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处理周勃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文帝有成为“圣贤之君”的潜质，但这仅仅是他圣贤之处的小小方面，在历史上对文帝的评价很高，能取得这样高的评价，大概因为他有三个方面的突出优点。
首先是从谏如流，就是能够虚心听得进别人的意见。人总是喜欢听一些好听的话，但真正有建议性的意见往往并不中听，所谓“忠言逆耳”，所以能否虚心听取臣下的意见，是判断帝王是否贤明的一个重要试金石。同时，它还有一个正激励的作用，如果能够听取逆耳的忠言，就会让手下的臣民更敢于直言，营造一种良好的氛围，这对有效统治国家无疑大有益处。
在这一点上，文帝做得非常不错。举两个例子，文帝手下有个叫做张释之的大臣，这个人非常耿直，直到什么份儿上呢，有一次文帝的两个儿子，太子刘启和梁王刘武同车入朝，在经过司马门时没有下车。司马门是皇宫的外门，按当时的规定，出入司马门都要下车，否则就要受到处罚。
一个太子、一个诸侯王没有下车，换做常人，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但偏偏赶上张释之，他拦住两人的车驾不让他们进宫，随后上书说太子和梁王犯了“不恭敬”的罪过。薄太后也听说了这件事，文帝亲自向自己的母亲认错，说没有管教好自己的儿子，薄太后见此就派人传皇上旨意，赦免太子和梁王，这两人才得以入宫。这件事后，文帝并没有怪罪张释之，反而觉得这个人很正直，一路提拔他担任了廷尉这样的高官。
张释之做了廷尉后，又发生一件事情，有次文帝出行，有个人惊了文帝所坐车驾的马匹，这人就被抓起来交由张释之处理。张释之调查了解有关情况，知道这个人远远地看到了车队，闪避不及就躲在了桥下，等了好一会儿觉得车队应该过去了，他出来时结果刚好碰到了正在通过的车队。按照当时的法律，这种情况应判“罚金四两”，张释之也是这样判的。
文帝听说后非常生气，认为此人惊了皇帝的坐骑，却只判了罚款，实在难以接受。张释之解释说：“法律是陛下和天下人共同遵守的，现在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要判重了，就会令法律在百姓中失去威信，如果当时把这个人杀了也就算了，现在让我来处置，我只能严格按照刑律来处罚。”文帝琢磨了一会儿，觉得张释之是对的，同意按照他的意见办。
还有一个直臣叫做冯唐，有一天文帝与冯唐聊天，冯唐讲起了赵国著名将领廉颇和李牧的故事，文帝听后感叹说如果自己有廉颇和李牧这样的将领，就不会再怕匈奴了。
冯唐当即泼了一瓢冷水，他说，陛下即使有了廉颇和李牧，也不会好好使用。文帝有些生气，问他何出此言。冯唐接着说，廉颇、李牧之所以能打胜仗，是因为赵国国王非常信任他们，只要求打胜仗，不插手具体事务。现在陛下手下有个将军叫做魏尚，曾经担任云中郡太守，他统兵有方，屡立战功，使匈奴不敢靠近云中，但却因上交敌人首级比上报的少了六个，就被陛下罢官、削爵、判刑，立了功劳却得不到封赏，犯了小错却受到如此重罚，魏尚尚且如此，即使有廉颇、李牧，又怎么能使得好呢。文帝听后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因感觉听到真知灼见而高兴，立即恢复了魏尚云中郡太守的职位，还晋升了冯唐的官职。
第二个优点是善待百姓。与秦朝奉行法家思想统治国家不同，汉初实行的是“黄老之术”，倡导无为而治，简单说就是不瞎折腾，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应该讲，这是顺应形势的理性选择，不想重蹈秦朝二世而亡的覆辙，就必须这样做，似乎没有别的出路。高祖时代，减轻赋税，厉行节俭。惠帝吕后时，依旧轻徭薄赋，慎用民力。
文帝继续沿用这样的治国理念，他即位不久，下诏书颁布养老令，对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发放米、酒、肉、帛等物品予以救济。同时下令各郡县不要搜罗奇珍异宝上贡朝廷。他多次下令降低田税和徭役，特别是将成年男子徭役减为每三年服役一次，在中国古代史上是个非常巨大的进步。
在减轻刑罚方面，他下令废除了肉刑，所谓肉刑就是那些损害身体而不能恢复的刑罚。文帝之所以下决心废除肉刑，和一个著名的历史故事有关。
当时齐国有个人叫做淳于意，他本是齐国的太仓令，后辞官行医，因常拒绝为富豪权贵出诊行医，被罗织罪名判处肉刑并被押送到长安。他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他被抓走时非常失望地说：“生孩子不生儿子，遇到紧急情况，一点儿用也没有。”或许受到这席话的刺激，他的小女儿缇萦伤心痛哭，跟随自己的父亲到了长安，上书朝廷为自己的父亲鸣不平，她说：“死者不能复生，人被处以肉刑，便不能恢复原样，即使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她表示愿意为婢，替父亲赎罪。这份上书写得很恳切，恰巧被文帝看到了，文帝被她的孝心所打动。
文帝认为缇萦讲得很有道理，虽然有肉刑这样残酷的刑罚，可犯法的事情却远远没有禁止，过失在哪里呢？是因为道德的教化不够，有人犯了罪，还没有施以教育就砍断犯人的肢体，损伤犯人的肌肤，而且一辈子都不能恢复，根本不给他们改善从良的机会，这是非常不道德的。所以文帝下决心废掉了割鼻、断足、脸上刻字等肉刑，代之以剃头发、戴足枷、鞭打等，虽然会有外伤，但很快就会恢复。
