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户数的增长
——隋唐史杂记之一

一

《通典》卷七《食货典》历代盛衰户口：

按〔周〕大象中，有户三百五十九万，口九百万九千六百四。

同上：

〔隋〕炀帝大业五年，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口四千六百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此隋之极盛也（原注：后周静帝末授隋禅，有户三百五十九万九千六百四。至开皇九年平陈，得户五十万。及是才二十六七年，直增四百八十万七千九百三十二）。

近来治隋唐史的同志，往往引用上述材料来说明隋代户口增长的迅速。我自己也曾经引用过。但是，只要略加考核，就可以知道，这项材料是不大可靠的。据《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上》：

〔后齐〕洎乎国灭，州九十有七，郡一百六十，县三百六十五，户三百三万。

《通典》卷七《食货典》历代盛衰户口：

〔后齐〕至崇化三年（篯按，当作隆化二年），为周师所灭，有户三百三万二千五百二十八，口二千万六千八百八十。

《周书》卷六《武帝纪》：

〔建德六年〕关东平，合州五十五，郡一百六十二，县三百八十五，户三百三十万二千五百二十八，口二千万六千六百八十六。

可知周灭齐时，北齐的户数在三百万以上。从北周建德六年（577）灭齐到大象三年（581）隋代周，相距只有四年。在此期间，北周境内并未经受很大的灾荒和战乱，北齐旧境的户口当不致有很大的损耗。如果大象三年北齐旧境的户数以三百三万计，则北周旧境的户数只得五十六万余；如果以三百三十万计，则北周旧境的户数更只得二十九万余。很显然，这些数目是过少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北齐武平四年（573），失江北之地于陈，是隆化二年北齐的户籍，不应包括这一带的户数，北周大象元年（579），又尽取陈江北之地，是北周大象三年的户籍，又应包括这一带的户数。这样就更可以看出，大象三年，北周的户数决不止三百五十九万余。

二

岑仲勉先生发觉了这个问题，他在《隋唐史》里指出史书所记周、齐户口数目的矛盾以后，作出推论说：

吾人只有设想《通典》所记大象中户口，系指北周原有区域而言，不包灭齐之数；说苟不误，则隋受周禅时有户约六百九十（或六十）万，口二千九百万，而《通典》所云，“后周静帝末授隋禅，有户三百五十九万九千六百四”，实漏计北齐户口之数。（见该书第70页）

其后杨志玖先生《隋唐五代史纲要》里也承袭这一说法。（详见该书第11页。）

岑、杨二先生的说法虽然很新颖，但是说周末隋初时北周旧境有户三百五十九万，其为难通，恐更甚于说当时北周全境有户三百五十九万。《隋书·地理志》所载大业中户数，其一百九十郡当中，除鄯善、且末、西海、河源、比景、海阴、林邑七郡为炀帝新辟疆土，牂牁郡不载户数以外，其余一百八十二郡司分为四部分^[1]。第一是北周旧境，有郡七十五，户二百五十四万一千二百四十八；第二是北齐旧境，有郡五十二，户五百三十九万零七百四十二；第三是陈江北旧境，有郡十一，户四十四万零九百一十八；第四是陈江南旧境，有郡四十四，户六十九万三千二百三十^[2]。若谓周末隋初时北周旧境有户三百五十九万，则不仅大大超过隋大业中北周旧境的二百五十四万一千二百四十八户，而且超过隋大业中北周旧境和陈江北旧境相加的二百九十八万二千一百六十六户。这显然是不合情理的。

《通典》所记周末隋初的口数，必有脱误。除岑仲勉先生提出的这个数字不应包括灭齐所得口数的几点理由以外，还可以指出，《通典》的两处记载，一云户三百五十九万九千六百四，一云口九百万九千六百四，自千以下，户口两数的数字全同，此可疑之点一；户三百五十九万，口九百万余，平均每户只得二点五口，此可疑之点二。

