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高质量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基础
我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这一论断具有丰富内涵——从速度到质量，代表思想的解放和理念的创新；从增长到发展，意味着不仅重视数量的增长，更要注重结构的优化，不仅追求经济进步，更要重视生态环境建设和社会治理。而“转向”一词，呈现出我国的高质量发展正处于如火如荼的进行时。高质量发展不仅包含经济增长，更包含经济制度的进步、产业结构的优化、自然环境的改善、社会福利的增进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之初，就明确了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公开主张和维护无产阶级利益，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服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明确宣示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明确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是要发展生产力、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思想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和学科属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的发展，必须矢志不移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1)
新发展理念秉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深刻内涵，其五项内容从多个维度阐释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下的高质量发展——发展动力不足、发展不均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内外联动和社会公平正义这五大问题分别由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这五大理念来调和。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时代下的继承与开拓，也是解决当前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法宝。新发展理念是对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开辟出新时代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总体框架。
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政治经济学依据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要求我们适应发展环境的变化，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之明确新阶段发展的总方向、设计新阶段发展的基本路径并检验评判发展的成果与绩效。当今中国发展之趋势，是从不可持续的高速增长阶段稳步迈向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阶段。长久以来，片面追逐GDP的提升尽管有利于改善我国经济总量不足的问题，却也产生了一系列不可忽视的隐患。高质量发展阶段是经济结构优化调整、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提升的必经阶段。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纪元，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与之同步地，我国经济发展也跨入了新阶段，做好新时代经济工作的根本要求就是推动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
马克思指出：“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2)在马克思看来，价值就是“人类能力的发展”，凡是有利于人类能力发展的事物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则是负价值的。“人类能力的发展”作为发展的实质，也是新发展理念所蕴含的价值的哲学本体论自觉。发展作为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诸多问题的关键，唯有转向高质量发展，才能真正实现“以人民为中心”。何为高质量发展？它是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我们可以将发展理解为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区别于认为发展仅仅就是GDP增长或工业技术进步的狭隘发展观，高质量发展更加关注以人为主体的自由。正如阿马蒂亚·森把发展的目标看作等同于判定社会上所有人的福利状态的价值标准：财富扩张、科技进步以及社会现代化等事物固然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归根结底，它们只能算作工具的范畴，而工具无一不是为人的自由发展所服务的。
（一）高质量发展的动力：高效、长远的创新驱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在于生产力中最重要的要素‘人’能在与其对象的主客体的实践关系中不断创新，从而决定生产关系的改变，进而实现社会的变革与发展。”(3)政治经济学将生产实践作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生产实践可以直接反映人的生产力水平。然而，并非所有的生产实践活动对生产力发展的贡献都一样，那些低层次、低水平的生产实践难以促进生产力发生质的飞跃。
“科学的应用一方面表现为靠经验传下来的知识、观察和职业秘方的集中，另一方面把它们发展为科学，用以分析生产过程，把自然科学应用于物质生产过程。”(4)从马克思的分析中可以发现，科学技术是独立于生产力的一个要素，但其发挥的作用则通过其他各个要素呈现。科学是通过人的途径和物的途径直接变成生产力的。“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5)科学技术作为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创新作为一项创造性活动，是对原有事物的扬弃，是生产实践的高级形式，能够推动生产力实现质的飞跃。“价值在根本上表现的是主体的创造性本质”(6)，更有用的事物往往诞生于创新之中。马克思认识到技术创新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有着巨大推动作用：“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一目了然的。”(7)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8)马克思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发现、创新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9)此外，“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这同一规律，既会使采用新方法的资本家感觉到，他必须以低于商品的社会价值来出售自己的商品，又会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迫使他的竞争者也采用新的生产方式”(10)。故而建立健全创新成果向全社会扩散的机制也至关重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地位，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围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和新要求。他指出，“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创新驱动是大势所趋”“必须增强忧患意识，敏锐把握世界科技创新发展趋势，紧紧抓住和用好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机遇，不能等待、不能观望、不能懈怠”(11)。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资源的日益稀缺和匮乏使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发重要，资源的有限性使得依赖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面临困境。所以高质量经济发展必须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走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充分发挥创新活动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激发经济发展新活力，进而真正有效地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高质量转变。
