之中也会随着书写内容的变换而传递出书家内心情绪的波动与起伏，如从《丧乱帖》的顿挫笔触中，我们可以明显地体会到困顿人生的百感交集。这种写照与交集正是特定文化氛围中一种原发于心的情感驱使和内蕴再现，更是其心志与心力精神传导的迹化。

四是书法经典的融会性与主观认识的特殊性，潜藏着社会主流意识与人文精神机制诸种要素的碰撞与角逐，从而形成了书法文化认知与价值判断的复杂性。自汉代以来儒学地位的确立以及“中和”思想的影响，尤其是李世民的推崇，则直接将王羲之推上了“书圣”的殿堂；与此同时，道德标准在书法艺术价值判断领域的引入，则又把书品与人品相勾连，并作为一条重要标准而纳入书法欣赏与批评的范畴。如果人品低劣，即使书法艺术水平再高，也不会受到世人的垂青，更不会捧上经典的神坛。历史上的秦桧、蔡京便是这一主流意识宰制的结果。

因而，书法经典是社会文化主流意识与人文精神机制相互契合、砥砺共生的表现，更是观念选择的直接产物，既体现着历史文化认知的深度和艺术创造的时代高度，又反映着特定时代文化主流意识的形态和指向，影响并决定着书法艺术经典的价值内涵。

二、当代书法文化发展的人文背景与主体特征

李欧梵先生指出，“中国近代在历史上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时代，种种的动荡、种种的变迁，更加上近三十年来的变化，文革的浩劫，这段历史跟任何国家比起来，都是复杂而特殊的，所以以历史的眼光来看，这显然是一个伟大作品产生的时代”，而当下“所欠缺的是一种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深度”。如果说这段话是就文学创作而言的话，那么，同样也为我们审视当代书法艺术发展与人文精神机制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思维理路和认知视觉。

应该承认，当代书法文化发展的主流形态与人文精神机制，是近代中国社会文化主流意识与人文精神机制状况的延伸与转换，并深深地带有这一时期社会文化的主体特征。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社会大潮不仅使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精神和价值体系难免沦胥，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扭转。即使如王国维、陈寅恪等一批学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对西方理论和观念做出了属于自我的取舍、解读和努力，可在“尊西人若上帝，视西典为神圣”的主流心态面前，“学术上和思想上的西方中心倾向则是相当突出的，主要努力都在于在怎样适应现代世界，怎样对付西方的行为方式和思想形态”。因而，民族文化认同危机便成为这一时期社会文化主流形态与人文精神机制的主导意识，且蔓延至今而尚未得到根本性的遏制和修复。

1．文化危机与集体认同相互激荡，此起彼伏成为一种基本形态

就文化危机而言，由于受西方价值体系和民主科学意识的影响，中国知识学人在探求民族复兴的道途上，其心理定式率先为西方楷模与范式所征服，不仅向来以“天朝”自居而视一切外国人为夷狄的民族自尊心发生了动摇，而且将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直指传统文化，并由起初的极端怀疑论而发展成为文化虚无论予以全盘否定。从反对封建礼教、“打倒孔家店”，到提倡民主自由；从反对文言文，到提倡白话文（包括新诗运动）；从废除汉字、走拼音化道路，到推广使用简化字，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彻底消灭”。中国近代以来发生的几乎每次社会文化运动都是把传统文化作为“现代化”的障碍而进行着革命式的扫荡。这种以语言和意识诅咒传统的结果，只能一次次地加深传统文化的危机。

与此同时，伴随着“新”的现代意识与理念的铺设和建构，又客观地推助了集体认同的消解。这其中既有学习借鉴其他文化理念的差异性，又有传统文化韧性在人们心理认同上的不相适应性，还有不断推出新的“核心”理念的相继登场，包括启蒙主义、进化论、三民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技救国、再造民魂等异彩纷呈的思想和主张。其主要努力尽管都是以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为导向，来为中国确立一个“集体性”的现代认同，但是，“他们共同的问题都是把中国文化看成了一个‘化’的对象——‘西化’‘苏维埃化’‘世界化’或‘现代化’，视乎只有在彻底的‘化’了以后，中国文化才有可能重新发挥积极作用”。然而，这些相对的学说或主张，由于对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心理定式缺乏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且又“水土不服”而显得异常脆弱。旧的价值体系遭到破坏，新的尚未正式建立起来，主导文化意识则常常会因内核的泛化而掉入集体认同的真空时代。因而，这种“文化认同随时可能转化为文化自遣”，势必带来新的认同危机。