三

岑仲勉先生指出，“按大象在建德后，于理应包举平齐所得之户口，今户只增三十或五十余万，似嫌过少；然据建德三年（574）募百姓为侍官、除其县籍、是后夏人半为兵之记载，尚可诿为别有原因”。这对于他自己所持的周末隋初时北周旧境有户三百五十九万的说法，是一个反证。因为依照此说，周末隋初的户籍是不包括军户在内的。而据《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开皇十年〕五月乙未，诏曰：‘……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则知大业中的户数，是包括了还复编民的军户在内的。这样，依照岑说，周末隋初时，北周旧境的实际户数就要在更大程度上超出隋大业中的二百五十四万一千二百四十八户或二百九十八万二千一百六十六户了。

但是岑说却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北周旧境在周末隋初时有民户五十六万余，在此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军户，这是否可通呢？我认为，第一，旧史所说的“夏人半为兵”，显然含有夸张意味，不能根据这种夸张的说法，就说当时北周的军户与民户约略相等。第二，纵使退后一步，承认“夏人半为兵”是接近事实的，那也只能是指关陇地区而言，最多也只能包括河东、崤函一带在内。而北周旧境在此之外，还包括广大的巴蜀和山南地区，那里的户数在隋大业中占北周旧境总户数的40%左右。如果以北周旧境与陈江北旧境合并计算，则隋大业中关陇、河东、崤函以外地区的户数更可占到北周旧境与陈江北旧境总户数的50%以上。第三，纵使再退后一步，承认“夏人半为兵”是北周旧境全境的情况，也就是承认北周境内有民户五十多万，军户也有五十多万，仍然不能解释北周旧境的户数，如何会在周末隋初到隋大业中的二十多年中，由一百一十万户左右增加到二百五十万户以上，即增加了一倍以上这样一个难题。第四，隋代户数的巨大增长，除自然增殖以外，是和大索貌阅、析户、输籍之法等等一系列的政治措施分不开的，而这些措施主要是针对北齐旧境“机巧奸伪，避役惰游者十六七”的现象而推行的。因此，以隋大业中和周末隋初的户数相较，北齐旧境应该比北周旧境增长得更多。周建德六年，北齐有户三百三万余；隋大业中，北齐旧境有户五百四十万，增长率约为78%。如果依隋大业中北周旧境的二百五十四万余户，以这一增长率推计，则知周末隋初，北周旧境的户数当在一百四十万以上。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北周是军民分籍的，是否灭齐以后，北周也在北齐旧境设置了若干军府，以致北齐旧境的民户有所减少，而大象末年的总的民户只有三百五十九万？我认为，第一，北周以关陇为根据地，府兵主要出自关陇，在北齐旧境设置的军府不会很多，军户数字不会很大。《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开皇十年五月乙未诏书中有“罢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之地新置军府”一语，北方缘边的军府是为了防御突厥而设置的，山东、河南的军府是为了大举灭陈而设置的。既说是“新置”，可见设置的时间不长，在周末隋初，恐怕还没有这些“新置”的军府。第二，北齐实际上也是实行军民分籍的制度的。据《魏书》卷一〇六上《地形志》：

前自恒州已下十州，永安（528—530）已后，禁旅所出，户口之数，并不得知。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及文宣受禅，多所创革。六坊之内徙者，更加简练，每一人必当百人，任其临阵必死，然后取之，谓之百保鲜卑。

又简华人之勇力绝伦者，谓之勇士，以备边要。

可以窥见东魏和北齐初年军民分籍的情况。其后河清三年（564）定令，有关于一般男子“二十充兵”的规定。但这里所说的兵，似应属于民户。它和“百保鲜卑”“勇夫”一类的兵，有着明显的差异。据《北史》卷一〇〇《周本纪》下：

〔建德六年（577）二月，〕乃于河阳及幽、青、南兖、豫、徐、北朔、定州置总管府。相、并二总管各置宫及六府官。……〔十二月〕庚申，行幸并州宫，移并州军人（《通鉴》卷一七三《陈宣帝纪》太建九年十二月庚申条作“军民”）四万户于关中。戊辰，废并州宫及六府。

