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西方现代戏剧叙事范式的形成可追溯到19世纪末，其转变是同整个西方现代思想文化观念的转向同步发生的。从亚理斯多德开始，经过布瓦洛、狄德罗、黑格尔等人形成的传统戏剧叙事理论在19世纪末期遭到了严重挑战；尼采、弗洛伊德、布莱希特、尤奈斯库、阿尔托、格洛托夫斯基、谢克纳等人的戏剧理论和表演体系为西方现代戏剧打下了理论基础。

叙事范式的转变与西方现代戏剧的生成息息相关。现代戏剧打破了从亚理斯多德到黑格尔所形成的戏剧“情节整一”的线性叙事，以及古希腊以来遵循的“摹仿说”原则，叙事范式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其一，浓郁的哲理性、寓意性和主题先行的特点使现代戏剧的明叙事和暗叙事的范式应运而生，剧作家的主观意象通过有形的故事情节找到了艺术的外壳；明叙事为剧作家的哲理性沉思提供了形式的支撑，暗叙事的思想内涵深化了观念戏剧的主题。其二，戏剧性与叙事性叙事范式平行发展、互补共生；人物性格的冲突不再成为推动戏剧情节向前发展的动力，观念戏剧的戏剧性来源于意志和观念之间的冲突和碰撞所产生的力量。叙事性叙事弥补了戏剧性叙事的不足，力图通过调动一切叙事性因素来唤起观众的理性思考。其三，线性与散发性叙事常常交替出现。散发性叙事突破了传统戏剧的线性模式，使戏剧时空产生了立体的变化。在现代戏剧中，线性叙事是按照矛盾发展原则进行的，即矛盾的发生、发展、高潮、结尾；而散发性叙事则消解线性叙事原则，按照全方位进行，具有随意性、跳跃性、无序性、立体性的特点。其四，主体性与客体性叙事是一种相互融合的范式。剧作家力图将主观意象转变成有意味的艺术形式，主体性叙事遵循着非摹仿性、非理性的原则，强烈的主观意象成为戏剧的主要特色；而客体性叙事是一种“物”的叙事，是物化精神的象征；“物”具有形式的不确定性、扩张性、不可知性、不可抗拒性。主体性叙事与客体性叙事以非理性为基础，两者交替补充。其五，整一性与碎片性叙事是对立统一的叙事范式，也是剧作家理性与非理性叙事美学思想的艺术形式。碎片性叙事动摇了传统戏剧“情节整一”的基础，剧作家强烈的主体意识力图突破情节的束缚，使传统戏剧结构在剧作家主体意识的冲击下出现松动，以此消解戏剧“情节整一”的影响。其六，意识流叙事与无意识叙事是运用人物意识自由流动作为叙事导向和方法的叙事。意识流叙事的叙事模式主要是通过人物的自由联想、内心独白、时序颠倒来表现现代人的心理活动，将理性和非理性戏剧要素糅合在一起。而无意识叙事虽然也将意识的自由流动作为主要形式，但充满着欲望本能，具有强烈的非理性色彩，形式上呈现无序混乱的状态。其七，导演制的建立使导演的创作意图和个性在舞台叙事中越加明显突出，传统的剧作家主导戏剧的状态逐渐被导演所取代；叙事主导地位的更替其实是一种西方戏剧美学思想原则的转变，是一种“再现”美学原则向“表现”美学叙事原则的转变。

戏剧视角、戏剧语言、戏剧节奏、戏剧时空、戏剧结构等是戏剧中基本的、稳定的、能够改变叙事走向并具有功能性的元素，是不可或缺的戏剧成分。在舞美上，叙事视角呈现多维的、立体的、动态的、开放多元的趋势，布景、灯光、服装、道具、音响等作为相对独立的叙事要素参与整个戏剧的叙事。在语言上，由于戏剧的观念性、哲理性，语言有一种逐渐摆脱人物性格的倾向，不再起着塑造人物性格的作用，成为飘浮在人物性格之上的叙事现象以及剧作家主观感受的艺术媒介；语言的观念性、狂欢化、能指与所指的分离也改变了戏剧语言客观反映现实的功能。在节奏上，由于剧作家和舞台导演观念的转变，西方现代戏剧呈现出多种戏剧节奏并存的现象，除传统的戏剧节奏以外，还有静止戏剧、狂欢化戏剧等多种叙事节奏。在时空观念上，现代戏剧打破了传统的时空观；时空的象征性、写意性、符号性给戏剧创造了假定性的时空，心理时空取代了写实时空，用戏剧时空的模糊性、流动性来突破传统戏剧的多种限定。在结构上，西方现代戏剧具有鲜明的观念性色彩，体现出剧作家的主观意识，使戏剧结构带有强烈的写意性、开放性，形成循环结构、戏中戏结构、链条式结构等模式。

叙事范式的转变使现代戏剧的叙事形态应运而生，具有动态性、整体性、观念性的特点。在现代戏剧叙事转型中，静止戏剧、悲喜剧、境遇剧、狂欢化戏剧、叙事体戏剧、独白型戏剧、文献戏剧等开始形成，它们不仅仅是戏剧的物质形态，也是剧作家和舞台导演的精神形态。

[1] 本书所指的西方现代戏剧，其研究范围主要限定在从19世纪末以来出现在西方戏剧舞台上的现代主义戏剧和后现代主义戏剧，而20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戏剧以及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戏剧不在本书研究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