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晓光：不辞千辛万苦　找得万斛石油

笃实勤奋而富有创新精神的童晓光院士，是我们仰慕已久的我国杰出优秀科教专家之一，更重要的是，他是从我们辽河油田走出去的专家。今年2月份，笔者有幸采访到童院士，目睹了他的风采：满头的华发、瘦高的个子、睿智的双眼、典型的学者式清瘦而慈祥的面孔，这是童院士给笔者的第一印象。

作为国内外石油天然气地质与勘探领域享有极高声誉的资深专家，童院士待人热情谦和、衣着朴素、性格稳重、谈话精明简练、平易近人，从他身上得到的更多的，是留给我们的启迪和鼓舞。

谈起自己的工作，“就是找石油嘛。”已经82岁的童晓光院士谦虚地说。

“找石油”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有些人以为地下埋藏的石油都是以“油海”的形式存在，既然是海，那么只要把钻井安置在大致不差的地点，油总是能够被抽出来的。这个想法是天真的，实际上，油田是由大大小小的“葡萄串”组成，它们是被隔离开的。因此，所谓钻井，就是要准确地将井口放在一粒“葡萄”的顶部，如果放歪了，或者打歪了，不仅打不到需要的油量，甚至完全打不到油。即使一个油田算是发现了，以后为了把“葡萄串”吃光，还要坚持不懈地继续为不断增多的油井寻找准确的井位。童晓光的工作就是确定这样一个井眼的具体坐标。

童晓光的一生都在找油。抱着为祖国找油的理想，他从黑发找到白发，把自己的青春与热情献给祖国的石油事业，为探清我国油气田分布规律和勘探方向做出了重大贡献。对于自己的工作，童晓光的评价简洁朴实，“没有什么比发现一个新的油气田更能让我觉得有成就感的事情了。”

谈起自己这几十年来的工作历程，他说辽河是让他最难忘的地方，是他连续工作时间最长的地方，他在这里生活了13年。如果说大庆油田让他迈进了石油勘探的大门，那么辽河油田就是他真正崭露头角的地方。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为辽河找到了油，辽河也锻炼了我，让我真正感受到找油的成就感。”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地质部北方大队来到了辽宁的“南大荒”，开始进行区域地质普查。1955~1963年的8年间，基本查清了辽河坳陷的边界位置、岩层接触关系和基底深度，并对坳陷含油前景做出了初步评价。但是，他们始终停留在以地球物理方法为主的普查勘探阶段。1965年，地质部钻探首次获得了工业油气流，认为下辽河坳陷含有丰富的油气资源。但要进行大规模开采，他们所掌握的勘探资料和数据却严重不足。

1965年年底，大庆油田的领导决定将勘探范围从大庆油田扩展到整个东北。1966年5月，大庆油田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勘探小组，童晓光任组长，他带领12名地质人员组成小分队来到下辽河，与地质部第一普查大队进行资料和情况交流，并参与了现场地质录井工作。当时，摆在他们面前最大的难题是地震资料不精确，大部分地区的基底深度不清，地震反射的连续性差。通过对前人在东北做过的研究资料的分析，童晓光决定采用区域地质研究的方法，试着建立接近实际的地质模式以指导地震构造成图，很快，他便确定辽河凹陷是典型的大陆裂谷盆地，凹陷由多个断陷组成。这就意味着这个盆地下面拥有多种类型的油气藏，存在多套油气层系。

但是好景不长，1966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全国文化大革命的热潮一下子热烈起来。全国工业的典范——大庆，当然是不能幸免的。6月底，大庆油田通知童晓光赶回去闹革命。他的第一次辽河勘探，这样就结束了。

1967年3月中旬，大庆油田军管会决定立即展开下辽河地区的石油勘探工作。经国家经委批准，首批抽调了三支钻井队、两支试油队及地震队、安装队、固井队等部分单位共579人组建大庆“六七三厂”，接替地质部在下辽河的地质勘探。这次，童晓光以石油部专家组成员的身份重新踏上了辽河这片土地。