同上：

〔大象元年（579）二月，〕于是发山东诸州兵（篯按，此即河清三年令中“二十充兵”之兵），增一月功为四十五日役，起洛阳宫，常役四万人，以迄晏驾。并移相州六府于洛阳，称东京六府。……辛卯，诏徙邺城石经于洛阳。又诏洛阳凡是元迁户，并听还洛州。此外欲往者，听之。河阳、幽、相、豫、毫、青、徐七总管，受东京六府处分。

《通鉴》卷一七七《隋高祖纪》开皇十年五月乙未条胡注：

元魏之季，兵制有六坊，后齐因之，亦曰六府。

《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仁寿四年（604年）十一月〕癸丑，诏曰：“……加以并州移户，复在河南。周迁殷人，意在于此。”

可见北齐末年在邺都和并州都有为数不少的不隶民籍的军户，与以前并无大异。齐、周的兵制既然基本相同，周灭齐后，北齐旧境的军户，恐怕是减少的可能性更要大些，至少是不会大量增加的。

四

《隋书》卷四二《李德林传》：

开皇元年，敕令与太尉任国公于翼、高颎等同修律令。事讫奏闻。……格令班后，苏威每欲改易事条。德林以为格式已颁，义须画一，纵令小有踳驳，非过蠹政害民者，不可数有改张。威又奏置五百家乡正，即令理民间辞讼。德林以为本废乡官判事，为其里闾亲戚，剖断不平。今令乡正专治五百家，恐为害更甚。且今时吏部总选人物，天下不过数百县，于六七百万户内，诠简数百县令，犹不能称其才。乃欲于一乡之内，选一人能治五百家者，必恐难得。又即时要荒小县，有不至五百家者，复不可令两县共管一乡。敕令内外群官就东宫会议。自皇太子以下，多从德林议。苏威又言废郡，德林语之云：“修令时公何不论废郡为便？今令才出，其可改乎？”然高颎同威之议，称德林狠戾，多所固执。由是高祖尽依威议。……十年，虞庆则等于关东诸道巡省，使还，并奏云：“五百家乡正，专理辞讼，不便于民，党与爱憎，公行货贿。”上乃令废之。

据此，可知开皇前期，户数已达六七百万，这是一条值得注意的史料。但史传叙事，于年次多有讹舛，因此，对于《李德林传》所记论辩五百家乡正事的年代，还须加以审核。《李德林传》以论辩五百家乡正事系于开皇三年废郡以前，这是不确的。

第一，开皇三年以前，隋政府还没有实行大事搜括户口的措施（说详五），北齐旧境的户数似乎还不能超出三百万；若其时隋之全境有户六七百万，则北周旧境与陈江北旧境的户数，当亦有三百余万，超过大业中的二百九十余万户。于理不合。

第二，据《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上》：

大象二年，通计州二百一十一，郡五百八，县一千一百二十四。

隋在开皇三年以前，没有大规模并省郡县的事，不当只有数百县。

第三，据《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下》：

〔开皇三年，〕罢郡，以州统县，改别驾、赞务，以为长史、司马。旧周、齐州郡县职，自州都、郡县正已下，皆州郡将县令至而调用，理时事。至是不知时事，直谓之乡官。别置品官，皆吏部除授，每岁考殿最。刺史、县令三年一迁，佐官四年一迁。佐官以曹为名者，并改为司。六年，尚书省二十四司各置员外郎一人。

是废乡官判事，与罢郡同是隋开皇三年改革地方官制的措施。若论辩五百家乡正事在罢郡以前，则李德林不得云“本废乡官判事”。

第四，据《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开皇九年二月〕丙申，制五百家为乡，正一人；百家为里，长一人。

是置五百家乡正，乃在开皇九年二月，不当在开皇三年即论其事而云“高祖尽依威议”。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李德林说的“天下不过数百县，于六七百万户内诠简数百县令”，都不应包括灭陈所得的数字，因为灭陈以后，全隋的县数肯定是在一千以上的。

