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谪居永州（805—814）

贞元二十一年亦即永贞元年（805）是唐代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也是柳宗元人生的分水岭。

由这一年前推五十年即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这时下距柳宗元出生十九年。由于历时八年之久的战乱的巨大影响，唐王朝迅速走向下坡路，盛唐时期的昂扬振作、高视阔步已成昨日黄花。取而代之的，是日益严重的强藩割据、宦官擅权。与此相对应，朝廷里君昏臣佞，贤不肖倒置，社会上士风浮薄、吏治日坏，发展到唐德宗贞元末年，各类社会弊端已达极严重的地步。

正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永贞元年正月，支持革新的唐顺宗李诵继位，三十三岁的柳宗元受到革新派领导人王叔文等的赏识，被不次拔擢为礼部员外郎，跻身革新集团的决策层。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王叔文集团连续推行了一系列革新举措，使得“市里欢呼”、“人情大悦”（《顺宗实录》卷二），而其矛头所向，则是谋夺宦官兵权。然而，这样一些正义的举动，却遭到宦官、强藩、旧朝官僚和太子李纯等多方势力的联合对抗。在这一阵营的巨大压力和猛烈反扑下，王叔文集团几无招架之功，节节败退；顺宗亦于八月庚子被迫退位，太子李纯被拥立为新君，是为唐宪宗。宪宗即位伊始，就对他父亲所信用的“私人”大开杀戒，将王伾、王叔文远贬开州司马和渝州司户；时隔不久，伾病死贬所，叔文被杀。九月己卯，又贬韩泰、韩晔、柳宗元、刘禹锡为抚、池、邵、连四州刺史；可仅此贬谪还不能使反对派满意，“朝议谓王叔文之党或自员外郎出为刺史，贬之太轻”（《通鉴》卷二三六），于是，再将已踏上贬途的诸人分别改贬为虔、饶、永、朗四州司马，并贬陈谏、凌准、程异为台、连、郴三州司马，贬韦执谊为崖州司马，从此，历史上便出现了饱含悲剧意义的“二王八司马”这一名称。此后不久，顺宗于元和元年正月不明不白地死去；时过八个月后，朝廷又一次严厉申明：“左降官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等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上）由此看来，新的皇权对革新派已达深恶痛绝的地步，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因为事情很明显，这道诏令，不仅从根本上断绝了八司马回朝的希望，而且永久地将他们与二王一起划为不得翻身的政治罪人。

负着天大的冤屈、顶着沉重的罪名，柳宗元扶持着年近七旬的老母，过洞庭，溯湘江，向贬所彳亍而行。途经汨罗江口时，他缅怀先贤，写下了一篇沉痛无比的《吊屈原文》，表明了以屈原为效法对象的决心，这种决心用他在另一篇文章中的话说，就是“苟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内”（《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永贞元年冬，他终于抵达永州，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谪居生涯。

永州四周多山，石多田少，虫蛇遍布，满目荒凉。其下虽辖有零陵、祁阳、湘源三县，但人口却严重凋弊，开元时共有二万七千五百九十户，而至元和年间只剩下八百九十四户（见《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九《江南道》五），若按一户五口计，也就是四五万人。这种情况，与安史乱后江南地区赋役骤然加重直接相关，也反映了在官吏重重盘剥下民不聊生、大量逃亡的现实。对此，柳宗元在他的《捕蛇者说》和《田家行三首》中都作了真实的描述。

柳宗元被贬后的职务是“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即编制之外的“闲员”。这样一个“官外乎常员”（《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而近似于“吏”的职位，是被人瞧不起的，更何况他有“罪”在身！所谓“俟罪非真吏，翻惭奉简书”（《韦使君黄溪祈雨见召从行至祠下口号》），“沉埋全死地，流落半生涯。入郡腰恒折，逢人手尽叉”（《同刘二十八院长述旧言怀感时书事……》），说的就是他在永州时受到的“政治待遇”。

以这样的身份，柳宗元初至永州只能寄居于潇水东岸的龙兴寺里。由于居住条件的简陋和自然环境的恶劣，其母卢氏半年之后病故，这对从小就依偎母亲长大的柳宗元不啻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在这期间，柳宗元又先后得到王叔文、王伾和顺宗死去的信息，接到朝廷“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的严诏，内心的凄楚可以说已到了极点。他的《笼鹰词》、《感遇》、《咏史》、《咏三良》等抒发忧愤、借古刺今的诗作，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先后完成的。