（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结构优化的平衡协调
“联系的普遍性”原理构成了协调发展理念的理论基础与理论前提。唯物辩证法认为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事物之间、事物内部的要素之间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言，自然界、人类历史和精神活动等事物，都是具有多重因素互相联系与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事物(12)。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各部门与各环节密切相连，这就要求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必须保持合理的比例。政治经济学中有关内涵扩大再生产与外延扩大再生产的理论，对农业的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方式，以及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论述可以作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理论基础。经济结构是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之间、社会再生产各环节之间以及各产业层次和技术水平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马克思清晰地阐释了社会再生产按比例平衡发展的客观规律，主张社会主义生产发展要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实行按比例平衡发展。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说：“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归结为时间的节约。……社会必须合乎目的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13)
在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理论中，马克思指出社会化大生产是社会不断分工的大生产。游牧业同农业相分离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扩大了产品交换，出现了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出现了私有制。手工业和农业相分离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使商品生产得以迅速发展，以手工业为中心的城市开始出现，城市与乡村的分离，促进了私有制的形成和发展。以商人阶级的出现为标志的第三次大分工促进了奴隶制的巩固和发展，开启了商业资本的积累。资本主义所经历的从工场手工业分工到机器大工业的分工，使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即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和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他运用总体的分析法分析了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与实现条件，包括了丰富的宏观经济结构均衡发展的思想。马克思指出，社会总产品再生产理论的核心问题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要同时受到社会产品物质形式和价值组成部分之间比例关系的制约，全社会不同部门之间和部门内部的生产必须按比例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再生产理论表明，两大部类和各个部门之间都必须保持一定的合理比例关系。马克思指出：“有些事业是在较长时间内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在这个时间内不提供任何有效用的产品；而另一些生产部门不仅在一年间不断地或者多次地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且也提供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在社会公有的生产基础上，必须确定前者按什么规模进行，才不致有损于后者。”(14)
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决定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分析对象，但“最终目的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15)这启示我们，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其实现程度决定了人类社会最终协调发展的程度，与我国转向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理念相契合。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与生产关系发生冲突，而迫使生产关系发生改变，生产关系的改变又制约着上层建筑的变化。(16)协调是发展的手段，意味着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高质量发展必须依靠协调发展，处理好全局与局部、长远与当前之间的关系；协调是发展的归宿，意味着经济发展的目的不仅仅是数量上的积累，更包含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等多方面的平衡发展。协调发展还是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兼顾系统性和整体性。目前国民经济结构和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是制约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合理的经济结构对于保证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只有构建起合理的经济结构，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增长、质量、效率从哪里来？只能从经济结构调整中来。经济结构调整，要做好加减乘除法。加法就是发现和培育新增长点；减法就是压缩落后产能、化解产能过剩；乘法就是全面推进科技、管理、市场、商业模式创新；除法就是扩大分子、缩小分母，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回报率，这是调整结构这个四则运算的最终目标。”(17)因此，在新的起点上，优化经济结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亟待解决的问题，必须以加快推进经济结构优化为载体，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高质量转变。
