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专使行署时期（1934—1940）

由于驻藏办事长官长期无法入藏，导致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断绝交通”，⁽³⁰⁾同时“断绝关系，隔膜日甚”，⁽³¹⁾加上英印势力一直在西藏地方培植上层亲英势力，进行蛊惑性宣传，更加深了这一隔膜。“道阻且远，藏人之舆情固无由达于中央，中央之意旨亦无由达于西藏。中外隔阂，疑障滋多，”⁽³²⁾是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解决西藏问题面临的困难。“如何祛除中央与西藏之隔膜”，恢复双方的联系成为解决西藏问题的急务。⁽³³⁾根据蒙藏委员会“先重在派员疏通，次在外交，然后派员驻藏”⁽³⁴⁾的方针，南京政府先后派出了贡觉仲尼（dkon mchog' byung gnas）、刘曼卿、谢国梁等入藏疏通，增进了双方的沟通和了解，双方关系因此出现转机。

恰在此时，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33年12月突然圆寂。对此，中央政府有意派员入藏致祭，“藉以视察藏情，连（联）络情感”，⁽³⁵⁾并“观察藏情，相机与西藏地方当局交换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政治意见”；⁽³⁶⁾西藏地方当局对中藏问题之解决也“深具渴望，”⁽³⁷⁾“拟请速派大员入藏吊唁，籍谋中央与西藏一切问题之解决”。⁽³⁸⁾在此共同意愿下，1934年1月12日，国民政府“特派黄慕松为致祭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达赖喇嘛专使”。⁽³⁹⁾黄慕松入藏致祭使团于1934年8月28日抵达拉萨，受到噶厦政府、拉萨军民及尼泊尔、不丹驻藏代表和拉萨僧俗民众的热烈欢迎。⁽⁴⁰⁾

黄慕松使团在藏期间，除完成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册封致祭外，还与噶厦当局就西藏问题进行了长达70余天的直接会谈，虽未取得预期的效果，但最终使西藏地方承认其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成功留下了以总参议刘朴忱为首的专使行署人员及无线电台，负责“沟通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办理一切未了事处”，⁽⁴¹⁾结束了民国以来中央无官员驻藏的历史，首次“在南京和拉萨之间建立了直接的双向联系，带来了中央与西藏关系的新局面”，⁽⁴²⁾是“为驻藏办事处长官离藏以来前所未有之情况”，⁽⁴³⁾打开了英印势力“控制西藏、封锁内地与西藏往来的缺口。”⁽⁴⁴⁾

从1934年12月到1940年4月，专使行署共存在5年零4个月的时间，期间经历了刘朴忱（1934.12.6—1935.1）、蒋致余（1935.1—1937.11）和张威白（1937.12—1940.4）三个时期，在藏事上也取得了一定成效。

蒋致余深谙藏事，⁽⁴⁵⁾任参议时期设立拉萨气象测候所，开办拉萨小学；在班禅回藏问题上，随时沟通消息，报告噶厦政府、西藏地方各派及英人在藏活动之情形，为中央制定和随时调整班禅回藏办法，稳妥应付西藏地方政府之反应提供便利；秉承行政院及蒙藏委员会旨意，并见机行事，随时与噶厦政府交涉、商洽，并探询其对班禅回藏问题的态度；与英人周旋，竭力抵消其在藏活动所造成之不利影响；根据藏方情形，随时提出对策和建议，供中央相关部门参考。对于同一时期英人的在藏活动，及要求在拉萨设立电台、学校、医院，甚至要求开拉萨为商埠等，蒋致余“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与英帝国主义侵藏活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曾数次赴噶厦，就英人在拉萨设置官员、学校、医院乃至电台事，表明中国中央政府的态度”。⁽⁴⁶⁾尤其是关于英人电台的设置，蒋致余认为“明显侵犯我主权”，除请示中央如何应付外，还提出了对策建议，分析西藏地方政治势力对此事的态度，同时就近与噶厦交涉，使摄政热振（rwa sgreng）活佛明确表示“彼在拉一日，决不敢丧失主权”。⁽⁴⁷⁾此外，他还多次报告藏中情形，尤其是藏中各政治派别的态度转变及态势，以沟通消息。

