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土木

在国家政权日益巩固以及对政务驾轻就熟的情况下，乾隆不必再整天埋首公文和事务，终于可以腾出精力从事其他活动了。他即位之初诗作极少，每年只有几十首诗，如今则逐渐增多，年均写诗已经达到数百篇。

除了写诗，乾隆还频繁地外出巡幸以及兴建土木工程，前者主要包括木兰秋狝、巡游各地、热河避暑等，后者最为瞩目的则是扩建圆明园。

在中国古代，大兴土木向来都被视为劳民伤财的弊政，乾隆刚开始对圆明园进行扩建时，即有言官力谏停工。1740年，西部发生严重水灾，左佥都御史刘藻趁机上疏，以“为天地惜物力，为国家培元气”为由，请求对圆明园扩建工程“可停者酌停之，必不可停者酌减之”。

乾隆辩解说：“圆明园乃临时驻跸之地，现仍依照皇考（雍正）旧规，并未别有营造，以蹈土木繁兴之戒。”可是他也没法把正在进行中的工程全都赖得干干净净，只得承认自己“一时游览之娱，不能自克”。

这时乾隆正在倡导励精图治，不好开罪言官，所以他内心虽然听不进言官的规劝，但表面上还得表扬对方，称刘藻“此语深获朕心”，同时承诺不再启动任何新的园林工程，圆明园的所有扩建工程也将随之中止。

乾隆话犹在耳，圆明园扩建及其他土木营建却不仅没有停止或减少，反而更加频繁。乾隆为此不惜找出了各种借口，如鸿慈永祜（也称安佑宫），此为圆明园内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组建筑，花费总计超过六十万两白银，乾隆的解释就是鸿慈永祜乃专供祖宗的家庙，要孝敬父祖，就不能不建。与之相应，在鸿慈永祜完工后，乾隆也确实经常前去探视，鸿慈永祜里有康熙、雍正的遗像和牌位，到了清明节等祭祀祖先的节日，他也会站在遗像和牌位前，亲自主持祭祖仪式。

1744年，距刘藻上疏四年之后，圆明园本园的扩建已经全部完工，乾隆从中选出四十个景点，正式命为“圆明园四十景”，并亲自在相应画册上为每个景点都题写了一首诗。

作为一个兼具艺术家气质的皇帝，乾隆对宫殿园林有着强烈的爱好和极高的鉴赏力，即便他明知大兴土木与儒家所提倡的节俭价值观背道而驰，也当众做出了承诺，到头来还是难以抵挡自己内心的这种欲望和追求。

另外，现实状况其实也允许和支持乾隆这么做。与很多朝代经济困难不同，乾隆朝在多数情况下都财政充盈，并不存在因君主缺乏“俭德”而导致民不聊生的问题。比如，西部发生水灾，乾隆除照例拿出大量钱粮，用以赈济灾荒外，还会减轻当地的赋税以及兴修水利、扶贫济困、倡导文教等。在这方面，他所花的钱财往往超过土木工程几十倍，可以说以前皇帝该做能做的他都做了，而且做得更多、更好，即便这样，财政仍不短绌，用于土木营建依旧绰绰有余，这样一来，乾隆自然就不会面临太大的道德和经济压力。

除了“伤财”，历朝历代将大兴土木视之为苛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劳民”。在清以前，一直到明代，宫殿园林所需物料有不少都来自摊派勒索，工匠的权利也都不得保证，为皇室营建宫殿园林大多数时候都是无偿的，“人人上不得奉养父母，下不得欢喜抚子”。明代营建凤阳，工匠因不堪忍受甚而发生暴动，朱元璋为此杀了许多工匠。

乾隆营建的工程用料皆由官府制造或在市场购买，工匠也都按日计酬，且酬金较高。从这一点上来说，虽然乾隆朝的大兴土木也免不了要骚扰民间，但与以前那种弄得民怨沸腾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

实际上，乾隆即位后不单单是扩建圆明园，还大规模改扩建了紫禁城、中南海、北海，直至坛庙房舍、道路桥梁、城垣兵营。为配合改扩建，他又浚治了北京内外的湖泊河流，其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以及耗帑之多，为历代所不及。与此同时，因为不差钱，乾隆在营建时往往不惜工本，只求工程质量的精致坚固，这使得凡他所营建的工程，论用工之精和艺术水平之高，均为历朝之冠。瑞典学者喜仁龙在20世纪早期访问中国时，对北京城墙进行了实地勘查，发现乾隆时烧造的城砖精坚厚大，相比之下，前朝的城砖都显得既薄又小，他得出的结论是：“乾隆时代的城垣修筑得最为精心和坚固。”

北京为千年古都，历代均有营建，但以乾隆用力为最多，贡献也最大。北京城里城外几乎所有重要的建筑物、园林名胜，都在乾隆时经过重新扩充、修缮乃至新建，这座城市已深深打上了他的印记，以至于直到今天，人们只要一谈到老北京，便总是无法完全撇开乾隆和他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