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国经济效率提升与供给侧改革——2017年经济展望

张　平

2016年中国经济保持了6.5%以上的中高速发展，未来中国经济将迈入中高速发展阶段。迈向中速端发展的关键就是经济增长必须伴随“两个效率”提升。第一个效率提升就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有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才能稳步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直接决定了工资水平的提升速度，没有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就难以进行人力资本的深化。因此劳动生产率增长决定了一国福利水平提高与人力资本深化的能力。

第二个效率提升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综合反映企业技术进步与配置效率的指标，只有全要素增长率超过要素投入带来的增长时，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而且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视为对内生增长比重的测量。放大到一国看，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比重提高意味着一个国家经济增长逐步摆脱要素投入带来的增长，进入内生增长的道路上，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本身才能克服资本深化带来的资本报酬递减问题。中国当前两个效率提升都难以达到预期，甚至出现了下滑趋势，面临的挑战依然严重。

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目标是在保持经济平稳的基础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效率提升模式的重塑，推动中国经济进入中高端发展。

一、2016年经验事实与2017年展望

（一）经验事实回顾

2015年和2016年有几个突出的经验事实：一是服务业成为带动经济增长最为强劲的引擎。服务业比重提升较快，2016年前三个季度服务业占GDP的比例高达52.8%，而且增长速度最高，对经济GDP拉动强。从表1可以看出，2015年体现在金融业上，拉动GDP近1.3个点，比正常年景（0.6的水平）多贡献了0.6个百分点。2016年体现在房地产上，房地产增长9%，对经济增长贡献0.6个百分点，比正常年景（0.1）额外增加了0.5个百分点，房地产是个长链条的产业，对建筑、金融、钢铁、水泥等均有很大的拉动作用，对于2016年稳定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是投资意愿下降，M2与M1差大，资金加快外流。在稳经济增长的政策激励下，投资意愿下降，活期存款（M1）上升过快，近几个月来在23%以上，M2增长不快，稳定在11.4%左右，二者相差一倍。资金外流加速，外汇储备持续下降，汇率下跌接近6.9，成为当前微观宏观不调的一个重要现象。

2016年第三季度，M1和M2相差巨大。一方面，M1增长快，这一现象源于房地产企业旺销、企业发债加快等多个原因。另一方面，M2增速慢于预期，原因是居民储蓄下降和投资意愿不强；贷款中也主要是居民中长期贷款，占90%，10月严厉的房地产管控政策出台后，中期贷款中居民贷款仍占70%多，企业贷款乏力，对未来投资热情下降。特别是民营企业投资增长，降到了近零的水平。

投资增长下降是由于国内投资收益率持续下降，根据上市公司的计算（张平，2016），2015年上市公司股本收益率（扣除非政策损益）低于融资成本，这是2002年后再次出现的现象，企业难以靠经营来获得利润，理性的企业有着明显降低杠杆、减低投资的趋向。净资本回报率低于融资成本导致企业更倾向于成为自由放款人，包括上市公司增加了大量银行理财、房地产持有参与了更多的并购基金，内生增长乏力。民营企业已经主动降低杠杆，而国有企业仍在加杠杆。

一国资本回报率低于融资成本，也会引起资金的跨国流动寻找机会，如加上贬值预期就会进一步刺激资金加快外流了。资金的跨国流动归根结底是资本收益的比拼，如果一国资产价格过高，资产收益率必然下降，如果覆盖不了融资成本，则资金就会向资本回报率高、融资成本低的国家流动。

三是PPI转正，2016年9月PPI转正结束了54个月的负增长，10月PPI涨幅达到1.2%，预计2017年PPI会继续为正。PPI为正是国内房地产和基建需求引致的，也是货币贬值对PPI的直接支撑。中国需求预期导致补库，使全球商品价格上涨，进而使我国进口价格上涨，最终推动PPI回升。人民币贬值，令采购价格上涨，也是PPI上涨的重要原因。