总之，蒋致余时期，因“不愿藏事自弟而误”⁽⁴⁸⁾，“自驻藏以来，忍人之所不能忍，为人之所不敢为，孤诣苦心”⁽⁴⁹⁾，“恪尽职守，维护了中国政府对西藏地方的主权”。⁽⁵⁰⁾但也有不足之处，比如藏事交涉，态度强硬，加上其接任刘朴忱职位“未征得噶厦同意”，⁽⁵¹⁾设立气象测候所又引起噶厦的误解，使得他与噶厦政府的关系逐渐恶化，引起噶厦政府的控诉，并要求中央政府将其撤回；其获准离职内返之后，又不待继任者入藏交接工作，“不顾一切离职而去”，致使“驻藏人员中断，交接无人”，噶厦政府趁机利用拉萨驻藏人员空乏的时机，阻止继任者高长柱入藏，“企图达到撤销驻藏办事处之目的”，⁽⁵²⁾对藏局危害甚大。

张威白原为拉萨电台台长，蒋致余提出辞职离藏后，蒙藏委员会原拟派高长柱入藏接替，但因高受阻于昌都，无法入藏；热振摄政又致电蒙藏委员会，“恳请俯顺与情，留张代参议长期驻藏。”⁽⁵³⁾1938年9月，经行政院决议，蒙藏委员会正式下令升任张威白为咨议，并兼理驻藏事务。李铁铮认为张“虽然能干，但由于级别较低，又有无线电台台长职务在身，没有足够的时间做联络工作。”⁽⁵⁴⁾对这一看法，我并不能完全赞同。张固然能干，对于联络工作，他也做了不少，只是方式内容与他之前和之后的驻藏官员稍微有所不同。

确如喜饶尼玛所说，张在“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一事上给了后来入藏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很大帮助”，⁽⁵⁵⁾但关于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掣签征认，张虽然认识到其关系“中藏亲密及控御西藏之良好紧要关头”，在藏“一面导其遇事呈报，一面告其率由旧章”，⁽⁵⁶⁾以维护中央之威信及治藏主权，做了很多积极的工作。但在这个过程中，他却没有切实执行蒙藏委员会的指示，就近积极与噶厦政府商洽，使噶厦政府尽快同意由中央派大员入藏，会同热振呼图克图共同主持掣签征认事宜，甚至提出与蒙藏委员会之方针完全相背的五项建议，还对噶厦民众商讨不予掣签的情形“佯装不知”。⁽⁵⁷⁾加上其本为交通部职员，蒙藏委员会对其约束力有限，因此，在洽商使噶厦政府同意蒙藏委员会所拟之达赖喇嘛转世掣签征认办法上，张可谓作用甚微。

据邢肃芝回忆，张威白个人生活腐化，不熟悉西藏情况，也不懂政治，加上又是拉萨电台台长，在主理藏务期间，为了保住权力，谋取钱财，竭力讨好热振摄政，以致热振摄政放话说：“我们这里有张威白难道还不够吗？还要这么多人来干什么？”⁽⁵⁸⁾此说，虽不免夸张，但也有几分真实，如十四世达赖掣签征认一事，张因为没有按照蒙藏委员会的指示积极与噶厦商洽，正好迎合了噶厦政府不愿中央大员入藏掣签之意，并因此得到了“回报”——1939年1月，热振、司伦及噶伦共同致电蒙藏委员会，“请求提高张咨议威白职位”⁽⁵⁹⁾。

当然，不可否认张也“尽力而为做了不少工作”⁽⁶⁰⁾，如“晓谕藏方，抗战之胜利确有把握。奸人造谣，为敌人对我国内之民族挑拨离间之一贯伎俩，”⁽⁶¹⁾宣传全国抗战形势，坚定西藏官民关于抗战必胜的信心，以抵消日人势力在藏活动之恶劣影响，以及英人等趁机挑唆、蛊惑西藏地方；汇报藏情及政局变化，英人古德（Sir Basil Gould）入藏、德人在山南等地的活动，等等。吴忠信也曾在1939年专电张威白“暑贤劳殊，勘嘉慰”⁽⁶²⁾，对其表示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