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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中的三对关系辨析^[1]

为更好地发挥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积极应对当前危机，有必要客观地看待三个关系：贸易与增长的关系、内需与外需的关系、自由与保护的关系。

一、外需与内需的关系

不同国家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内需和外需的重要性存在差异。一般来讲，外贸对小国的作用大于大国，在经济起飞阶段的作用大于成熟阶段，对于发展中大国的作用大于发达大国。当前，我国处于外需作用较大的发展阶段，稳定外需、扩大内需并促进内外需协调是科学发展的要求。

外需和内需同等重要。外需的涨落直接影响到投资和消费，出口下滑必然将导致内需下滑。比如1998、1999年，我国出口增长年均增长3.3%，消费、投资年均增长6.8%、7.7%，都是历史的低点。据巴黎国民银行预测，今年出口下滑将使我国内需下降1/5。一个更确切的例子是，东部与西部外需的差距也增大了内需的差距。东部外贸、外资都占全国的90%左右，如果东部不是发展开放型经济，估计其发展水平会比现在落后5~10年。目前沿海一些企业出口形势不好，约2000万农民工返乡，致使投资、消费自然回落。国际上也是如此，日本的出口依存度虽然只有10%左右，但每次外需不景气必将导致整个日本经济不景气。当前许多国家经济负增长，首先是因为出口大幅下滑，所以外需对内需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保持外需本身也是启动内需。

发展外需是中国国情所决定的。我国人口众多，这既是优势也是劣势，需要扬长避短。复旦大学张薰华教授在80年代说，中国70%的经济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人口问题———7.7亿人要就业、1亿多农民工要饭碗，他们的生计才是第一位的。过去30年，我国出口比GDP快近9个百分点，到2020年，我国经济要保持7%以上的速度，出口增长至少应在10%以上。所以今后相当长时期，我国还得利用劳动力优势保持出口较快发展，这是我国国情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客观需要。国际市场失之容易、占之艰难，世界各国无一不重视国际市场，无一会主动收缩国际市场。外需对我国过去重要、现在重要、将来也重要。

继续发展外需是民族复兴的需要。中华民族要实现复兴，本世纪中叶我国经济总量将升至世界第一位，外需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趋势不会改变，国际贸易增长仍将在总体上快于世界经济增长，我国也要顺应这一潮流，积极发展对外贸易，扩大国际市场份额。世界经济大国都曾在世界贸易中占据较大份额：英国、美国都曾占25%以上，德国、日本也曾占10%以上。中国作为比世界所有工业化国家人口还多4亿的大国，现在货物贸易不到世界的8.8%，服务贸易不到世界的4%。在民族复兴过程中，我国货物和服务贸易逐步升至世界的20%以上也是正常的。因此，稳住外需既应是当前的权宜之计，也应是长期目标。

客观看待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较高的问题。从国际比较看，经济起飞阶段外贸依存度会逐步提高，小国的外贸依存度比大国高。1980—2007年，我国外贸依存度从12.5%上升到66.2%，高于美、日20%左右的水平，但低于发展中国家82%的水平。其实外贸“依存”度并不等于国民经济对外贸的“依赖”度，也不等于风险度。它只是外贸与GDP的比值，没有国际组织认为该比值高就等于风险大，比如2007年新加坡、中国香港的外贸依存度远远高于“金砖”四国，但没有人认为前者比后者风险大。从理论上讲，外贸依存度的计算方法也存在争议，其分母GDP是增加值，分子是交易额。如果外贸与内贸对应，假设也有“内贸依存度”则内贸依存 度（社会生产资料销售总额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GDP）在2007年高达124%，是出口依存度的3倍以上。如果考虑加工贸易、汇率、购买力平价或按实物计算等不可比因素，我国外贸依存度将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长期看，我国的外贸依存度的变动趋势是：持续上升—高位平稳—有所下降，但在相当长时期内会高于美、日目前的水平。