（二）2017年中国经济展望

2016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长保持高度稳定，季度增长呈现出三个季度保持6.7%的水平。但从环比看波动很大，2016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环比增长1.3%，创近几年的最低1.3%（见图2），而第二季度环比大幅度反弹到1.9%，第三季度保持高位1.8%。第二季度环比大幅反弹和第三季度保持环比高位，都与房地产取消限购，实行鼓励性房贷，推动了房地产投资大幅回升高度相关。预计2016年第四季度回到1.5%正常值，经济增长第四季度仍保持6.6%的增长，2016年增长经济平稳。

根据现有的GDP环比统计规律看，环比增长率逐年走低依然是一个趋势（见图3），假设2017年没有类似于2015年的股票刺激带动金融产业高速增长，2016年由于房地产刺激因素，环比保持相对平稳，2017年经济增长仍然保持在6.5%的水平，而且上半年增长会大致稳定在6.6%的水平。第四季度很可能跌破6.5%，全年平稳。

从GDP增长可以看出中国经济仍然处于平稳增长区间，经济稳定仍可预期。但当前存在着三个不确定冲击：①国际经济依然低迷，特别是不确定事件较多，如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意大利议会选举和2017年的法国、德国大选等，都对世界经济政策连续性有着重大影响，但毋庸置疑的是全球化进程越来越停滞，全球经济增长仍处于低迷状态，对我国出口影响较大，净出口贡献保持正贡献已经很不容易；②汇率价格波动冲击，中国加入SDR后，不断对汇率目标及其市场决定机制进行改革，但也引起了比较大的波动，特别是单边贬值预期不断加强，大量外汇流出，导致央行货币政策的运行空间受到挤压；③国内债务杠杆依然较快上升，当前债务杠杆上升主要表现在居民和政府部门的杠杆上升过快，居民住房贷款2016年增长接近30%，占GDP的比重从2015年的40%预计上升到50%的水平，地方政府发债加快，中央政府的广义赤字上升，这三大不确定因素在2017年会直接影响经济的稳定性。

我们对2017年预测，可以从表2中看到：①经济增长仍较平稳，2017年增长仍保持在6.5%的水平，通货膨胀维持在2.1%的水平，PPI达到3%的水平；②服务业增长仍然领先于第二产业，其仍然是增长的主要引擎；③消费增长对GDP的带动依然强劲，但消费支出增长预计与可支配收入增长基本同步，而且会进一步降低，近年来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下降明显，2016年可支配收入低于GDP增长，消费支出略高于可支配收入增长，预计2017年的情形与此类似，但如果可支配收入持续下降，会导致居民消费支出增长进一步减速，从而对经济的带动将进一步弱化；④全球经济低迷，导致出口增长保持低位，而汇率仍然会在2016年非对称贬值的基础上继续贬值，2016年人民币兑换美元贬值接近5%，但对一揽子货币（CFETS）仍有4%的升值，因此仍有汇率非对称贬值的空间，但也要警惕持续贬值预期形成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迈向中高端发展需要持续的效率改进

经济增长的理论逻辑和国际经验表明，一国经济迈向中高端发展需要持续的效率改进，即劳动效率改进和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比重的提升。在工业化时期，高速增长基本上同步伴随着效率改善，但经济结构服务化后，这两个伴随出现了非同步，甚至增长与效率改善无关的现象。

从索洛的增长范式看，只有TFP增长才能拓展增长的可能性边界，而劳动和资本投入要素是规模收益递减的，最终达到均衡，没有TFP的持续增长和贡献，经济要想保持稳态，劳动和资本的深化都会遇到困难。