2．自信缺失、思维转向，“哲学空白”成为一个显著特征

数千年来，中国文化能够得以赓续传衍，且不因朝代更迭而改弦易辙，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传统知识士人能够始终保持着一颗坚定的民族文化自信心。可是近代以来这份珍贵的自信与自尊，则因民族文化认同的危机而率先瓦解，并在意识领域形成了“哲学的空白”。于是，不少人便不假思索地顺手拉来一些东西填补进来。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易经热、气功热与国学的庸俗化趋势，以及热衷于现代意识、后现代意识等西方理念下的种种新奇之论，便是主导意识缺位的直接产物。而这种缺乏严格思辨的随意认同，只能导致思想力的匮乏与精神的荒芜。所以，风靡于90年代后期的哲学大讨论与文化反思，不能不说是一次精神价值上的拨正，是对哲学意义的认同与再生。

如果说文化精神与思想力的缺失只是当代社会文化形态的一个表征的话，那么，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则是诱发和促成这种空白的内在动因。因为，思维方式决定思想观念，而思想观念则又主导着人的行为，行为的导向便是认同的指向。于传统文化状态下中国人思维方式而言，这种转变则是根本的、彻底的。一是目标外倾。由于思想深处完全摈弃了中国传统文化“求善”与“养其身”的共同价值和精神情感，而自觉地接受了“以强弱定文野的外来理念”，于是便在自我文化心理和思维定位上主动走出民族“自信与自尊”的中心地带，而退居“世界”的边缘，全面走向以模仿赶超外国的“自强之途”。因而，在行为导向上，也就不得不放弃原有的文化传统与秩序，而盲目与世界接轨，同时又不得不对内在秩序进行大幅度的根本修改，以获得外在体制的接纳与承认。发生在晚清以来的数次改革和立宪，都可以说是这种外化思维的产物。所以，外来标准几乎成为近代以来判断中国社会文化价值与制定国策、重塑国家形象的唯一“法典”。二是集体失忆。不但看不到传统文化的精神优势，而且越来越不相信民族文化的强大作用和修复能力，从而借助西方的“新思想”“新方法”来重建中国文化体系的当代价值。上文列举的诸种学说与主张便是这一时期集体忘祖意识的直接表现。三是责任淡化。在态度和方法上不能很好地与中国文化传统精神与心理机制相结合，偏离了从“内部研究”问题的主攻方向，而是以时间推演与技术提升的“进步论”来对待文化现象，将关注的重心置于一些所谓的“新”的论点与学说的解读阐释之上，使得文化的建构“流入随心所欲而往往出人意表的境地”, “思想的自由竟变成了不负责任的恣纵”。四是重心转移。在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路上，偏离了古人所谓的“反求诸己”的基点和“原发于心”的主体性，而是热衷于从外部或其他方面找原因、提对策。最终只能以创造性价值不足而做出难以令人信服的阐释和结论，从而消解了文化价值的精神内力。况且，这种南辕北辙的思维定式，非但不能解决传统文化的境遇问题，反而形成一种新的反传统意向，从而丢弃了民族文化的“中国智慧”和思想穿透力，致使人们的思维认知更加迷茫和混乱。