实现内需特别是消费主导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既是我国的长期战略方针，也是当前保增长的紧迫任务。客观地看，我国既是世界上消费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也是消费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我国消费率偏低与工业化加速、投资率偏高、收入分配不合理等深层因素有关，短期内不可能改变，这时就须要稳住外需。同时，利用外需与发挥国内市场大的优势并无根本矛盾，通过借助国际市场、利用国际资源，以及对外开放带来的竞争活力与制度创新，我们的大国优势才能充分发挥，资源禀赋不均衡的缺陷才能得到弥补，发展的空间才会更加广阔。因此，当前强调扩大内需并不是否定外需，要按照十七大要求实现出口与消费、投资的协调拉动，逐步形成以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为主的经济增长格局。

二、贸易与增长的关系

当前全国各地保增长的任务很重，但是按照现有的核算国民经济的支出法计算，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小甚至可能为负，这明显低估了外贸的作用。无论是根据国际经验还是我国实践，外贸对经济发展都至关重要，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是后进国家起飞的必由之路。

贸易的历史演变与一般作用。贸易活动很古老，自原始社会末期就开始了。马克思说，贸易是商品交换的发达形式。贸易形式不断高级化，从物物交换、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到贸易业独立的交换，从易货贸易、集市贸易到期货贸易、电子贸易，从国内贸易到国际贸易。贸易是商品交换活动的总和，处在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交换环节、是中介地位。贸易具有价值实现功能，代表了市场需求，也就是最终需求。市场经济是以销定产，所以贸易是市场经济的中心环节。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为贸易导向型经济，扩大市场、争夺市场、占领市场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的根本区别在于国界，有学者研究，美国—加拿大虽然是自贸区，但两国间的贸易相当于国内贸易征收了40%以上的关税。贸易活动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了人类向高级文明演进。

外贸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外贸能扩大市场、深化分工、提高效率、促进增长、革新制度，所以国际贸易理论认为，“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从经济发展史看，贸易中心国家都是经济强国,17世纪上半叶荷兰成为贸易中心，同时也是经济最强的国家。其后贸易中心又转移到英国，然后是美国、德国、日本等。国际贸易增速一般是经济增速的1.5倍左右，个别国家更高。1948—2007年，世界出口年均增长9.7%，明显超过同期世界经济和人口增速。30年来我国出口平均增长18.1%，比经济增长高8.3个百分点；特别是“入世”7年来，我国出口年均增长28%，比经济增长快一倍以上。所以，外贸是我国及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外贸是后发国家经济起飞的必由之路。外贸是推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最关键的动力之一，是落后国家实现经济起飞的重要途径。日、德也曾相对落后，日本“二战”后把“贸易立国”作为国策；德国人口只有我国的1/15,但贸易额居世界第一位，人均贸易是我国的17倍。亚洲“四小龙”“五小虎”的腾飞，都是因为实行了“出口导向”战略。我国30年来改革开放取得成功，外贸的贡献功不可没，所以小平同志讲，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这是一个战略问题。归纳起来看，后进国家要走向发达之途，都要通过扩大开放和利用国际市场。

外贸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被严重低估。我国及国际上都是用支出法来衡量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用净出口与投资、消费并列作为经济增长的三大因素，而不是用出口总额或外贸总额来衡量。该方法存在重大缺陷，因为只有在顺差上升或逆差减少时，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才能为正，即使2003年出口增长高达创纪录的35%，但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为-2.6%；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看，由于进出口是平衡的，外贸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必然是零，这与经济发展现实严重背离。所以，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有统计学意义，而没有经济意义。为纠正该方法的缺陷，国内学者提出了九种修正方法，综合这些计算方法，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平均在1.5~2个百分点左右；在出口增长快的年份，比如2005年，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39%，带动经济增长3.8个百分点。

三、自由与保护的关系

在国际金融危机蔓延的形势下，一些国家纷纷出台保护措施，发达国家也相继提出“产业回归”“再工业化”“买国货、雇国人”等观点。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与贸易地位上升，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增多，我国已连续多年成为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我们要推动自由贸易，积极维护多边规则，争取率先走出危机的困扰。