当前国内外有关中高速增长的研究包括以下三大领域：

（1）增长转折与“均值回归”理论，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是艾肯格林等（Eichengreen等，2011）对增长加速（growth acceleration）和增长减缓（growth slow-down）的阶段界定等做了一套统计分析，即在原有增速超过3.5%的条件下，一国经济增长七年前后平均增速相差2个点，被称为减速阶段，认为其赶超结束。(1)另一类研究是从赶超国与前沿国家劳动生产率差距与收敛时间计算收敛的情况，即从赶超国与前沿国家劳动效率的差距收敛速度，看后发国家向均衡路径的收敛时间。普里切特、萨默斯专门研究了“亚洲欣快症和回归均值”，以中印大国作为“机械”，即忽略大国特性，按一般国际统计规律进行比较，得出了纯粹收敛时间。(2)按大国间“互动”准则进行动态分析，得出了世界大国互动下的收敛时间，为研究提供了更深入的分析方法。这些研究也包括了世界银行的中等收入陷阱研究，基本上是基于实证分析体系的。

（2）基于生产函数展开的研究，第一个讨论的焦点是技术进步贡献，这来自于20世纪90年代的东亚高速增长的质疑，就是TFP在高增长中贡献不足。国际上讨论了很多，认为减速的原因85%归结为技术进步贡献下降（艾肯伯格，2013）。中国也经常讨论“干中学”技术创新和自主创新问题。第二个是中国人均资本存量很低，应该实施大规模的投资，但资本收益率过低，资本深化难以进行。第三个讨论的焦点是中国人力资本存量低，应该大规模实施教育投入计划，可大学毕业就业难、收入低，配置扭曲，人力资本深化也很难。这三个问题对应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三项，即技术进步（TFP）、投入的资本（K）和劳动力（L）。尽管有学者不断问相同的问题，但现实情况是，2008年以来资本投入增长速度下降，劳动力增长速度下降，技术进步贡献下降。

（3）要素配置对增长影响的“缺口”（wedge）模型（Anton Cheremukhin et al, 2015），一组理论模型和现实数据计算了“缺口”，分解了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增长率，并且还进行了事实分析，文章假定改革开放以后如果中国还保持改革以前（1978年）的各项经济缺口，将在这一假定条件下得到的经济增长率与真实的中国经济增长率进行对比，得出结论改革开放使中国的GDP增长率提高了4.2%（蔡昉，2013；陆旸、蔡昉，2016），也做了人口红利和改革红利缺口模型。

中国经济减速后，当前仍然处于中高速增长阶段，但高速增长与效率背离问题是当前最为突出的问题，需要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加以讨论。

（一）TFP增长与资本深化

用简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中国TFP计算得出：①1985—2007年中国高峰增长期间，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29%（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4），1993年到2007年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35%（陆明涛等，2015），但到了2008—2015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同时，各种计算表明TFP贡献降低到21%以下，用前沿生产函数法计算甚至出现了负贡献，同期主要是靠大规模刺激资本积累的方式来进行。

1985—2007年经济增长超过10%，资本增长速度达11.13%，而2008—2015年经济增长8.5%，而且逐年下降，资本增长速度却高达11.7%，同期劳动力供给增长从1985—2007年的1.5%减缓到2008年后的0.36，同期资本回报率也大幅度下降。资本深化无法持续。

资本深化一直是一个最为重要的理论命题，发达国家的人均资本存量数倍于后发国家，资本深化就是指人均资本存量不断上升，但是资本存量提高必然导致资本回报率下降，大量资本不愿意投资，出现资本外流寻找新的投资收益区域的现象，而国内如果不计成本地靠国家动员增加资本投入，会导致资本回报率进一步下降，对民间资本有更大的挤出效应，而政府的负值持续提高，可持续性将面临严重挑战。

从生产函数可以推出，在满足哈罗德中性条件下，生产函数为：

Y＝Kα（AL）1-α，其中Y为产出，A为技术进步，α为资本产出弹性。推导出资本边际产出弹性公式如下：

即资本边际报酬的变化＝技术进步变化＋劳动力变化-资本积累变化（同时受到劳动产出弹性的影响）。由此可见，没有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回报率随着资本积累的规模增大则降低。发达国家一方面靠技术进步推动国内资本深化，另一方面通过资本输出获得高资本回报进行积累。