3．物化盛行、精神失落，逻辑理性成为文化判断主宰思维

梁漱溟先生指出：“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就其基本形态来看，文化可以归纳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大类属，而后者正是中国文化之强项。可近代以来随着“物质救国论”的兴盛与“物质文明”建设力度的加大，“物化”意识便在不同程度上替代了“文化”的全部内涵而居于主导地位，使得价值理学成为文化社会科学研究发展思维的基本模式。不仅将文化的普适性浓缩为一个工程的概念，以量化设置与数值坐标规使着文化研究的方略，而且经济GDP的追求直接决定着非物质文化建设的目标。从而致使“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想象相当的物化”, “淡忘了物质富强以外的天地，以至于对各类‘非物质’的事物和面目久已疏远，视而不见”，甚至“泯灭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习惯”。曾风靡一时的所谓“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时髦口号便是将文化强置于经济价值之下，而变为物质指标的工具和“婢女”的典型写照，非但没有受到质疑，反而为主流媒体所热捧，则不能不说是文化思维和认知定位上的一件憾事。加之以悦人身目的心理满足与物质享受的小道文化，来替代社会需求的大道文化与精神上的宏大叙事。最终皆因“凡思议论行为皆穷”直接泯灭了人们的精神睿智和进取意志，从而丧失独立的文化风范与尊严。

另一方面，逻辑理性成为人文学科与精神建构的主宰思维。一是在文化研究的方法上，以理性分析替代智性思考。重结构、重秩序、尊程序、尚标准，以大而全的过程控制替代了中国文化重整体、重情感、尊道德，尚心性以及小而精的深度发掘，使得本已突出的人文精神与深刻的思想内涵，因程序与模式的逆转而泛化和平庸。甚至连中国书画这样带有深厚民族思维个性特征的本土艺术，也因研究思维的模式化而陷于“严密”的程序控制和逻辑推理之中，从而极大地压缩了原发思维的自由空间与艺术审美指向的鲜活力。体系化、层次化、数理化的程序控制与国际标准的体系认同，成为文化艺术与人文学科研究发展的通行惯例。二是缺失正确的文化判断，不顾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内蕴和本体规律的特殊性，以混沌开窍式的“热情”对当代文化进行粗糙处置。往往视表象为本质，把手段当目的，无端扩大其社会性效用，并试图以行政管理和经济拉动的方式培植文化艺术事业，而将文化的管理变成科技与行政管理的附庸。以共性需求遏制个性表现，以程序理性强迫主体心性的片面思维，必然使得文化管理与人文精神机制建设最终难以摆脱“日开一窍，七日混沌死”的结局。三是学术行政化、学科官员化，成为决定学术成果高低的重要因素。一切学术活动均在体制之内进行，而体制以外的任何思想与学说都难以赢得应有的学术评价和专业认可。即使有成就斐然者，也会被冠以“民间艺术家”或“自由撰稿人”等身份的标签而打入另册。纵然有对中国文化艺术与人文学科研究的深度把握，且富有鲜明文化艺术思想主张，若《文心雕龙》式的皇皇大著，也会因“审定”层级的叠加或“洋八股”的模式规定而难以出炉。套用模式、相互因袭，直接断送的则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命脉和学术研究的独立品格。思维的单一与思想力的苍白真正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

4．精英文化失落与大众文化兴起，泛文化成为一个时代的鲜明标志

就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传承发展而言，文化精英的主导地位，始终是其保持旺盛生命力而薪火不断的内在动力。可近代以来，发生在中国传统文化领域的一系列“变革”，不仅使其精神主脉发生了彻底断裂，更为重要的是直接摧毁了传统文化的生存基础。对此，吴振锋先生在《新中国六十年书法史记》中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旨在强调“20世纪遇到的空前的‘文化问题’，以至于使它的生成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最为根本的是直接抽掉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存土壤和条件”。而作为传统文化精神承载主体的知识分子，也因缺乏对传统经典的深度体悟，便在学术道统与思想的贫瘠中失去精神守护的天职与救赎心灵、超越现实的能力。代之而来的则是以文化消费为主要特征的娱乐化、流行化与快餐化。泛文化概念下的大众文化占据了文化形态的主导地位，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一是观念多元、形式多样，价值指向具有多极性、公众性与平民化倾向；二是作为文化主体的知识分子已失去传统意义上“士”的身份而走下精英的神坛，转向平民化和民间化；三是文化生成以机制操纵替代自然生成，原发于心的内力促使转换为管理培植的外力拉动，自我滋育的本质需求变为外在标准的判定认同；四是求新求快的现代社会普适心理，使得“流行”成为文化现象更迭的一种时髦，而颇具“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景致；五是经典的崇高遭到冷遇，反经典、反优雅、反精英的平民意识受到追捧；六是技术至上与形式追求成为文化现象的核心，“审图”与“观看”成为审美感悟的全部内容；七是功利需求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其结果只能使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特性、精神价值以及深邃的艺术思想力，皆因土壤沙化与环境阴霾而远离高雅，以至于“永恒的精神价值沦落到无人认领的地步”。