刚开始，他们按照发现大庆油田的思路来找油，虽然有一些成果，但没有发现很大的油田。谈到原因，童晓光说当时主要有两个点——东部凹陷和西部凹陷。东部凹陷打了12口井，西部凹陷只有1口。童晓光说：“虽然西部凹陷的井没有出油，但是岩心里都有油。既然岩心里有油，那说明这个凹陷是生油的，只是打井的位置不对。”因此，童晓光向专家组提议向西部勘探。

可是当时的他们没有地震队，石油勘探便无从谈起。于是，童晓光就向领导要了一支地震队过来。他跟着地震队一起风餐露宿，一千米一千米地做地震测试，一小片地方就要耗时几个月。到了第二年夏天，专家组根据地震波的数据将西部的地质结构解释出来了。通过数据分析，童晓光很快便确定了西部凹陷的油气最为富集。1969年，“六七三厂”把勘探的范围由东部凹陷扩展到西部凹陷，在兴隆台构造部署了第一口井——兴1井。9月，钻井队钻成这口井后进行试油，首次获得百吨以上高产油流。这个发现当时轰动了整个石油部，辽河油田的大规模开发会战由此开始。

发现并取得新的油气资源所带来的成就感驱使童晓光不懈追求，也让他的生命因此厚重和丰实。

从1970年3月22日到当年年底，仅10个月时间，辽河会战队伍已经达到了上万人。来自全国8个省、市的万人会战大军，成为辽河油田宏伟几页的第一批创业者。1970年9月25日，经辽宁省革委会批准，辽河石油勘探指挥部改名为“三二二”油田。

为了参加下辽河石油会战，下辽河的干部职工以“我为祖国献石油，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的豪迈情怀，踏上了征途。许多同志几次路过家门而不入；许多同志放弃探亲假，推迟婚期，不顾家中病人无人照顾，毅然奔赴辽河；许多同志风餐露宿，不辞辛苦，下了火车、汽车，一不问吃，二不问住，立即投入大会战前的准备。正如有的会战职工所说：“愿为会战献肝胆，洒尽鲜血为备战。”

为了进一步搞清楚西部凹陷地下情况，1970年，辽河下游平原的寒冬里，数千名物探职工顶风冒雪来往穿梭般地奔波在芦苇荡、稻田和沼泽地间。当时，辽河物探每支地震队只有“七大件”，即一台仪器车、两台钻机、两台水罐车、一台生活卡车、一台测量卡车。职工们每天出工、收工只能坐在车载钻机平台和水罐车上。大雪覆盖了地表，道路不清，车轮打滑，工人们踏着没膝深的雪反复探路，人抬肩扛施工作业。鞋子、裤腿冻成了冰，眉毛上也结了霜，可是没人后退半步。在这样一种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物探人员始终以其不懈的追求去实现为祖国找油找气的理想。

下辽河盆地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但要认识千米地层下的尤其分布规律，真正找到油气却不容易。地质科研人员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耗费了一生的心血。当时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始终是激励辽河会战职工战胜各种困难的强大精神动力。

提到当时在辽河的居住环境，童晓光说：“我们刚到的时候，就是一个生产队。那时候找不到住的地方，都是到老百姓家里去住。后来是单位自己张罗盖房子，像我住的地方，草都长出来了。”就如同童晓光所说，油田创业初期，来自全国各地的会战职工，头顶蓝天，脚踏荒原，在盐碱滩上安营扎寨，在芦苇荡中摆开战场。吃的是高粱米，喝的是“鸭子汤”，住的是草垫房，行的是“万墩”路，有时甚至缺粮断炊。“那时候年轻，思想很简单，不知道哪苦哪舒服，就是凭着一腔子热情。”跟童晓光一样，会战的职工们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始终为夺油而战。

会战伊始，地质团团部建在了黄金带，先后盖起了5栋草垫子房和2栋红砖房。在草垫子房里，半边是用木板搭起的上下两层通铺，每层可睡10人，另半边是搞研究、画图办公的地方。1971年，在黄金带大坝埂上建起来两栋简易楼，砖墙结构，苇把子拱形半圆屋顶。这是辽河油田最早建成的楼房，也是会战初期的一大“景观”。在生活方面，粮食供应以玉米面和高粱米为主，每人每月只供应半斤猪肉和三两油。全体职工从团长、政委到双职工带的孩子都在食堂就餐，尽管炊管人员想尽办法为大家改善伙食，但因难以采购到副食、蔬菜，只能经常吃“荧光白菜片”“油斑土豆丝”，科研人员深入现场还需自带口粮。