中国近年来资本回报率不断下降，民间投资下降，主要靠政府投资在基建和居民在房地产上投资支撑，房地产租金回报率一直低于融资成本，主要靠房价上涨预期来弥补；而政府基建投资主要是按外部性投资的，商业价值越来越低，长期回报堪忧，而大量的投资维持资产价格高位，资本回报率下降，资金外流成为理性选择，这很不利于中国维持高资本积累。可以看出，没有经济的内生增长，短期宏观的激励维持将受到挑战。

（二）劳动生产率与结构变动

一国经济健康更为简单清晰的事实就是劳动生产率必须持续提高，增长伴随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保证居民收入增长，从而提升一国福利水平。对于后发国家，劳动生产率提升与产业结构变革高度相关。工业化时期，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数十倍于农业，因此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后，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因此工业部门比重不断提高，则全国劳动生产率就会不断提高，人们的可支配收入不断提高，如果工业效率提升与教育回报率同步，人力资本也会同步深化。但经济结构服务化后，这一伴随就不是必然的了，因为如果服务业的效率持续低于第二产业，则第三产业比重提高就会出现严重的效率下降；如果在第二产业中过分发展建筑业，而建筑业劳动生产率较低，则建筑业比重上升越快则第二产业效率越低。因此经济结构服务化并不必然伴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

我们计算中国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就可以看出：①服务业就业人数从1994年就超过了第二产业，2015年占全部就业人数的42.4%；②服务业增加值在2012年超过第二产业，2015年超过50%，中国服务化的速度大幅度提高；③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也是逐步提高，第三产业占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比重从1995年不到70%提升到了2015年的85%的水平，近年来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上升较快，但值得注意的是依然难以赶上第二产业，特别是与制造业的效率相比差距仍在扩大，2014年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只有工业劳动生产率效率的69%，因此制造业比重不断下降，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也直接会导致整体劳动生产率下降；④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上升较快，2012年前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年增长达到两位数，但之后也就降低到了个位数了，比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仍然慢很多。

我们再通过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内部比重变化进行分析，可以看出：①中国第二产业中工业部门不断下降，建筑业部门不断上升，2015年建筑业占比已经从21世纪前的10%左右提升到16%，而且2016年就业人口和工业就业人数基本持平，成为中国最大的就业蓄水池；②建筑业劳动生产率非常低；③建筑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几乎是停滞的，而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迅速，2015年工业劳动生产率比2003年提升了3.6倍，制造业一直是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引擎。

我们分析2015年和2016年的数据，发现2015年服务业快速发展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上升来自金融业占比提升的贡献。按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来看，金融业占比已经非常高了，高于发达经济体，因此再靠提升金融业占比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比较难了。而近年来的第二产业增长速度低则是由于房地产和基建托底的稳定经济的政策激励所致，建筑业的比重不断提高对于稳定就业人口增加非常有效，但会降低劳动生产率，而且建筑业是劳动密集行业，拉低了社会就业人口的人力资本需求，不利于人力资本深化。

随着经济结构服务化的进一步拓展，制造业比重进一步下降，而服务业效率提升速度降低，如2016年服务业增长最主要的贡献者是房地产，服务业劳动效率提高速度会进一步放慢，中国整体劳动生产率都要下降。2016年前9个月的可支配收入增长过慢，已经低于GDP增长，实际上已经是劳动生产率提高乏力的反应了。因此提升服务业劳动效率和进一步提升工业效率才能有效遏制劳动生产率的降低，提升我国的整体福利水平，促进人力资本的深化。

三、经济结构服务化中的不确定和效率模式重塑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制度机制匹配与效率路径重塑是中国跨越发展的根本所在。因为工业化赶超的效率路径、发展机制和结构转型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似乎处于一个非常不确定的状态，如果没有好的制度机制推动转型升级，未能明确新的效率路径，经济增长的跨越是很难完成的，或经过漫长的探索才能实现。