三、当代社会人文精神机制对书法文化发展的同构相生

熊秉明先生认为：“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是中国人灵魂特有的园地。”熊十力先生同样指出：“文化的根柢在思想。思想原本性情。性情之熏陶，不能不受影响于环境。”那么，作为文化而存在的中国书法，必然带有民族文化的认知特征与心理驱使，以人的本质的深度隐寓而存活于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且深受其主流文化形态与人文精神机制的影响，并在不断地调整、适应、衍生中发展。也就是说，特定社会文化形态主流意识决定着人的精神高度，同时又规定和预设着书法的生存基础和发展状态。毋庸讳言，当代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环境，为书家精神自由与艺术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支持和物质保障；加之传统文化的再度兴盛，以及各级书法社团组织的壮大，在为书法文化的精神铸就增添了一分本原性能量的同时，使得书法文化走出传统的自生状态而朝着计划性、目标性与组织性发展，并在文化追求与艺术指向上呈现出由表面认知向内在挺进、表征寻求向精神发掘、志趣雅好向专业发展的转换态势，达到了堪与历史上任何同一时期书法文化相媲美的繁荣景象。但同时也为书法精神标高的塑造，以及艺术审美提升带来新的问题和困惑。

鲁迅先生指出：“我们所需要的美术家是能够引路的先觉，不是公民团的首领，我们所需要的美术作品是标记中国民族知能最高点的标本，不是水平线以下的平均分数。”倘若以此来观照当代社会文化主流意识及人文精神机制对书法文化发展的影响，则不难发现其同构与相生是巨大而深刻的。

（一）文化缺失，品格下滑

文化缺失与品格下滑已成为当代书法发展中一个普遍现象，并得到文化艺术界人士的高度认同。

首先，作为传统文化与书法艺术承载主体的书法家，因其现代知识结构与学科体系的细化，而将自己的学识积累和文化视域限定在一个相对狭隘的“专业”范畴。从而在其精神内蕴与品格建构上不仅失去了与古典诗文、传统文本、文史哲知识学养的滋育、沟通和交融的手段和平台，而且在文辞遣用与抒情言志的意蕴畅达上阻隔了与古典文化的亲和、体味和解读能力。而中国书法则又是以文字文辞、学识文采、精神意趣，以及精湛的书写融合而成的，“文字—文学—文化”的一体化结构关系，则构成了“中国文化中非常强韧的‘主文’的传统”。可是当代学人以其现有的内在修养自然难以撑起这块“主文”的脊梁。因而，身份的转换与学养的欠缺不仅使得传统文化学人变成了当代的知识分子，而且文法不通、语序紊乱、错字连连已经成为当下书法评审的第一道警戒线。有知识而没文化的心理判断基本形成。

其次，当代社会分工与书法“显学”地位的逐步确立，使得书法主体逐渐摆脱了传统文人的身份依附与“余事”的闲适状态，而朝着专业化、职业化方向转移。且以“纯艺术”的理念来肢解“文与艺”的双重结构，将其关注的焦点单方面地置放于外在书写的“艺”的重镇。以“形”的把握与“态”的追逐作为书法审美建构的终极目标，从而远离了书法文化的内蕴与精神的高地。更有所谓“书法家只关注形式问题，文化问题交由文化学者去研究”的说法，则完全剥离了书法的文化主体性。