根据以上论证，可以肯定地说，隋在开皇九年，北周、北齐及陈江北旧境有户六七百万之间。由此可见，《隋书》卷二《高祖纪下》所云〔开皇九年正月丙子，〕“获陈主叔宝，陈国平，合州三十，郡一百，县四百。……二月……丙申，制五百家为乡……”（《北史·隋本纪上》略同）的记录是不及《通鉴》精审的。《通鉴》卷一七七《隋高祖纪》的编次如下：

〔开皇九年正月〕丙戌，晋王广入建康。……二月……苏威奏请五百家置乡正，使治民，简辞讼。李德林以为：“本废乡官判事，为其里闾亲识，剖断不平。今令乡正专治五百家，恐为害更甚。且要荒小县，有不至五百家者，岂可使两县共管一乡？”帝不听。丙申，制：“五百家为乡，置乡正一人；百家为里，置里长一人。”……〔韦〕洸击斩徐蹬，入，至广州，说谕岭南诸州皆定。……于是陈国皆平，得州三十，郡一百，县四百。

五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开皇三年正月，帝入新宫。初令军人以二十一成丁，减十二番每岁为二十日役，减调绢一匹为二丈。……是时山东尚承齐俗，机巧奸伪，避役惰游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诈老诈小，规免租赋。高祖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而又开相纠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于是计帐进四十四万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高颎又以人间课输，虽有定分；年常征纳，除注恒多。长吏肆情，文帐出没，复无定簿，难以推校。乃为输籍定样，请遍下诸州，每年正月五日，县令巡人，各随便近；五党三党，共为一团，依样定户上下。帝从之，自是奸无所容矣。

《通典》卷七《食货典》“丁中”：

其时承西魏丧乱，周齐分据，暴君慢吏，赋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网隳紊，奸伪尤滋。高颎睹流冗之病，建输籍之法。于是定其名，轻其数，使人知为浮客，被强家收太半之赋；为编氓，奉公上，蒙轻减之征。（原注：浮客谓避公税，依强豪作佃家也。……高颎设轻税之法，浮客悉自归于编户。隋代之盛，实由于斯。）先敷其信，后行其令，烝庶怀惠，奸无所容。隋氏资储，遍于天下，人俗康阜，颎之力焉。

《隋书》卷二五《刑法志》：

开皇元年，乃诏尚书左仆射渤海公高颎……等更定新律，奏上之。其刑名有五：一曰死刑……二曰流刑……三曰徒刑……四曰杖刑……五曰笞刑。……而蠲除前代鞭刑及枭首轘裂之法。其流徒之罪皆减从轻。……定讫，诏颁之曰：“……枭首轘身，义无所取。……鞭之为用，残剥肤体，彻骨侵肌，酷均脔切。……枭及鞭，并令去也。……流役六年，改为五载。刑徒五岁，变从三祀。其余以轻代重，化死为生，条目甚多，备于简策。”……至是尽除苛惨之法，讯囚不得过二百，枷杖大小，咸为之程品，行杖者不得易人。……三年，因览刑部奏，断狱数犹至万条，以为律尚严密，故人多陷罪。又敕苏威、牛弘等更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千余条，定留唯五百条，凡十二卷。……自是刑网简要，疏而不失。

大索貌阅、析户和输籍之法施行的确实年代，虽不可考，但依照《隋书·食货志》的叙述，可以确定不得早于开皇三年。又据《北史》六三《苏威传》记载：“使还，奏言江表依内州责户籍”之语，可以确定不得晚于开皇九年。《通鉴》卷一七六以其事系于陈长城公至德三年，即开皇五年，大致与事实相差不远。

根据以上材料，可知隋文帝时搜括户口是系统地进行的，其第一步是减轻刑罚和徭赋，第二步是大索貌阅和析户。这些做法是收到成效的。但是当时征发租调和力役，虽以丁男妇人为对象，而在灾荒情况下租调的减免，在战争情况下军事的调发，在一般情况下徭役的征用和附加税额的收取以及授田的先后，都和户等有关。因此，户等划分的不公允，还是搜括户口的一大障碍。这从大索貌阅和析户施行的结果，只不过进丁四十四万余，得口一百六十多万这一事实中可以看得出来。于是高颎抓住这个问题，拟定了第三个步骤，就是制定输籍之法。由于划分户等有了定样，每年又公开重新划分一次，这就使得那些依附大族豪强地主的农民，看到依照隋政府的新令纳课服役，要比受大族豪强地主的剥削轻些。更重要的是当时处在社会生产力有所发展的条件下，部曲佃客制已经走到衰落的阶段，农民具有强烈的摆脱人身依附关系很强的部曲佃客制的要求，因而大量农民都比较愿意离开大族豪强地主，做国家的编民。