习近平总书记把协调发展作为新发展理念之一，这是对马克思关于发展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开拓。产业竞争力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能力的重要体现和根基，当前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协调就要按照新发展理念下高质量转型发展的要求，补齐制约发展水平和效益的短板，强化产业间联动效应，淘汰相对过剩和落后的产能，促进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的统一。由于历史和自然禀赋等多种原因，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问题也十分突出。随着我国生产力的大幅提升，结构优化和动能转换对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即处理好东、中、西三大地带与城乡关系，改变区域二元结构，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态多方面共同进步，构建起一元现代化经济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三）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人与自然的绿色和谐共生
政治经济学把建立在生产力基础上的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注重强调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生产力体现出人与自然二者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指出：“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身体。自然界就它本身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18)因此，“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19)自然界是人类生产得以进行、人类社会得以存续的前提和基础，故而对人的活动也具有制约性，人与自然界是休戚相关的有机整体。“没有自然界，没有外部的感性世界，劳动者就什么也不能创造。自然界、外部的感性世界是劳动者用来实现他的劳动，在其中展开他的劳动活动，用它并借助于它进行生产的材料。”(20)想要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必须要遵守自然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指出：“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21)，“不以伟大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22)。马克思重视节约资源、促进生态平衡。他在《资本论》中指出：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可利用的自然资源会相应减少，要重视森林、矿藏等资源的枯竭；要“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从而节约地利用自然力”(23)，更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
马克思还阐明了自然界的物质变换、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及社会自身的物质变换，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社会发展中最基本的关系。“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24)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态学理论认为生态环境的改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终极目标，人的舒适的工作环境和健康自由发展是最基本的生态形式和权利。他在承认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的同时，也强调了要尊重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恩格斯曾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2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发展理念的主要内容，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唯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的道路上行差踏错，人类对自然的伤害终将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26)新发展理念中的绿色发展秉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能够有效维护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这凸显出生态环境和生产力之间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为马克思主义自然生产力理论发展作出了现代化推动。因此，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我们正确认识人在自然界中的作用与地位，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过程。唯有当经济发展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础上，才能呈现出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状态。由此可见，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中人与自然关系的相关思想，坚持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的基本国策，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源环境问题的根源，坚定走好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绿色发展之路，牢牢把握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核心。
（四）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各国互利的开放包容
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理论上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为基础的。当代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囊括了当今世界人类发展的积极的理论成果，先行发展市场经济的国家所提炼出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是人类共同的知识财富，辩证吸收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能使其更加具有科学性和先进性。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交往越发密切。当今的全球化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世界历史”发展的特殊形态。马克思指出，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27)他认为，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的必然趋势，“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与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28)。实行对外开放，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更坚定了我们矢志不渝贯彻新发展理念中扩展开放的决心。马克思认为国际分工的产生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出现，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其追逐剩余价值的内在属性要求不断扩展市场，直至越出国界发展为国际分工与国际交换。他从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出发，奠定了国际价值论的基础。马克思多次强调：商品的交换，“就使用价值来看，交换双方显然都能得到好处”。(29)