工业化时期，发展经济学的“结构主义”进行了很多政策的总结，各国也进行了很多实践，归纳起来最重要的就是政府的干预。在后发国家市场体系尚未建立的，政府可以作为市场参与的超级主体以弥补市场的不完善性，提出了：①工业化“补贴”，利用产业政策，选择性金融政策、税收优惠政策等鼓励制造业发展；②资本积累激励，国内通过利率管制等各类方法筹集资金，压低国内劳动报酬，提升资本报酬，从而进行招商引资，并展开区域性竞争，达到国内国外筹集资金用于制造业的快速发展；③开放政策，扩大市场规模，汇率政策上通过贬值提高国际竞争力等；④通过引进设备完成技术进步的“干中学”，推动国内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⑤将GDP作为广泛的激励相容性指标，推动地方GDP的竞争。工业化的快速推进离不开政府的积极干预，工业化具有典型的“规模经济”特征，经济效率同步提升，经济结构具有加速增长和提升效率的双重作用，并足以弥补干预带来的成本。

经济结构进入服务化后隐含了很多不确定性因素，特别是增长、结构与效率出现了重大的不一致性，而国际经验更表明经济结构化后国家增长路径会出现严重的分化，需要认真理解才能清晰得出效率路径转换的不确定性和转换的可行路径。从结构与效率的经验事实归纳来看：

（1）结构与效率路径不同步。我们前面已经计算了，当经济结构服务化后，服务业比重上升很快，但其效率低于工业部门，因此服务业比重增加则一定会出现整体经济劳动生产率下降的特征。这一过程不同于工业化，服务化推动的增长不是一个“规模收益与效率递增”的同步过程，服务业的发展规模效率低于工业化，因此各国经济结构服务化后，随着服务业比重的提高，增长普遍减速，但增长的效率和质量却出现了分化，发达国家靠服务提升了经济增长的效率、稳定性，而后发国家效率改进下降，经济结构更为扭曲，易受外部冲击。一个典型的经验事实是：经济结构服务化后效率路径非连续，出现了分化。

（2）经济结构服务化的“成本病”。服务化普遍导致所谓的“鲍莫尔病”，或称为“成本病”，即由于服务业效率低，但服务需求旺，相对价格上涨，导致服务价格相对于制造业价格上升，即低效率改进导致价格上涨，形成了服务成本上升。从广义上看成本病更表现为“城市化成本病”，即城市化高成本推进，但城市化过程中没有提升聚集和创新效率，导致整体社会普遍成本提高。城市成本问题不仅危险制造业，也同样危险服务业的升级。

（3）产业升级不确定。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从国际比较看，城市化率突破50%后，服务业比重快速上升，制造业比重下降，都面临着产业升级的内在要求，即依靠低成本生存发展的产业要被城市化后带来的高成本所冲击淘汰，但也包含了城市聚集和创新外溢带来的效率提升的机遇，成本与效率赛跑。中国城市化成本增长过快，效率改进下降，这是中国现在已经出现的事实（课题组，2009），高成本的住房、公共服务等导致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快速“去工业化”的趋势，使得服务业从生产性服务业进行效率提升的台阶逐步失去，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失去了战略支点，产业升级变得不确定。