再次，“炫技取胜”成为书法艺术审美取向与价值判断的基本标尺。“当代书法不炫技炫什么？”的主张，又将本已瘠弱的书法文化推向了品格消亡的边缘。当然，书法的技术要素是书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书法意象得以生成的重要手段和必然津梁。但技法的精湛是以表现书写的精到与神采为目的，书家正是通过对字法、笔法、墨法、章法、行气、笔势等相关书写过程的控制，以及点画、笔力、速度的调整变化而求得韵致的展示，以实现其“品”的价值。那种撇开韵致与精神的倡扬而徒有其技的做法，不亚于缘木求鱼的迂执，其结果，书法艺术的文化品格与精神内力只能黯淡。

（二）认同失范，目标外倾

其实，书法艺术是有其自身的标准和规定的，即必须符合汉字书写的本体规定，契合中国人审美心理特征以及艺术表现的自身要求。这也正是殷海光先生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中所强调的文化的“合模要求”。然而，这种“合模”及其所特指的内涵与价值，则因“史”的中断与“文化认同”的危机而造成了选择判断的偏失。

1．认同失范

这种失范是文化相对论和虚无论在书法文化上的延伸和反映。首先，在对书法本体认识上背离了“从内部研究”的思维基点与书法文化自在规律的本体要求，舍弃了“书，心画也”这个根本，而是从西方逻辑理性模式和现代学术，以及多向度的视觉切入来审定和阐释书法的概念，诸如线条艺术、空间艺术、表现艺术等等。一是将其关注的重心置于书法表现的外在形式特征之上，以外部表征掩盖内在特质，用外延替代内涵，而作为主体存在的人的心灵、精神与本体规定性被无端舍弃，从而泛化了书法价值指向的特定性和精神永恒性。二是在艺术审美选择上，偏离了书法传统品格内蕴与精神意象的统一性，以书写形态与情趣表现为中枢，丢弃了自我文化判断与心性抉择的自主意识，而直接淡化了书法文化“品”的内力与“文”的价值。当代书坛盛行的所谓明情调、手札风、王铎风、章草风等现象，便是书法本体认同判断失范的集中反映。更有甚者，无端拉大了书法书写的时空距离，以刻意制作的过程控制取代了书写的一次性特征，从而使书法创作的主体意识在极度的“安排”中不得不“神高离之渺渺兮”。这种完全抛弃书家个性情感、当下意识和生命关怀的书法创作，定当难以步入化境之高格。

其次，不能以客观的、本体的、历史的态度来评价当下书法发展的现状及成就，而是站在个性认同的立场，或出于某种需要而妄加评说。“收藏当代人书画作品等于收藏垃圾”“重建当下书法标准”以及流行于网络、坊间的种种偏执之词，不能不说是近代以来书法文化历史失忆与文化价值认同在书法判断上所造成的认识紊乱。同样，在书法经典标准的文化选择与运用上，也存在着独守“二王”一路或碑学一隅而不顾整体气象的视域偏颇，主观替代客观，形式遮蔽内容的现象依然存在。当然，这种评判和选择是与书法艺术的非理性与融会性所带来评价的复杂性有关，但由认知态度所造成的认同偏颇以及由此而生发的许多问题，则需要我们予以认真研判和审视。