改革开放40年，我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马克思将社会发展看作一个源于社会结构的变迁而促使社会形态更替的过程，他认为任何民族的社会结构都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可见，在马克思眼中，生产力和对外交往的发展促进社会结构的变迁，并由此促使社会形态更替。其中，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决定作用，但对外交往也起着重要作用。“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30)。马克思还将对外交往看成促进生产方式变革的重要因素，他提道：“只有对外贸易，只有市场发展为世界市场，才能使货币发展为世界货币，抽象劳动发展为社会劳动。”(3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通过计划经济集中力量建立起了完备的工业和国防体系后，具备了参与全球分工的物质基础和自我保护能力，此时进入世界市场符合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发展。我国通过确立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充分利用国际资本、技术、经验等要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不断深化对外开放力度，着力建设新型、合作、共生的大国关系，力图与世界各国共度时艰，持续增进全人类的福祉。国际市场作为国内市场的延伸和补充，可以扩大市场和原料的供应范围，缓解国内危机的爆发，但是这种缓解作用和空间都是有限的，因而不能完全阻止世界市场危机的爆发。“随着产品总量的增加，亦即随着对扩大市场的需要的增长，世界市场变得愈加狭窄了，剩下可供榨取的市场愈益减少了”，从而使危机“来得愈频繁和愈剧烈”。(32)国际市场从两方面加速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总爆发：一是加剧了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生产过剩的程度和资本主义矛盾的深度；二是将各国资本主义生产普遍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集中爆发。原先“在局部的（按内容和范围来说是局部的）危机中只是分散地、孤立地、片面地暴露出来”，现在，“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盾，在普遍的世界市场危机中集中地暴露出来”。(33)
“设定交换价值的运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触及整个生产，这部分地取决于这种外来影响的强度，部分地取决于本地的发展的程度。”(34)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开放发展以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在国内争取国富民强，在国际上引导资本发展，努力实现全球经济正义，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开放发展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推动全球化，通过开放促进生产要素在国际范围内自由流动、推动跨文化合作与交流，以开放型经济解决全球性难题，这是由内而外更加主动的发展路径。进一步来看，开放发展有利于统筹国内外两个市场，既要求自身为增强公共产品的供给提出“中国方案”，又将助力重塑全球互利共赢的价值链，构建起全球经济政治治理的新体系。
（五）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全面共建的全民共享
共享发展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对无产阶级运动的属性作了界定，“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35)“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6)。列宁在《告贫苦农民》中曾慷慨陈词：“我们要争取新的、更好的社会制度：在这个新的、更好的社会里不应该有穷有富，大家都应该做工。共同劳动的成果不应该归一小撮富人享受，应该归全体劳动者享受。”(37)以实现劳动者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和实现共同富裕。马克思十分注重分配的公平，他多次强调：“在未来社会里，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38)共享发展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时代要求。
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实现共享发展的物质技术前提，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说道，工人能够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而不被资本所束缚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39)在恩格斯所描绘的新社会中，“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40)劳动者作为生物个体，首先必须解决吃、穿、住、行等基本需要，在此基础上，才能发展自己乃至“创造历史”。从这一维度出发，共享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人民性”的继承，进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曾预见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的共同富裕。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共享是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和共建共享，坚持人民利益至高无上原则以及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发展之根本动力的唯物史观，其核心依旧是“人民”。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价值取向，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总目标。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整体理论的实质性内涵而言，是关于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尤其注重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故而将人的全面发展确立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