（4）“干中学”转向“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路径不确定。“干中学”的技术进步往往是同质性的技术进步，首先它受到本地与国际技术水平差距的限制，越接近前沿国家的技术水平，其效率越低；其次它受到需求规模的限制，由于技术同质性特征，很容易导致“规模收益递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与先进技术差距缩小，再加上需求多样性，干中学技术进步效率迅速下降，但这并不直接导致自主创新比重的提高。自主创新核心就是自主知识产权能得到“垄断租金”的激励，更要获得资本市场的激励才能完成自主创新活动。自主创新是异质性的，其创新风险不断提高，需要更多的人力资本投入和分布式创新活动，需要市场化的“高定价”激励才能完成。但由于自主创新不确定，公司和政府都愿意通过引进的方式走“干中学”的技术演进道路，消除不确定性，这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仅仅限于“干中学”技术进步的增长，其持续性受到了限制，而且“干中学”路径将导致“过度投资”引进技术和锁定技术演进路线，压制本土创新性。自主创新和“干中学”不是一个技术路径的简单好坏的争论和自动转换，其机制建设是根本，衡量的最重要因素仍是TFP，如果TFP贡献持续下降，则认为技术进步演进出现了挑战。从国际经验比较看，从低收入阶段跃进到中等收入阶段的大多数国家开始TFP上升得很快，贡献率也明显提高，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TFP明显下降，说明这一阶段的技术路径已经不是连续性的了，需要路径的转换。

（5）消费升级的不确定性。经济结构服务化过程中，要素服务化质量提高是关键，即以人的要素提升为核心，消费中不断提高广义人力资本的消费比重，提升人力质量，完成人力资本与结构升级的互动，形成所谓消费的动态效率补偿，但这一过程也是不确定的。如果采取过多的服务业管制，消费服务不能提高人们的广义人力资本，消费效率不提升，则转型困难。

经济结构服务化意味着更复杂的经济系统协同、分布创新、高质量人力资本良性激励与循环等的出现，经济增长中“非竞争性”的新要素需要不断被挖掘出来，包括制度规则、创意、国民知识参与分享水平、教育、信息网络等，这些新增长要素质量的不断提升决定了这一阶段服务化能否带动升级的根本。

经济结构服务化使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直接面临着宏观稳定的挑战，一是减速，二是减少外部的冲击。从宏观上看，经济减速特征明显，中国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这一趋势已经出现；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开放必然加快，特别是资本项目开放也是不可避免的，而后发国家在资本项目开放过程中易受到外部冲击，这也是中国的稳定的一个关键。中国的结构调整必须在宏观稳定和持续微观机制改革双重推动下才能够完成。中央提出的宏观稳定和供给侧结构改革推进无疑是中国现阶段的根本性任务。

四、推进供给侧改革，提升经济效率

宏观稳定与供给侧结构改革是中国迈向中高端发展不可或缺的两大战略指标和任务，但其最终目标都是要持续提升中国的经济效率。宏观稳定政策近年来熨平了经济波动，实现了经济稳定发展的目标，保持了中国经济在6.5%以上的增长。宏观稳定政策2015年靠金融，2016年主要靠刺激房地产和基建发展，对中国经济效率的提升作用有限。宏观稳定政策增加了社会总杠杆水平：一是导致了资产价格上涨和建筑业发展过快，引致资金回报水平持续走低；二是导致劳动生产率低的建筑部门发展很快，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经济效率。在中国当前的杠杆率高、汇率波动大、经济效率低的三大挑战下，宏观政策要更为注重守住底线，而不是继续加大杠杆，以降低效率的方式进行干预。在守住风险底线的同时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松管制，给创新更多的空间，激活微观主体才能完成配置资源的体制转型，推动中国经济迈向中高端发展。

当前的宏观管理应该集中在以下几大风险目标的控制上守住底线：①稳定杠杆，进行适当的结构性调整，让债务问题平缓化，基本上是要依靠政府来承担最终债务滚动的主体。一是安排地方政府债务重组与稳定化，并增加约束；二是金融政策提供流动性安排防止债务危机，并在国家层面上进行更大的财政金融联动方式的改革，以保证债务增长速度下降，并配合僵尸企业清理工作，积极推动企业降杠杆。②2017年，人民币加入SDR一年后，市场化进程更为加快，但美国加息和国内经济减速的夹击，对人民币汇率极其不利，我们非对称贬值（即对美元贬值，对一揽子货币升值）的双目标策略在2017年的余地不大了，特别是对美元贬值预期，现在就在7.3%的水平上，如果不能控制在7.3%的基础上，人民币贬值过大，国内的任何资产回报率都难以抵抗贬值的损失了，资本外流会进一步加大，汇率冲击会引起连锁性反应，如输入型通货膨胀等问题。③财税改革的方向一定是结构调整，通过提高消费税、个人综合申报所得税等，将个人纳税与城市福利权利相匹配，并积极降低增值税税率，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税赋成本，提高企业的存活水平，激励企业进行创新。