文帝还下令废除了“诽谤妖言罪”，文帝意识到有这样的罪名，大家就都不敢讲真话，君王就没有办法知道自己的过失，无法召来天下贤良之士，所以文帝决心废除此罪，广开言路，以便听到各种不同的意见。
善待百姓还体现在对外关系上，在南部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了南越王赵佗长期与中央对抗的问题，使赵佗削去帝号，重新臣服大汉。对北边的匈奴，继续采用和亲的政策，以维护稳定。这并不意味着文帝没有血性，而是他希望能用和平方式解决的就不采用战争方式，归根到底是为了老百姓着想，不再让战火连年不断。对外征讨看上去很热闹，但受苦受难的还是普通百姓，因此营造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让百姓休养生息，在当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突出优点是勤俭节约。中国历史上四百多位皇帝，除了早逝来不及享受的外，大多喜欢奢华生活，动用天下资源，满足自己的私欲。能够像文帝这样节俭的，应该讲非常罕见。
他在位二十三年，宫殿、园林、服饰等没有任何增加。有次他想建一个露台，请人算了一下，需要耗费百余斤黄金，他说这相当十户中等人家的全部财产，现在享用先帝的宫殿，常常觉得有辱于先帝，还要建这样的露台做什么呢，于是下令取消了这个项目。
文帝平日穿的都是比较粗糙的丝制衣服，他也要求宠爱的慎夫人不要穿拖到地面的裙服。文帝使用的蚊帐不允许使用绣花的丝织品，他这样严格要求自己，就是要为天下人树立简朴的榜样。平心而论，作为最高统治者，能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他控制着整个国家的资源，同时人的欲望非常容易膨胀，资源与欲望的结合，会产生巨大的叠加效应，很容易让帝王们在形形色色的诱惑面前迷失自己。
难能可贵的是文帝的节俭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短暂的作秀，而是一以贯之，直到他驾崩。他规定自己死后，建造陵墓一律用瓦器，不准用金银铜铁等金属做装饰，也不要建高大的坟丘，一切从简，不要耗费太多的人力物力。文帝的霸陵依山起陵，没有封土，从出土的一些文物看，确实只有瓦器，没有金银珍宝，如此简朴的帝王陵墓，在中国历代帝陵中非常罕见。
文帝用自己杰出表现，使自己成为中国古代史上一代明君典范。在他统治下，国家秩序井然，没有大的战乱，百姓安居乐业，汉朝逐步走向了强盛。
公元前157年，文帝刘恒在未央宫驾崩，走完了自己四十五年的人生，谥号“孝文”，庙号“太宗”。
死前他留下遗诏，笔者认为这份诏书写的很好，值得千古流传，遗诏开篇说道：“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离寒暑之数，哀人之父子，伤长幼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
意思是说：朕以为天下万物只要有生命，没有不死的。死，是天地之间的常理，是万物消长的自然规则，没有什么可悲的！当今之世，人们都乐于生而厌恶死亡，为了追求厚葬而不惜倾家荡产，为了强调服丧尽孝而损害身体健康，朕很不赞成这种做法。何况朕既没有什么德行，又没有给百姓带来好处，而今死了，如果再让臣民长期为朕服丧哭祭，遭受寒冬酷暑的磨难，使天下悲哀伤心，使老人流涕伤感，守丧期间再限制饮食，停止对鬼神的祭祀，这正是加重朕的失德，让朕怎么对得起天下的人呢？
接着说道：“朕获保宗庙，以眇眇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馀年矣。赖天地之灵，社稷之福，方内安宁，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过行，以羞先帝之遗德；维年之久长，惧于不终。今乃幸以天年，得复供养于高庙，朕之不明与嘉之，其奚哀悲之有！”就是说：朕有幸获得拱卫先帝宗庙的祭祀，以渺小的身子，称尊于天下诸侯王之上，已有二十余年了。感谢上苍神灵保佑，国家有福，境内一片升平，没有战争。朕并不聪明，时常担心自己做了错事，玷污先帝盛大的恩德。惧怕寿命太长，自己因失德而不能善终。现在万幸的是我得以享尽天年，将追随先帝的在天之灵，还有什么值得悲哀。
对于自己后事的安排，文帝提出的要求非常具体，他下令从遗诏颁布之日起，悼吊三日，便都换下丧服。不可禁止百姓娶妻、嫁女、祭祀、饮酒、吃肉。从办理丧事、参加祭奠的亲属和官员开始，都不要打赤脚。头系的麻巾，脚扎的麻绳，宽度都不要超过三寸。不要在车辆和兵器上套戴丧服的标志，不要组织百姓到宫中来哭灵吊丧。宫中应当哭祭的亲属和官员，都要在早晚规定的时间来，致祭时才哭，祭罢，即行停止。非早晚哭祭时间，严禁任何人擅自到祭坛哭泣。安葬之后，应穿九个月丧服的，改穿十五日；应穿五个月丧服的，改穿十四日；应穿三个月丧服的，改穿七日，期满即行脱下。他要求自己陵墓周围的山脉河流，都保持原貌，不许更改。后宫的嫔妃，从“夫人”到“少使”，都送她们回家。
这份遗诏在《汉书》中被记载，真实性应无问题，遗诏中文帝没有标榜和吹嘘自己的功劳，只有对死亡的从容坦然，对臣民的体恤关爱，他自认为自己渺小而微不足道，故不希望自己的死给国家造成浪费，给百姓带来负担，文帝生前最后的嘱托，所表现出的开明大义和胸怀气度，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堪称典范。故司马光如此评价道：“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