人的全面发展具体包含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人的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即尽可能地发挥自身潜力，全面地发展自身体力与智力、自然力与社会力、潜力与现实力等，并在实践中发挥全部的才能和力量。二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政治经济学认为人是社会中的人，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得以存在、活动并发展的。马克思将人的本质归结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人的全面发展须囊括人的社会关系的日益丰富与发展。社会活动的全面性作为人的本质的体现，要求人们突破地域限制，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内实现人全方位的发展，进而克服因分工带来的人的“片面性”，实现人的“普遍性交往”。三是人的个性的发展。人自由个性的形成是发展的最高形式。恩格斯曾指出，伴随社会主义制度的最终建立，“人终于成为自己和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41)。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之路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一直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重要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42)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一切从人民群众的需要出发，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马克思曾这样定义：“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相互联系的生产过程中，许多人集中在一起，有计划地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就叫协作。”(43)正契合了共享发展所要求的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坚持全民共建、全面共享以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先把蛋糕做大，再把蛋糕分好，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使社会收入水平结构和资源配置趋于合理，兼之促进广大人民群众的劳动能力、社会关系和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人民拥有获得感和幸福感，顺应新时代下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目标，共享转型发展的新成果。
二、新时代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的特点
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新纪元，经济潜在增速降低，但增长潜力仍然可观，因此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从数量扩张转化为质量提升。此外，进入新常态后，经济面临转型升级，宏观调控的目标更加多元，随着市场化程度加深，创新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空前提高，故而牢牢把握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特点，与时俱进地深化改革，将会对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一）要素投入转型，由资源要素转向创新要素
传统的发展模式过度依赖自然资源，对自然资源粗放式的利用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生态破坏影响了其他产业的发展，资源依赖又对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要素产生挤出效应，使长期经济发展失去动力。新时代下发展方式强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统一，经济发展离不开环境与资源，同时应该建设生态环境。经济发展要素中自然资源投入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降低，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等要素的作用与日俱增，依靠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在降低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条件下保证经济产出水平的提高。要实现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提高资源的组合质量和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投入，提高产出”(44)，都要以创新作为驱动。创新要素驱动成为高质量转型经济的核心竞争力要素，也是衡量我国实际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创新要素包含了科学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多种要素，每一个要素都会对经济长期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科技创新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渗透在生产力的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要素之中，从而转化为实际生产能力。创新能够引领生产力的各项基本要素发生深刻变革——科学技术为劳动者所掌握，能显著提升劳动生产力，其广泛应用于生产组织管理过程中，能有效提高管理效率，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动力要素。
（二）产业结构转型，主导产业由传统制造业转向战略性新兴产业
从当前我国发展的全局来看，推进全面协调的高质量发展，重点要解决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而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不协调首先表现为产业之间和产业内部的不协调，这是由地方政府过度追求政绩和企业盲目逐利等行为造成的。传统发展模式中重化工业比重过高，造成资源能源耗费高、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我国制造业产业低度化问题显著，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主要处于生产和加工制造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并未占领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营销、品牌等产业链和价值链两端的关键及高端环节；加之缺乏自主品牌，制造业技术含量不高、附加值低，国际竞争力不强。目前，我国经济处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格局的深度调整也对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形成了倒逼机制。新时代要求我们采用现代化的新技术升级传统产业，重视传统制造业向新兴产业转型，如“互联网＋”“智能化＋”、绿色化等中高端产业，以及降低原材料依赖和能源消耗，发展低投入、高产出、低污染，尽可能把排污和消耗分解在生产过程中的产业。
（三）发展导向转型，由追求物质财富转向追求绿色财富
以往的高增长发展模式过分强调经济增速，传统外延式的增长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即增加投资、扩大厂房、增加劳动投入来扩大生产规模，实现经济增长。其发展模式属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单位经济增长的代价巨大，这种发展方式以物质财富的增加为导向和唯一衡量标准，发展的同时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以及社会矛盾加剧，严重忽略了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新时代下经济的高质量绿色发展不再采用“四高一低”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而是转向采用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率的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动力不再单纯依靠消耗人力和物力资源，而是更加注重知识和科技层面的创新，提升产品的高科技含量；发展导向也不再是片面追求经济总量的增加和物质财富的增长，而是更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基础上绿色财富的繁衍。以绿色循环低碳型经济为代表，它是后工业化社会面临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时实现碳生产力和人文发展均达到一定水平的一种经济形态。绿色循环低碳型经济包含了污染排放的低碳化和单位产出能耗的下降，要求在资源和能源消费结构中提高清洁能源的使用比例，清洁能源对资源的依赖度更低，对生态环境的污染更小，同时也能保证高水平的生产能力，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45)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正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绿色经济的行动指南。