在供给侧改革上：

（1）进行事业单位改革，推进事业单位的社保制度改革，逐步取消事业编制，特别是对现代服务业的科教文卫体等的事业单位改革是“十三五”改革的重点。事业单位改革事关中国现代服务业，人们对提高人力素质的教育、健康的依赖、精神消费的文化都是急迫需要解决的，而这些方面的满足都依赖于科教文卫体的服务业体制改革，这是未来中国最需要发展的行业。当然中国这些公共服务业改革也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中国传统公共服务品是由国家统包起来供给的，这里涉及公平问题的普遍化服务问题，涉及民生事务的监管体制建立问题，公共服务品定价问题，这些都是改革的新挑战。

公共部门改革涉及四大方面：一是事业单位社保改革；二是公平原则，提供普遍化服务作为基础投入，仍需加大投入；三是放松管制，包括准入、价格和相应的服务监管；四是建立新的定价机制和监管体制，作为公共服务部门其定价机制和监管体制是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但总体来讲必须通过改革为现代服务业打开创新的空间，满足大众差异化的需求，让企业能积极运用市场方式增加有效供给，提升中国公共服务部门的竞争力。

（2）国企改革当前是在按照做强的方向努力，但其破得少，合并得多，特别是国企的公司治理与清理低效率企业方面都在退步。上市公司都存在着直接合并性倾向，如宝钢武钢合并、中航地产划归保利地产，其模式仍然是计划经济的思维，企业主体的独立性、创新性都会被进一步遏制。国企效率低，却占用着太多的金融资源，而近来债务违约多为国企，近来的债转股热潮也是为国企解困，这种微观的软预算约束导致了企业的盲目扩张和不负责任的逆向选择。

（3）城市化模式的改革。新一轮的房地产热潮直接涉及地方政府的土地资金和城市化发展的模式讨论。如果政府始终是保持着庞大支出的超级政府，管生产，管服务，而不能向以公共服务为目标的小政府转变，那么城市化模式是无法改变的，而且土地政策也难以转型。关键在于城市化率中国到2019年前后达到60%，2025年达到65%，城市化的建设周期结束后，城市进入折旧和维持运营的周期中来，不积极改变这种城市化模式则会负担巨大。因此城市化改革主要从地方政府体制进行改革，包括政府转型、区划的分割和资源等级制都是当前城市化模式困境的来源，打破分割与资源等级配置模式才能有效推动城市化模式转型，从物的聚集生产中心地的城市转向以人力资本聚集，进行服务和创新的城市。

参考文献

[1]Cheremukhin, Anton, et al. The economy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rom 1953. No. w21397.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5.

[2]蔡昉．中国经济增长如何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J].中国社会科学，2013（1）.

[3]陆旸，蔡昉．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基于中国潜在增长率模拟[J].世界经济，2016（1）.

[4]陆明涛，袁富华，张平．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冲击与增长效率：国际比较的启示[J].世界经济，2016（1）.

[5]张平．中国上市公司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6]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中国经济增长的低效率冲击与减速治理[J].经济研究，2014（12）.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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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ichengreen, B., Park, D. and K. Shin, “Growth Slowdowns Redux:New Evidence on the Middle-Income Trap”, NBER Working Paper, No. 18673, 2013.

(2)Pritchett, L. and L. H. Summers, “Asiaphoria Meets Regression to the Mean”, NBER Working Paper No.20573,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