元和四年（809）初，同为“八司马”的程异被朝廷召回，这给柳宗元带来了一线还有可能被起复的希望，于是他相继给朝中亲故和友人如许孟容、杨凭、裴埙、萧俛、李建等人写信求援，信中言辞痛切、呼救急迫，令人读之泪下。然而，希望是那样的渺茫，失望却接踵而来。加之他到永州后因政治压力和恶劣环境的内外夹击，又数遭火灾，仓皇逃奔，身体状况急遽恶化，三十六七岁便已“行则膝颤，坐则髀痹”（《与李翰林建书》），“每闻人大言，则蹶气震怖，抚心按胆，不能自止”（《与杨京兆凭书》）。为了排遣苦闷，缓解病痛，柳宗元开始“与山水为伍”（《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序》），大量创作山水游记。

从元和四年始，柳宗元的创作进入高潮期。他先是在永州法华寺筑西亭以居；到了秋季，又与友人“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茷”，同游西山及其西部的冉溪诸胜境，写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记”中的前四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元和五年，筑室冉溪，并将之命名为“愚溪”，相继创作了《冉溪》、《溪居》、《愚溪诗序》等诗文，借自然山水一泄内心抑郁。元和七年，又进一步扩大游历范围，由朝阳岩走水路向东南行至芜江，发现了一些世人罕知的处所，于是写出《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这就是“永州八记”的后四记。次年作《游黄溪记》。他如《南涧中题》、《入黄溪闻猿》等诗，也作于这两年间。这些诗文，代表着柳宗元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其诗以五言古体为主，间杂五、七言律、绝，多凝练精严，词旨清峻，于淡泊纡徐中透出悲凉意绪，已构成柳诗的独特面目。其文注重突现山水个性，而尤重对清冽凄寒之水和奇峭怪丽之石的描摹，由是构成迥异流俗的水、石意象；而这些意象聚集一途，反复出现，遂大大强化了柳文的个体忧怨色彩和幽邃凄清意境，形成了其色调清冷、骨力峭拔的以冷峭为主的艺术风格。

这种冷峭风格，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柳宗元特别偏爱并着力追求的结果。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柳宗元明确提出了自己为文的标准：“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这里的诸多标准虽各有区别，但若细加体味，其内在指向大都与清冷峭拔有关，而其中“奥”、“节”、“清”、“幽”、“洁”诸点表现尤著。可见，柳宗元对此风格是有着明确意识的。然而，这又绝非一个理论认识和表现手法的问题，在此之外，它还与诗人的身世遭际和性格特征有关。柳宗元心性激切、孤直，而生命沉沦的巨大人生苦难又迫使他逐渐向幽独、寂寞转化，从而给他孤直、激切的性格增添了一种深沉、悲凉的色彩。这样一种性格特点，势必导致诗人在艺术上的相应追求，而当它自觉不自觉地贯注于创作实践的时候，则势必导致冷峭风格的形成。

宋人汪藻曾就柳宗元的诗文创作与永州山水的关系，发表过一段很有见地的议论：

盖先生避零陵者将十年。至今言先生者必曰零陵，言零陵者亦必曰先生。零陵去长安四千余里，极穷陋之区也，而先生辱居之。零陵徒以先生居之之故，遂名闻天下。在先生谓不幸可也，而零陵独非幸欤？……零陵一泉石、一草木，经先生品题者，莫不为后世所慕，想见其风流。而先生之文载集中，凡瑰奇绝特者，皆居零陵时所作。则又予所谓幸不幸者，岂不然哉？（《浮溪集》卷十九《永州柳先生祠堂记》）

这就是说，诗人不幸而江山有幸，柳宗元创作山水游记，除了欲将那些湮没无闻的泉石草木之美传达给世人外，还在于借此缓解内心的哀怨和愤懑。然而，那些被当作听众和知音的山水，从此便不再默默无闻，从此就具有了文化品格，从此就成了供人景仰的对象。

还需要指出的是，在谪居永州的十年间，柳宗元除创作了一批文学性强的诗文外，还花费大量精力进行哲学、历史论文的写作，诸如《封建论》、《时令论》、《断刑论》、《桐叶封弟辩》、《天说》以及《非国语》等，无不见解独到，笔锋犀利，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柳宗元被贬后曾多次这样说过：“常欲立言垂文，则恐而不敢。今动作悖谬，以为谬于世，身编夷人，名列囚籍。以道之穷也，而施乎事者无日，故乃挽引，强为小书，以志乎中之所得焉。”（《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事实上，柳宗元的著书立说是与其政治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理想在现实中的破灭构成他著书立说的深层动因，而著书立说的目的则重在将“辅时及物之道”施于世，垂于后，为此目的，他不惜以身殉志。这是精神生命的延续，是理想得以弘扬的一种独特方式。正是在对此弘扬和延续的追求中，我们再次看到了闪耀在柳宗元身上那坚韧顽强的执著意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