（四）开放路径转型，从被动引进转向主动参与共赢
经济全球化作为对全球资源和市场追逐的结果，是世界经济变化的主要特征之一，也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开放型经济发展需要顺应的潮流。新时代我国开放型经济从外贸主导向外资主导转变，从比较优势的发展路径向积极参与跨国公司全球生产体系转变。改革开放40年，我国的对外贸易一直保有强劲增势，但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出口市场和国内产业结构乃至要素结构之间的不平衡加剧，出口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比长期效应更大。高质量发展亟须扩展开放型经济的内涵，即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要素，并将我国的开放发展模式从商品出口转向出口增长方式的选择，最终转向以外商投资带动为主，通过贸易投资一体化对我国的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发展发挥作用。
另一个转变是从比较优势的发展路径转向积极参与跨国公司全球生产体系。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是发展的两个关键因素，比较优势通过最大限度地利用本国资源和通过市场机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这两方面促进资本积累。1978年以后，我国乡镇工业的迅猛发展正是基于我国丰富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当前的产业结构又成为新的制约因素。为了解决这一困境，通过引进外国直接投资，进一步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充分利用跨国公司的全球销售体系，基于跨国公司投资的产业集群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极点。这样，我国的开放型经济也就逐步从基于比较优势的出口战略转向积极参与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的目标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化战略有着本质区别：以我国实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例，无论是成套项目建设、援助一般物资，还是采用技术合作、债务减免等方式，始终秉持帮助“一带一路”参与国提升自主发展能力，坚持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坚持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因而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对外开放不是片面追求本国利益，而是积极主动地实现国与国的合作共赢，让开放成果惠及参与国的广大劳动人民。
（五）资源配置转型，从贫富分化转向人民共创的成果共享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十分多元，共同富裕是最直接的体现。由于现实生活中存在收入分配差距而形成了不同的收入群体，高质量发展首先要求满足低收入群体对物质文化的需求，缩小与高收入群体的差距，向全民共享共同富裕逐步推进。其次，收入较高群体在达到小康生活水平后对人居环境、公民权利和健康教育等方面有了更高的要求，他们的物质文化需求代表着不久后的将来人民群众收入水平普遍提高后会出现的情况。这也是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共享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点，也就是合理分配各种资源，将生态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纳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建设的各个方面之中，并鼓励人民一同加入建设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广泛实践和成果共享的行列当中。
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社会的发展为人的发展创造环境，人的发展又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高质量发展下和谐社会追求的目标。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需要逐步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以实现全民共享。分配方式从资本主义的按生产要素分配发展为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是一场人类分配制度历史上的重大革命。从按要素分配到按劳分配，再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过程中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兼顾效率与公平，都是共享这一理念的日臻完善。
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共享经济模式几乎渗入餐饮住宿、资金借贷、交通物流、医疗保健和知识技能等各个领域。新时代的共享经济带来了一场资源革命，更引领了生产关系的革命。生产资料由占有变为租用，需求者不必拥有产品、工具和技能，却同样可以使用它们；产品的分配方式由一次性分配转变为协作性消费关系下的重复多次分配，使产品的使用价值最大化，它将是未来经济社会最主要的发展模式之一。人人共建共享、人人普惠受益，是高质量发展的理想状态。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着产能过剩、人口增长、气候变化等突出的经济、社会和生态问题，共享发展理念正是在此严峻形势下应运而生，它不再更多地消耗社会资源，而是依靠科技进步使人与人之间、物与物之间高效互联，不仅能深挖过剩产能的潜在价值，更能使交通运输、能源等一系列产业变得更高效和环保。消费升级和技术进步驱动着共享经济发展，共享又从供给侧优化配置了资源的使用权，为高质量发展创造出正效益。
三、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意蕴
新发展理念为实现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颖全面、颇具前瞻性的指引，我们可以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增强发展的全面协调性，促进人与自然绿色共生，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全民共建共享。深入理解和掌握新发展理念这一最新理论成果，是我们客观认知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促进社会主义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唯有秉承“咬定青山”的精神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才能对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推动我国经济在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取得重大突破。