2．目标外倾

这是传统书法在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与人文精神机制下所发生的最为根本性的转变。古代书法是传统文人的专利。在古人那里，书法的非职业化与业余状态决定着它是书写言志、寄情畅怀的载体和手段，实用性与艺术性的高度融合是其最根本的特性，具有“古之学者为己”“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的学统定力与终极目标。因而，传统文化那种重思想、重整体、重意象、重神韵的“象”思维特质，便决定了书法文化绝非西方理念下逻辑理性思维的具象之物，而是具有民族文化的精神道性与不可言说性。汉字的结构布局，书写方式、书写节奏，以及“词翰双美”的内在定律，使得书法创作在主体精神与心灵自由的畅达中迸发出强大的艺术生发力与人的生命意识的永恒价值，如《兰亭序》《寒食帖》等经典之作都是在席草临流、吟风傲月、触景感怀间的自然生成，是“求诸己”的内心原发，而非“迫于事”的急就。然而，当代书法表现则与之大相径庭，不仅书写内容全部抄录古人辞章，且因心灵沟通与二度创作的不到位、诗境与书境的相互游离，而使其精神不足、气韵欠缺，失却了传统书法文化的精神格次与“词翰双美”的境界追求。更为重要的是以“纯艺术”的理念，粗率地将书法置于本体以外的视觉构成与形式追逐的范畴之内，而完全背离了书法“文”的博雅与以“品”化育的精神内力。书法创作已不再是书家内心情感的冲动与倡扬，而是为了满足外界“权力”机构的认可与市场机制的认同，且带有浓郁的“今之学者为人”与“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的取悦意味。这就必然决定了其书法主体的创作心境已不再是闲适的、自在的，而是急切的，更是功利的。且随着展览机制、评委嗜好与市场的波动而变得躁动、心悸与不安。“求诸己”的内向超越变成了“适应它”的外向认同。外在目标成为书法价值追求的根本。这种转换，在其导向上必然迫使传统书法文化的本体规定与艺术表征，必须适应外在秩序的认同与接纳，同时又不得不对书法文化既存价值与特质进行大幅度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变革和颠覆。现代书法、流行书风，以及那些非书法、非文化现象的盛行，不能不说与这种目标的“外化”有着直接的关联，最终势必导致“道”的离散与精神的离场。

（三）文化思想缺失，艺术思辨衰退

周俊杰先生指出：“艺术史表明，艺术理论上的突破，往往是一个时代艺术复兴繁荣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其核心就在于强调一个拥有强大思想力的理论创新，对于艺术发展与创作繁荣的巨大推动。而当代书法从复兴走向繁荣，正是依赖于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那场“书法美学大讨论”，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与“书法新古典主义”等主导理念、思潮和主张的引领与推助。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当代书家对传统文化及艺术本质的认识不足，西方理性思维方式的诱导，加之以“思想自由”为导向的多元文化思潮的滋扰，书法文化的主流意识也常常陷入“哲学空白”的境地，并伴随着传统文化的反思而不断遭到质疑和考问。代之而来的则是“流行书风”“艺术书法”“文化书法”以及“新文人书法”等多种艺术思潮与主张的相继登场。因而，主导思想与思维方式的转换使得当代书法文化建构只能在固有认知的残骸与框架之内编织出新的书法意识与理念的童话。正如孔子所谓的“子不语怪力乱神”一样，思想的空白与“怪”与“乱”的盛行，使得书法思想与学术的自由竟变成了不负责任的恣纵，定然难以诞生当代社会所需要的大道文化和艺术上的宏大叙事。

独立思辨与文化反省能力的衰减，亦是当代书法发展中的一个突出表现。面对种种思潮与主张，每位书家都能够说出一大堆理论问题，同时也能搞出很多作品。可是究竟有几人能够站在书法传统、时代审美与个人艺术感悟及文化建构的大格局上去深刻审视所面对的学术思潮与艺术主张的内在价值和文化含量，反省自己的艺术方向、提升路径与审美指向的文化支点，并在自己书法实践与大文化视野中做出冷静而正确的判断。诚然，艺术思辨与反省能力的强弱是书家本人思想深度与认识高度的直接反映，但当代书法发展过程中那些盲目跟风、遮蔽个性、追求时尚、注重外在的现象，与脱离本体、无视规律、夸张变形、妄为个性一样，都是缺乏文化自信、反省与自我认同失范的表现。其结果只能以弱化独立思辨与整体把握能力为代价，将书法发展推向另一危险的境地。