减轻刑罚、减轻徭赋、大索貌阅、析户和输籍之法这一系列的措施推行以后，大量浮客特别是关东一带的浮客都收入编户。这样隋的户数到开皇九年就激增到六七百万。灭陈之后，隋又得五十万户。大致其时总户数当在七百万左右。

六

综合以上诸条，可得结论如下：（1）周末隋初，户数当在四百五十万左右。（2）大索貌阅和析户的结果，括出四十四万三千丁，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余口，得户约在三四十万之间。（3）由于开皇元年、三年两次减轻刑罚的新律的颁行，由于减轻徭赋和输籍之法的实施，大量农民都收入编户。开皇九年，北周、北齐和陈江北旧境的户数激增到六百余万。当年灭陈以后，又得户五十余万，总户数当在七百万左右。（4）自开皇九年（589）至大业二年（606）^[3]的十七年中，隋的总户数由七百万左右增加到九百万左右，约增加29%。这里主要的是人口的自然增殖^[4]。这种速度应该说是很快的，可以取唐前期户口的增长情况互相参照。据《唐会要》卷八四《户口数》：“永徽三年（652）七月，户部尚书高履行奏，计户三百八十万”，“神龙元年（705）十一月二十五日，户部尚书苏瓌奏，计户六百一十五万六千一百四十一”，在五十三年中，户数约增加62%。又：“天宝十三载（754），计户九百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自神龙元年至天宝十三载相距四十九年，户数约增加47%。由此可见，隋代户数的增长速度比之唐前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原载1962年6月6日《光明日报》）

[1] 这四个部分的划分，主要是以《隋书·地理志》和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第九卷和第十卷（《二十五史补编》第五册第141—188页）所载齐、周、隋、陈的疆域对勘而确定的。因为州县沿革变化很多，对各方户数当然要发生影响。例如隋的河南郡在计算时是划入北齐疆域的，但是却包括了一部分北周旧境在内。又如隋的绛郡是划入北周疆域的，但是包括了一部分北齐旧境在内。边境犬牙交错，类此者尚多。但估计彼此互有出入，大致并不影响结论。只有陈江北旧境十一郡，如江都郡包括了陈的江南三县，下邳郡和东海郡也包括了一部分北齐旧境在内，户数可能稍多。此外，后梁旧境只约有隋南郡一郡之地，为了避免另生枝节，其户数是划入北周旧境计算的。

[2] 隋的一百八十二郡户数总加起来，共得九百零六万六千一百三十八，较《隋书·地理志》总序所说八百九十万零七千五百四十六户多出十五万八千五百九十二户。但这个差额只占1.7%，是不算大的。

[3] 《隋书·地理志》总序所载户口，并没有明确说出年代。其前文中的大业五年，说的是郡数。《通鉴》以此项户口数系于大业五年。今按《通典·食货典·历代盛衰户口》所记大业二年户口，与《隋志》相同。故依大业二年之说。

[4] 据《通典》卷七，齐亡时，有户三百零三万二千五百二十八，有口二千万零六千八百八十，平均每户有六点六口。据《隋书》卷二八《地理志》总序，隋大业中，有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四十六，有口四千六百零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平均每户有五点一七口。据《通鉴》卷二一七《唐玄宗纪》天宝十三载，是年，唐有户九百零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有口五千二百八十八万零四百八十八，平均每户有五点八三口。可知隋代户数增长特大，而口数的增长则相对为小。此当与隋代的析户措施有关。但是，隋代的析户措施主要是在开皇早期实行的。开皇九年以后的户数增长，仍可视为主要由于人口的自然增殖。