自由贸易符合世界人民的福祉。自由贸易能扩大市场、深化分工和促进竞争，从而带动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历史上那些经济活动高效的国家，往往都是主张自由贸易的国家。为促进国际贸易的自由发展,1944年世界各国在吸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倡导组建国际贸易组织，建立多边贸易体制,1948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正式生效。此后，经过GATT的八轮谈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大幅度降低，并成立了世贸组织（WTO）。60多年来，世贸组 织（含其前身GATT）成员从23个增加到160个，形成一整套国际贸易规则，有力地维护了自由贸易秩序，多数国家在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中获得较快发展。这些贸易规则也有利于在当前的危机形势下避免世界重走上世纪30年代竞相保护、恶性循环的老路。自由贸易总是与对外开放联系在一起，我国对外开放3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是多边贸易体系下自由贸易成功的一个佐证。

从理论上看，自由与保护观点并行。国际贸易理论发展史上的自由与保护如影随形。自由贸易理论从绝对优势理论、相对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发展到新贸易理论，其中比较优势理论是主线。尽管该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可以使世界获得最大利益，但没有国家愿意处在国际分工底端；换一个角度看，自由贸易意味着自由竞争，竞争既有双赢、也会有胜败，失败者就会要求保护，所以保护的呼声从未间断。保护贸易理论经历了重商主义、幼稚产业保护论、中心—外围论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等。虽然保护理论在西方未居主流，但所有国家实际上都遵从过保护理论，主张保护的李斯特还被德国人称为民族英雄。

从实践上看，自由和保护政策交织。历史地看，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实行过真正的自由贸易政策，既不存在纯粹的自由贸易，也不存在单纯的保护贸易，只是二者某种程度的结合。国际竞争力的强弱是保护与自由的衡量尺度。当前世界贸易虽然总体上趋于自由，但是许多国家仍然采取层出不穷的保护措施,WTO规则里的“例外”、幼稚产业保护、贸易救济、“特殊和差别待遇”等保护措施，体现了各国为保护本国利益、相互讨价还价的博弈与妥协。出口中的保护意图也非常明显，美国限制高技术产品出口，这与英国17世纪限制纺织机器出口如出一辙。从保护手段的历史轨迹看，都是发达国家率先“发明”、发展中国家亦步亦趋学来的。归根结底，贸易政策反映了特定阶段的国家或集团利益，提倡自由或加强保护，都是维护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手段。但是，开放比闭关锁国有利，过度的保护定会招致对手的反制，于是经过长期争吵与磨合，达成了自由与保护的妥协，并用国际规则固定成律，成为WTO的通行规则。

贸易保护主义的根源。贸易保护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对政府，是税收和发展；对企业，是生存和利润；对工人，是就业和饭碗。自由贸易与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利益再分配，一部分人重新找到了饭碗，但一部分人丢了饭碗，“反全球化”的声音盖出于此。而且站在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第一线较量的，总是那些有实力的国家，大力倡导自由贸易的是他们，而真正能有效被保护的也是他们，他们采取的是实用主义态度。发达国家在“去工业化”后仍然保护其夕阳工业，而世界弱小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更难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大国对抗，自身利益受到严重挑战。许多小国出口和外汇来源单一，比如一些国家纺织服装出口占总出口的一半以上，甚至占其外汇来源的80%以上。它们的出口与经济是脆弱的，不保护就难以生存。世贸组织允许合理保护，其规则中存在例外、幼稚产业保护、贸易救济、特殊和差别待遇等条款，但反对贸易救济措施的滥用，不但会损害本国消费者利益，也会招来报复。如美国上世纪30年代全面提高关税，遭到其他国家报复，美国自己的出口也因此下降70%。

我国应积极推动自由贸易。从整体上看，世界为避免竞相保护的“囚徒困境”推行自由贸易是大方向，但各国为追求国家利益，保护自己、壮大自己是现实选择。我国在多数制成品国际竞争力较强的情况下，应积极推动自由贸易，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加快自贸区建设；同时对少数高技术及关键领域进行适度保护，争取早日“毕业”。我们还要贯彻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积极应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充分考虑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诉求，妥善处理经贸纠纷，推动形成和谐的外部环境，走和平发展道路。

（写于2008年）

[1] 本文在陈德铭同志指导下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