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边机制的呆滞和低效与全球政治文化的变更倾向

与广泛流行了许多年的、乐观的、自由国际主义时代观和世界观相悖，也与治理全球性、区域性国际共同问题和跨国问题的被公认的紧迫需要相悖，在当今时期，总的来说多边机制呆滞和低效，多边合作前景相对暗淡或渺茫。“全球治理”前景较为暗淡，无论要治理的问题是“同舟共济”应对世界经济衰退威胁、谋求国际金融体制改革或完成多哈贸易谈判，还是海洋争端和海上行为对立、核武器扩散、涌向欧洲的中东西亚难民大潮、“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战争或所谓“保护责任”即干预或干涉主义。众所周知，就这些问题而言的全球治理规则的形成、调整和贯彻难上加难。几乎罕见的重大例外是2013年以来取得重大进展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事业，依凭中国晚近的巨大的主动贡献，还有中美两大首要排放国之间的有效协商和协调，或许通过七国长时间艰难协商而实现的伊朗核协议也是如此，就此中国的贡献也非同小可。

中国即将作为东道主举办2016年G20峰会。中国政府对此高度重视，认真操作，决心争取通过这次峰会为G20增添它显著发展的强劲动力，因为毕竟G20是当今世界唯一包容主要发达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两者的全球性政治经济（global political economy）最高级协商平台和论坛，毕竟中国有志愿、有创议、有方案要通过G20各国的可能的最大程度合作，争取使之更契合全球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的突出需要，并且具有初步的可持续的体制性安排前景。我们应当祝愿中国就此做出最终能结出实际硕果的有效贡献。

然而如前所述，全球治理前景依然较为暗淡。除了后面要谈论的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甚为严重之外，前景较为暗淡的基本原因有四个：诸多大国利益严厉限制；某些关键性小国“顽固不群”；所涉的广义和狭义的技术问题异常复杂而且新颖；“全球政治文化”的变更倾向。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有历时多年的多边主义国际合作理论思想滥觞和舆论流行，但目前世界性国际和平和安全领域内大致唯一有真实的定夺权威和下令权能的，仍只是1946年设立的联合国安理会！不仅如此，几大区域的多边主义合作组织前途或高度不定（欧洲），或大为渺茫（亚洲），或其体制功能证明远不如初衷（北美自由贸易区）。此外，还有地缘经济，甚或地缘战略意义上的多边体制创议之间的大国竞争（其头号例子是TTP vs. FTAAP）。

其实，所有这些大多属于适逢“艰难时节”的正常情况：恰在这更需要国际广泛合作和多边体制的时候，往往自顾自保优先，合作意愿减退，义务分配困难，体制创建维艰，或已有体制低效。应然往往远异于实然，当今国际“集体行动”的困难远甚于自由国际主义理论学说在先前“较好时节”所言所料，其时至少世界经济状况良好得多，同时权势格局变动也窄小得多。

美国特朗普—桑德斯孤立主义潮流的强劲凸显，英国脱欧公投的多少惊人的结果，比冷战后头二十年远为广泛和频发的经济保护主义，俄罗斯普京在国内咄咄逼人但颇得民心的、与西方在战略和军事上的激烈对抗态势，台湾地区的政治大变动和香港地区动乱的逆流，甚或中国本身的部分显要舆论和显要行为，等等，都显示本土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的风行倾向，那与世界的广泛和深刻的经济、社会、技术、文化和地缘政治动能密切相关，而相关各国的“自由国际主义”传统精英对此的准备大为不足，应付起来捉襟见肘，甚至颓势可观。

这类“全球政治文化”的变更倾向应当说是全球范围国际秩序动荡和“裂变”的重要动能和表现，多边机制的总的呆滞和低效在其中就更可理解。在这样的基本情况下，中国一方面仍要努力在推进全球和区域的多边合作方面起更重大的作用，但另一方面需要广泛和深入地考察全球逆动倾向，认识到中国一国不是足够的全球化国际秩序（或至少自由、开放的全球贸易秩序）稳定器和顶梁柱，甚或还要有一定的“无力回天”的思想准备和政策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