（一）创新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永续动力
“创新”是发展的基点，是发展的驱动，是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它居于新发展理念的首要地位，肩负着引领高质量发展第一动力的重任。改革开放40年，我国科技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航空航天、铁路运输等技术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同时我国还是贸易品进出口大国。但这还远远不够，放眼全球，新一轮高层次产业博弈一触即发；我国经济总量虽十分可观，却也有着“阿喀琉斯之踵”——总体量大而不强，发展速度快而不优，许多重要领域的尖端核心技术受制于他国。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创新的竞争，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企业创新、市场创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管理创新等，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未来几年，为转变传统要素增长效力递减，平滑经济下行压力矛盾，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过分依赖土地和资本等传统要素为主导的发展转化为创新驱动发展，是我国的最有效出路。牢牢抓住科技创新这一“牛鼻子”，走好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奠定其在全面创新中的主导地位。
创新根本上是一种带来生产力变革的活动，即劳动分工的深化和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提升。生活中的例子俯拾即是——不断迭代的手机、电脑等电子智能设备，在百年前的人类生活中从未存在过。创新所带来的分工，为劳动者带来了在劳动中自由发挥智力和体力的满足与成就，既代表了新型使用价值的诞生，又体现出劳动创造价值能力的提升。理想状态的创新就应是这样摆脱简单重复和模仿，取代粗放式投入要素增加，并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活动，是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新时代发展。
今时今日，我们应当反思，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崛起为何受到制约？就是因为发展初期太过依赖模仿和引进这一道路，所以大力倡导跨领域协同创新、强化原始创新和引进吸收再创新，十分必要。其中，理论创新作为“脑动力”，科技创新扮演“源创新”，文化创新担当“软实力”，制度创新就是提供制度支持的“顶层设计”，此“四位一体”的创新构成一个互为支撑的体系。除此之外，力促“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充分激发广大人民的“创业”“创新”情绪，在高端要素培育和产业研发等领域开拓创新发展的新天地。归根结底，人才驱动是创新驱动的根本，所以我们更要构建创新人才机制，紧跟学科国际前沿发展脚步，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激情和潜力，培养领域内的创新领军人物。“创新是从根本上打开增长之锁的钥匙。”我们坚定沿着协同创新、万众创新和人才创新之路前行，就是坚定谋求高质量发展的国民未来。
（二）协调使高质量发展平衡可持续
“协调”位居新发展理念的第二位，着眼于发展方式。它关乎发展的平衡性、整体性和健康性，是我国经济社会稳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邓小平曾提出的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以摸索改革路径的渐进方式，在引领了我国部分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遗留下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现实问题。习近平强调：“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是发展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是发展短板和潜能的统一。”我们要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只把重点放在“小康”上还远远不够，“全面”才是重中之重。只有“小康”而少了“全面”的社会，将会是有软肋的发展。协调发展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强调发展机会更加公平和资源配置更加均衡。我们应当认识到，城乡区域间发展不均衡、社会文明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等显著问题，极大地牵制了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效力。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积极的一面，不协调虽是短板，却也有其作为后发优势的巨大潜力。我们应致力于以下几方面以实现其后发优势：第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统筹南北，协调东、中、西部。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发展的总战略作为根基，聚力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战略，打破地区间发展隐性壁垒。第二，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加快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机制。将改善落后地区民生作为发力点，加速人口流动，坚持以工促农，尽力缩小城乡差距。第三，促使物质文明的硬实力和精神文明的软实力协调发展，秉承“两手都要硬”理念。长期以来，我国注重培育GDP总量、基础设施建设和军事投入等“硬实力”，而对公民素养、精神文明建设等“软实力”的关注不足。第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协调发展，注重需求侧拉动经济增长的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驾马车”作用的协调并驾，加速补齐短板，促进协调，就是使高质量发展更加平衡、稳健、可持续。
（三）绿色为高质量发展指引前进方向
“绿色”这一关键词初次被列入新发展理念，与党的十八大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一脉相承，生态环境建设使发展更具有永续性，其成败关乎高质量发展转型能否成功。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以辩证与实践的自然观为基本认识，描绘出人与生态和谐发展的自然图景，也为我国高质量绿色发展指明了理论方向。马克思认为，“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是相统一的，人类要实现同自然的和解，就必须在生产活动中顾及长远后果，合理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46)长久以来，人们错误的观念正印证了这一道理——人类企图征服自然、利用和掠夺自然，环境先污染后治理也无妨，于是我们对资源和生态环境负债累累：雾霾蔽日、三废泛滥、水土流失终将反噬人类的生存空间，生态环境问题是不可忽视的民生问题，更是束缚我们实现中国梦的重大制约。国家发展至今，国民渴盼的早已不是只对温饱的基本生存诉求，而是对更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因为充分而优良的生态产品才是最公正的民生福祉。