其一，独立判断和反省能力的不足，更多地表现为理论研究的方向不明以及艺术批评的隔膜化。中国文化向来以思想性与智慧性见长。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人与知识精英无不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生命意义的旨归与“智”致天下之本。同样，中国传统书论中那些感悟式、描述式的言谈方法，虽然有作为理论而存在的逻辑理性与思辨不足之嫌，但其深邃的思想性与批评的直接性，已成为中国特有的学术思想与思维而为世人所接受，并不断启迪后人，推动着中国书法的发展。可是，近代以来西方思维理念与学科体系的建立，使得当代知识分子的学术方向、思维方式，完全被这种所谓的“科学体系”所役使。尤其是在传统书法文化研究的切入上，不仅偏离了书法传统特有的本体要求，与文化艺术的思想性、情感性以及内部要素的关联性，而且以思维的单一化掩盖感悟的整体性，以排他性替代包容性，从而在一片“丰硕”的理论成果中，消解了书法文化研究与艺术批评的本质和特性。

其二，在理论研究的方法定位上，缘于自身传统文化认知与艺术修养的偏失、艺术思维能力的欠缺，再加之某些情绪化的反应，使得在书法理论研究与学术批评的状态上呈现出两极对峙的局面。一方面，是以口号替代理念、主张掩盖学说、表象掩盖内涵的伪学术现象。如“流行书风”“文化书法”“艺术书法”等，而最终皆因学术思维与思想力的苍白，而失去引领的价值与力量。另一方面，则是放弃民族思维的独特性，将一些与书法文化格格不入的学说，生硬地搬入书法研究的体系中来，以自然科学与生物现象诠释书法的发展内涵，甚至以几何图形与数理分析的方法强加于书法意识与个人情感的变化之列，其结果只能以风马牛不相及的尴尬而使书法的理论研究陷于蹩脚的境地。

其三，重心的偏离使其理论研究的指导性、针对性及文化反思能力渐趋式微。从大的范畴来讲，书法理论研究包括书法本体、书法史学、书法美学、书法批评，以及书家研究等多个领域。但是由于学科设置、专业知识积累以及社会趋同心理的影响，而在当代书法理论研究状态上呈现出史学大于美学、美学大于批评的不均衡现象。仅从全国第七届至第九届书学讨论会的来稿及获奖入选论文的分布情况便可窥其一斑。即使是书法批评也是现象分析多、文化反思少，而能够提出解决问题思路和方法者更是寥若晨星。理论研究的独立性、深邃性，以及冷峻的文化反思与批判精神，被以重模式、重理性、重分析、重推理，求完整、求规模、求体系的西方理性思维所替代。尤其是在研究模式化、学科隔膜化的束缚与制约，以及书家主体身份的转换与自我突变能力匮乏的状态下，而意欲求其理论上的突破与原发思想的鲜活力，自然是难以奏效的。即使偶有思想火花的闪现，也会因学术体制与机制的层层过滤而难以生发和升华。反省意识的缺失，代之而来的则是自满情绪的膨胀与书家个性的泯灭。从因袭中学因袭，从成功中复制成功。而批评的失语、思想的慵懒、意志的消退与精神的萎靡，已成为当代书法文化学上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究其根荄，必与当代社会哲学思想的缺失和艺术思辨力的式微有着直接的关联。可当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思想家和哲学家的缺位，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其社会文化动因的追问和反思，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难道当今社会真的成为一个精神侏儒的时代了吗？

（四）外力作用加大，内在功能异化

1．书法创作的主导动力，由传统文人内在情怀的诗意畅达转为经济效益追逐下的外力拉动

应该承认，当代社会经济发展为书法文化繁荣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文化基础。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值得肯定。但是“物质”意识与“效益”观念的盛行，又使得书家本已清静的心灵不仅受到滋扰，而且意志衰退、人格失落。首先，关注焦点、远离中心。当今的书家们相聚在一起，很少能够看到探讨书法本质、文化品格与艺术感悟的层次和境界，而更多的则是参展参赛的经验、形式制作的技巧、评委心理揣度与评审趋势分析；或研判市场动态，臆测销售行情。即使有冠以“雅集”称谓的结社活动，也多以“技术”层面的切磋与“冲刺”的强化训练为中枢，以求得获奖所带来的名利与地位。其班头或主持者也多以“名家”“大师”自居，以自己固有的“成就”与“经验”自恋式地表白与炫耀，以彰显“自我”的价值与形象。甚至以狭隘的门户之见指责他人、相互猜忌、暗中角逐，毫无任何精神格调与雅和之气。书法的精神与意志已远离文化的高贵，而沦为财富积累的工具，诚可谓“手摹《兰亭序》，心想金谷园；口称颜鲁公，眼盯贼臣钱”。其次，人格魅力降至冰点。“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气概，向来是中国先贤哲士人格修炼的高端。可当代书家在经济大潮面前的人格既为威武所“屈”，又为富贵所“淫”。抱着入股“分红”的心态，积极“入世”，谄媚评委，屈从机构，唯上是瞻，以流行的风标为自己的目标，以求其“书法身份”的炫耀与作品价格的攀升。或直接以市场为导向，以商家嗜好为标准，趋炎附势，百般切近。有的甚至不惜“身份的尊贵”而为非书法现象大唱赞歌，人格的屈辱使文化人所特有的独立与尊严完全陷入历史的怪圈。