处于创业年代，通往探区施工现场的道路，要么是水网沼泽地带，要么是乡村土路，春天翻浆，雨天水淹，根本无法通车。加之会战初期车辆紧张，只能靠人抬肩扛保会战。许多感人肺腑的会战场面，若干年后仍使人难以忘怀。

1975年，主力油区的勘探基本结束，大家开始寻找新的油区。据童晓光回忆说：“当时，研究院在西部地区打了两口井，都出油了。这两口井几乎是在相同的层位，当时我们就认定西部斜坡含油范围可能很大，储量甚至可能会达到10亿吨。”

过去找油都是在洼陷中心的背斜上找，这次童晓光提出在斜坡上找，是一个新的地质见解。为此，当时石油部的领导非常重视，康世恩、宋振明等领导亲自来到辽河油田了解情况。童晓光做了汇报。

通过汇报，领导们认为此想法很具有操作性，决定加强辽河地区的勘探力度，除了大港之外，又从全国各地调集力量，再次进行“二次会战”。后来根据统计，大约有两三万人在辽河地区进行会战。

后来的实践发现，虽然确实有很多油田，但是在实际生产的过程中，还有很多困难导致最终产量并没有很大的提高。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却发现了十分重要的古潜山油藏。

现在提到古潜山油藏，想必早已经被大家熟知了，但是在当时还是不为人知的。“当时有一口斜坡上的井，都已经打到了古潜山，但是钻井队的地质员不认识，就没有汇报上去。”

此时的童晓光正好从地质处调任主任地质师。他翻阅了所有的钻井报告，发现那口井的报告上写着：钻井打到沙河街组地层，然后出了事故。童晓光并没有放弃，他去岩心库把岩心取出来研究，发现这是一个元古界地层。他立刻向当时的辽河油田领导王涛汇报，二人稍加讨论，便当即决定在原来的井架上稍稍避开原地，进行打井。后来这口井出油300多吨。

给童晓光留下很深印象的是，辽河油田创业时期，正值“文革”十年动乱期间。同全国一样，会战不可避免地受到“文革”“左倾”严重错误及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的严重干扰破坏。每天都要开会学习，搞大批判、“思想爬坡”，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除此之外，在会战初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技术人员也要同领导干部和工人一样，参加单位组织的修道路、平井场、挖管沟、下农田等各种劳动，不能集中精力搞科研。尽管如此，他们仍然顶着各方面的压力，不染指当地“文革”派性斗争，发扬大庆会战的艰苦创业精神，以苦为乐，以苦为荣，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在严冬酷暑中大干快上、找油找气，为国分忧，把会战打了上去，为把辽河油田建成全国第三大油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辽河成了童晓光的第二故乡。他在辽河一呆就是13年。而让笔者没有想到的是，这13年中，童晓光的妻子和孩子一直都在北京。一家人若想团聚，一般都是远在北京的爱人请假来辽河。“那时候，夫妻因为工作原因分居两地很正常的，一切都以事业为重。”童晓光说，“家里的事我基本上没管过，全是妻子一个人在家里忙。送孩子上学、陪孩子看病，都是她一个人。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后，也是我妈来帮我照顾爱人和孩子。”

在采访的过程中，童晓光还提起了他在初中二年级时，受参加革命的哥哥和姐姐的影响，参加了解放军。“参军是想去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嘛！”回忆起这段经历，他的语调很是轻快。因为当时年龄太小，他只到了鸭绿江畔，去前线抗美援朝的愿望未能实现。从部队转业后，由于学习用功，他进入南京大学就读于地质系，随后成为大地构造专业的研究生。他用另一种方式诠释了自己的报国之心。“当时想得很简单，国家要搞建设，最缺的就是资源，而我学地质这个专业，就是要给国家找资源。”童晓光说。

全身投入、忘我工作，童晓光的辛苦换来了沉甸甸的成果。1977年，童晓光完成了辽河油田地质特征和油气分布规律的总结报告。正是这份报告，奠定了日后辽河油田蒸蒸日上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