若想要实现高质量永续发展，坚持绿色发展势在必行。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的“三大战役”，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生态。首先，我们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构建城市化、农业发展、生态安全和自然海岸线的良好格局。其次，发展绿色经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兼顾开源与节流，沿着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和清洁低碳高效能源体系这条路勇往直前。最后，还要让绿色生活理念深入人心，鼓励国民使用绿色交通工具出行，培育绿色低碳建筑科技，减少建筑能源单位消耗。大力建设新一代更加低碳化的绿色智慧城市，为生态环境减轻负荷。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绿色可富国，绿色亦可惠民，人与自然同为生命共同体，唯有顺应自然、尊重和保护自然，才能在发展的道路上少走弯路，不至于提前透支子孙后代的生存资源，今日之绿色革命必将为我国经济成功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不竭动能。
（四）开放解决高质量发展的内外联动问题
“开放”战略着眼于发展大环境，是转向高质量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途径。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加剧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风险，国际金融危机余威尚存，贸易保护主义壁垒重重。我们正视中国曾饱受列强欺侮的历史，闭关锁国拒绝开放，无异于将自身隔断于世界发展的潮流，结合改革开放40年所取得的瞩目成就，唯有开放才是“一子落而全局活”的联动核心。地球村发展至今，各国经济早已水乳交融，产生了空前密切的相互影响，我国“将顺应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中国处在全球化浪潮之中，开放型经济发展促使我们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深化区域合作，以更宽阔的视角审时度势。
开放发展应当注重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参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并承担大国责任，构建更广泛的利益共同体：第一，提升开放水平，打造双向开放，拓展国际竞争优势。创新发展高层次的开放模式——从依赖招商引资与出口的低层次开放，转化为追求资本与企业输出的高层次开放；从“中国制造”的产品出口过渡为“中国劳务”的服务输出；也要从“制造强国”转型为“贸易强国”。第二，提升开放能力，统筹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优势地位，并将其转化为国际制度话语权优势，力求加入世界经济规则的顶层设计队伍。第三，深化开放，构建利益共同体。加强海陆联动和东西双向开放，把握“一带一路”建设的突破口，打造出一条国际互惠共赢之路。依靠开放倒推国内改革，从全球经济联动中为创新汲取力量，为高质量发展开辟广袤天地。
（五）共享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共享”聚焦于发展的目的，解决发展的公平性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人民对“共享”的追求从未止步：从春秋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到宋代起义军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再到近代孙中山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思想，它们皆饱含了国民对“共享”的和谐社会之向往。邓小平曾精辟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7)
“共享”的发展理念印证了发展成果人人共享，深刻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而由于内在个体差异和政策制度等外在因素差异，各个社会群体存在发展机会不公和发展层次千差万别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将“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作为价值追求，充分展现出了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的优越性。“共享”能否成真，检验着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否落到实处，也关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
“共享”并不抽象，它是公平，也是分享，落实“共享”要从三方面着手：第一，健全民生普惠的公共服务体制，深入解决城市和乡镇居民的医疗问题；促进教育水平均衡布局，防止社会阶级固化，因为一个缺乏垂直流动性的社会难以持续健康发展；推进充分就业，鼓励创业助推就业，让人人都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完善社会保障体制，人民群众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中坚力量，守护好社会保障的底线，就是在为高质量发展作保障。第二，“木桶理论”启示我们，能否补齐贫困的短板，决定了脱贫攻坚战的成败。我们要把重心放在精准扶贫上——因人因地因事扶贫，唯有明确了扶持谁、如何扶和“扶志”“扶智”两相结合，才能真正从源头上阻遏贫困的代代相传，从根本上增强贫困地区的自我恢复能力。第三，调整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收入分配是确保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最直接和最重要手段，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占主体的橄榄状收入分配形态值得我们学习。在保障了居民收入和经济发展同步提升的前提下，应当更加关注低收入群体，尽力缩小不同地域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改革发展成功不成功，最终的判断标准是人民是不是共同享受到了改革发展成果。”(48)新时代下的高质量发展，应该是有温度和幸福感的发展，所以我们从共享的根源、路径和结果多方面发力，来实现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和共建共享的发展目标，为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检验标准。
四、结语
“以人民为中心”是新发展理念坚实的内核枢纽。“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与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默契吻合。政治经济学作为研究经济关系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以社会生产关系为对象，以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为己任。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遵循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本经济规律，揭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规律。因此，它也是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的理论武器，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因为它与时俱进，有着鲜明的科学性和顽强的生命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我们从未停止面对和解决新问题，而实现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这一目标，必当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它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中国化的最新继承与开拓成果，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思想的深刻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