2．书法社团主导功能由内在的培育引导转向外在展览拉动，行政化、官员化替代了专业性与群众性

毫无疑问，以中国书法家协会为主流的各地书法社团的兴起，既是传统文化复兴反促社会职能细化的必然要求，又是当代社会文化机制催生的结果。其研究、创作与培育三大职能的确立，为当代书法复兴提供了重要保证。其关捩就在于，一方面，各专业委员会的担纲领军人物，均是有关方面的文化专家或学者。其独在的文化自觉与敏锐的思想意识保证了活动的定位与组织协调，均是以遵循书法艺术本体规律为轴心，以人的内在修养和心灵境界的提升而展开的，并为人才的培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书法社团却渐渐远离了原初定位，而将其重心置于以展览为主导的大赛大展的活动之中。书法评审的瞬间抉择替代了艺术品位的细心领悟，名次排序替代了学术评价，竞技的时间意识替代了文化的滋育功能。获奖与入展的多少成为判断个人书法成就与整体水平的唯一标尺，从而边缘化了人的内心境界与精神格次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书法社团的主角已不再是书法家和书法艺术家，而是由各级行政干部组成，其身份的转化与主角的离场，不仅使书法文化自身特有的文人风范与清静雅醇、超越世俗的山林之气荡然无存，更为重要的是那种根植于思想深处的行政思维模式，直接遏制了书法文化的独特性、学术思想的多元性，以及其艺术指向的专业化。书法组织已不再是群众性的艺术社团，而成为展示“雅好”与个人追求的俱乐部，必然导致书法文化内涵层次与精神格次的泛化。而真正具有文化思想与艺术格调的书法交流提升则因话语权的失落而不得不转向私人化与民间化，从而整体矮化了书法艺术的人文精神与艺术品格。“学在民间”也许成为未来书法发展一种新的形制与状态。

3．展厅机制使得书法文化的交流展示走出传统文人雅好的狭窄范畴，而成为一种公共话语的广阔视域

当代书法展览文化与展厅机制已成为书法交流展示的重要平台和手段，由此而生发的评审体系、展览机制、传播方式、审美建构等一系列新的变革，已为当代文化学者与书法艺术有识之士所关注，并提出了诸多见解与建设性意见，笔者深表赞同。在此，不予复述评说。

总之，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主流文化形态与人文精神机制对书法文化发展的同构相生，直接导致了书法文化艺术思想力的衰退与书家主体精神的异化，使得当代书法文化艺术发展必然欠缺“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深度”。只见高原不见高峰的创作状态，自然难以担当起“表记中国民族知能最高点的标本”和“引路的先觉”的天职。鉴此，我们唯有站在时代艺术审美需求的制高点上，坚持问题导向，遵循书法艺术本体规律，紧紧抓住当代社会文化艺术发展的良好机缘，以思想和艺术思辨力为先导，并从主体性、公共性和批判性三个方面真实切入，方可为重建书法人文精神机制提供良好的文化基础和核心动力，以促进书法艺术的大发展大繁荣。

本文初稿写于2015年10月2—6日，11月24—25日修订于钧思堂。2017年12月入选全国第十一届书学讨论会并被辑入《全国第十一届书学讨论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